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布头奇遇记》：一个社会主义文本

引子：童话与现实

童话是社会关系的最好写照。伴随过我们童年的，以王子、公主、巨人、巫婆为主角的《格林童话》，已经被分析证明内涵丰富，并非天真幼稚的故事。以《灰姑娘》为例，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代表性文本（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有过漫长的共生阶段，互相提供滋养）。等级的森严、竞争的残酷，是故事的底色；个人奋斗，抓住机遇，挤掉他人，争取个人幸福，是故事所附和的社会价值观；王子代表了命运转折的机遇，不单是爱情的胜利，且是社会地位、身份的飞跃——其实故事中甚至没怎么谈爱情本身，说白了就是赤裸裸的名利，跟现在的爱情剧差不多。灰姑娘的形象完全是资本主义塑造的“理性经济人”的样子，个人奋斗成功逆袭的典范：她虽身居卑位，而步步为营地谋划，跟父亲、小鸟要的都是最关键的东西；对王子展开的诱惑攻势一次次加重，终于令竞争者惨败，自己大获全胜。

白马王子是西方童话的关键意象，在今天依然是有力的社会化象征，小人物梦想的化身；适应时代要求，改头换面为各种青春电影和玛丽苏网文。有什么样的现实，就有什么样的理想，什么样的文艺。

那么，有无社会主义的童话文本？有的。我最近就发现了一部《小布头奇遇记》，作者孙幼军，初版于1961年。如果按文学史的划分，应属“十七年文学”，处于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的时期。

顺便提一下，在社会主义中国（这里特指1949-1978），童话、小人书、动画等面向儿童的文艺作品曾经是丰富繁荣的，也获得了不少国际荣誉；其他如电影、戏剧也成就很大，留下了很多经典文本。即使在文革中也不是“只有八个样板戏加一个浩然”。然而“新时期”后写就的文学艺术史，却选择性忽略了很多，流传甚广的“八加一论”更是个明显歪曲的例子。

下面说说《小布头奇遇记》，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文本。

一、物的人格化。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物观

书中的主人公小布头，是幼儿园教师用布和棉花做成的一个儿童玩具，他从城市到农村，一路碰到许多人和物，逐渐认识并融入了所处社会。

把物拟人化，是童话、寓言等基本的写作手法。拟人不但是修辞学、美学上的策略，还有政治、社会学的内涵。

在人的社会中，物被赋予了人的思想情感；物的关系，物与人的关系，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物参与到人的事业中，获得人化的价值。物质贫乏是近代中国在一当与世界碰撞时发现的可怜的处境，物质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样是重要的工作。机器受到人们的崇拜，源于对生产的极大功用，小布头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小发电机，他历数自己的作用：排涝、浇地、磨面等等，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让大家吃上好粮食。在这样的语境中，机器确实是人的朋友、帮手，得到人的由衷喜爱，像一赶车的农民唱的：

“大马车来回不停步！

跑了车站跑仓库。

拉来一车好机器，

又拉了一车大白薯。”

机器、车、动物，都因为参与人的工作和生活，而自然有了人性。这里当然不是“唯技术论”，而是因为技术为劳动人民所用，才受到肯定。城里的工人、技师带着机器进驻农村，支援生产，工人和机器都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联欢会上打出标语：

“欢迎工人老大哥！”

“谢谢老大哥的支援！”

大家把拉来的机器擦得锃亮，系上了大红绸子；小发电机说工人叔叔来到乡下，可以定期给他们“检查身体”。这就把人与机器的关系也人化了，而且是亲人化了，人与物的界限似乎消失了。基于共同的信仰和事业追求，大同——这里具体化为工农联欢，不但是在人与人之间，且扩展到了物的世界。机器就是工农联合的桥梁，塑造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兄弟友谊的物质基础。

