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读书》杂志中的马克思形象

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读书》杂志中的马克思形象

　　郗戈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读书》作者们对马克思所做的诠释工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性的变化：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分别被意识形态化、边缘化和知识分子化。目前《读书》中马克思论说的主流是：马克思的形象逐步地被塑造为承载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而这一塑造过程又恰恰是作者们的“自我塑造”过程。《读书》杂志在马克思思想的诠释和研究方面基本上保持了与国内学术界的同步发展，在某些方面——如对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精神和超越维度的强调——甚至稍有领先，开一代风气之先。
　　
　　关键词：《读书》杂志；马克思形象；公共知识分子；自我塑造
　　
　　
　　
　　中国知识界好谈马克思，谈论的方式也不断地因时而变。而这种流变的具体环节、特定阶段和实际进程又成为映显学术与时代之间深层互动过程的一个不可多得的“镜像”。因而，梳理和检省《读书》自1979年创刊以来二十八年的马克思论说，实属一项非常有趣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
　　
　　那么，《读书》作者们二十八年以来究竟是如何理解和诠释马克思的呢？他们究竟给我们描绘了怎样一幅（或多幅）马克思的思想肖像呢？这种思想肖像又在何种意义上正是他们的“群体自画像”呢？
　　
　　概而言之，《读书》的作者们对马克思所做的诠释工作大致经历了下述三个阶段性的变化——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到80年代中期，作者们主要从马克思与意识形态的亲和性上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形象，马克思仍然保持着他的“传统形象”。第二个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马克思被“边缘化”了，关于马克思的论说在《读书》文章中不再占据主流。第三个阶段从8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从90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获得了“新形象”，作者们从多种远离意识形态的多种学理视角出发，开始了重新诠释马克思的积极尝试，马克思的形象逐步地被塑造为承载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而这一塑造过程又是富于当代性和现实感的，它恰恰就是作者们在当下境域中的“自我塑造”过程，通过把马克思塑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为自己标识出了必须承担的责任、必须具备的品质和必须传承的理想与精神。
　　
　　
　　
　　第一阶段的核心人物是：作为“革命导师”和“真理化身”的马克思。应“解放思想”的时代要求，《读书》杂志于1979年创刊之际便围绕着“读书无禁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而在要求“读书解禁”“解放内部书”的呼声中，马克思也相应地被当作绝对意义上的“权威学者”来加以引证和探讨。例如仲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1979年第1期）和《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序跋》（1979年第2期）、金海民的《马克思的笔记》（1979年第8期）和《历经沧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私人藏书》（1980年第6期）等，都直接把马克思看作学者的典范、读书人的楷模，或明或暗地要求当时的读者们在阅读、研究和写作方式上向马克思学习。作为“学术楷模”，马克思甚至直接被用来向读者推介好书，例如：王象的《马克思很喜欢的一本书（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979年第6期）等等，都有以马克思的“绝对认可”为标记向读者推介书籍的用意。
　　
　　在《读书》创刊初期的几年中，马克思是绝对意义上的“读书权威”，是《读书》的大多数作者和读者心目中的学术标尺，是绝对真理和化身和象征。引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著述不仅是文章“在思想上正确”的标志，而且还是它“在学术上具有科学性”的标志。
　　
　　为什么大家都把马克思著作当作“真理的化身”呢？这显然是因为：《读书》初期仍然停留在原有的、以“图解政治”为宗旨的学术研究模式中塑造马克思的思想形象。如果细读1979年至80年代最初几年的《读书》文章，就会发现，与“读书无禁区”同时并行、同样火热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以至后来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很明显，后者绝不是一个纯粹学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所谓“读书无禁区”，当然是在正确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去无禁区地读书。因而，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的支持下，马克思理所当然地会成为《读书》所树立的“第一号学术楷模”，成为知识人的典范和真理的持有者。作为“革命导师”、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显然是《读书》所塑造的“权威学者”马克思的精神内核。《读书》最初几年的主要讨论和主要文章，都是在政治化的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这一绝对原则指导下展开运作的。
　　
