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的文化创新之路

毛泽东的文化创新之路

陈　晋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一生对文化给予了极大关注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是一个不断实践和创新的历程。

　　一、从农村文化到苏区文化

　　人们常说20世纪是中国人觉醒和站立起来的世纪。所谓觉醒，事实上就是观念意识上的变化，是在科学的意义上对个人和国家命运前途的一种自觉追求和把握，是在理性的指导下，人们自觉地认识到观念变革与社会进步的紧密联系。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进步和变迁。从这个角度讲，五四运动有着特殊的意义；而在这以后，毛泽东的文化探索之路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毛泽东是在革命与文化的互动中来探索新型文化之路的。五四时期文化界讲得最多的还是唤醒沉睡的个体，但是，随着变革运动从意识层面指向实践层面，例如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的兴起，改造和重建国家的意识形态成为了主流，文化的传播必然要转向大众，转向为一个在实践运动中指向现代的中国服务。而五四以后的毛泽东，首先投入和专注的便是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的政治实践。作为革命家和宣传家，毛泽东的政治思考和文化思考，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区别。他当时的文化探索主要是调动文化资源来服务于宣传，服务于政治，进而对文化建设问题进行思考。正是这种实践——政治——宣传——文化的逻辑延伸链，使他的探索与通常是文化本位思考多一些的单纯文化人不同。

　　毛泽东富有个性的文化之路，同他富有个性的革命之路一样，都是从中国农村社会的土壤上开始的。从1927年到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赴农村的调查活动，不少于16次。这些年，正是他从一般的革命家成长为一个对中国革命具有独到见解的革命家的关键时期。其独到见解，也体现在他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历史及现状的透彻摸底和解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农村文化观，使他了解一个真实而又更广阔的中国。

　　作为一个出身农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很自然地挟带有双重文化色彩。一方面，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必须用新的世界观来改造农民的传统意识，克服他们思想文化习惯中诸如狭隘、落后和愚昧这些消极因素。另一方面，作为置身于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的政治家，尤其是一个曾受到浓厚的农民文化熏陶的政治家，毛泽东又不能、也不会对农民文化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他必然要务实地表现出一些灵活性来。否则，他就根本无法想像对农民进行广泛而有成效的社会政治动员，很难为新型文化在中国农村文化土壤上的传播和运用拓展契机。

　　在毛泽东的文化探索中，政治经济的革命运动成为了农村文化变迁的前提。随着土地革命的展开，分得土地和财产的苏区穷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此，苏区的许多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组织起几万群众举行各种集会和游行。这些集会和游行既是一种政治活动，也是一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传播、感染和表达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1934年1月鲜明地提出了一条新的文化建设思路，这就是：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苏区文化是中国新型文化建设的一个雏形。苏区文化更为先进性的内涵,体现在红军革命队伍的文化建设当中,其内涵大致可分三个层面。第一，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认识，以及有关方针、政策的制定。第二，对新型的道德价值观和精神作风的倡导。如官兵平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对自由主义，克服传统农民起义的流寇习气，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荣誉感,等。第三,反映、表达和传播上述先进的思想内涵的过程中，形成和创造的方式、载体，即狭义的具体的文化工作形态。它能够有效增强先进思想意识的感染力。

　　苏区文化的气质是：在形式上大多以群众娱乐为载体，在内容上大多以适应阶级斗争、土地革命需要的政策思想为主题，在功能上则主要发挥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的作用。这些，无疑都成为毛泽东后来深入思考和实践新型文化建设的必要经验。

　　二、从苏区文化到抗日文化

　　在政治路线和历史任务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建设上作出了与时俱进的选择。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便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在1936年明确提出了“抗日文艺”的概念。抗日文艺是抗日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毛泽东对先进文化的思考出现了一个新的坐标，拉开了走向新阶段的序幕。显然，所谓抗日文艺分明就是文化上的统一战线，目的是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和文化资源。苏区文化事实上是一种阶级形态的文化，而抗日文化则是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相结合的文化。这些理论认识和政策实践，无疑是与时俱进的变化和成熟。

　　抗日文化的确立，表明新型文化的历史内涵发生了变化。是否属于进步的思想文化，首先要看它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否配合抗日战争这一最大的政治形势，是否反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最根本的民族利益的要求。各种文化活动及其精神产品是否进步，首先要看它是否承载了爱国主义感情和民族主义立场，是否有益于动员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人们投入抗战的洪流，是否有益于反对一切投降卖国的“汉奸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提出文化创造的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