因此，在故事中，物也要遵守人的纪律，讲人的道德，帮助人的事业，分享人的感情。小布头在旅行中，不但与不同地方的玩具、小动物结交，也与城市和乡村的孩子都建立了友谊。

Ÿ“移情”与“恋物”

物的人格化，实际是人移情于物。移情，乃至恋物，都是人的基本感情现象。然而不同的社会背景，有不同的物观，也有不同的对物的感情。

正如上面说的，对于物，人们并不是仅仅的利用，而是赋予了象征意义，爱机器与爱戴工人老大哥，与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都是直接相连的。给机器佩戴红绸子，正如给工人师傅佩戴大红花，而红色是当时整个国家、信仰的色彩。有一部纪录片《我爱你，中国》，生动记叙了那时人们对机器的热爱，工人与机器之间的“恋爱”。（相反，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发展初期，工人把机器看做老板的帮凶，工人的压迫者，许多人在工运中捣毁机器以发泄不满。这是“移恨于物”。）

人们对于物，从来不是仅仅的物质上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而都会赋予物以额外的价值，不论在什么社会。今天，我们对恋物是不陌生的。我们爱车、爱狗、爱家具、爱包包、爱金银珠宝，我们有表哥、房姐，对物质的占有早已超出了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与使用的范围。可见物是有象征意义的。在私有制社会中，物就是财富、地位的象征，移情于物是商品拜物教的情感体现。炫富，就是炫物，是一种“我有你没有”或“我的比你的名贵，比你的高大上”的私有制心态。“私家车”“私宅”“私邸”，就是私人占有、不容分毫越界的宣示。

今天的恋物，拜物，不是把物人化，而某种程度上把人物化了。王思聪的炫耀爱犬，与炫耀美女，在象征意义上是一致的，就有人把女人当宠物狗来豢养，来炫耀。对花瓶的爱，对金银的爱，对化妆品的爱，取代了对实际的人的爱；因而，人需要变成花瓶，披上首饰，抹上脂粉，才能得到爱。那么，爱的是人呢是物？

这就是私有制的物观。以《小时代》为代表的作品是这种物观的集中展现。在那些人附着于物的展示中，人与物颠倒了过来，不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是要问：皮之不存，人将焉附？

而社会主义的文本《小布头奇遇记》，展现的是公有制的物观。爱机器，是因为它为人民做贡献，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加瓦，而社会主义是那时人们追求的崇高事业；连小布头也立志要为小朋友带来快乐，而小朋友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其他的各种玩具、机器、生活用具，如小发电机，大铁勺，也都各司其职，勤恳做事。爱物，同爱人一样，是基于共同理想、事业的爱，不是基于你有多少钱多少房子而我有多少颜值多少青春的爱。

 可见人性、人的感情，都是具体的，有社会关系做基础的。所谓讲纯粹感情、永恒人性的作品是不存在的，正如“纯文学”是个矛盾的概念一样。

此外，书中的主人公小布头是纯手工制作的，幼儿园的“小老师”拿桃红色的布头为玩具作头和身子，里面加的是自己衣服里的棉絮；用葱绿色的布头做上衣，小裤子就拿她辫子上的白色缎带来做，还拿鹅黄色小手帕为他做了顶小尖帽子。小布头到了乡村，田阿姨就照着小儿子穿的，给他换上新的装饰：黄色虎头帽，小红袄和黑裤子。小布头的形象符合人们的日常审美，与当地人的生活融为一体。这样的玩具制作是人性化的，那还属于大工业刚刚开始，人没有被物压迫、与物亲和的时候。现在的玩具都由流水线生产，商业包办；表面上光鲜、逼真，但如果展示了工厂里的玩具生产过程，一堆塑料的加工、组装，大宗同质化的产品一同下线，就会让人顿失好感，而玩具的制造者也丝毫感受不到成就感与愉悦，更不会把自己的产品当做孩子一样珍爱。而《小布头奇遇记》展示了小布头的制作过程，却无损于读者对他的好感，反而更增加亲近。同样的还有手工制作的大铁勺，他自述：“我姓郭。当然喽，铁勺也是有名有姓的。我姓郭，因为我是一个姓郭的铁匠的孩子。”这的确是早期手工业生产的写照，物品与制造者之间的亲缘关系。

