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天石《九一八不抵抗命令确实发自张学良》——考证意义等于零

写在前面：

　　杨天石老师的历史观与研究手法，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将其称为“一天法”，也就是基本上只着眼于历史事件的前后几天史料考证的一种表达手法，理论上来说，这种方法没有什么不妥，有人喜欢专注某历史事件的经过，有人喜欢关注某历史事件的大环境，但是有一点却是可是肯定的：

　　如果是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或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影响很深远的事件，窃以为断不可只取一时事情之经过而对整个全局作出决议理论，这显然是不公正、不客观的——1914年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可以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亚马逊河的一只蝴蝶可以摧毁整个原始森林（蝴蝶理论），这是所有历史标志性事件的共同特点。即如日本侵略中华的开端“九一八事变”一样。

　　杨天石老师于本年度9月18日通过各大网站发表其作品《九一八不抵抗命令确实发自张学良》，文中极力专注解读1931年9月18日晚事件爆发的前后、以小时为计算单位的史料与历史人物的若干动向无疑是不公正、不客观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轻易的用一时事件之过程给酝酿、发酵、推进相当长的一件历史公案以不实的结论而盖棺，且不说作为一个享誉三地的国际知名史学家之权威地位，然则以一个自我标榜“历史是复杂的，真相比立场重要”的学者，在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性纪念日，发表如此轻率又不负责任的理论，这是要负道义上的责任的。

　　鉴于此，笔者作为一名普通的历史爱好者、抱一万分对历史与知识的敬畏之心、怀一腔爱国热忱斗胆发表此文，意在以微薄之见识试与杨老师商榷广博之史实，区区以为杨公的《九》文——实为毫无意义的考证。以及

　　一种很高明的历史虚无主义手法。

 

　　9月18日当天，一篇由@澎湃新闻 所发的名为《杨天石：“不抵抗”命令确实发自张学良》的文章爆红微博，而且上了头条，此文为大陆知名史学家、有“研究蒋介石第一人”之称的杨天石老师。杨老师可谓近二、三十年以来的史学界泰斗级人物，著述等身，获奖无数，响誉两岸三地，杨老师的著作的一大特色就是史料非常丰富，尤以擅长大量引用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而著称，据闻早年老师初从史治时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收集报刊的经历，亦无怪乎老师的“干货”如此之多与“耳目”如此之细也。

　　杨老师有一个主要的治史态度，那就是“事实比原则重要”，对此我非常认同，但是却有一个疑问，历史有如浩瀚的海洋、广袤的大地，历史人物之多又堪比天上繁星，在这么大的一个史海里面，我们怎么才能从具体的一件事中找到所谓的“事实”呢？

　　比如在老师的《九》文里面，开头引用九一八发生时、与后来几天内的当事人蒋介石以及张学良的电报，以及九一八当时在沈阳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方面指挥官的电报，以及老师的“拿手货”《蒋介石日记》来论证了这样的一个观点：

　　日军发动进攻前，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都没有提前意识到，然后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臧、荣二人回了一封电报给张学良，当中提到：“我军抱不抵抗主义”，紧接着张学良将此电转给了南京，并强调到：“我军抱不抵抗主义”，之后杨老师便得出结论：“ 虽系转述臧、荣二人来电，但是，臧、荣二人不会也不敢杜撰‘不抵抗主义’一词，它一定出自9月18日深夜张学良的口头指示”。而后又从臧、荣当晚电令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的电报：“ 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如此云云又指出：不仅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达的，而且他还没有经过请示。

　　对此论断，我有2个看法：

　　1、如果只是考据918当晚则此史料引用与结论是对的

　　2、如果要论证“九一八”的来在去脉则应该另当别论

　　那么，老师是想论证哪一点呢？

　　从全文的阐述布局来看，“九一八事变”当天晚上发生时的第一手史料约占30~40%，《张学良晚年自述》则占60%。若说考据九一八事发时各方表现是追究当事人之责任，那么后面大篇幅引用张学良愧疚的自述则有盖棺“九一八国殇”之主责或罪责应由张学良一人背负的定论之嫌。

　　再兼看老师引用《蒋介石日记》，连篇强调蒋彼时正在南昌剿共，又道：“蒋介石当时确实对九一八不知情”，“蒋没有下过任何抵抗或不抵抗的命令”如此云云，不难看出，老师的意思是：对东北陷落，蒋介石没有任何责任或基本没有什么好追究的责任的定论。

