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斗争仍任重道远

作者：正宇君　　

据媒体报道，在本年度人大会议开始时，就今年关于热点问题议案排名所做的“民意”测试显示腐败问题已经退居第三。这个结果似乎向民众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反腐斗争取得了巨大成绩，腐败问题已经不再是我们社会存在的最大问题了。这样的信息确实让老百姓深受鼓舞，但是，既是这个结果是真的，认真想来，我们对这个问题仍然不可掉以轻心。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腐败问题在我国仍然是极其严重的问题。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问题被其它问题掩盖了。理由是：一是由于我们喊反腐败的年数多了，人们对这个问题开始感觉无奈了，麻木了；二是我们所进行的民意测验的范围太小，我们调查的对象多是高高在上的人大代表；三是由于其它新的、人们目前所最关心的问题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四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途径并没有真正找到，如果放松了警惕，这些问题就会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发展，成为社会稳定的致命隐患；五是现在所表现出的人们最关心的热点问题许多本身就是腐败的孪生物，或是腐败的诱发物。　　

反腐斗争的真正胜利是我们成功地建立一个健全有效的、难以让权贵破坏的、长期稳定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创造一个使腐败既难以产生，又能得到及时惩罚的社会环境。而达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真正赋予了人民应享有的广泛的知情权和强有力的监督权，是全民反腐责任感的普遍提高。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的实现还相差很远。现在，反腐所取得的主要成果还是表现在我们出台了多少条多少条的规定和法规以及惩处了多少腐败官员。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在相当程度上不是靠全社会反腐觉悟的提高，正义力量的升涨，而是靠利益集团内部的矛盾，利益争夺而引起的斗争，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狗咬狗的斗争。靠这样所取得的反腐成果是不会牢靠的，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反腐成果的社会可信度也是不会高的。　　

安徽省砀山县房产局局长刘江辉因为受贿1.5万元，被司法机关刑拘。刘江辉翻船的原因是由于其前妻和儿子的告发。但是，据媒体报道，二月二十三日凌晨四时，刘的前妻张彦英打电话告诉记者说，他和他的儿子对自己的行为很后悔，他们并没有意思让刘坐牢，而只是想给他一个警告，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是呀，他们之间不管有多大的不愉快，他们之间毕竟还有很深的感情的呀！他进了大牢，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对谁都没有好处。他们双方的利益一致时，案子的发展或许就会出现逆转。　　

另外，大家可以换个角度再试想一下，如果刘的前妻和儿子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是出于一种报复心态，他们会向有关部门举报吗？如果他们不举报，那么，刘江辉将会又是个什么结果呢？或许，他会得到提升，做更大的官，继续发展为自己谋幸福的事业，或许，当了省劳模，当了全国劳模，成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或许正正襟危坐在庙堂之上，对着无数的只拿自己的血汗钱谋生计的底层老百姓，或下层职员，唱着反腐倡廉的高调，心不慌，嘴不颤，惊不乱，坦然自若，真能让不知底细的人从心底里产生一种敬畏之感，而如今的大多数百姓却会怀着鄙视的心态，厌恶的心情，不得不“聆听”这个“爷”的教诲。　　

听说孔子现在又几乎成“圣人”了。人们都知道，孔圣人是不赞成子言父之过的。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要求“子为父隐”。这一点，封建社会的末期-----满清时，好像做得最好。父亲犯了罪，儿子告了官，儿子也是要做牢的，因为犯了不孝之罪。中国是深受孔孟之道影响的，所以，历史上，老子犯了罪，儿子明知而不告，不仅没有错，反而具备了高尚的道德。如果，搁在现在，儿子是不是犯了包庇罪，我也搞不清了。据说，文革时期，父亲犯了法，儿子敢于揭发的不少。当时，这种行为是被当做大义灭亲的高尚品德宣扬，以此教育人的。后来，这种现象被当做“四人帮”及文革的罪恶之一，遭到了无情的嘲笑与讽刺。看来，儿子包庇老子是正常的，甚至是应当的。　　

难怪刘江辉的前妻和儿子会反悔。他们不仅出于一种内心的内疚，因为他们毕竟是有感情基础的，而且还因为他们的举动会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把自己的前夫，儿子的生身父亲告到监狱里坐大牢，是有悖常伦的。总而言之，如果依靠妻子告丈夫，儿子告老子来铲除腐败，实在是不能指望的。　　

