政改（三）：从惠施到李鸿章再到邓小平

政改（三）：从惠施到李鸿章再到邓小平

杨连旭

2007年2月

　　李鸿章大名鼎鼎，惠施又是何许人也？

　　惠施即惠子，公元前370年－前310年，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也是早期家天下政治改革中的一个主要角色。

　　《吕氏春秋•不屈》记载：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上古时代治理国家的，必定是贤人。现在我实在是不如先生，愿意把国传让给你）。”

　　惠子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於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我决定就这样不拥有这个国了。如果传位给贤者，人民的贪争之心也就消除了。所以，此事请先生听从我的）。”

　　惠子曰：“若王之言，则施不可而听矣（君王这么说，那么我惠施是不能听从的）。王固万乘之主也，以国与人犹尚可（君王本是万乘大国的君主，把国让给别人还行）。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现在我惠施只是个平民百姓，能有万乘之国却不要，这对消除贪争之心更有效）。”

　　惠王谓惠子曰：“古之有国者，必贤者也。”

　　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齐威王几弗受；惠子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所以，魏惠王戴着布帽子自我囚禁鄄邑〔juàn，今山东省鄄城北旧城〕，齐威王几乎不接纳；惠施换了衣帽，乘车逃跑，差点出不了魏境）。

　　这事应该发生在公元前334年，在秦孝公“禅让”未遂后四年，而且动静更大、影响更广，可是司马迁的《史记》也没采用。

　　不仅如此，而且就连惠子其人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有记载。

　　这样，有关魏惠王“禅让”惠子之事，也就更给人以子虚乌有的印象了。

　　其实，关于惠子其人在先秦典籍中却是有不少零散的记载。《战国策》的魏策和楚策、《韩非子•内储说上》都有记载，尤其是在《庄子》中，不在少数。

　　尤其是，通过对时局、惠王和惠子的分析，不难判断：

　　关于魏惠王决定禅让惠施这个记载是可信的！

（一）

　　其一、大起大落、时局所迫。

　　《史记》记载：战国初期，魏之开国君主魏文侯〔公元前445－前396年执政〕礼敬贤人，以子夏、段干木、田子方为师；重用贤士，文臣有李克、西门豹，武将有军事家吴起。文侯支持任用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年〕为相，推行变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的国家。

　　继起的魏武侯效法乃父，保证了魏国的霸业得以平稳维持。

　　随后的魏惠王〔又称梁惠王，公元前 400—前 319 年，在位36年〕却一改家风，改变了魏文侯以来西重东轻、东和西攻、北守南攻的传统战略，做出了战略重点由西东移的错误选择，置西方的强秦于不顾，西守东攻，连年发动战争，四面出击，结果不仅继续恶化了与齐、楚国的关系，而且导致了长期形成的魏、韩、赵三晋联合阵线破裂，陷入了战略被动。与诸侯交战，前18年互有胜负；后18年连战连败、一败涂地，尤其是《史记•魏世家》和《史记• 田敬仲完世家》记载：

　　第一、惠王十八年即公元前353年伐赵，魏军攻下邯郸，但却被齐威王派田忌、孙膑用“围魏救赵”之计大败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于是齐国成为诸侯中最强的国家，自称为王，来号令天下。

　　第二、惠王三十年即公元前341年，赵国与韩国一起攻打魏国，赵国战败，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宣王派田忌领兵，孙膑故计重演，并以“减灶”之计大败魏军于马陵〔今河北大名县东南〕，“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涓，军遂大破。”也就是说，魏军彻底败落了。此后，三晋的君主都由田婴引见，在博望朝拜齐王，盟誓之后离去。

　　第三、惠王三十一年即公元前340年，秦、赵、齐一起进攻魏国，秦商鞅诈骗并俘虏了魏国将军公子卬，后袭夺他的军队，打败魏军。

　　至此，魏惠王开始觉悟，想广招贤士以挽回败局。

　　《史记•魏世家》记载：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鞅从秦国逃出来投奔魏国，魏人恼怒，不收留他（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归魏，魏怒，不入）。公元前336年，魏王与齐宣王在平阳南边相会（三十五年，与齐宣王会平阿南）。

　　魏惠王屡次遭受军事上的失败，就用谦恭的礼节和优厚的礼物来招纳贤人（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ｋūｎ〕、孟轲都来到魏国（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梁（魏）惠王说：“寡人没有才能，军队三次在国外受挫折，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因而空虚，以致使祖先的宗庙社稷受到羞辱，寡人非常惭愧。老先生屈尊亲临敝国朝廷，将用什么方法使我国得利呢（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