二 奇遇：旅行-成长

何谓“奇遇记”？必然是经历了新的事，见识了新的东西，获得了锻炼、成长。小布头成长的方面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知识层面。小布头从城里到乡村旅途中增长了许多见识，如关于火车、发电机、小麦的具体经验知识，这些都是围绕工农业生产的，不是今天，纷纷扰扰的是以消费为主的信息。

此外就是主要的，道德方面的成长。

首先是善恶观，学会辨别好人坏人。刚开始看到老鼠可爱机灵，产生好感，对郭大爷打死老鼠很不满。后来目睹了老鼠偷粮食的丑行，又被老鼠拖进洞折磨，才辨清了善恶，誓与老鼠斗争。几只老鼠兄弟在洞里互相争夺的场景是私有制竞争的写照：强者为王，赢者通吃，不管兄弟感情。

善恶观还包括对于善行恶行的分辨，集中体现在对爱惜粮食的认识上。最初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苹苹分到了小布头，把他带回家；小布头打翻了饭碗，苹苹教育他要爱惜粮食，他不听，负气出走；在火车上碰到小发电机，谈到自己的各种用途，都是有助于打粮食的，小布头感到别扭，不想听；后来在大勺子那里听他讲故事，讲了旧社会家的穷人的悲惨和现在的改观，这才懂得了要爱惜粮食。将爱惜粮食上升到社会、政治的层面，才解决了道德认识、价值判断的问题。这种教育方式为现在的人诟病，可是现在反复强调节约，无论从道德还是环保角度来讲，都没有多大效果。正是因为抽离了社会关系而单纯的讲节约资源、保护自然，根本就是空洞无力的。当小朋友吃的各种零食都是伸手就要到钱，抬手就能从商店里买到的，他会明白“农民伯伯种地不容易”，所以要珍惜食物吗？这也是为什么小布头需要到农村去，看看粮食的实际生产过程，了解农民的工作、生活，才能真正懂得事理；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提出“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理念，并有将城市干部、知识分子“下放”的举措。

大铁勺讲的是故事中的故事，是对故事中人物的教化。类似的有好几段，如后来小布头碰到两株小麦：“黄珠儿”与“小金球”，各讲一个故事，探讨“什么是勇敢”的问题。亲身经历再加上别人讲故事，促使小布头转变、成长。听故事也是经历的重要部分。叙事是对事实的确认与升华，故事能将事理具体化，往往与讲故事的人连在一起，带上强烈的感情色彩，既有趣又能打动人。所以人们不断需要故事，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故事。

在大铁勺的故事中，他是兄弟感情、阶级仇恨的载体，见证了穷人苦难、社会不公及后来的变革。这里体现了物的另一个作用：以物为视角来观察、记载人的社会。在怀古的诗文中，物同样是类似的见证者，所谓“物是人非”。这里，是另一种“物是人非”，不是伤感的，而是类似“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喜悦与豪迈，是历史进步观的哲学。用铁勺自己的话说：“我懂得了‘翻身’的意思。”

“翻身”，从物质变化到人的关系、社会地位的变化，革命及其政权的合法性就在此。而道德、正义，具体为对粮食、对穷苦人的感情，对善恶的分辨，只有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才是明晰的、可行的(当然，前提是这个政治总体上是好的方向)。雷锋，恰恰诞生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而今天，不但学雷锋做好事受到质疑，连雷锋这一形象本身也受到质疑。