　　以马克思来图解政治，或者说，对马克思思想和著作进行纯粹政治性的诠释，其后果显然是对马克思进行了一层又一层的意识形态涂抹，从而把他变成了一个可以随处标贴的意识形态符码，这样，其本身的思想精髓和学理意蕴却在无形中被不断翻新的政论言谈深深地遮蔽了。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意识形态化诠释的主流之下，仍有另一股“潜流”在隐约中显现出来：部分学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从纯粹学理的角度探讨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和著作。例如上文所述的金海民的两篇文章，如果仅从文章内容而不是从当时实际的思想环境来考虑的话，都可以视为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学术热潮的一些最早的“先声”；而李以洪的《人的太阳必然升起》（1981年第2期）等文章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问题和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的观点，以及杨适的《应当借鉴的一个重要方面（读两本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书有感）》（1983年第3期）集中研读青年马克思著作的做法，也都可以视作重新从“本来面目”上诠释马克思的积极尝试。
　　
　　第二阶段草草退场的是被“冷落”和“边缘化”的马克思。上述各种重新诠释马克思的积极尝试，在《读书》后来的发展中似乎并没有像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那样被连贯的传承和发展下去：80年代中期之后的几年中，曾经在《读书》上纵横捭阖、显赫一时的马克思，突发性的“退隐”了。从1984年张钟朴、雪苇和周继旨的数篇分别谈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资本论》和科技思想的文章之后，马克思（至少是马克思思想专论）便在《读书》上不动声色地消失了！
　　
　　1985年第12期上的一个“座谈会侧记”《马克斯·韦伯：一位思想家的肖像》标识除了世界性的“韦伯热”在中国“再热一把”的可能性。虽然，国内韦伯研究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韦伯”的比较语境（特别引起学者们关注的是这二者的共同问题：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中来引介和谈论韦伯的，但是，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开始发生了：学者们开始逐渐离开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术语而被吸引到韦伯的立场、观点和术语上去。正如甘阳所言，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虽然打破了“马克思神话”，但却立即走进了另一个神话：“韦伯神话”。[1]而在哲学思想领域，马克思退隐之后所遗留下的“思想真空”，被多种西方思潮如萨特的存在主义、佛罗伊德德精神分析学说、后现代主义、尼采直至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等竞相占据，呈一派鼎沸繁荣之势……
　　
　　第三阶段的新主角是被重新塑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马克思。这一阶段大致开始于1989年下半年，《读书》从第7－8期开始，特辟了“学习马列著作专栏”，从列宁主义学起，一直学到1990年上半年回复到马克思方告一段落。这一专栏的突出强调列宁主义的哲学党性原则，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基本上属于政治教育和思想宣传性质的文章，与此前《读书》探究学理的一贯风格不同，使人容易联想起《读书》创刊时期的思想氛围。而唯独李文的一篇《回到马克思（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手记）》（1990年第3期），算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结尾，呼应了学术界日益强烈的要求纯粹学理地研究马克思的潮流。
　　
　　90年代初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大量引介以及国内相关讨论的逐步兴起，为学理地同时也是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其批判性的和超越性的内涵——提供了一个契机。早在80年代末，《读书》作者就依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种观点开始重视和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例如徐均尧《知识分子和现代社会（从葛兰西到新左派的思考）》（1988年第9期）就提出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活动的积极作用，并且把这种批判理解为知识分子的必要因素。而真正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潮流则开始于90年代中期以后，《读书》作者们在积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派思想以及西方现代性论说等双重话语资源之后，对马克思形象的重新诠释和塑造才大规模地步上“正轨”。总体来看，这种努力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部分作者开始对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核心概念、基本原理进行细致研究和重新考辨，并进一步提出了“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问题。