　　孟轲说：“君主不可以像这样谈论利益。君主想得利，那么大夫也想得利；大夫想得利，那么百姓也想得利，上上下下都来争利，国家就危险了。作为一国君主，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要讲利呢(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

　　为)？

　　魏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却招徕了这些不得要领的酸儒和辩士，必定大失所望，更加渴望治国安邦的大才。

（二）

　　其二、被逼无奈、出奇制胜。

　　据《史记•魏世家》记载：当时就已经是“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

　　也就是说，魏已经处在危机之中，不得不迁都到大梁。

　　此后，也是因受到秦的有力打击，不断割地给秦，不仅尽失河西之地，而且河东也被侵略，十四年后即公元前322年襄王被迫采用秦相张仪的联秦韩攻齐楚的策略，并以张仪为魏相。

　　对此，以魏惠王在战略和识人这两方面的经验，尤其是教训，必定能看出自己的后代是无能为力的，如若不出奇招不用奇人，那么亡国灭家的大局已定。

　　那么，出什么样的奇招，用什么样的奇人呢？

　　邻国强秦的经验就在眼前：重用商鞅、变法图强。

　　这就必须赋予惠子全权。惠子才学过人、深得魏惠王尊崇。

　　惠施是庄子在“内七篇”中唯一明确提及的同代思想家，也是“内七篇”中与庄子直接对话的唯一人物。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内七篇”就是专为辩驳惠施名学而撰。

　　庄子何许人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派遣使臣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聘请他，答应他出任国相（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着对楚国使臣（庄周笑谓楚使者）说：“千金，确是厚礼；卿相，确是尊贵的高位（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您难道没见过祭祀天地用的牛吗？喂养它好几年，给它披上带有花纹的绸缎，把它牵进太庙去当祭品，在这个时候，它即使想做一头孤独的小豬，难道能办得到吗（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纹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您赶快离去，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在小水沟里身心愉快地游戏，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我终身不做官，让自己的心志愉快（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如此桀骜不驯、自视清高之人却独与惠子成莫逆知己。《庄子•徐无鬼》篇云：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自先生去世后，我没有什么可研究的对象，我也没有什么可交谈的人了）。”

　　惠施的社会政治主张是“止贪争”，“泛爱万物”（《庄子•天下》）、“去尊”（《吕氏春秋•爱类》）和“偃兵”（《韩非子• 内储说上》），类似于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爱无差等”、“非攻”。

　　《荀子•非十二子》评价惠施之学“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且“不可以为治纲纪”。由此可见，惠施的主张是打破常规、变法图强。

　　《吕氏春秋•不屈》记载：白圭新与惠子相见也，惠子说之以强，白圭无以应（白圭与惠子初相见，惠子阐述了怎样强盛）。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妇者，妇至，宜安矜烟视媚行（娶了新媳妇，媳妇到家，应该安祥持重、顾盼有度）。竖子操蕉火而钜，新妇曰：‘蕉火大钜’。入於门，门中有敛陷，新妇曰：‘塞之！将伤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这虽然不是不利于家族的，可也有些过分了）。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大甚者（如今惠子初次见我，他对我说的太过分了）。”

　　《吕氏春秋•淫辞》记载：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献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

　　惠王曰：“可行邪？”

　　翟翦曰：“不可。”

　　《吕氏春秋•举难》介绍，翟翦是魏文侯欲举为相的私友翟璜的后人。

　　考虑到，《吕氏春秋》对禅让和惠施是持否定态度的，由此可见：

　　第一、惠施的变法图强主张深得民心和上意，却遭到了贵族官僚的反对；

　　第二、魏惠王有变法图强的愿望。

　　《吕氏春秋》记载，当时魏惠王称惠施为“仲父”。此前，如此称呼还只有齐桓公对管仲。

　　由此可见，魏惠王把存国保家寄托在于惠施之一身。

（三）

　　其三、秦孝公先例就在眼前，有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据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所作“惠施年行略表”介绍：公元前338年，也就是秦孝公去世那年，惠施“初至魏，见魏相白圭。应魏王召，论齐、魏战马陵事”。

　　公元前334年，另据《史记•魏世家》记载：“三十六年，复与齐王会甄。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这个记载与《吕氏春秋•不屈》记载的“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齐威王几弗受”除齐王出错了之外，地点吻合，时间在惠王卒的前夕，也合情理和秦孝公的前例。