在铁勺的讲述中，还存在着历史的因与果的逻辑。剥削-仇恨-革命-理想（劳动者翻身做主，消除剥削压迫），了解了因，才懂得果，懂得为什么爱惜粮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小布头懂得了道理，因为明晰了因果。现在，因果逻辑又不请了，为什么竟会发生了革命，对一些人来说好像是一个历史的bug，无法理解了。或许只有再亲身经历一番历史因果的辩证运动，事情才会重新明晰；而我们也正在重新经历着“因”的阶段。

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写道：

“知识的保管人不是某个人，也不是某些人，而是斗争着的被压迫阶级本身。在马克思笔下它作为最后的被奴役阶级出现，作为复仇出现。这个复仇者以世世代代被蹂躏者的名义完成了解放的使命……社会民主派……斩除了工人阶级最强大的力量。这种训练使工人阶级同时忘却了他们的仇恨和他们的牺牲精神，因为两者都是由被奴役的祖先的意象滋养，而不是由解放了的子孙的意象来滋养的。”（张旭东译）

我们现在的大部分人，由于当时那场革命的普遍性，实际正是曾被奴役者的解放了的子孙，而我们忘记了很多。当我们重新寻找“知识的保管人”时，是去问那些精英学者，还是问问当下重又遭受剥削压迫的人？

专业一点说，小布头接受的是当时流行的“阶级分析”的教育。阶级分析——进而阶级斗争——曾是我党取胜的武器，也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来源；作为一种社会分析和建构的话语，它也是强大的，甚至在对日本战犯的改造中，阶级分析的教育使得最顽固不化的那些军国主义者认识到，日本天皇“不是代表国家的杰出象征，而是一个大地主，大资本家，使我不能不产生出一种表示不出来的愤怒和憎恨”（藤田茂，陆军中将，抚顺战犯管理所），以至于在控诉会上强烈主张要处死天皇；更不用说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连末代皇帝溥仪也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阶级视角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日本人民和大部分兵士同中国军民一样，都是受害者，罪责在日本的统治阶级，并由此改造、释放了大多战犯，那些战犯回国后成了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很大一支力量，影响泽及子女后代。在阶级观式微，资本主义利己价值观混合着民族主义情绪兴起的当今，中日民族之间已经很难达成当时的那种谅解了。

另外的一些道德问题也有呈现，如讨论什么是勇敢：乱跳一气不是勇敢，不只是打打杀杀是勇敢；只做一件好事也不是勇敢，不畏艰难、持续地为人民做好事才是勇敢。这就是毛主席对吴玉章的评价：“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此外，还有团结、融入集体的现实教育。小芦花一离群就遇到危险，经过大家帮助才脱险；小布头也是在群体中得到了知识，收获了成长、友谊。

道德一定要经过实践才成为现实：小布头深入鼠穴，坚决斗争，两次救助了别人，并最终与大家融为一体，为小朋友提供快乐。这就实现了教育的目的。

三、梦与乌托邦。

小布头曾经做了个种麦子的梦：他撒下种子，拿扇子扇了扇，麦子就长成了树，结的麦粒有鸡蛋那么大。这里，小布头只是初步认识到了粮食的重要，有了要种出更多粮食的理想冲动，但还是幼稚的、空想的，合目的性而不合规律性的。不知道作者写这一段时是不是想到了此前大跃进的一些失误。

梦是直接体现愿望的。然而从梦想到现实，还有很多路要走。

实现理想，靠集体奋斗。也是在最后，大家聚到一起，其乐融融，春天就要来了，暗示了社会愿景。最后一章的标题就叫“大家都感到非常幸福”，相对于现实来说，这也是这本童话书的美好理想。