例如，卞悟的《拒绝“原始积累”》（1998年第1期）一文就对人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概念中译名进行了重新考辨，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而辜正坤的《外来术语翻译与中国学术问题》（1999年第8期）和王若水的《“异化”这个译名》（2000年第7期）两篇文章，围绕着马克思的关键术语“异化”的理解和翻译问题展开了细致严谨且饶有兴味的争辩。而且，作者们并未停留于基本概念的讨论，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破除各种误解成见和僵化模式，开始了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各种积极尝试。例如，曹卫东在《从“公私分明”到“大公无私”》（1998年第6期）一文中，引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学说的同时，还满怀正义感地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辩护：他十分公允地指出，所谓“经济决定论”纯粹是强加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身上的“不负责任的误解”。林杉的《<社会科学与现代>：有关“哲学基本问题”》（1998年第7期）一文，强烈质疑苏联的教科书体系，要求破除把“唯物”“唯心”绝对化的僵化理解模式，从而重新理解马克思以至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作者们在引介和讨论西方思想家，特别是现当代思想家时，普遍注意到他们与马克思的相似性和可比较性，从中凸现出马克思作为西方现当代思想的重要来源这一不可忽视的理论地位。
　　
　　在哲学问题的讨论中，一些作者对马克思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关系提出了较为新颖的理解。例如，张汝伦的《实践哲学的意义》（1997年第5期）试图从西方哲学的整体的“实践化”趋势以及中西方实践哲学会通的可能性中凸现马克思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他此后发表的《黑格尔与现代国家》（2001年第10期）一文中，他更进一步地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置放在同一个问题框架中来加以思索，以期发现二者在本质上的内在关联。相比而言，作者们更为关注的是马克思与西方现当代思想之间的密切关联性，此类文章比较多见，而且有时会在一段时期非常集中：1997年第6期上刊载的两篇介绍福柯的文章：旷新年的《从界外思想》和张弘的《心仪福柯》都特别强调了福柯与马克思的相似性与共通性，前文侧重于二者相似的怀疑批判精神，后文则侧重于二者具有传承关系的“社会化”思想。1997年第7期，王铭铭的《思考的实践》在讨论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时也没忘记顺便提及了布尔迪厄对马克思的继承关系。1997年第11期上的两篇文章：曹卫东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和朱学勤的《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虽然对法兰克福学派褒贬不一，但都十分重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思想源头的马克思的作用。而此后陆杨的《政治与解构》（1998年第12期）评述德里达的政治思想，同时讨论了德里达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得出结论说，德里达由结构走向建构，显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弥赛亚式的希望。甚至一些西方哲学界的权威专家也开始打破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隔绝的僵化体制，开始探讨二者的内在共通性，例如，倪梁康在《过渡与间域 阿多诺的哲学定位》（2001年第11期）一文中，就提出了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西方现象学传统（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理论关系问题。
　　
　　在经济思想史领域，情形也非常相似。2000年第4期同期刊载的两篇文章：张军的《从剑桥到芝加哥》与答毅平的《凯恩斯思想演变的轨迹》中都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对于西方现代经济学思想的重要影响。而随后一期，孟捷的《“通往奴役之路”？》（2000年第5期）一文，则探讨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经济规定，该文把马克思理解为“西方个人主义价值传统的继承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弥合分歧”的可能性。[2]
　　
　　第三，作者们普遍注意到了：作为现代性（尤其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强有力的思考者和批判者，马克思思想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急需的理论话语资源，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1997年第2期）一文就从九十年代迫使知识分子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挑战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中，凸现出马克思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借鉴意义的问题。刘擎的《“奇异的沉寂”意味着什么？》（1998年第7期）一文，则更加具体地切中了上述问题的要害。文章主旨在于反思九十年代后大陆知识界的变化即“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批评学者们的普遍性的政治冷漠，以及他们所从事的那种抽空了社会关怀的“纯粹学术”，从而呼唤介入的、现实的、公共性的思想和思想家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呼唤”中，马克思当之无愧地被当作历史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来加以刻画：马克思是具备现实感和介入感的思想家的典型，始终深切地关注着他的时代的现实事件。[3]在1998年第10期的第一篇文章即林春的《不朽的宣言——纪念<共产党宣言>一百五十周年》中，马克思的这种“新身份”被强有力地公开化了：作者不赞成生搬硬套《宣言》的具体结论来评判当代，但尤为赞赏从马克思恩格斯身上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批评功能”：“知识分子不可幻想救世，但应与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认同。” [4]
