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起义报》：美国的门罗主义与博尔顿的地区战争观

　　作者：马尔科·A.甘达塞吉 魏文编译

　　1823年由美国时任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提出的门罗主义是指向欧洲帝国强国的。它以清楚的方式表明这些强国在西半球的任何干涉将被认为是一次对美国的完整和主权的伤害。

　　换句话说，为了说得更清楚，美国保留后来被称作拉丁美洲的地方成为自己的“领土”。在20世纪所有的美国政府都澄清所谓门罗主义的内容缺乏有效期，这是过去的事情，但直到现在。

　　巴拿马政府也许是受到美国的领土要求影响最大的政府。20世纪是一部为了行使关于它的领土完整的主权而长期斗争的历史，尽管美国以其实力占领穿越巴拿马地峡一个1000平方公里的地带。门罗主义由特奥多罗·罗斯福的推论变得完整，他有名的呼声总结为：“我占领了巴拿马，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睡觉。”

　　当选总统劳伦蒂诺·科蒂索在他7月1日上任时必须非常注意这些历史的先例。约翰·博尔顿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刚说过：“今天我们自豪地宣布以便所有的人听到此事：门罗主义还活着和很好”。这是与1823年不同的另外的时刻，当时华盛顿瞄向欧洲。

　　博尔顿的目光关注中国这个新的亚洲新兴大国，它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存在增加了，特别是在巴拿马。美国的政治家们历来认为，现在确认本大陆是它的“后院”。不久之前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说，他的国家不可能干涉世界上任何国家，拉丁美洲是例外。

　　美国有兴趣保持对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通道的控制。最近当选的巴拿马总统当他就任时应当非常注意这些历史的先例。

　　19世纪初，美国官方的政策在于对它与西班牙美洲的关系保持现状。当委内瑞拉的将军们弗朗西斯科·米兰达和西蒙·玻利瓦尔在不同的时期曾要求华盛顿支持本地区争取独立的革命斗争的时候，美国宣布中立。尽管如此，美国向西班牙出售武器，以便消灭从墨西哥经过大哥伦比亚到阿根廷的起义。

　　门罗主义发表于1823年，安戈斯图拉大会四年以后，巴拿马独立两年以后，独立的军队在秘鲁阿亚古乔的战斗取得胜利一年以前，由玻利瓦尔在巴拿马城召开联邦大会之前三年。

　　美国的计划——由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在19世纪初宣布——在于等待西班牙的每个殖民地垮台，作为成熟的水果以便华盛顿不放一枪不流血就收获水果。这就是它的战略，当1803年美国向法国收购路易斯安那的土地时，组成了巨大的密西西比河流域。

　　这样等待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处在美国的控制下。计划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实施。从19世纪末起，美国找到了占有这个地区的自然财富的方式，不需要兼并拉丁美洲的领土(波多黎各除外)。

　　但是美国不得不以长期的方式在军事上进行干涉，以便使人民屈服，支持为它服务的团体。现在特朗普总统不排除一场对委内瑞拉的侵略，这个国家不服从美国的指令。同样，从60年前美国针对古巴保持一种窒息性的封锁，威胁尼加拉瓜，以及威胁玻利维亚，对墨西哥猛攻。在过去美国与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有过类似的问题，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做到让这那些国家“遵守纪律”。

　　在巴拿马的情况下，美国的兴趣在于保持对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通道的控制。美国所有的海上贸易从一端互另外一端，经过巴拿马运河--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广场——美国不愿意出现巴拿马和地区的运动，更不用说地区外的因素使这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不稳定。博尔顿寻求门罗主义的庇护并非偶然，以便在美国认为是它的“后院”的地方进行战争。(作者马尔科·A.甘达塞吉是巴拿马大学社会学教授，CELA的合作研究员)。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7月10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

　　链接：约翰·博尔顿控制美国政府和总统特朗普

　　曼努埃尔·E.耶佩  魏文编译

　　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来说已经成为一个玻璃器皿店里的一头大象。不仅为他的国家集中力量捞取好处和特权，破坏世界上其他国家，这是由于它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的全球经济关系而达到的经济和军事的实力。

　　杰夫·贝索斯是亚马逊贸易公司的创始人和执行董事长，2015年曾是世界上第五个最富有的人，2017年上升到《福布斯》杂志亿万富翁榜单的第一位。他在博客中公布了有关特朗普的班子内部围绕着美国坚持走向反对伊朗的战争和约翰·博尔顿在这个人实施这项计划的危险性的斗争和内部讨论的情报。这些数据取自上述情报。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已经警告伊朗的领导人，德黑兰或它的人的任何攻击结果造成美国军事服务人员死亡，将受到华盛顿一次军事反击的回答。这个警告5月份在蓬佩奥访问伊拉克时从巴格达发出。这件事可能很快成为关键，因为最近 几天在伊拉克出现针对有美国人存在的目标的火箭攻击。其中一些攻击是从仍然存在“伊斯兰国”的地下团体的地区用临时制造和不准确的武器进行的，由于偶然性可能打死某个美国士兵。

　　在五角大楼对一次冲突升级的担心特别紧张，在那里国防部长确认缺席促成华盛顿的担心，认为国务院的鹰派可能推动军人们超出他们破坏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残余的特别使命，在现在的情况下此事增加与伊朗冲突的可能性。

　　通过不同的媒体已经通报特朗普在他的政府里面对反对战争的意见使他有点孤立。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政府官员们说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已经控制对伊朗的政策，保持对送达总统的情报的严格控制，大幅度地减少政府的高官们在白宫情况室讨论政策的会议。

　　加紧“极限施压”的运动已经引起内部关于执行总统的命令最好的方式的辩论。在国务院一次关于困难的事情的讨论是通过制裁向伊朗施加压力，结果是坚持尽可能强硬的人占上风。

　　与此同时外交部门的官员们企图狡诈地发现“弱点”，通过制裁使伊朗退让，但是不施加压力，同时挑动它退出核协议。其他人争辩说特朗普的目标是不惜任何代价破坏协议，以便实施一项更加扩张的政策，在整个地区瘫痪伊朗的力量。

　　但是，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官员们已经抱怨在博尔顿之下为此见到总统的困难，作为结果关于要实施的政策的论据没有交给总统。

　　地区的军事司令官们总是要求更多的军队和战舰，此事增加“事故”的可能性，更有可能进行一场战争。约翰·博尔顿自己利用所有的事故和第一个小事故，以便派去更多的军队。

　　特朗普与他的顾问们不同，似乎总是将伊朗行动的重要性最小化。因此，另外一个场景是确认特朗普是一个傻瓜，战争鹰派们利用他作为工具，以便实施他们偏爱的政策。

　　英国间谍机构(M16)前高级官员阿拉斯泰尔·克鲁克肯定这第二个场面是真实的，这不是由于特朗普有意识地希望一场战争，而是由于鹰派包围他，特别是博尔顿，将特朗普围困。特朗普的主要错误可能是他相信在最后的情况下将寻求一项协议。

　　克鲁克认为博尔顿和他背后的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超越美国的情报服务机构。他们向总统和媒体传送情报，如同过去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在反对伊拉克的战争之前的时期所做的那样。

　　博尔顿主持与以色列的战略对话会议，会议的意图是面对伊朗实施一项行动的计划。这意味着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评估正在直接送给博尔顿，没有通过美国的情报服务机构让其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博尔顿手握缰绳。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6月27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