　　晚辈不得不承认，这十分接近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即惯常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笔法、深文周纳放大细节，忽视全局而歪曲事实。

　　“九一八国殇”就是中日战争的“萨拉热窝事件”，不同的是九一八没有偶发性，然而西方在研究偶然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时，都从来没像老师这样用管中猫眼而塑全豹， 也从来没有捉住一两个细节就轻易盖棺定论，况我国殇“九一八”乃是当时世人皆知、与今天举世公认的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之阴谋乎？

　　若老师并无此意，那么作为享誉国际的专业学者，应特别注明，例如：本文只着笔于九一八当天发生之史实，其他论点概不含此文之中。

　　但是遗憾的是全文未有一字半句作说明，如此如何能让人信服？

　　以“九一八事变”对近代中国影响之重大意义，断然不能取聚焦一时一点之角度， “有前因方有后果”，对这一起公认的蓄谋侵略事件，怎么能仅仅以当天的事实就作出历史的决议？？

　　从 1931年6月的“中村事件”到 7月的“万宝山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酝酿过程，如果要再考据得更深远的话，那么就应该包含1929年2月由南京《时事月报》与《奉天官报》同步公布的《田中奏折》，以及同年7月张学良在蒋介石支持下发起的“中东路事件”，这4件事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以及因果关系，请看以下逻辑：

　　1、《田中奏折》的揭露：使举国知悉了日本的野心和惊天大阴谋；

　　2、中东路事件：东北军的失败壮大了关东军的野心（石原菀尔回忆）；

　　3、中村事件：九一八的一次预演（试探北大营的反映）；

　　4、万宝山事件：又是一次预演也是一次对张学良的武力示威；

　　你看，这些事件对“九一八事变”的最终发生都有息息相关的因果关系，如果说“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是“九一八”的狭义酝酿过程，那么加上了“《田中奏折》”的揭露和“中东路事件”的刺激（日军）则是“九一八”的广义酝酿过程，这样的逻辑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的，如此复杂与演进时间超过一年的事，仅仅用事发当天的史料去下结论必然偏颇，如果再看看以上4件事中，九一八的2大关键人物蒋介石与张学良的表现则更加能看出，杨天石老师只知其一，而不知甚多也：

　　《日本外务省》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保留的两份一模一样的电报史料指出，蒋介石早于当年7月12与13日训令在“万宝山事件”前后按耐不住的张学良“中央仍以平定内乱为第一，故今非对日作战之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室所编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之《1931中华民国二十年“辛未”》），不允许他作出最基本的抵抗。

　　此后又于1931年7月23日召集含张学良在内的国民政府军政要员于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中否决了张学良号召全国抗日的主张，对此说法《顾维钧回忆录》里有明确提到：“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蒋介石）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我猜想那就是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缘故，要我首当其冲”（第425页）。

 

　　此说完全可以证明，当天蒋介石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名义当场否决了张学良自卫反抗的提议，而且他还主张对日挑衅采取回避，选择外交斡旋的方针，随后他紧接着又发表全国通告《告国民安内攘外书》，从而明确了政府专注平定内乱而暂不理外患的基本国策。

　　蒋介石7月23日《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节选

　　“中正奉命剿赤，自六月二十一由京入赣以来，即于本月二日，由南昌出发，巡视前线，并进驻南丰，亲督各军，积极进剿，乃于四日克复黎川，十三日克复广昌与石城；战斗情形，已详别报。当即乘胜穷追，十九日遂攻克赤匪据为总巢之宁都，所有俘虏及解散情形，亦详别报。赤匪屡经我军跟踪猛击，其漏纲残余者，本已不及万人，其向会昌汀州狼.....(此处略)。

　　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救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人之爱国，当有同心；阋墙御侮，古有明训。当此国家存亡民族危急之秋，凡稍有国家观念，与民族思想，而为三民主义之信徒，但能捐弃成见，共御外侮.....（略）。

　　呜呼！外患日急，国势阽危，侨胞任人残杀，国土任人侵占，真国亡无日，民无类之日至矣。惟愿我全国同胞，明其是非，别其利害，主张正义，挽救危亡，以尽国人之天职。持以镇静，不恃一时之热度，严守秩序，毋失国民之风范，外对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则以有纪律之行动，誓死抗拒之。（《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二P374）

 