　　其四、痛定思痛，唯才保国。

　　其实，关于造成亡国灭家危局的根由，魏惠王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因为舍弃了公孙鞅和孙膑这两位经天纬地、倒转乾坤的天下奇才不用。

　　一是、魏惠王有眼不识泰山，直接导致公孙鞅流失。《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是卫国国君姬妾生的公子，名鞅，姓公孙，他的祖先本来姓姬（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

　　公孙鞅年轻时就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侍奉魏国国相公叔座做了中庶子（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贤能，还没来得及向魏王推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正赶上公叔座得了病，魏惠王亲自去看望他（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说：“你的病倘有不测，国家将怎么办呢（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

　　公叔座回答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却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政全部交给他，由他去治理（“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

　　魏惠王听后惊讶无言（王嘿然）。当魏惠王将要离开时，公叔座屏退左右随侍人员（王且去，座屏人言）曰：“大王假如不任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魏王答应了他的要求就离去了（王许诺而去）。

　　公叔座召来公孙鞅，道歉（公叔座召鞅）说：“刚才大王询问能够出任国相的人，我推荐了你。看大王的神情不会同意我的建议。我当先忠于君后考虑臣的立场，因而劝大王假如不任用公孙鞅，就该杀掉他。大王答应了我的请求。你赶快离开吧，不快走马上就要被擒（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

　　公孙鞅说：“大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您的话来杀我呢（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

　　终于没有离开魏国（卒不去）。

　　惠王离开后，对随侍人员（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座的病很严重，真叫人伤心啊，他想要我把国政全部交给公孙鞅掌管，难道不是糊涂了吗（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公叔座死后不久，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在全国寻访有才能的人，要重整秦穆公时代的霸业，向东收复失地，他就西去秦国，依靠孝公的宠臣姓景的太监求见孝公（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

　　 二是、魏惠王有眼不分真伪，间接导致孙膑流失。《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子死后，隔了一百多年又出了一个孙膑（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孙膑出生在阿城和鄄城一带，也是孙武的后代子孙（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他曾经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奉事魏国以后，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却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孙膑到来，庞涓害怕他比自己贤能，忌恨他，就假借罪名砍掉他两只脚，并且在他脸上刺了字，想让他隐藏起来不敢抛头露面（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齐国的使臣来到大梁，孙膑以犯人的身份秘密地会见了齐使，进行游说（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国的使臣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就偷偷地用车把他载回齐国（。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国将军田忌不仅赏识他而且还象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他（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

　　尤其考虑到，正是由于公孙鞅和孙膑的流失，造成了魏国的一蹶不振。魏惠王的三次决定性军事失败，前两次败给了孙膑，后一次败给了公孙鞅，都是他自己放弃的人才。国破家亡就在眼前，痛定思痛，绝不再放弃，存国保家，不惜一切，这是大有可能的！

　　遗憾的是，魏惠王的教训他的后代并未汲取，50年后又向秦国流失了奇才

　　范睢〔suī〕，秦国因此取得长平大捷，坑杀赵军主力40万人（《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公元前245 年“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奔魏之大梁。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史记• 廉颇蔺相如列传》）范睢流失秦国50年后，魏国又流失秦国一个奇才尉缭，始皇“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样一文一武，一统天下。

　　也就是说，自卫鞅始，经范睢，再到尉缭，120年间魏国向秦国输送了三个天下奇才，秦国焉有不一统天下之理，魏国怎能不国亡家破。

（四）

　　其五、有后果为证。

　　第一、据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所作“惠施年行略表”介绍：公元前334年，惠施“三十六岁，为魏相，主谋齐、魏相王”。

　　魏惠王是三十六年卒，由此不难断定，他不是自己以五六十岁的年纪，而是让儿子称惠施为“仲父”，在禅让不成的情况下，由惠施为相辅佐儿子。

　　这个判断是有证据的。

　　第二、关于魏惠王后期至襄王被迫以秦相张仪为魏相之前的魏相是谁，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记载，这是很反常的。但是《庄子•秋水》却记载了“惠子相梁”。

