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中国梦时代的农村代表是大寨还是小岗村？——郝堂实验的探索

　　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村社共同体重建及农村综合发展

　　——郝堂实验及中国梦时代三农发展道路探索

　　李昌平

　　毛泽东时代的农村是合为主，邓小平时代的农村是分为主。中国梦时代的农村如何合，如何分呢?

　　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代表是大寨，邓小平时代的农村代表是小岗。中国梦时代的农村代表会是谁呢?

　　邓小平说，小岗村只是过渡模式，最终还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实现“二次飞跃”。中国梦时代如何找到实现“二次飞跃”的途径呢?

　　习大大说他想去大寨看看。或许大寨和小岗都不可能是中国梦的农村代表了。

　　李昌平对信阳市委领导和平桥区委书记王继军吹牛说：“前30年看小岗，后30年看郝堂“。

　　郝堂是否能够成为中国梦时代的农村代表——实现“二次飞跃”的典范呢?

　　2009年9月，在河南省信阳市委政府主要领导和平桥区书记、区长的具体部署和支持下，由中国乡建院的李昌平和孙君等机构和个人协作，平桥区五里店街道办和郝堂村两委开始了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村社共同体重建及社区综合发展——探索“二次飞跃”实现途径的改革实验。

　　郝堂实验的背景

　　2009年8月，我应邀去河南信阳平桥区党校给全区干部上课，在去平桥讲课之前我对信阳及平桥做了一番功课，信阳及平桥区是河南省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改革试验区最主要的课题之一是土地重新确权后发给农民承包地70年的产权证(城市建设用地也是70年产权)，规定农民的土地产权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试验的顶层设计者认为：只要农民的土地能够抵押贷款了，农村和农业发展及农民城市化等难题的解决就事半功倍了。但在农民领到70年的土地产权证之后，银行却不接受农民的土地产权证抵押贷款。这让当地的官员们和北京请来的顶层设计专家们始料不及，一筹莫展。

　　我在平桥区党校的讲课题目确定为《建设新农村，先建新金融》。我的观点非常鲜明而有针对性：中国农村不是土地制度不适应金融制度，关键是金融制度不适应土地制度。要想让小农的农地实现抵押贷款，一定要创建新金融体系——在村社内置金融(村社内部的合作互助性质的金融)。村社有了内置金融后，小农的承包地、村社集体成员权、甚至宅基地和房屋等都可以用来抵押贷款了。

　　信阳市委主要领导和时任平桥区长的王继军似乎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希望我在平桥区找几个村开展内置金融及土地抵押贷款实验。我欣然答应了。讲完课的第二天，王继军安排时任平桥区科技局长和试验办主任的禹明善带我下乡选点。最后去的一个村是郝堂村，禹明善、我和村主任胡静边喝茶边闲聊，胡静感叹村干部的道路越走越窄，不想做村主任了。我问胡静不做村主任了想做点什么?她说想为村里的老人做点事情，不知怎么做。她在说想为村里的老人做点事情的时候，眼泪在眼圈里打转转。禹明善解释说，村里两天前有老人因病怕连累儿女自杀了，这样的事情村里年年都有发生。胡静是无心人，我是有心人。我立即表示愿意帮助胡静实现“为老人做点事”的愿望。胡静问我怎么帮，我说：我带5万元种子资金、还找政府要15万元种子资金，优先老人入社(每个老人社员资格股金2000元)，组建一个养老资金合作社(种子资金永远不要回报、永远留在村里，做的好还增加种子资金)。由老人给年轻人发放贷款，“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胡静似乎不太相信有这样的好事，禹明善说李老师是给朱总理写信的李昌平书记，胡静觉得太意外了，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增强了信任，表示愿意把这事做好。我及时给胡静提了一个条件，希望本村有5-7个乡贤(胡静必须是5-7人之一)参与——每人出资2万元，三年不要利息(利息敬老)。胡静答应的很爽快。我和胡静约定，当她找到5-7个乡贤了，我就来村里帮助筹建养老资金互助社。

　　郝堂试验的第一阶段

　　建立养老资金互助社

　　郝堂村是一个贫困的山区村，人口2300人，村域面积20平方公里，2009年人均收入4000元左右，打工收入占70%，农业(茶叶和板栗种植为主)收入占30%。当时郝堂村老人们的境遇非常艰难，这让包括村委会主任胡静在内的一些村民很是郁结，却又找不到出路。