　　
　　很明显，《读书》作者们主要从“批判性”和“超越性”两个维度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例如，张汝伦的《柏林和乌托邦》（1999年第7期）一文，在否定作为实在形式的乌托邦即“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同时，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功能和崇高理想，认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所高举的“正义”、所开启的“希望”对于人类现实生活具有不可替代、不应削弱的伟大意义。与上述观点类似，张隆溪的《乌托邦：观念与实践》（1998年第12期）把马克思主义置放到柏拉图《理想国》以来的理想主义传统中去理解，凸现其正面建设意义，并且得出结论说：人类仍然需要乌托邦理想主义和超越现实、创造历史的意志。
　　
　　联系到第三世界国家具体情况，特别是中国的当代国情，《读书》作者们进一步就马克思的批判精神、社会主义构想与中国知识分子以至中国改革实践的结合问题做出了一些富于介入感和现实感的思考。尤为有趣的是，张旭东的《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苏醒》（1998年第11期）在评价本雅明思想之余，仍未忘记讨论“中国青年一代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问题”：中国读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绕开了一般读者对庸俗化、教条化、公式化马克思主义的冷漠与反感，从而开启了年轻一代读者对这一批判性传统的“新的知识学兴趣”。 [5]还有一些文章甚至提出了在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具体构想——索飒与海因兹·迪特里齐的对话《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2002年第5期与第6期两期连载）从左翼知识分子批判性立场出发，反思全球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向资本主义体制投降的可怕危机，呼吁全球知识分子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重新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与理想，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加符合人性的社会。这一新型社会就是他们所构想的具有“参与性民主”的“新型社会主义”：它恰恰是要在第三世界国家真正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理想。[6]
　　
　　马克思甚至已经被一些作者看作辨别“公共知识分子”的“试金石”。例如，张汝伦的《良知先于理论》（2002年第10期）一文，就把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罗蒂撰文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行动理解为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动，它指出，罗蒂在这个极度“崇尚私人物质利益”、“嘲笑理想和热情已成为一种伧俗时尚的今天”，仍然真挚地赞扬马克思恩格斯带给人类的“希望”和“理想”，因而罗蒂就将自己与束缚在学院体制中的“专家学者”区分开来，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
　　
　　总体来看，在近十年的《读书》文章中，马克思受到了非同寻常的“礼遇”：他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氛围中被重新诠释和塑造了。一方面，《读书》作者们开始对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关键概念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细致探讨。另一方面，《读书》作者开始在西方思想的整体语境中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历史意义。最后，在前两个方面讨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至为重要的第三个方面——《读书》作者们在西方现代性反思的理论支持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压力之下，开始集中关注马克思思想中的“批判精神”和“乌托邦维度”：通过对现实的无情批判，马克思呼吁的是一种“历史性的正义”，通过一种“乌托邦式的预言”，马克思建构了一种“超越性的希望”，在他身上，同时兼备了人道主义的诉求和反思批判的精神；而无论是由于这种现实主义的批判，还是由于这种理想主义的呼唤，马克思都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原型”。在《读书》作者们的这种塑造中，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马克思”浮现出来了。
　　