　　《庄子•秋水》却记载了“惠子相梁”而不是“相魏”，那么就应该是发生公元前340年秦商鞅诈骗并俘虏了魏国将军公子卬，魏“徙治大梁”之后。

　　再考虑到魏惠王“愿得传国”时“今施，布衣也”，那么“惠子相梁”至少也是在魏惠王临终前后才开始的。

　　第三、《战国策•燕策一•魏惠王死》记载：魏惠王死，下葬的日子已定（惠王死，葬有日矣）。可是天下起了大雪，积雪深得几乎能没到牛眼那么高，城郭的路无法通行，太子准备用木板构筑栈道去送葬（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坏城郭，且为栈道而葬）。群臣都去谏阻太子（群臣多谏太子者），曰：“雪下得这么大还要送殡，人民一定叫苦连天。国家开支又恐怕不够，请暂缓时间，改日安葬（雪甚如此而丧行，民必甚病之。官费又恐不给，请弛期更日）。”

　　太子曰：“做儿子的因为人民辛苦和国家开支不够的缘故，就不按期举行先王的丧礼，这不合礼法。你们不要再说了（为人子，而以民劳与官费用之故，而不行先生之桑，不义也。子勿复言）。”

　　大臣们都不敢再去劝说，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犀首（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我也没法劝说他，看来这事只有靠惠子了，让我去告诉惠子（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请告惠公）。”

　　惠公曰：“诺（好吧）。”驾着车去见太子（驾而见太子）曰：“安葬的日期已定了吗（葬有日矣）？”

　　太子曰：“然（是的）。”

　　惠公曰：“从前周王季历埋葬在终南山脚下，渗漏出来的水侵蚀了他的坟墓，露出棺材前面的横木。周文王说：‘啊，先王一定是想再看一看各位大臣和百姓吧，所以才让渗漏的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就把棺木挖出来，给它搭起灵棚，百姓都来朝见，三天以后才改葬。这是文王的义举啊。现在葬期虽然已定，可是雪下得很大，可以深没牛眼，牛车难以前行，太子为了能按期下葬就不顾困难，这是不是有些急躁？希望太子改个日期。先王一定是想稍微停留一下来扶护国家，安顿人民，所以才让雪下得这么大。据此推迟葬期而另择吉日，这不正是文王般的大义吗?像这样的情况还不改日安葬，想来大概是把效法文王当作羞耻了吧（昔王季历葬于楚山之尾，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于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此文王之义也。今葬有日，而雪甚，及牛目，难以行，太子为及日之故，得毋嫌于欲亟葬乎?愿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驰期而更为日，此文王之义也。若此而弗为，意者羞法文王乎）?”。

　　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择日（你说得太对了，请让我推迟葬期，另择吉日）。”

　　惠子不是只实行自己的主张，又让魏太子不匆忙安葬先王，并趁机宣扬文王义举。向天下宣扬文王的礼仪，这难道是小事吗（惠子非徒行其说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说文王之义。说文王之义以示天下，岂小功也哉）！

　　由此可知：襄王禀性重礼孝仁、头脑简单、固执己见、敬重惠子的人，惠子是很有能力、令人信服的人。所以，襄王才会先是说“为人子，而以民劳与官费用之故，而不行先生之桑，不义也。子勿复言。”最后说“甚善。敬弛期，更择日”。所以，才有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请告惠公”。

　　显然，头脑简单、固执己见的魏襄王面对危机是无能为力的。

　　正因如此，为存国保种，魏惠王决定让儿子称惠施为“仲父”，“愿得传国”惠子是大有可能的。

　　第三、魏将犀首公孙衍曾鼓动游说魏襄王禅位于魏相张仪。《战国策•魏策二•史举非犀首于王》记载：“史举非犀首于王（史举对魏襄王说犀首的不是）。犀首欲穷之，谓张仪（犀首想结束这种情况，对张仪）曰：“请令王让先生以国，王为尧、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许由也。衍请因令王致万户邑于先生（请求动员王把国家让给先生你，王就是尧、舜啦；但是先生你不接受，也就是许由了。我再以此为由鼓动王奉献给先生万户邑）。”

　　张仪说，因令史举数见犀首，王闻之而弗任也，史举不辞而去（张仪高兴，所以几次令史举拜会犀首，襄王得知后就不再信任了，史举只得不辞而去）。”

　　据《史记•魏世家》记载：襄王“十三年，张仪相魏”，“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张仪复归秦。”

　　也就是说，张仪相魏仅三年，此事最多距襄王卒不过三年，距惠王卒不过十六年。

　　尤其是，考虑到公孙衍和张仪联横合纵的对手。

　　所以，可以断定公孙衍此说必然有前因、有先例，不足为怪。

　　否则，公孙衍绝不敢贸然提出，张仪也不会当真。因为如此敏感问题，稍有不慎就祸灭九族。

（五）

　　从天下的大势、魏国的处境、惠王的经历、襄王的能力、惠子的德才、秦国的先例、犀首的态度和张仪的表现，由此可以判定：魏惠王决定让儿子称惠施为“仲父”，“愿得传国”惠子是确有其事的史实，绝非传言。

