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变化中的中国社会透视（之四）

 正在变化中的中国社会（之四）　　

 “新的超富阶层”正在步入政坛并发挥影响力　　

    这些新富阶级（新资产阶级），正千方百计的进入政坛。而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则是他们最易达到的目标，因此也是他们的首选的目的之一。从全国政协的情况看，1993年，就有23名民营企业家首次进入；2003年，新阶层委员的人数扩大到56人；今年，新阶层委员的规模发展到160多位,甚至有了新阶层委员出任政协常委和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 2009年重庆开展的打黑活动，一批犯罪分子及其保护伞，多是各级人大、政协的官员或者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他们进入这些国家的机关、甚至是权力部门，一是为自己发财提供方便，二是为争取 话语权。正如前面引述的 “许多商人选择加入共产党，设法成为与共产党有关联的团体的成员，以便为企业扩张铺平道路”。为进入人大、政协，他们不惜行贿。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据《嘹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4期（作者黄志杰)报道，衡阳私企老板为贿选人大代表一个晚上就送二百八十个红包。每个500元。  500元x280个=14万元，如果加上之前请客送礼的近3万元花费，则有17万元左右。这个数额不能不说是惊人的。 贿选也随后出现在市人大代表选举省人大代表的过程中。一些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也采取了在选市代表时的模式。他们将信封、香烟或者购物卡、充值卡按照每个代表团的人数，集中给该代表团的某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再由他们分发。    衡山县代表团市人大代表老c(化名)向记者透露说：候选人送来的红包他总共收到约3万余元。每个红包的数额多数在1000-2600元。    ’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市、省人大代表的结构比例中，最大的两块是担任领导职务的职务代表、企业老板代表。(摘自《嘹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4期作者黄志杰)( 转自《报刊文摘》　2008-2-1　第一版)　　

这则报道，不过是“冰山一角”，这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　　

这些已经进入各级政协甚至是政府部门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在影响党和政府的政策走向。就是那些“在野”的“大愕”们，政府也拿它们没有办法。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的房地产业受到一定的影响，中国各级政府纷纷出面，拯救房市，十分卖力气，有的市长甚至说，买房就是爱国，并带头买房。这政府官员为房地产大亨服务可以说真是够积极的了。但是，在从近几年的政府和房地产的大亨们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另外的一种情形。在这之前，中国的房地产一直的扶摇直上，在这种情况下，却是另外一种情形。2006年，香港一篇关于内地房价边调控边上涨的文章说：房地产商公开叫板政府，已不是第一次了，在一轮又一轮涨声中，房地产商这个腰缠万贯的“丫环”，早已在市场经济中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面对弯腰就能捡钱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商不惜使用各种手段与管理层的调控政策对抗。最典型的一次是2003年成功反对央行的“121文件”，自中共建国以来，一个利益集团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甚至改变政府的重要政策，这还是第一次。而恰恰是这次房地产商的胜利，导致了2004年房价的扶摇直上。2005年，更加关注房地产热社会后果的中国当局终于连出重手。房地产商则暗中施展浑身解数，2005年5月中旬的一天，中国大房地产商聚会，最终达成的共识是不降价，“都要挺着，圈子里就这么定了”。从一波高过一波的房价看，房地产商的确如愿以偿。在中国目前的背景下，利益集团的行动要真正取得效果，最有效的办法是与权力结盟，事实上，地产商正是与某些地方政府联手化解了调控的效力，才最终导致了调控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目的。（2006年1 　1月28日　 《参考消息》第15  版  港刊文章《内地房价为何边调控边上涨》香港《星岛周刊》　11月27日　一期文章）　　

一些有正义感的政府官员披露，他们明显地受到房地产大亨们的威胁。据2008年3月18日《羊城晚报》报导，由于在多个场合呼吁平抑房价、通过增加土地供应量建设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被称为“房价市长”。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披露，自己确实承受了不小压力，因为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千方百计地通过某种途径．借用一些力量和关系对他施压。对此，有人评论说：并非所有城市主政者都能象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这样的强硬地“顶”住压力或诱惑。据司法机关介绍，在这以前的5年中被查处的14名省部级高官中，就有9名栽于房地产开发商之手，如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原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原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王武龙，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其跌倒方式相似：先是沉沦于开发商无孔不入的腐败攻关，继而堕落为开发商的权力保护伞，最后变成房价必涨论的坚定拥护者、鼓吹力推者。利益集团软化并左右了公权力，挟公权力以垄断经营牟取暴利，造就了老百姓的住房难、住房贵噩梦。    I（大连晚报  　2008-3-19　   A6版）  l　　

新的资产阶级左右政权，在农村表现尤为突出。《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30期刊登记者王晓明、谭剑撰写的专稿说，近年来乡村治理出现“灰色化”现象。一些地方农村家族势力，一些刺头、混混，以及宗教势力等特殊群体，在农村潜移默化扩大着影响力，“发言权”越来越大，对一些地方农村稳定提出严峻考验。　　

    记者在吉林、湖南等地采访发现，家族势力在农村的影响开始深化，从最开始的左右换届选举，村、组干部的“家族化”到目前影响村干部的工作方式和态度，在有关村内公共事务的决策上，宗族背景强弱直接影响到村干部的发言权与决策权。　　

  在吉林省德惠、扶余等产粮大县采访途中，记者感觉到近几年农村的小教堂、小庙越来越多。德惠市夏家店办事处四平川村农民秦贵成说，教会通常周一、周三、周五小聚会，周末大聚会时有二三百人。 “感觉现在信教的确实比原来多了，我们这周边4个屯子大约200户，信教的估计超过40户。 ”　　

    还有农村的一些刺头、混混等，他们一方面向农村基层组织渗透，同时部分乡村干部由农村政治精英向黑恶势力蜕变。　　

有专家透露，他有一个亲戚是衡阳市某乡镇有名的地痞流氓，经常在街上打架，惹是生非，可前两年突然有一天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后来又成了党员，听说往往镇里面很多事情，还都需要他去摆平。（  《  报刊文摘》2009.08.03头版）　

本文是张兴德著《对社会发展史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反思——兼评中国的历史走向》书中的一节（全书已由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   28字 定价 38元 书已出版  赠阅 和出售 消息   联系电话  13352207795  电子信箱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