　　然而，这种对马克思的“塑造”并非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他们把马克思塑造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而反过来，这种理想形象又成为塑造他们自己的一种原型。一言以蔽之，在“马克思”形象的重新塑造过程背后进行着的，其实正是团结在《读书》周围的一批作者的“自我塑造”。可以想象，成为马克思式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时承担人文精神、批判意识和理想主义的使命与责任，正是相当一部分《读书》作者们的理想：他们为马克思所描绘的这幅“思想肖像”恰恰就是他们自己的“群体自画像”。而且，最为有趣的是，在《读书》的许多作者们看来，马克思似乎已经不再是“体制”中人，而分明站在了他们即正在进行着自我塑造和自我养成的“公共知识分子们”这边。曾经被当作“意识形态符码”而使用的马克思形象，现在被解构并重新建构出来，成为了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典型！
　　
　　
　　
　　 纵观《读书》二十七年来的马克思言说史，虽然颇为纷繁芜杂，但仍然可以清理出三条主要的脉络——首先，在对马克思思想精髓的理解上，马克思的形象不断被“人道主义化”，而且越来越被赋予了“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的维度和意蕴。其次，在对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定位上，马克思的形象被不断地“脱意识形态化”、“学术化”以至“知识分子化”，马克思由“意识形态的学理化身”逐步地被改写为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原型”。最后，从马克思哲学研究与其他哲学门类的关系来看，马克思哲学也由一支独秀的地位开始，逐渐被边缘化，但近期内，又逐步在各种话语同时并存、多元竞争、互相融合的潮流中重获生机。 可以说，《读书》杂志在马克思思想的诠释和研究方面基本上保持了与国内学术界的同步发展，在某些方面——如对马克思批判精神和超越维度的强调——甚至稍有领先，开一代风气之先。
　　
　　当然，《读书》的马克思论说，只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人理解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历程的一个缩影，一个镜像，一个片断。中国学人对马克思的论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几乎再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够像马克思一样，引起过中国几代仁人志士这么强烈的热爱与憎恨，这么长久的讨论与纷争，这么深刻的反叛与皈依……曾经那个辉煌一时的“马克思神话”确实被打破了，但我们不必为此感伤——因为，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同时也是一个“当代的马克思”、一个“我们自己的马克思”必将从这毁灭中浴火重生并走向未来！
　　
　　今天，在这样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吞噬民族认同的时代，一个经济利益、消费体系淹没思想、激情和理想的时代，一个迫切需要社会改革和文化创新的时代，每一位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难道不应该锻造他们自己的批判意识、崇高理想和人文精神吗？难道不应该在心灵深处拥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马克思”吗？
　　
　　
　　
　　参考文献：
　　
　　[1] 甘阳.韦伯神话[A].将错就错[C].北京：三联书店，2002.244－246.
　　
　　[2] 孟捷.“通往奴役之路”？[J].读书， 2000，（5）.33.
　　
　　[3] 刘擎.“奇异的沉寂”意味着什么？[J].读书，1998，（7）.69.
　　
　　[4] 林春.不朽的宣言——纪念《共产党宣言》一百五十周年[J].读书，1998，（10）.7.
　　
　　[5] 张旭东.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苏醒[J].读书，1998，（11）.29.
　　
　　[6] 索飒、海因兹·迪特里齐.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J].读书.2002（6）.77.
　　
　　The Future without Marx Can not Exist: the Figure of Marx in Dushu
　　
　　Xi G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 by the authors in Dushu includes three stages which Marx’s thoughts is considered as the ideology, the fringe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tellectuals respectively. At present, the main way of the interpretation is that the figure of Marx is shap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public intellectuals who bear the weight of the spirit of Humanism. And the process of shaping is just the authors’ self-shap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d study on Marx in Dushu keep pace with the inland academia, break a new path even in some aspects, for instance the emphasis on the critical spirit and the transcendent dimension of Marx’s thoughts.
　　
　　Key Words: journal of Dushu, the figure of Marx, the public intellectuals, self-shaping
　　
　　
　　
　　（发表于《云梦学刊》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