　　关于惠子，由于《史记》及其他典籍没有的专门记载，我们只能依据零散的资料分析判断。

　　问题是，惠王是真心实意“愿得传国”， 惠子为什么反倒是“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呢？是因为他不爱政治吗？不是的，

　　《庄子•秋水》记载：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由此可见，惠施其人极其看重权位。确实，想想孔子老前辈，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文武全才、满身韬略、周游列国、四处碰壁、无处施展，惠子不才，也有理论、也有抱负，如今大权在握、施展本领、建功立业，怎好轻易让人。

　　既然如此，那么，惠子为什么不顺手牵羊、半推半就、一展宏图，反倒是“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呢？

　　就是因为冷静地面对了现实和商君的教训历历在目。

　　面对的现实是，贵族官僚的坚决反对。《吕氏春秋•应言》记载当时白圭就“是魏王以言无所可用者为仲父也，是以言无所用者为美也（这魏王是把说没用话的人当作了仲父，以说没用话的人为美。”

　　商君的教训是，“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且“遂灭商君之家”。

　　第一、处在“宗室多怨”中，秦孝公作为一个称雄天下的强势君主“欲传商君，辞不受”，商君在秦又经营了20年，还是如此下场，那么处在贵族官僚的坚决反对中，魏惠王作为一个败家君主、落配的凤凰“愿得传国”， 惠子又是初来乍到，如若不辞却受，其是下场可想而知的。不仅如此，还很有可能引发动乱，不仅生灵涂炭，而且邦国衰败。

　　第二、与商君不同的是，惠子只是初来乍到才处在贵族官僚的坚决反对中，并没有到商君经营了20年却“宗室多怨”的程度，这样“易衣变冠，乘舆而走”辞不受，弱化矛盾，稳定内部，以“仲父”之名再掌相国之实，慢慢经营，稳扎稳打、变法图强、实为上策。

　　尤其是，《庄子•秋水》记载的是“惠子相梁”，所以，我们断定，

　　问题是，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所作“惠施年行略表”介绍：公元前322年，惠施“四十八岁，被张仪逐至楚，转入宋。与庄子相晤论学。”

　　也就是说，自公元前334年“惠王卒，子襄王立” 至公元前322年被张仪逐至楚。

　　这样屈指算来，惠施以“仲父”之名掌相国之实，经营已有12年，可魏国却并未见中兴。

　　那么，惠子为什么没能实现理想，他如此选择、如此所为正确吗？

　　由于没有惠子的系统史料，我们只能进行综合判断。就惠子经营这12年中的事件看，《史记•魏世家》记载：

　　襄王元年即公元前334年，魏王与诸侯在徐州相会，是为了互相称王。襄王追尊他的父亲惠王为王。

　　襄王五年，秦军在雕阴〔今陕西甘泉南〕打败魏国龙贾率领的军队，斩首四万五千人，并围困魏国的焦城〔今河南省陕县西〕和曲沃〔今河南省灵宝市东北〕。魏国把河西之地割给秦国〔今陕西省黄河以西地区〕。
    襄王六年，魏王与秦王在应城〔湖北应城〕相会。秦军夺取魏国的汾阴〔山西省万荣县西南荣河镇〕、皮氏〔今山西省河津县〕和焦城。魏军征讨楚国，在陉山〔河南省新郑市南〕打败了楚军。

　　七年即，魏国把上郡全部〔今陕西省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延安一带〕给了秦国。秦军占领了魏国的蒲阳〔今山西隰县〕。

　　八年，秦国把焦城、曲沃归还魏国。

　　襄王十二年，楚军在襄陵〔山西襄汾县襄陵镇〕打败魏军。各诸侯国的执政大臣与秦相张仪在啮〔ｎｉè〕桑〔今江苏沛县西南〕相会。

　　十三年，张仪任魏国宰相。秦军攻取了魏国的曲沃〔山西闻喜东〕、平周〔山西介休县西〕。

　　也就是说，就在惠子经营魏国的这12年中，魏国共发生了共发生了五次战争。其中，有三次是秦国连续三年的大规模入侵，一次主动出击是公元前329年趁楚威王逝世讨伐楚国，夺取了陉山，结果六年后即公元前323年，《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国派柱国将军昭阳率军攻打魏国，在襄陵打败魏国，夺取魏国八个城邑。