　　抗日文化的确立，表明新型文化的创造主体也发生了变化。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知识分子及文化人，拥有了能够重合的政治空间，特别是大量过去被挡在门外的中间力量的文化人，包括一些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文化人，也都可以成为抗日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抗日文化是一个多层格局，体现了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在提出抗日文化的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政策的第一个调整，就是争取和容纳具有不同政治立场和文化主张的知识分子。广泛的联合，必然使抗日文化内部呈现出先进性高低不同的梯层结构。对此，毛泽东在1942年谈到文化问题时，作了一个颇为具体的分析。他说：文化的革命性是从低级到高级的组合，其最低层次的革命性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往上，不仅是坚持抗日，还要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赞同民主主义，提倡科学理性。再往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既要抗日，又要反封建；既在一般意义上提倡民主与科学，还要坚持和实行马克思主义。多层次的组合，也决定了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范围或者说“圈圈”。比如，在高扬民族尊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点上，和所有的文化人联合起来，其范围最大。在民主与科学这一点上，团结起来的范围就相对小一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而在具体的文化主张及文化品格上团结起来，范围就更小了。

　　抗日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联系和区别。从直观上理解，抗日文化是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实际上存在了八年左右的时间，如果追溯到1931年的“九&

183;一八”事变，也只十几年的时间。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在文化上的反映。因此，抗日文化是阶段性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的一个总体概括。抗日文化的政治主题，指向比较明确和具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解放)，于是包容性也就相对宽泛，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政治主题，则要高级一些，不仅反帝，实现民族解放，而且还要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社会和人民的解放。从这些联系和区别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文化基础上，在统一战线文化中倡导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关于文化领域的自由主义和复古主义。毛泽东认为，自由主义文化人在强调科学与民主方面，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吻合的。在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这个特殊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承认和强调这种文化上的重合点，并不是一种临时的政治策略，历史的本质就是如此。在以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戴季陶等为代表的文化选择思潮的估量中，他们认为，“所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两种主张都“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显然，蒋介石等人的文化主张的实质，就是保守主义。它一旦同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粘连一气，便走向极端，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古主义。于是，在抗日文化的统一战线中，同这股思潮的公开论战也就不可避免了。受欧美思想影响甚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也对国民党搞的这场声势不小的复古主义文化思潮进行了抵制。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对复古主义思潮的批判，进而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延安文化代表着抗日文化的前进方向。所谓延安文化，自然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造的思想理论及其显现形态，它是各抗日根据地文化的总称。作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它更集中和鲜明地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思想整风运动是延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逻辑关节点。延安整风不仅清算了长期以来在党内存在的照搬经典作家的本本，照搬苏联的革命经验模式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而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非此即彼的形式主义文化选择倾向，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吸收，也有了清醒的认识，并着力去克服。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的思考也具体深入了许多。后来形成的延安文化的一些重要内容，正是在文化界整风中，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这就为建设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文化打开了新的思路，为新型文化的深入创造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民族性、大众化是延安文化最突出的品格。这一品格可以更充分有效地调动、利用和发挥旧有的文化资源，为传播科学的先进的思想服务。这一品格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的”这个属性的一种表现。在毛泽东看来，“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的这个定义，既包含着针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民主化诉求，也明确地宣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最终归宿。延安文化的民族性、大众化品格，在内容、形式和风格各方面，揭示了文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体现了文化的民主性，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毛泽东期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绝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这个目的。

　　三、社会主义的文化过渡问题

　　新中国成立不久，特别是在推进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强烈地感受到在文化现状与社会进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带着浓厚的延安文化的经验和美好感受走进北京的，因此，对文化建设的方向模式，也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但是，执政全国之初，所面临的却是杂然纷呈的文化现实。当上层建筑中的政权领域已经实现了根本变化以后，毛泽东看到的文化现实却是在思想、文艺、教育、科学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下。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一般都是带着旧有时代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刻痕投入到新社会的。他们要走向被视为新中国“精神故乡”的延安文化，显然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仅是人们惯常理解的在1953年到1956年之间进行的经济上的“三大改造”，也应该有一个、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个毛泽东非常关注且投入很大精力的“文化改造”。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延安经验来推进新型文化的创造，对面临重建和统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执政党来说是必然的。正是在一场持续的文化改造过程中，对新中国成立前构想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践和普及，逐渐演变成为了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倡导和构想。

　　文化改造的五个步骤，可以概括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引申出来的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1954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5年)①。五个步骤，一个宗旨，就是解决文化现状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不相适应的问题，核心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把它普遍地推行和落实到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实践当中。如果说第一个步骤具有普遍的针对性的话，那么，其他四个步骤，却都是由具体事件引发产生的。五个步骤，一个理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毛泽东看重文化改造的基本注脚。尤其值得分析的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新旧相连的文化现实。