　　此《告全国书》3次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说到外部侵略（结合实际情况，当时只有日本想武力侵略中国，显然这里说的就是日本）时态度暧昧:“国土任人侵占，真国亡无日……惟愿我全国同胞，明其是非，别其利害......持以镇静，不恃一时之热度，严守秩序，毋失国民之风范，外对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则以有纪律之行动，誓死抗拒之”——虽然是说“有纪律之行动”与“誓死抵抗之”的慷慨激昂用词，但观其全文，仍然是重点强调“安内”，只不过没有明说而已。

　　事实上，在1931年的9月1日，离“九一八事变”还剩17天，蒋介石再度于武汉公告全国《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再度强调“攘外必先安内”。

　　此后，蒋一次又次地向国内、外公示他的不抵抗主义。

　　1931年9月22日：

　　告全国《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号召：“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等待公理之战胜”。

　　1931年9月23日：

　　《告全国同胞书》明确下令“我全国军民力避与日冲突”。（此2篇演说都被登载在《中央周报》第173期报纸上，见下列图片）。

 

　　1931年9月28日《告全国学生书》：

　　“非以全国水陆交通集中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之经济集中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人民平日所享受之自由生命集合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尤不能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辑）

 

　　所以，完全可以肯定九一八当晚张学良不抵抗就是奉既定政策的决定，根本就不需要像杨老师说的“请示与研究”，这是典型的伪命题，再进一步讲，就算张学良事后反击了，但蒋介石中央还是会要求他停战。

　　1931年9月23日（九一八发生才6天）

　　东北边防总局令长官张学良派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到达南京，请示机宜，蒋总统对之指示听候国联仲裁：“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盛辱国之约。且日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日寇一战，虽败犹荣也”（台湾出版的《蒋总统秘录》）。

 

　　这条史料不仅证明蒋介石用公示的手法压制全国不抵抗，而且还明确私下指示不抵抗，至于其所说的“不惜一战”跟N年前马英九喊得“不惜一战”（钓鱼岛争端）一样是个空头支票而已。

　　因此，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全国所有人都知道——而且蒋介石自己不抗日，他还不允许任何人抗日，全国都不允许。就在他1931年底因东北沦陷危机被孙科等粤系逼迫下野后，他在次年依然号召全国不准抗日，而且还发表了“耸人听闻”的“三日亡国论”：

　　1932年1月11日武岭纪念周讲话《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

 

　　综上所述，不仅证明 “不抵抗日军”是南京政府交给张学良的既定政策。而且蒋介石通过内、外、公、私压制做得那么绝，那么张学良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只能是完全不抵抗耳！

　　要是他敢反抗，后果就会像1926年的“中东路事件”一样，蒋介石政府绝对不会予他一枪一炮，最后张学良与东北军肯定全军覆灭或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伯力协定》，张学良屈辱地卖掉了黑瞎子岛。

　　蒋不准别人抵抗日本的最好案例，就是1933年9月被他派兵伙同日伪军共同作战并剿灭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也所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应该要改名了，应该叫：“谁都不准抵抗（日本）主义”，这条路他一直坚持着。

　　1、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原本就想用保安团代替第19路军；

　　2、1933年5月：长城抗战后签订《塘沽协订》；

　　3、1933年6月：签订《秦土协订》；

　　4、1935年《何梅协订》：

　　因此，杨老先生的《九一八不抵抗命令确实发自张学良》的考评的意义=0.

　　毫无疑问：蒋介石必须要为东北陷落负主要责任。

　　至于张学良，虽然身不由已，但既为全国陆海空副司令，守疆卫土乃是军人天责，故亦难辞其疚，但此责任他只能是道义上的。

　　但是，张学良他完成了自我救赎。

　　大约是在1935年的夏天他在回复好友原东北大学教授王卓然的信中问话：“若是未干先说，国人将要责问你何以不抵抗于沈阳？不抵抗于锦州？不抵抗于热河？造成不抵抗的罪名，将无辞以自解”时，张少帅这样回答到：

　　“你说的很对，但是天知道，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张学良一人负，算是我一人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误东北，现在岂能再误中国”？（《张学良是怎样的人？》作者：王卓然，30年代出版）

 

　　杨天石老师，“九一八事变”的两大责任人的其中一个从开始那一天直到他埋入黄土他都没有否认，而另一位终生都没有承认，你作为“研究蒋介石第一人”，是不是践行你“真相比事实重要”的原则替蒋介石给今天的国人一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