　　同时，村民们面临的问题跟中国农村很多地方一样：农民有致富和发展的愿望，却缺钱。虽然国家政策要求银行为农民提供贷款，但执行中很难落实;农民有巨量的土地、森林、水面、房屋等资产，如果能够实现抵押贷款，农民的发展能力就会有根本性的提升，但正规金融机构都不愿意为农民提供抵押贷款。

　　我离开郝堂4天，胡静就给我打电话，说找到了包括她本人在内的7个乡贤，14万元资金已经全部到账了。催我到郝堂帮助她建立养老资金互助社。

　　我赶到郝堂村， 胡静要我把承诺的钱打入她的账户，尽快开业。我说，还得先制定资金互助社章程、召开社员大会、选举理事会监事会、登记等，才能开业。胡静问我制定章程需要多长时间，我说要30多个小时吧。胡静吓住了。她说满山的板栗都没有人采摘，把大伙召集起来花30多个小时制定章程有难度，求我给她一个章程就行了。我说，章程是合作社的法律，就像美国的法律不能拿来中国用一样，章程一定要本社社员一条一条的讨论出来。胡静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把在外做生意的另外6个乡贤也请回来参与章程的制定过程。参与章程制定的有乡贤、村组干部、老人代表，还有禹明善、我、我的同事和学生等，还有信阳市委主要领导的秘书(参加了4个小时)。大伙吃了两天的盒饭，夜以继日花了30个小时，终于“吵”出来了一个章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在黑板上抛出问题或记录村民的问题，引导大家讨论，我的两个学生一个负责在墙上的大白纸上记录讨论的共识，一个负责把共识录入电脑。当章程讨论完成的时候，参与的人都异常兴奋，觉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没有疑问了，都会了。

　　我的学生把章程草案打印出来，参与者人手一份，休息一晚上，大家看有没有要补充和修改的，次日早上再聚一会，在大白纸记录的章程(原稿)上签字画押盖手印。参与者人手一份章程再去发动社员。

　　经过社员发动、社员大会、选举理事会监事会、登记注册等之后，10月中旬郝堂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正式开业，开业时的资金总额是34万。其中：政府10万，我主持的课题费5万，乡贤14万，15个老人社员3万，村集体2万。

　　在章程制定的过程中，讨论贷款风险管理的时候，参加章程制定的人都一致认为承包地(包括林地)是最好的抵押品。在讨论合作社如何赚钱的时候，参与章程制定的人认为将农户承包地流转(或返租、或入股、或作为定期存款——金融化)到合作社，再由合作社集中连片转包出去也是一项赚钱的“生意”。

　　村社小农的农地(承包地、成员权等)抵押贷款在村社内置金融中自然发生了。郝堂实验的初期就给了信阳改革试验区非常好的补充。

　　为了把郝堂实验长期做下去、并推广，我另外从河北大学我主持的课题中挤出10万元，差不多在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成立的同时，成立了“信阳华夏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并用这个中心申请了一些项目，培养乡村建设协作者——在协作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培养乡村建设协作者。信阳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的以姜佳佳为代表的青年人与郝堂村干部和养老资金互助社的骨干一起工作，是实施郝堂实验的重要力量。

　　按照章程的规定：每年小年(腊月二十三)是养老资金互助社结算分配的日子。2010年2月中旬，内置金融合作社开业三个多月，34万元贷款产生了9000多元的利息收入，经过核算，提留公积金、公益金、风险金等后，每个老人(2000元本金)3个月分红320元。分红的当天，乡贤都回来了，乡贤给老人们派红包，台上台下都哭了。

　　2010年入社的社员有48个，资金规模超过了百万，当年每个老人分配了530元。第三年入社的老人增加到了97个，每个老人分红720元。在第二年分红的时候，站在台上给老人派红包的有个叫吴本玉的副区长(是郝堂实验初期的直接领导人之一)，她边发红包边哭，被老人们的喜悦感动的不行了。分红会议结束后，吴本玉突然说，可不可以就在这个村搞新农村建设。最初我在和禹明善设计郝堂试验的时候，我说过一句“大话”：“前三十年看小岗，后三十年看郝堂”。如果政府把郝堂作为新农村示范村来建设，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了。我跟吴本玉说：你慎重的跟王继军同志商量商量，如果你们决定了，我和明善找人来一起干。不过，可能跟省里推行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小村并大村、迁村腾地、大拆大建、集中上楼、农村变社区、农民变居民”的搞法不一样啊，市区领导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郝堂实验的第二阶段