反腐反了几十年了，腐败却越来越严重了，这是为什么呢？过去贪污个百万元，有枪毙的。我们老家就有一个。当然，他的官不是很大的，例如是个县级市的什么银行的行长，或什么局的局长。尽管也有比他官大的人出来保，因为，不保不行呀。但毕竟是在严打的大潮中呀，非常需要取得杀一儆百的效果，所以最终，他还是没有逃出法律的制裁。在这里我觉得不方便把事说得太清楚。这是发生在九十年代初的，据说，此人开始是死缓，因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最后却被改判为立决。此事过后，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故事在茶余饭后谈起。有些好事的人，大概是因为觉得这个故事不太丰满，于是，就给它添枝加叶，使其有枝有蔓，在社会上大为传播。其实，老百姓对官场上的内幕又能知道多少呢？　　

当然，也有人为他叹息，他毕竟才仅仅贪污了一百万元呀，不公呀。要知道，当时比他贪污得多的，大有人在。现在，大概是严格控制死刑的原因吧，贪污几千万，乃至上亿，正常也是丢不了小命的。在老百姓的心里，这些贪官“大老爷”，只要命还在，往往仍是人上人。　　

大家还记得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的事吧。他的秘书李真因贪污巨款而东窗事发，程维高受到牵连。此案，在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今，程维高的秘书早已命赴黄泉，千金之躯也早已成灰，但程维高只是弄了个丢官罢职，开除党籍的处分。那么大的一个官，竟然去竭力包庇一个能判处死刑的贪污犯，而且对举报人采用了恶劣的打击报复的手段，却没有受贿行为，人们感到困惑：难道世界上真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吗？当然，法律是讲证据的，但想想离此案近十年以后的刘江辉，因受贿1.5万元就被刑拘了，人们怎能不浮想联翩呢？　　

有一个曾风光一时，现在仍被关押的人，文革时期就因刑事犯罪被关进了监狱。改革开放初期，一度“监狱里边找能人”曾时兴了好一阵子。这个人从监狱里出来后，就被人盯上了。果然，他不负“众望”，腌臜门道一出惊人，他也真的从此红火起来了。不管他使了多少的歪点子，不论是坑蒙还是拐骗，总而言之，他弄到了许多的钱，发了大财，也着实给老百姓办了点实事。后来，他入了党，当上了村支部书记，村里的经济有了大发展。当然，他自己的财也就越发越大了，一时名声大噪，就是在全国也有不少人知道他的，省劳模，全国劳模都当了，还曾经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可就是这样一个大劳模，优秀的共产党员，吃喝嫖赌，什么都干。无论是私下闲聊，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做报告，满嘴的粗话脏话。对自己的上级领导如有不顺自己心的，轻则挖苦、顶撞，重则谩骂；对自己的下级有时关爱有加，有时拳打脚踢；对百姓顺眼时慷慨解囊，尊敬地令人感动，如遇逆忤，轻则辱骂，重则暗中使人给与毒打。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也竟做上了镇党委书记的宝座。此后，他更加地不可一世了。他私藏枪支，私设公堂，黑道白道两头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花天酒地，挥金如土，一身江湖黑道上的“豪爽”之气。有一次，喝了酒后曾坐在高级小轿车上，大把大把地向外撒钱，引来了众多的观众和捡钱的人。真可谓是活活生生的禹作敏再现。更让人惊讶的是，有一次，他一怒之下竟让人袭击了派出所。在九十年代，他曾经是当地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关于他的真实事迹和传说真可以写一本大大的书。　　

九十年代末，这个曾不可一世的人物以涉嫌私藏枪支罪的名义被捕，投进了监狱。消息就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成为全县的头条新闻。老百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此案，不判不宣，有悖法律章程。于是，社会上又传出了许多小道消息，说，他被软禁在什么什么地方，只是照样吃香的喝辣的。有的说此人在监狱里大放厥词，说：“小官小混蛋，大官大混蛋。如果你不让我好，我叫你们都完蛋。”此人还说了许多官员不一般的“隐私”。有人将此事汇报给了在北京的一个很大的官，说这个人不老实，乱讲话，这个大官说：难道你们不会不让他乱说吗？底下的人心领神会，不知让此人吃了什么药，竟然和植物人差不多了。　　