　　在哲学意义上，毛泽东把被改造、被批判的思想倾向都叫做唯心主义或资产阶级的唯心论。事实上，它们基本上囊括了五四以来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概括地说可以分属三类：(1)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价值观，即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电影《武训传》和梁漱溟思想)；(2)欧美派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以及自由主义文化观(胡适派思想)；(3)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观(胡风)。在改造中国的道路问题上，前两类选择的是改良，后一类则基本上赞成革命。尽管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程度不同地属于进步文化阵营，都曾程度不同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但在毛泽东看来，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它们已经不属于先进文化的行列了。

　　经验和教训。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文化改造，基本上实现了文化上的重新整合。其重要标志，就是此前为许多人奉行的文化学术倾向从此失去了舞台，马克思主义作为所有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则被明确地树立了起来。但是，文化改造中也体现出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是在于文化改造上过于追求一个“纯”字，这同经济改造中过于追求一个“公”字有些相似。当然，以政治批判方式来推进文化改造，所引出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因此，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文化改造，在给人们带来重整“文化河山”的喜悦的同时，也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初创了一种充满风雨的实践模式，并丢失了许多必要的文化资源。

　　四、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和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是处理社会主义“应有的”文化同一切“已有的”文化的关系的核心准则。文化改造结束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仍然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过程。各种探索所面临的一个共同前提，就是怎样看待“已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同“应有的”的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毛泽东大量谈论中外古今这个话题。把他提出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这个核心准则，放到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史上，放到当时的国际背景下面来衡量，其价值含量特别耀目艮。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他思考和实践新型文化的历程中，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对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存在格局，设计了一个最大可能的发展空间。对经历文化改造之后的知识界和文化界来说，有这样的空间格局，同没有这样的空间格局，情形是大不一样的。考虑到当时国内一些人对这个方针的不理解，以及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对这个方针的怀疑，我们更为感佩毛泽东的创新胆识。

　　“双百”方针的实质，就是承认和要求社会主义文化具有的多层和多样格局，不是一“花”一“家”的单调形态。所谓多层和多样，很容易让人想起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观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政治底线，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抗日文化的“共同语言”，也呈现出抗日——民主——马列主义这样的梯层结构。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多层和多样的格局中，也有一个政治底线，也有一个呈梯层延伸的“共同语言”。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有过非常明确的论述。他说：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只不过在他们中间，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对待，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便可视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政治底线”。关于“共同语言”，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可以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这三个层面，显然也是呈梯层延伸的。

　　“双百方针”，对执政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执政党，应该大力倡导主流的东西，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先进文化，总是在同不那么先进、不那么正确的文化的比较、竞赛和争鸣中发展起来的，总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实践来证明、丰富和完善的。因此，关键是要拿出比你不赞成的东西更好的文化成果来，显示自己的先进性。

　　毛泽东在谈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目标时，总是把经济和文化相提并论。他使用最频繁的表述有：“改变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面貌”，“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等等。这说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始阶段，毛泽东希望的是包括物质经济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的社会全面进步。

　　在毛泽东的探索中，中国的现代化不只是经济方面，还包括文化方面。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写进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现代化。但几乎与此同时，即1956年10月6日，毛泽东提出了要建设“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此后他多次提出这个问题。这表明毛泽东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格局中来思考现代化内涵的，即现代化应该体现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应该贯穿到物质、经济和精神、文化两大方面。这个提法针对的是比较落后、比较保守，不那么科学、不那么文明，从而也不那么先进的文化现实。

　　关于“文化革命”。毛泽东较早地也是最集中地使用这个概念，是在1940年1月完成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一共使用了15次，其含义是指通过先进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以实现文化领域从旧到新的变革。在1956年前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又一次比较多地使用“文化革命”这个概念，其含义虽然同此前差不太多，但明显是淡化了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属性，有了更明确的时代要求，即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推进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所以，当时说的“文化革命”，是实现“科学文化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科学文化现代化”的消失和“文化革命”的变异。1964年底的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使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科学”留下了，“文化”没有了。留下科学并扩展到技术，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也改变了现代化战略构想的基本格局，折断了体现社会进步的两翼中的一翼，即精神文化的现代化。文化问题从现代化战略内容中的消失，同时也带来了“文化革命”内涵的变化。也就是说，当时毛泽东对文化问题的专注，已经更多地投向了意识形态领域，把它当作阶级斗争的重大战场，和最终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的突破口。如此，自然没有太多的必要把文化问题同国民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战略混在一起了。反过来，从现代化方向中被剥离掉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其发展“去脉”也就陷入了迷误，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导和重要内容。

　　文化创新之路永远需要开拓。毛泽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的新型文化建设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并闯出了一条需要后人继续探索的道路。他的探索，贡献已贻惠于今天，失误也警醒于当世。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沧桑巨变。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建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文化，事实上是三位一体的。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先进文化的理解和要求，对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的方式和途径，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拓展和创新。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 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