　　有个叫孙君的画家，是北京绿十字的发起人。很多年前，他和一帮人合作在湖北丹江口上游做垃圾分类等环保工作，在做的过程中对画房子和画村子上瘾了，他画的房子和村子建造出来后很“美”。经过十年的努力，在五山镇做成了一个“新农村”样本——堰河村。这个人家住北京，和我同住金台西路。禹明善对孙君等做的堰河村也一直很关注，也一直想把孙君“勾引”到平桥来做新农村建设。孙君当时在湖北宜昌枝江县的问安镇做示范村镇建设，2010年秋天问安镇项目做旅游推广活动的时候，孙君邀请我去剪彩，也希望我把内置金融植入问安镇的项目中去。我看了孙君主持的问安镇的新农村建设项目之后，劝他到郝堂村做新农村建设。我说：郝堂符合我选点的五句话——“我村我素、我村我品、我村我业、我村我家、我村我根”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还有三个难得的条件：一个是信阳市委政府主要领导及平桥区王继军、吴本玉等区领导有想法，认同我们的想法和做法，想做些引领未来、对得起历史的事情;另一个是郝堂村经过这两年多的村社内置金融试验，内置金融不仅增强了内生发展动力，还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了，干群关系改善了，村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虽算不上一呼百应，但有了很强的动员能力;第三是信阳华夏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是一支不错的在地团队，这个也很难得。我忽悠孙君：你花10年建成堰河村，在郝堂搞2年就会超过堰河村。

　　孙君听了我的“忽悠”(当然，更多的可能是听了禹明善的忽悠)，一起开始了“郝堂茶人家”的新农村建设项目。与此同时，由我、孙君等人和北京绿十字、信阳华夏乡村建设协作者等机构发起成立了“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和“中国乡村建设院”，总部设在郝堂村，孙君任董事长，李昌平任院长，建起了中国乡建院的办公楼。中国民间乡村建设100年来，首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记得孙君进村后的第一次村民会议是2011年年初，参加会议的主要是老人。孙君布置的第一项工作是垃圾分类，孙君对老人们说：两个月后来检查，如果村庄没有垃圾了，就决定在郝堂村搞新农村建设。郝堂村的干部和协作者中心的工作人员事先把村民代表组织到外地先进村参观学习过，对新农村心向往之，特别是老人。很多老人说：只有孩子们不出去打工，在家也有收入，别说垃圾分类，让我们做什么都行。

　　与垃圾分类同时开展的还有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土地流转。新农村建设需要一部分建设用地，按照规划要把部分村民的承包地流转到村集体，每亩给予一定的补偿(到2028年时再调整土地时补上)。这项工作由村民代表和农户(主要是老人)协商解决。最终谈成的价格是1.8-2.4万/亩。第一期是83亩，需要160万元现金支付。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召开社员大会，决定给村集体的经济联社贷款170万，由村集体按照孙君等人做的规划设计、并自主开发83亩土地，价值爆炸式增长。郝堂村通过村内土地“占补平衡”的办法，在内置金融的支撑下，村集体先后收储土地200多亩，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展开，土地不断增值，村集体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有了数千万的收益，这些收益全部用于郝堂新农村建设，郝堂村新农村建设到2013年时，就被评为全国12个国家级示范村之首，每天数千人来郝堂参观学习和休闲旅游度假。农户收入倍增，家庭资产倍增，郝堂村集体资产爆炸式增长，集体经济由弱变强，村庄的自主发展能力今非昔比。

