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两种八零后的联合

　　青年学者杨庆祥的新著《80后，怎么办?》引发关注，这本书捕捉到近些年困扰80后的新问题，就是那些接受大学教育的80后难以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中产梦，即便使用80年代“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读到博士学位依然无法真正实现“逆袭”。这种逆袭有着清晰的社会学指标，就是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能够拥有一套住房，哪怕是蜗居之所，也是难上加难，因为“知识”这种象征资本越来越难以转化为真金白银。对于那些包括杨庆祥在内的苦读二十余年(从小学到博士)的高龄博士来说，这确实是断崖式的社会创伤。

　　之所以会有这种创伤感，主要是因为喂养80后的个人主义文化以及个人成功的梦想曾经允诺这些金字塔尖的“优等生”，能够晋级为社会中上阶层。在90年代这种中产梦触手可及，不管是毕业后进入体制内，还是在外企、民企做白领，都可以凭借着“工资”在城里过着有滋有味的小资生活。可是，随着90年代末期房地产商品化改革以及2003年以来房地产在市场化的主旋律中一路高歌猛进，地方政府一方面面对民众对高房价的抱怨，另一方面又把土地财政作为地方经济的钱袋子。在这种高额的房价面前，都市白领的“血汗钱”迅速贬值，知识劳动无法与作为房地产投资的金融资本相抗衡。

　　从这里可以看出，90年代和新世纪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在90年代刚刚市场化的时代，那些个人奋斗、勤劳致富、下海经商的故事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尽管在社会转型中处于底层位置的农民工、下岗工人无法分享这份自由市场所带来的迷梦，但对于拥有“知识”的小资们来说，这是一条离开体制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康庄大道。新世纪以来，少数人成功的美国梦变成了人人向往的中产梦。可是有“三座大山”压垮了中产梦，一是商品房把中产梦变成房奴梦，甚至很多80后是想做房奴而不得，二是富二代、官二代与平民子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三是投资的资本收益远远大于劳动的工资收益。因此，刚刚迈入而立之年的80后遭遇到双重情势，一边是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边又是过度市场化的改革让80后离开校园即面对沉重的社会负担(包括工作、买房、结婚等)。这种滋养80后的个人主义文化在赤裸裸的经济关系和资本比拼面前显得无足轻重，于是，洋洋自得的小资文化蜕变为自怨自艾的小清新。在这种80后的小资梦、中产梦无法实现、甚或跌落为屌丝之后，杨庆祥发出了“怎么办”的追问。

　　80后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一度被认为是娇生惯养的“温室里的花朵”，是以个人为中心、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杨庆祥指出80后是一群没有历史感的人，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换句话说，80后感知不到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除了连续地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的正规教育外，没有遭遇过历史的中断，仿佛大历史都屏蔽在“小时代”之外。这些看似“平静如水”的中学教育却塑造了80后的历史态度和政治底色。不过，80后虽然置身于这种从小养成的竞技者和优胜者文化，但对他们影响更大的却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管理模式。也就是说这种竞技文化恰好与一种集权式的、组织化的“规训与惩罚”联系在一起，这使80后把这种高度军事化的中学体制误认为是一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文化，反而意识不到这种“高考工厂”正好适用了8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新制度。这也让80后形成了一种反体制的主体位置，这种反体制的主体状态使得80后更加容易认同90年代市场化改革所来的自由、独立的幻象，也使得没有经历过50到70年代的80后也内在地接受80年代对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先在拒绝。从这里可以看出80后的“小时代”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正是8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和结果。

　　这种陷入“怎么办”焦虑的80后只是一种特殊的80后，就是那些通过高考考进大学、有可能作为中产阶级后备军的80后。从《80后，怎么办》一书还能看到另外一种80后，这就是那些高考的失败者或没有参加的高考而外出打工的80后。也就是说，杨庆祥叙述了两种80后，一种是带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色彩80后，一种是从事体力劳动、工业化生产的80后。这样两种80后本来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人生轨迹，可是在前一种80后陷入中产屌丝化的背景下，开始关注到后一种80后的身影，这是前一种80后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的关键。这样两种80后的“相遇”，不只是一种同一代际的认同感，而是一种知识分子(精神劳动者)与新生代农民工(体力劳动者)的联合，这曾经是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的经典模式，即小资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在这种背景下，80后应该从无奈、无能为力的犬儒中走出来，从卑躬屈膝、只知道与“土豪做朋友”的小时代中走出来，通过新的社会变革来找回失去的个人尊严和精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