　　再看《史记•秦本纪》记载：

　　惠文君四年即公元前334年，齐国、魏国称王。

　　六年即公元前332年，魏国把阴晋（今陕西华阴市东）送给秦国。

　　七年即公元前331年，公子卬与魏作战，俘虏了魏将龙贾，杀了八万人。

　　八年即公元前330年，魏国把河西之地送给秦国。

　　九年即公元前329年，秦军渡过黄河，攻占了汾阴、皮氏。秦王与魏王在应邑会盟。秦军包围了焦城，使焦城归降了。

　　十年即公元前328年，张仪做了秦相。魏国把上郡十五县送给秦国。

　　十一年即前327年，把焦城、曲沃归还给魏国，义渠国君称臣。把少梁改名为夏阳。

　　十四年即公元前324年，改为后元元年。二年即公元前323年，张仪与齐国和楚国的大臣在啮〔niè〕桑会盟。

（六）

　　依据惠子相魏的12年中发生的大事件，我们可以判定：

　　面对贵族官僚的坚决反对，惠子以《老子》“曲则全”的“柔弱胜刚强”理论为指导，变法图强，采取了先外后内、大胆开放、渐进改革、见机就动的战略。核心是韬光养晦、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企图和平崛起。

　　第一是、恢复了东方各国的传统友谊，“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这个目的达到了。东方各国的传统友谊确实恢复了，12年无战事，一派和平，充满了爱。

　　期间，南方的楚威王与齐国争斗，无暇北顾，到了楚国怀王熊槐即位，本身就是个气死屈原的无能弱智，内部又已经腐败不堪，争权夺势、更无暇北顾。

　　第二是、以《老子》“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先是主动实行“以土地换和平”的策略，“魏纳阴晋，阴晋更名宁秦”。这个计划失败了。

　　西方的秦国显然识破了惠子韬光养晦之计，于是年轻的秦惠文君就集中全力专攻魏，迫使魏国“予秦河西之地”和“魏尽入上郡于秦”。这样，必然导致惠子不仅无暇变法图强，而且威信扫地，最终被张仪逐至楚，又不得不转入宋，与庄子相晤论学。

　　由此看来，《吕氏春秋•不屈》所记载：“大术之愚，为天下笑，得举其讳。乃请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和“众庶诽谤，诸侯不誉。谢於翟翦，而更听其谋，社稷乃存”就应该说的是此时的惠子，而不是书中所说的马陵战败之时。因为那时还是“今施，布衣也”。

　　所以，惠子韬光养晦变、变法图强的战略实际上是在有贵族官僚坚决反对的内忧中，被外部强秦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实施持续不断的打击，给打破了。

　　由此不难联想到，晚清时节的“洋务运动”和李鸿章的“以夷制夷”。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

　　1844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再次战败；

　　接连两次战败，两次签订不平等条约，两次割地赔款，西洋商品潮水般的涌入，严重冲击着社会经济，动摇着统治的基础，迫使一向高傲自大的大清帝国的权贵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正视落后、设法追赶。

　　恭亲王奕䜣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333页）

　　于是，他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在19世纪60年代发起了以军事为主体的“洋务运动”，买进了机器设备、置办了洋枪洋炮、聘请了洋人练兵，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随即由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继续“洋务运动”。

　　1870年，由曾国藩力荐，李鸿章接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清朝的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他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就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李鸿章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

　　当时，洋力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面对清廷内部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七）

　　李鸿章认为，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追求自强，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

　　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同治十年即1871年7月29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

　　同年，俄罗斯趁1867年英国支持的阿古柏在新疆的南疆搞分离，成立了喀什噶尔政权之机出兵占领伊犁。在清朝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主持西北军事的左宗棠坚决要求收复新疆，负责外交的大臣李鸿章提出放弃新疆。他说中国之有新疆“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让出新疆则可撤退以出塞和停止尚未出塞各军，移饷做海防之用。

　　最后清廷决定，新疆要规复，海军也要办。

　　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最后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旨在保护华工；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三年即1877年，湘系军阀左宗棠领兵收复新疆，清朝趁势与俄罗斯交涉收回了伊犁及伊犁以东。

　　光绪五年即1879年，日本利用《中日台事条约》乘隙吞并了琉球。

    光绪九年即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

　　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后，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刘铭传在台湾大败法军。