　　孙君主张“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在当地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郝堂村全体村民努力下，在中国乡建院、中国绿十字、信阳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等机构和孙君、禹明善、谢英俊、大胡子里、老鲍等专家和匠人的协作下，郝堂的外在变化和内在气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孙君等人在郝堂村之前有十多个新农村示范村建设的案例，像郝堂村这样速度快、质量好，人心齐、产业兴、收入增，农户富、集体强的案例还是第一个。如我所料，郝堂村不到两年就超过了堰河村。很多人可能认为政府给郝堂的投入太多了，其实郝堂村得到的政府投入并不特殊，全国各地的新农村示范村得到的政府投入高于郝堂的比比皆是，外形上比郝堂建设的高大上的比比皆是，但是像郝堂这样农民在家就有高收入的新农村却十分少见。

　　我将郝堂模式定义为：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及综合发展。郝堂是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自主适应逆城市化趋势——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的、可经营的、共同富裕的、民主自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共同体。郝堂变成了一个有自主性的新农村，自主性与内置金融高度相关;郝堂变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村民共同体，凝聚力与内置金融高度相关;郝堂变成了一个有治理能力的村社，治理能力与内置金融高度相关;郝堂探索出了一条坚持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完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壮大新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二次飞跃”的路径，这些与村社内置金融高度相关;郝堂村还找回了久违的乡贤、孝道、礼俗、信用……，这些与村社内置金融高度相关;郝堂村还探索出了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巩固党在基层领导地位的新途径，这也与村社内置金融高度相关。

　　郝堂实验巩固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社共同体两大革命成果，并使之焕发出制度优势和活力，郝堂实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改革实践!

　　郝堂实试验的第三阶段构想

　　严格意义上讲，郝堂试验的第三阶段还没有真正开始，主要原因是村民的构想、党委政府的构想和我们乡建院的构想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行动共识，没有共识就不能急于求成。但我们构想中的郝堂试验的第三阶段试验在乡建院珠海等其他项目点上已经有丰富的试验了，希望取得经验后再系统的在郝堂开展试验。

　　内置金融升级：

　　村社内置金融的功能除借贷功能外，还有很多潜在的功能，譬如：土地银行功能：无论是农户家庭的承包地、林地，还是宅基地或房屋，只要农户愿意，是可以折算成“钱”存入内置金融合作社的，存的时间越长，“利息”回报越高;粮食和茶叶等主要农产品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创建“粮食银行”和“茶叶银行”。再如：资源资产金融化功能：农户也是可以将承包地、林地、宅基地和服务作价入股内置金融合作社的，既可以选择为一般投资股权，也可以选择为优先股权。再如：村社内部结算平台功能和“余额宝”功能：村社为其成员提供统一采购、统一销售、统一技术、统一品牌……水利、洗澡、理发……居家养老等服务，只要是社员所需的服务，内置金融合作社都可以先服务、后结算。再如：依托内置金融发行“社区货币”——养老代金券(或消费信用卡)，老人凭代金券可以在村社制定的服务店消费，老人也可以用自己制作的产品在村社制定的公益站兑换代金券。社区成员相互服务也可以使用代金券，代金券可以在合作社超市购物。再如：郝堂内置金融的复制性试验，郝堂内置金融试验是可以在周边村子复制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内置金融联合社。再如：郝堂内置金融合作社及其联合社与互联网金融、政策性金融对接的实验等等。

　　内村社内置金融功能有十几种之多。我觉得中国梦时代的三农发展的核心任务就是创建村社内置金融合作社及联合社新体系，并不断完善其功能。

　　村社共同体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升级：

　　现在的郝堂已经不是2009年时的郝堂了。2009年的郝堂，村里只有村两委两个组织在发生实际的作用——主要是对党和政府负责，对村民只有极少的服务和对极少的集体资产实施简单的承包经营管理。今天的郝堂，农户家庭经济结构和质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各种在郝堂创造价值的经济组织和社区组织爆炸式增长，郝堂村社集体资产资金有了爆炸式增长了，郝堂各种主体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需要的服务也有了爆炸式增长，原有的村社两委依然要对上级党委政府负责，但对郝堂村村民负责、对郝堂村内的各种主体负责、对郝堂集体资产资金保值增值负责、对郝堂生态环境负责……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郝堂村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必须发生变革，以适应新的要求。这些变革不是村民自己可以决定的，也不是乡建院可以和村民商量就可以决定的，仅仅一个村财乡管的制度也不是村民可以撼动的。郝堂治理结构、治理方式和政策配套与时俱进的试验，必须由党委政府设计和主导实施。