实现理想过程中也有斗争，所以并不是安宁的。小布头他们斗老鼠，老郭爷爷抓偷粮贼，是当时社会的一个侧影。从“要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到“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直至文革初期，斗争一度成为主要任务，而斗争主体的不明造成了混乱。斗争和建设应该是辩证的，就像当时说的，“抓革命、促生产”。不讲斗争，只讲和谐，必然只是掩盖事实，或者说已经向现实妥协。在今天，我们推崇的是“竞争”。其实合法或不合法的斗争时刻在上演，但斗争的主体越发混乱不明了，表面看来，似乎是后现代式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但是，也许有意识的压迫而不是反压迫的斗争正在加强，尽管是不见硝烟的。当大批国企老工人被迫下岗、被曾经与他们签订了社会契约的国家公然抛弃时，他们回忆过去，会更怀念那时的和谐、互助的人道主义氛围，会把现在的残酷竞争看做是野蛮的，甚至一些国家层面的政策：白猫黑猫、减员增效、砸“铁饭碗”，以及为了招商引资不惜出卖公义、压制新工人的实际举措，都再次表明：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上，斗争激烈啊。

在故事中，是苹苹一家所代表的城市工人来到农村支援建设，感到了愉悦与温暖，也是小布头来到了农村成长了许多。理想家园在农村，是故事暗示性的一点。

乌托邦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田园、乡土性质。从桃花源开始，田园就作为既是物质的（劳有所得、自给自足）也是精神的乌托邦（“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寄托，人与土地的亲缘在农业社会中更加直接。欧文的“新和谐公社”试验、马克思作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共产主义畅想，毛泽东“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情，都带着乡土田园的色彩。在“十七年”文艺作品中，许多理想的工业社区被冠以“XX新村”的名字。到现在也是如此，在以城市、高科技、未来为背景的文艺作品中，呈现的往往是反乌托邦的社会图景；乌托邦的想象总是留给乡土，向往在一种更高层次上回归自然，人类最初的伊甸园。

在革命中国，农村还有特殊的政治-历史地位。农村是革命的发源地，由此也获得了象征意义。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是小布头、苹苹一家的经历，也是整整一代人的经历。

农民是革命的主体，也是革命所达成的社会契约的签订者。革命所给的许诺需要实际补偿。考量战后世界形势和工业化的整体阶段，新中国走了优先城市、重工业的战略，但不代表抛弃了农村：工农联合、支援农业，以取消城乡对立差别，也就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策略，适应农业为基础，工业为动力的经济格局。《小布头奇遇记》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小布头从城市游历到乡村，也跟着“工人老大哥”一同来支援当地。由此我们才明白，《宪法》中说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具体是什么意思，党徽中镰刀+锤头又是要表达什么愿景。

最终，作品相信城乡结合的集体奋斗可以改变农村面貌，达成这样的局面：团结（对小布头来说，首先是与旧朋友的和解），丰收，愉悦。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物质生产），人的外在与内在的关系（精神面貌），都达到理想状态，“大家都感到很幸福”。

结语：文艺与历史

时过境迁，小布头的读者也许大多只剩下那些老读者了。我也是从小就读了些西方童话，现在才发现这么本社会主义的童话。作者在后记中讲述了好几次与一些当年的“小读者”偶然碰面时，双方的愉悦、怀念。作者也接受了新思想，觉得小布头写的不好，在当时是当做“反映现实的工具”来写的，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并且“还在讲人民公社”——既然人民公社都不存在了，小布头到哪里安身。但出乎作者意料，在他又写了很多新书后，小布头的印数还是超过他新书的好几倍。不得已，本想搁置小布头的作者只好把它修改后再版，把“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等过了时的词句改换掉，增删一些段落，更注重趣味性和人物形象塑造。这是90年代的事了。

作者也许认为60年代诞生小布头已经跟不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了，但恰恰那个时代的某些价值和道理，那时人们所关怀和探索的，是带有普世性、终极性和永恒性的；不管实践结果如何，总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深度的话题。我们读那个时代的故事，仍能感到那时的理想、奋斗、精神面貌，道德追求，连一个小小的玩物也分得了人的光辉。

然而这都过去了。社会主义过去了，社会主义的文本也就搁置了。我们现在普遍接受的是个人奋斗、白富美、高富帅、消费娱乐物质狂欢的资本主义文本，因为我们的现实就是这样。

除了在这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第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