如今关于此人类似的传说遍布大街小巷。人们听后那种气愤、恐怖和无奈的感觉真真地不亚于看电视连续剧《大宋提辖官》时的感觉。不知道现实中的人是照着《大宋提辖官》的故事学的呢？还是《大宋提辖官》是照着现实演的，不同的只是所穿的衣服不一样罢了。　　

这样的传说，严重地损坏了党和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地损坏了党和政府决心反腐败的可信度。当然，要想修补这些损坏，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加大反腐败和保护老百姓利益的力度，从根本上做好反腐败工作。　　

说起来，就是怪，现在你把有些官员传得无论有多么坏，老百姓也都信。似乎越传得邪乎，老百姓就越觉得过瘾。在老百姓眼里，反腐败越喊声音越大，可是腐败的程度却是越来越严重了。“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这句话在社会上已经传了好多年了，在我的记忆里，这句话好像是在九十年代发明的吧。可是，在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而耗巨资所拍摄的电影《建国大业》里，这句话却通过蒋介石的嘴说了出来，真可谓意味深长。　　

反腐工作如果单就惩治腐败官员的数量而言，正像官方媒体上所说的一样，确实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为每年都处理了数量相当大的一批官员，不断地有轰动全国的大案要案被各种媒体披露，远远地超出了毛泽东时代和文革时期。党和政府不断有关于反腐的规定、决定、决议等各种政策性文件出台，反腐的法律也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完善。老百姓确实看到了党中央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但是，力度还不够，措施还没有真正到位，监督机制远远达不到反腐败工作的要求。最近，温总理说，腐败和财富过分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这话讲得实在，点到了要害，多数老百姓对此问题的解决怀有无限的期望。　　

反腐败成果的大小不能单就抓了多少贪污犯、处理了多少腐败官员和惩治了多高多高级别的官员来衡量。在苍蝇满天飞的地方，一伸手就可抓住一大把，在洁净卫生的房间，抓一个或许也要费很大的功夫。正像一位老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的那样：哪个地方的公安战线在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中出现的烈士越多，斗争的场面越壮烈，那个地方的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肯定不很好。老百姓最关心的不是打击了多少腐败分子，而是怎样才能不产生或少产生腐败分子，怎样有效地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因为，社会多产生一个腐败分子，就意味着老百姓要多付出一份不应该付出的代价，甚至可能是沉重的代价。　　

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合理、不公正和丑恶的现象，而官员腐败不仅仅本身就是这样的现象，而且上述的那些现象的产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官员腐败有关。政府官员的腐败也必然会影响对上述社会现象的处理和整治。腐败孕育了许多社会矛盾，而又由于官员的腐败的存在又掩盖了许多矛盾，使矛盾和问题不断地成长发育，为社会的长期稳定埋下隐患。社会矛盾和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真实、准确地暴露又严重地影响了国家决策部门制订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一个外国人士说，中国现在的许多社会问题都被快速发展的经济掩盖着。这话说的很中肯。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经济的发展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经济能否能继续保持快速发展不仅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也会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是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是我们的决策能保证永远正确，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仍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遇到我们一时无法解决的困难。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到我们的经济发展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再回头解决这些问题，麻烦就会多起来。我们如果能在经济发展处于良好势头的时候，抓住有利时机，利用较好的政治资源及时解决好社会业已存在的、实际上已经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效果会是更好的。那种唯经济论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　　

纵观历史，一个政府的垮台几乎没有一个是不与腐败有关的。党风问题是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一忠告。那种只要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观点，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的观点，腐败的腐败着，社会该发展的发展着的观点，以及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和2000美元之间腐败必然严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荒谬的，也是没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的。特别是后一种观点，在社会上颇有影响。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真正的依据是什么，这种神秘的观点只要我们稍一用心就会发现它是不值得一驳的。且不从历史上找依据，就拿离我们不远的毛泽东时代，特别是被许多右派造谣恶毒攻击的三年困难时期来说吧，那时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十分困难的吧？据有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和一些国内所谓的精英们说那三年饿死了好几千万人呢。请问，当时的党风怎样，有那么多贪官吗？社会风气怎么样呢？据最近的一份权威机构披露，那时每十万人的立案率，要比现在低得多。这时期良好的党风，纯朴的民风都是受到过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高度肯定过的。　　