　　仅仅就郝堂村村内部的治理结构而言，我们曾经这样构想过：

　　郝堂通过改革试验，要在探索新的村社共同体建设上有突破、在新集体所有制和新集体经济实现方式上有突破、在新双层经营体制上有突破，在新民主自治模式上有突破。总之，要在基本组织制度上有突破、在基本经营制度上有突破、在基本治理制度上有突破。

　　产业升级：

　　和2009年相比，郝堂的产业结构和质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服务业从无到有，已经成为农户主要的收入来源。但郝堂的服务业还非常初级，质量差、总量小，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除了鼓励和帮助郝堂村民及村级集体产业升级外，还有在建设“平台郝堂”下功夫，给予内部外部愿意在“平台郝堂”上创造价值的各种主体平等的待遇——包括金融服务。此外，还要用互联网金融和内置金融的结合及互联网电商改造郝堂，实现线下和线上协同发展。

　　绿色生产、绿色生活：

　　郝堂可持续发展，必须在绿色生产、绿色生活上下功夫。“前30年看小岗，后30年看郝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引领未来生产生活方式——绿色生产生活。实现“三生——生产生活生态”共赢，这既是郝堂村村民的需要，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郝堂在今后，还要在尿粪分离、垃圾分类、雨水收集及污水处理、绿色建筑、有机农业、健康教育、绿色服务等许许多多做实实在在的探索。要把郝堂建设成绿色生产生活的示范区，绿色技术高地!升级后的内置金融要成为绿色生产生活的有力支撑。

　　新农村建设2.0版——郝堂模式试验：

　　当下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主要的模式是政府主导和开发商主导两种模式，我们称之为新农村建设1.0版。郝堂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新农村建设模式——郝堂模式，最初的想法是农民共同体自主模式。通过村社内置金融使得农户和村社共同体变成市场的强势主体，在此基础上激活内生动力主导新农村建设，我们称之为新农村建设2.0版。尽管郝堂试验的第二阶段没有完成达到目标，但郝堂相对全国各地的新农村建设1.0版模式，在自主性方面确实增强了很多。在郝堂试验的第三阶段，“平台郝堂”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不能郝堂内外主体，都可以在“平台郝堂”上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共振，实现郝堂可持续发展。“平台郝堂”的建设重点是三个方面——“组织制度及规划+内置金融+软硬环境条件”。只有2.0版模式的新农村建设，才是有制度意义的、市场化的新农村建设模式。这是未来30年所需要的模式。

　　中国梦时代，需要一个有中国梦时代特征的典型代表，郝堂加油!

　　珠海已经超越你了，郝堂，加油!

　　补充阅读：村社共同体重建是乡村发展的根本任务

　　为什么需要重建村社共同体?

　　乡村社会是一个自治社会。没有乡村共同体就没有乡村自治。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是家族共同体自治为主、士绅治理为辅的社会。家族共同体在借贷、水利水务、技术推广、教育文化、扶贫济困、治安调解、协税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主导性作用，家族共同体是传统乡村社会发展和治理的最重要的主体。

　　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对传统乡村社会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改造，家族共同体自治为主的社会改造成了村社共同体自治为主的社会——以村社区为边界，建立起以地缘、水缘、业缘为主纽带，亲缘、血缘、熟人关系为辅纽带的村社共同体社会。村社共同体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四权统一”和“三位一体”，即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产权、财权、事权和治权”的统一和集“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三种职能于一体。村社共同体的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主导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区)发展、建设和治理的最基本的组织主体，也是国家实现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和获得“剪刀差”收益的最基本主体。家族共同体由于其产权和财权被剥夺逐步衰落。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转向“分田单干”制度，集体所有制下的“大稳定、小调整”的土地“均分”制度转向“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差别占有”制度，特别是税费改革后土地“差别占有”无偿化、长期化后，维持村社共同体存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产权和财权被剥夺，村社共同体的“事权和治权”也名存实亡。共产党执政数十年创建的村社共同体及村社共同体治理的乡村社会逐步瓦解，但家族共同体并未因为村社共同体的瓦解而发展壮大，乡村社会千百年来首次成为了“无主体”社会，小农“政治贫民、市场贱民、社会流民”——“三民化”趋势日益突显，农业和农村经济非农(民)化趋势日益明显，乡村社会从有序到无序的趋势日益明显。

