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文化乡愁的历史来源及局限

　　本文刊发于《新华月报》6月上半月"乡村建设"专栏。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今年初，柴静团队制作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部纪录片以“科学”的视角探索了城市雾霾产生的原因。作者一方面把雾霾的罪魁祸首归咎于工业尤其能源产业的污染，另一方面又再次以欧美等先进国家的经验来为中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鼓而呼”。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渴望生活在一个没有污染的、封闭的“穹顶之下”，而所谓的重工业污染、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等都在穹顶之外。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治理雾霾，主要原因是把工业污染转移到了第三世界，从而使得欧美地区变成了去工业化和产业中空化的地方。这就使得发达国家既可享受到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包括来自于第三世界的廉价工业品，又能够享受到蓝天白云等绿色有机的环境。这种制造业的转移不只是把环境污染转移出去了，更重要的是把阶级对抗的社会矛盾也转移到了第三世界，从而保证后工业空间变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

　　如果说18、19世纪的原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向海外殖民地转移过剩的人口和产能，从而缓解国内日益加重的社会危机，那么20世纪以来的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区域则通过工业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来缓解国内环境和阶级矛盾，这是一条资本主义不断向外部空间转嫁危机的“老路”。

　　与这种“穹顶”空间相关的是一种文化乡愁的叙述。近些年，乡村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社会热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一批大资本如柳传志、潘石屹等投资有机农业，把有机农产品作为新的产业增长点，二是一些都市中产返乡创业，寻找绿色有机的生活方式。从大众媒体上也可以看到，比如《新周刊》、《南都周刊》等报道《逆城市化》、《再造故乡》、《软乡村&酷农业》等专题。从这里可以看出资本下乡和返乡创业诉诸的主体是作为消费者的都市中产阶级，而不是以农民、农村为主体的。

　　农村在这种绿色有机的新主流价值观中变成了没有雾霾、纯洁、干净的乐土，这就是把曾经被现代化所抛弃的乡村重新“乡愁化”。乡愁是一个空间概念，在这个空间中，仿佛没有人，只有美好的、纯洁的记忆。就像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成功、帅气的爸爸们带着一个个“萌娃”到化外之地的乡村去探险。对于城里人来说，乡村是暂时逃离异化、污染的都市生活的“天然氧吧”，而不是反思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寻找新出路的异度空间。

　　把农村变成乡愁不是现在才有的。自西方进入工业化以来就生产了一种文化上的乡愁叙述。但与中国现代性经验里经常把农村描述为封建、愚昧、落后的地方不同，西方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也是把前现代的农村书写为拯救异化的现代人的精神家园的过程，这种文化乡愁的前提建立在工业化、城市化消灭乡村、农民的过程之上。这种乡愁文化的功能表面看起来是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认为工业文明让现代人永远失去了家园、失去了道德、失去了熟人社会的团结和互助精神，于是，这些所有美好的价值都赋予前现代的乡村，一个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的浪漫化的乡村。这种乡愁里面不会看到乡村的狭隘、封建和剥削的一面。

　　如果把这种文化乡愁看成是西方近代以来反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现代社会，建立了高度发达的城市和更民主化的世界秩序，但在文化上占据主流位置的恰好是一种反现代的文化。这种反现代的文化从对蒸汽时代、机器时代进行强烈批判的17、18世纪的浪漫主义开始，到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以及20世纪的现代主义，都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原子化、异化、物化的生活。

　　为了回应这种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社会及生态灾难，20世纪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一种是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及其20世纪的社会实践，出现了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工业国家。与资本主义文化对工业的“仇恨”不同，由于从所有制等方面解决了“资本”对工人的剥削等问题，在社会主义文化中反而出现了一种现代化田园、工业田园的想象，也就是城市不是异化的空间，而是“工人当家作主”的人间乐土，农村也不是前现代的乡愁，农村是现代化的、工业化的“希望的田野”。相比同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的对现代社会充满绝望的现代主义(如《荒原》、《变形记》)，社会主义文化对现代化、现代科技却充满了正面积极的评价;二是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也是一种摆脱工业污染和工业异化的政治社会实践，这种方案把工业异化和蓝领工人从后工业社会中清理出去，建立一种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中产阶级不用像工人那样从事流水线上的异化生活，也没有雾霾的威胁，处在一个一尘不染又高度发达的去工业空间中。这种产业的中空化和去工业化，也预示着欧美资本主义从工业资本(实体经济)越来越转向金融资本(虚拟经济)。其实，后工业社会只是通过地理空间上的“乾坤大挪移”暂时转移了环境危机和社会矛盾，以“掩耳盗铃”的方式假装找到了克服工业污染和阶级问题的出路，并没有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

　　和欧美把工业迁到第三世界来完成去工业化相似，中国的大城市也通过把工厂外迁的方式变成后工业大都市，这改变了社会主义时代工业城市的职能。在这种生产型的工业城市变成消费型的后工业城市的过程中，伴随的是几千万城市国企工人的下岗、失业和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几亿农民工的出现。与《穹顶之下》所“轻描淡写”的英国产业升级中矿工失业之后换了另外一个工作、从蓝领变成了白领不同，中国老工人的消失换来的是更大数量的新工人的诞生，因为中国90年代以来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工人为欧美发达国家夜以继日地生产各种低档或高档的日用消费品。不管是曾经作为城市主人后来强制下岗的老工人，还是从事工业劳动的新工人，在消费主义的后工业大都市中都成了“隐身人”，恰如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国在后工业的文化景观中也是不可见的一样。对于近些年的城市空间来说，工人离开工厂后留下的工业废墟，不只印证着工业时代的消亡，也印证着以工人为主体、以工业为核心的毛泽东时代的终结。这些工业废墟一方面被大量拆除、彻底从城市空间中抹去，变成崭新的地产项目，就像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呈现的是一个三线工厂变成房地产的过程;另一方面“变废为宝”转变为当代艺术的文化创意园，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没有污染的、绿色的、有机的产业也成为后工业时代的支柱产业，如北京的“798”就是工厂变成艺术产业园的成功案例。这种非物质的、高度资本化的当代艺术生产取代工业生产的过程，也是后工业空间替换工业空间的过程。

　　新世纪之交，新乡建运动吸引了大量的有为青年参与乡村建设。这种对“三农”问题身体力行的介入，是对80年代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路径的反思。与当下主流文化把乡村变成都市生活的乡愁不同，新乡建运动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借对农业、乡村的思考来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问题，三农问题、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克服的痼疾;二是，新乡建运动的主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不是资本和中产。面对新世纪以来国家取消农业税所带来的乡村治理的进一步弱化以及后工业时代的大资本对农业的“垂涎三尺”，有必要重新反思20世纪中国现代化和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工农联盟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建国之路，这为工业化、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前提条件。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工农联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依靠自力更生来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毛泽东时代的工业积累为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基础，也使得90年代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就有能力成为工业制造业的“世界加工厂”。

　　新世纪以来，中国在从工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升级中，工人、农民同时沦为社会底层阶级，也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一是，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日益严重的三农危机，农业、农村在新的工业化过程中完全被抽空，变成了现代化之外收留老弱病残妇幼的场所;二是，2008年以来日益突出的劳资矛盾，两三亿新工人与利润率下降的代工厂资方之间的对抗，这使得90年代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与90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很难返回乡村，新工人无法转化为农民，这就是打破了80年代以来乡村充当工业化、现代化的蓄水池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下，能否构建新的工农联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