我不赞成一个堂堂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一个前任官员所说的一段话：我不认为我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中国的腐败官员多是因为中国的人多，官员多。这种说法如果作为一种外交辞令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还算是一种睿智，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治理腐败的实际活动中怀有这种想法是不妥的、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同时，也会造成许多逻辑上的混乱。要知道大多数人民对社会的腐败现象，以及治理腐败现象所取得的成效是不满的，在相当多的群众眼里，我们目前所能打击到的腐败官员与实际存在的腐败官员相比是挂一漏万，九牛一毛。这种判断虽有偏颇，但也充分地表达了广大群众对反腐成效的态度。我们的政府及司法机关反复强调反腐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不断出台反腐的规定、决议等等政策性和法律性文件，就从侧面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党？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先锋队，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真心实意实施“三个代表”的党，是中国唯一的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和能使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的党，我们的政府就是由这样的一个党领导的政府，我们怎能把这样一个党所领导的政府的标准降低到一般的、为少数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的程度，与它们相提并论，并自豪地说我们的政府不是其中最腐败的政府呢？如果我们的党不是最先进、最富有特色的和最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那么我们的党和它领导的政府在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的唯一的领导地位是从哪里来的？其合法性又在哪里呢？因此，我们的党应该、也能够、而且也必须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最好。　　

大凡反腐工作做的比较好的国家，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有健全的监督机制，也就是权力的制衡。监督有两种：一个是政党监督，一个是人民的监督。如果我们能把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那么，我们的监督机制就会更加完善。充分地接受人民的监督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我们应该继承这一宝贵的遗产，并将它继续发扬光大，让它继续成为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是只要有一个好的党章，好的党纲就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执政党的。共产党也是这样。人民需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共产党也需要人民强有力的监督。要做好监督，就需要给监督者以充分的权力，对腐败分子能产生足够的威慑力。我们的党应该有勇气一如既往地赋予广大人民实实在在的监督权，要认认真真地，而不是名不副实地、只是口头上的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　　

无论有些人怎样恶意地否定毛泽东时代和文革时期，也不管那个时代和时期有多少缺点，但是那个时代和时期，党风正，民风淳，社会风气良好，这是永远也抹不掉的铁的历史事实。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不仅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给中国大地留下的污泥浊水，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建起了自己廉洁的政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那时我们的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甚至可以说也是世界历史最廉洁的政府，这也是铁的事实。即便是偶尔蹦出几个腐败分子，他们也会及时得到有效的惩处。对腐败分子而言，那时人民监督的威慑力是刻骨铭心的。人民监督之所以能有那么大的威慑力，有那么好的社会效果，是因为党和政府充分地相信广大人民，充分地依靠群众，认真地落实革命时期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实实在在地赋予人民的监督权利，努力打造真正的人民政府。这是我党历史上光辉的一笔，也是共产党在民主建设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时期。共产党应该珍惜这一光荣历史，充分挖掘、发展这一有利的政治资源。　　

什么叫真正的民主？民主是腐败的天敌，腐败成风的地方，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在一个官员腐败成风而又不能有效地得到遏制的社会里，任何所谓的民主都是假民主。任何企图为这种民主进行的解释，都是对民主真正含义的亵渎。如果硬说这也是民主的话，那将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是认为中国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的人所无法接受的观点。　　

任何一个掌握政权的政党，如果长期腐败而没有力量得到遏制的话，必然灭亡。“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的教训必须牢记，腐败亡党、亡国的警钟必须时刻长鸣。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毛泽东早已有了答案，那就是两个字“民主”，真正的人民民主。如果一个政党不能与其它政党平等地进行监督，又不敢大胆地直接地依靠群众进行监督，那么腐败怎么能得到遏制，不能制止腐败，那么这个党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对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反腐问题都是一个应该常抓不懈的问题。我们要充分认识当前反腐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要提高全社会的反腐意识，要让全体人民都来关心、支持、参与反腐工作；要以爱国主义的精神来看待反腐工作。如果人民真的对反腐前景感觉无望了，对腐败问题感觉无奈了、麻木了，反应不强烈了，那将是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