　　近二十年，各级党委政府对不断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背景下的农村一盘散沙、一团乱麻之怪状感到忧心忡忡、十分棘手，每年都从省市县抽调很多干部组成工作队驻村蹲点指导和协助村干部工作，指导农村村级两委班子能力建设。但派下去的工作队，绝大多数除了给钱搞点面子工程外，并无其它作为。村级两委班子总是加而不强，成堆的矛盾和问题无从着手解决。有一些地方也做过一些大胆的探索，譬如：富人治村，“公司+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等等，但都不能改变农村一盘散沙、一团乱麻的趋势。

　　农村是一个自治社会，自治主体是村社共同体，村社共同体必须是集“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三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组织，这种组织也必须是“四权统一”的，如果农村没有“四权统一”的集“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于一体的综合性组织——村社共同体，农村是无法健康发展和有效治理的。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基础性的任务之一是重建乡村社会的村社共同体。

　　在当下，如何重建村社共同体?

　　今天的中国，我们不能再用革命的手段重建村社共同体了。我经过20多年的探索，觉得村社内置金融——村社内部互助合作金融是重建村社共同体最有效的切入点，内置金融村社是最佳的村民共同体模式。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小农迫切需要合作合力才能避免“政治贫民、社会流民、市场贱民”化的趋势和命运。如何最快的形成最有力量的合作组织呢?在宪法规定的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之下，在村社(空壳)中内置合作互助金融是重新组织农民和完善村社共同体的最佳途径。即使在村社共同体相对完整的村庄，内置金融后会使得共同体会能力倍增。

　　为何内置金融有如此妙用呢?这是因为农民、农村、农业最缺钱，钱是一般性等价物，钱是链接各种关系和要素的纽带中的扭带，资金互助合作是一起合作的基础，一切合作因为有了资金合作而交易成本最小化。此外，在宪法规定的农村产权制度、经营制度约束下，只有村社合作金融是村社集体土地产权、农户承包权、集体成员权充分实现的基础，是各种要素优化配置和“权利)自由交换的基石。

　　总之，在当下中国，村社内置金融是组织农民(共同体)的最有效方式，内置金融村社是农民组织(共同体)最佳模式。

　　农村：以改革促发展的内在逻辑

　　研究农村发展，首要研究的是农村发展的动力。

　　当我们面对一个在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日益衰败的村庄的时候，要让村庄重新焕发活力，除找政府外，一般的思路有两种：一是两眼向外：招商引资。另一是两眼向内：团结起来自力更生。招商引资虽然来得快，但往往容易失去自主性，自己的土地、人力、资金等三大要素被商人资本化，发展变成了与本村村民关系不大的事情，发展成果不能为村民共享;团结起来自力更生，自己的三大要素依靠自己的力量资本化，自主发展，发展成果为村民共享。当然，自主发展也包括平等的对外合作(招商引资——为我所用)。

　　所以，村庄发展，增强自主性是关键之关键。

　　如何增强自主性呢?

　　乡建院在实践中摸索的基本经验是：农村发展必须优先研究金融制度创新(钱)、土地制度创新(地)和组织制度创新(人)，因为钱、地、人三大要素是最基本的、决定性的要素。金融创新——钱生钱;土地创新——地增值;组织创新——人增权。金融创新推动土地创新，金融和土地创新推动组织创新，三个创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金融创新是最基础性的创新，金融制度创新的性质决定土地制度创新的性质，金融和土地制度创新的性质决定组织制度创新的性质。钱生钱、地增值、人增权所带来的收益全部归村民自己享有，才是自主性的发展。

　　对农村村社而言，真正属于自己的金融就是村社内部的合作互助金融——内置金融。只有村社内置金融才是为村社服务的金融，只有内置金融的收益是属于村社的收益;只有在村社建立起内置金融后，村社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承包地或成员权金融资产化才能成为现实，土地金融资本化所带来的资金资本化收益、土地资本化收益才是属于村民自己的收益;建立在内置金融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村社共同体(组织)才是真正的农民自组织——是“四权统一”“三位一体”的村民村社共同体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