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21、22问杨继绳：新华社记者鲁保国的光山县饿死三分之一可信吗等两篇

 鹤龄：21、22问杨继绳：新华社记者鲁保国的光山县饿死三分之一可信吗等两篇  

21问杨继绳：新华社记者鲁保国的光山县饿死三分之一可信吗 

鲁保国的这点回忆，文字不多，而文学色彩很浓。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泛泛之谈。所说光山饿死三分之一，靠的是个人的感觉，不足为凭。 

  杨继绳：1999年9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陪我到信阳了解当年情况，他回忆：“1959年下半年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车上的乘客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在罗山县城西门外我看到一具尸体，就给罗山县委打电话反映了情况。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成了绝户。虽然到处有饿死人，但领导干部还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杨守绩请人吃饭，喝皮丝汤。”

我问鲁保国：“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他回答说： “亲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墓碑· 第一章· 一、信阳事件·4》） 

1、鲁保国当年不敢写“内参”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今天杨继绳造《墓碑》也是冒着“恐遭不测”风险的， 甚至连自己的墓碑都准备好了！当年害怕“摧残”的鲁保国，今天怎么就不害怕被杨继绳拖下水跟着他一道“而遭不测”？

2、“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今天的铁路里程是167公里，驾车走312国道是196公里。当年的公路距离至少应在200公里以上。鲁保国坐在行进中的汽车上，“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此语描绘出来的是他经过的200多公里公路两旁，饿殍一个接着一个的不绝于途的景象。以十米一个计，每公里200个，200多公里就有四五万个；以百米一个计，每公里20个，200多公里就有四五千个；以千米一个计，200多公里也有四五百个。每公里一个，这是最低限度，否则，这“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就有词不达意的虚张声势之嫌了。可是，鲁保国这一趟旅途看到了四五百具尸体吗？

3、如果鲁保国这一趟旅途真看到了四五百尸体，作为新华社驻信阳的记者，他的两条腿是随着四只轮子转的，“三年”内何止这“1959年下半年”一次旅途，每月至少也应有三五次！他的眼里见过多少路边的饿殍？应该是成千成万！从如此多的饿殍身旁一次又一次的走来走去，有能力写内参也有责任写内参的他却因为害怕受“摧残”而“哪敢写内参”！不但职业道德丧失殆尽，连最起码的正义感也半点全无！写一份内参究竟会带来多大的“摧残”？顶多也就是被打成右派，绝对不可能“而遭不测”！事实上，后来将信阳问题报告中央的四名干部并没有受到“摧残”！

4、面对着眼前“一具一具的尸体”无动于衷，只是在“在罗山县城西门外看到一具尸体”，这才给罗山县委打了个电话。为那段历史保留一点“活证据”，用手中的相机拍几张哪怕是拍一张现场照片，也这么难！？

今天的鲁保国却来配合杨继绳空口说白话：“光山饿死了三分之一”。怎么来的？作过了调查？如此胆小自私的鲁保国，当年的他，敢作调查吗！

如此形象的鲁保国，今天记起了揭发“县委书记杨守绩请人吃饭，喝皮丝汤”，当年干什么去了！新华社记者揭发地方领导干部大吃大喝的不正之风，难道当时还有可能受“摧残”吗！真的很怀疑：鲁保国这个“钦差大臣”当年应该就是杨守绩的座上嘉宾吧？

鲁保国这几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文学色彩很浓的泛泛之谈，居然被杨继绳拿来入“信史”，这样的“信史”，能信吗？ 

22问杨继绳：余德鸿的淮滨死了百分之三十可信吗 

杨继绳在信阳访问的余德鸿是原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1999年9月10日当面访问一次，两年后，余又写信向杨反映一次。两次所说同一事情，数据却前后不一。附原文两组，请读者比照：

第一组：

1、 采访时说：

“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6具尸体，回到离我家5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100多具尸体。”

2、信中说：

“我于1959年12月份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到防胡的9公里的路旁，见到尸体约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极其难过。从防胡回家的4公里的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西的幸福河沿岸，发现大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两次所述，尸体的数量由“6具……100多具……又看到100多具……”变成了“约10具……百具左右……数量也很多”！ 

第二组：

1、采访时说：

“我是淮滨人，这个县40多万人死了18万，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万人死了2万多，死了42%，”

2、信中说：

“我对淮滨县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些，因为我不仅是淮滨县人，五十年代初期，我还在那里担任过土改工作队的大队长、区团委书记、县委秘书、县委委员、副县长等职。记得当时淮滨县有50万人左右，有人说死了18万，也有人说死了16万或17万，占总人口的30％左右。”

两次所述，“40多万人死了18万”变成了“50万人左右，有人说死了18万……”，采访时说的“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万人死了2万多，死了42%”在信中则不见了。” 

请看，连自己所在县的数据尚且如此糊涂的余德鸿，居然敢肯定信阳全区18个县市的105万不算多！在采访中他对杨继绳提供了一个情况：

“信阳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上写的是38万多人（本书作者注：信阳地方志上写的是48.3万人）。据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在这里调查，向中央报告是105万人。我认为，105万这个数字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