　　这样，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由此，不仅法国取得了中国失去了对越南的“保护权”，而且法国还取得中越边境也必须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海军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这样，也就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二十三日，甲午战争爆发，随后清陆军溃败、北洋舰队覆灭。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各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事后，日方又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他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

　　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

    此后，李鸿章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受尽礼遇。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也产生了由衷的赞叹，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

　　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李鸿章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东南地区的实力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卷入清廷这次对外宣战，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对此表示支持。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

　　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

    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

    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

（八）

　　关于李鸿章其人有正反两种观点。

　　其一、李鸿章对于外国侵略，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之一。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他直接参与或亲手签订的，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

　　其二、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纵观他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他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这两种的评价，都不准确！

　　第一、对人物实行非此即彼的评价不是唯物辩证法的态度。

　　人分两种，非好即坏；好人就必定是根红苗正，完美无缺；坏人肯定是胎里坏，一无是处。这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极端性绝对化错误。

　　实际情况是，好人有根红苗正，完美无缺的；坏人也有胎里坏，一无是处的；可毕竟都是少数。多数是，好人并不一定是根红苗正，更不可能完美无缺；坏人不见得是胎里坏，也不大可能一无是处。

　　出身不好的人转化成好人的大有人在，出身好的人转化成坏人的不乏其人；

　　好人也有个性、也有错误和失误，也会好心办坏事；坏人也要应付舆论、也要伪装，还需履行职责，也有偶尔的良心发现，也能做好事。

　　把李鸿章说成是“一贯妥协退让”，这是准确的！但是说他“一贯投降卖国”这就不很准确了。因为李鸿章“一贯妥协退让”的动机，是为了“洋务自强”而实施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以争取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第二、李鸿章确实不是华奸和汉奸，但却是个人利益至上的投降派和卖国贼。

　　如果说，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与左宗棠发生“海防”和“塞防”之争，不是为个人权势，只是能力有限、战略失误的话；

　　如果说“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日本利用《中日台事条约》乘隙吞并了琉球还可以解释成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的话；

　　那么甲午战争失败，他李鸿章十恶不赦！

　　慈禧挪用军费，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不仅如此，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其它各省督抚软磨硬泡，公然抗旨拒不派南洋水师和所属军队北上增援，形成了偌大中国只有北洋一师独抗日本全国之军力的局面。

　　这些都是是事实。

　　既便如此，中国也未必就败。因为中法战争刚一结束，光绪皇帝就郑重发布了大力扩充海军的上谕。有专家指出：就海军经费的投入来讲，清政府比当时日本要多！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其时，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而且已经归还。

　　有专家强调：直到大战爆发前，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北洋舰队的装备与日本联合舰队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当时，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

　　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设计而成，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

　　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我方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是209：141！

　　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比我舰快1.44节，优势并不那么大。

　　日本海军实力在世界仅是位居第十六，也只与北洋舰队旗鼓相当。

　　尤其是，日本全国仅有陆军十几万人，装备并不胜过清军；日本尚在工业化之初，根本无力支撑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所以，甲午战争之前，全世界也没几个人认为日本能战胜，就连日本也并无胜算，只是为了破坏中国的“洋务自强”才必打一仗。

　　清朝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

　　问题是，李鸿章及其属下的军队，无论是淮军，还是水师却已是腐败不堪、毫无斗志。

　　李鸿章是个人利益至上的大官僚大买办，自己就是从办洋务中发足了洋财“富甲海内”，当时社会就风传“宰相合肥天下瘦”。为了自家企业的利润，他的企业不仅通日，而且还卖给海军臭弹，他对日军战前在中国的谍报活动听之任之，甚至开释被俘间谍。

　　为一己之利，李鸿章将国家军队豢养成唯命是从的李家军。他任人唯亲、顺昌逆亡，绝不遮掩。他用了两个同乡为海陆军统帅，即陆军统帅叶志超和水师提督丁汝昌，任由他们腐败。

　　首先，李鸿章竟然以骑兵将领丁汝昌充任水师提督。结果，不仅不懂海军，才干平庸，指挥无方，反倒是发财有道。当时，为了军费北洋水师利用军舰开展商业运输，丁汝昌以下趁势经商，全体将士声色犬马，既损耗了装备，又荒废了技术。

　　战端开启，可为保存自己实力，李鸿章竟然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悍然下令“保船制敌”，于是丁汝昌消极避战，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不带足，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黄海之战，中日海军势均力敌、各有所失、不分上下，本该再战，李鸿章也曾命令北洋舰队先后三次出巡朝鲜洋面，但“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迫使水师放弃制海权；

　　其次，任由陆军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局，除左宝贵、聂士成等所属个别部队之外，淮军其它各部望风而逃、一溃再溃，李鸿章毫无制约。

　　最终，恰恰是中国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陆军惨败、水师投敌、割地赔款。

　　所以，称李鸿章为投降派名副其实！

　　尤为突出的是，李鸿章先后两次被沙俄以总计35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所收买，与沙俄签订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

　　所以，称李鸿章为卖国贼恰如其分！

　　尽管不能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但是更不能把李鸿章脸谱化成爱国者。

　　第三、李鸿章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否则就不可能成为卖国贼，只有精才有资格当卖国贼。

　　无论好人坏人，除世袭之外，凡是能出人头地的者，必定都有过人之处。李鸿章能成为晚清的权臣、著名的历史人物，必定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精英。

　　其实，当汉奸做华奸成为投降派的资格要求很低，只要会打旗欢迎、能前边带路就足矣。可当卖国贼的资格要求却很高，必须有权有势有影响是精英，才有国可卖。普通百姓想卖国，可他们哪里有国可卖呢。

　　正因如此，沙俄为签订《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才可能以总计35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李鸿章，而不是别人。

　　所谓投降派和华奸、汉奸、卖国贼，并不是说他们就是平白无故、天然的贱货、生来就是贱坯子，他们也想堂堂正正做人、趾高气扬做主子，只不过是在时势中，或者本想“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结果智术不足、弄巧成拙，“一贯妥协退让”蜕变成为投降派；或者为个人利益，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堕落成为华奸、汉奸、卖国贼；李鸿章是兼而有之。

　　就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而言，慈禧和李鸿章失败了，这确实是民族和他们个人的悲哀，但是他们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接受历史的判决！

（九）

　　《辛丑条约》签约之后，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这是对晚清政权外交失败的教训总结，也为日后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所汲取和遵循，小心谨慎、唯恐“友邦惊诧”，李鸿章真可谓精英！

　　然而，1949年成立的人民政府却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反其道而行之，而且“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一改近代百年中国所谓“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的惯例！

　　同样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追求自强，同样是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邓小平强调：

　　“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谁敢来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中国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丰富经验，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来建设。”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9页）

　　实际上，邓小平揭示出了一个真理：在竞争世界，和平的发展环境只能是打出来的，绝不是乞求来的，一个为人民服务、有人民支持的政权必定无私无畏、一定能打出发展的和平环境。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就这样，中国人民不仅同朝鲜、越南人民把美帝国主义打回了三八线、打出了越南，而且还独立把印度打回了国境，打来了尼克松、打进了联合国、打出了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打出了改革开放的和平环境。

　　这说明，无论是如晚清那样落后的，还是如宋朝那样先进的国家，不管是政府，还是政治家，如果以少数既得利益阶级和个人的利益为第一、以人民为敌，就必然是要蜕变成投降卖国的政府、必定是会堕落成为卖国贼精英！

　　李鸿章就是晚清慈禧政权的投降卖国政府里的头号投降卖国精英。所以，对于他的死，同为卖国贼慈禧的痛感兔死狐悲，自然当在情理之中。

　　惠施是最终被张仪逐至楚，又不得不转入宋，与庄子相晤论学。这说明，惠施是秦国兼并的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也证明，惠施的变法主张一旦实施，必定能使魏国富国强兵、不利于强秦兼并。

　　与惠施不同，李鸿章深受世界列强之欢迎和赞扬！乃至俄、日指名道姓的单点李鸿章为中国谈判代表。这说明，李鸿章确立的无意挑战既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韬光养晦战略，实行的“洋务自强”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以夷制夷”的和平崛起外交政策，不仅不能使中国富国强兵，反倒是更有利于世界列强对中国的剥削、压迫和侵略！

　　同惠施一样，与商君相反，李鸿章也是个为国无能，为己有道之人。他虽然投降卖国有罪，可却一路平安、寿终正寝。这正如他自我总结概括：“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

　　尽管惠子韬光养晦变、变法图强的战略失败了，但是在惠王真心实意“愿得传国”时，他“易衣变冠，乘舆而走”也是完全有理的。

　　16年后发生的燕王哙“禅让”惨剧证明了这一切。

　　三年公元前322年，韩国、魏国的太子前来朝见。张仪担任魏国国相。

　　这也就是说，就在惠子经营魏国的这12年中，秦国的主要用兵方向全在魏国，直到秦相张仪任魏相将惠施逐至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