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安全源于忧患，创新始于忧患

金一南：安全源于忧患，创新始于忧患

 
2008-01-01 解放军报第6版
  
导读视点   

    人类社会的思想历程和社会实践反复证明，大忧患出大思路，大思路出大格局，大格局才有大利害。十七大报告展示的国家民族发展的大格局，将对中国的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历史性影响，也将成为新世纪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所要维护的大利害。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努力；一定要刻苦学习、埋头苦干，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一定要加强团结、顾全大局，自觉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四个“一定要”从始至终渗透着一种昂扬的奋发，从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刻的忧患。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在历史性的变化和历史性成就面前，我们还需不需要忧患？还有没有忧患？如果需要、也有的话，忧患又源于哪里？

    首先，源于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转变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当中国经济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转变之时，国家经济结构也由封闭、内向、自我循环的经济结构，转变为开放、外向、广泛融入国际经济循环的经济结构，新的问题变得日益突出了。一是随着国民经济对外部商品市场、资源市场、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的需求和依赖日见加深，外部市场对我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大，世界经济波动、全球贸易走势、国际金融市场起伏、国际能源资源供求变化、国际安全局势动荡等，都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这样那样的影响，国家发展与安全越来越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二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与主要威胁方向重叠，使新世纪的安全问题更加突出。近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经济重心逐渐由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三大经济区。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三大经济区势必成为未来支撑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区域。与此同时，核心发展区域与主要威胁方向的重叠，也使国家安全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三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基本形成，但外向型经济的安全标准并没有相应建立。我们现有的经济发展指标、社会福利指标，均无法代替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安全指标。特别是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海上运输通道安全、海外资产安全、海外侨民和劳工安全、海外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确立新的发展安全标准，成为新世纪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事项。

　　第二，源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利益相互碰撞、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内部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就业转换，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城乡差别拉大、地区差距拉大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成为新的不稳定之源。十七大报告指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些因素，都成为我们安全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一个国家维护自己安全的能力，包括在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主动竞争能力和被动抗御风险能力。维护国家安全既要考虑防范外部威胁，更要考虑实现内部稳定，这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心和第一需求。

　　第三，源于近期“台独”分裂势力恶性膨胀，对两岸和平发展关系产生严重危害。与我周边其他方向安全态势改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目前台海局势发展进入新一轮高危期，成为最有可能破坏国家发展战略机遇期、干扰我和谐社会建设、中断我和平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如何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能否持续、关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能否真正实现。其中的紧迫性尤其在于：我有抓住机遇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台独”分裂势力也有利用时机分裂国家的时间表。如何使时间因素于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有利而于“台独”分裂势力不利，是新世纪我们面临的又一重大考验。

　　第四，源于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世界一些大国对我公开或隐形的遏制。现存的国际规则及组织，基本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定及主导。随着进出口贸易日益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很多国家都想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又都想对中国的发展加以限制。有的忧心我工业产品快速发展会改变地区经济格局，有的担心我大量商品出口冲击其传统出口市场，有的担心我移民加速导致海外影响扩大……再加上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者大有人在，甚至产品质量问题、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都能成为遏制我发展的手段。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社会主义处于全世界低潮的时候，不依靠任何人、任何集团的支持协助，独立地走上崛起道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也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如何有效维护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权益，是新世纪中国安全筹划中面临的又一课题。

　　第五，源于与新世纪中国国家地位相较，国家战略能力依然不尽相称。国家战略能力主要指一个国家着眼本国安全利益目标，为预防和应对可能的危机、冲突或战争，所能调动和使用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这是一个涉及多因素的复杂动态体系，既包括国家的土地、矿产、人口等资源要素，也包括国家经济机制、政治机制、军事机制等机制要素，还包括经济能力、科技能力、军事能力等能力要素，以及国民素质及精神状态、领袖集团素养、战略筹划与决策能力等精神要素，而决不是单一力量的反映。增强国家战略能力纵然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统筹考虑，但毫无疑问，军事力量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核心支撑力量。其中最基础、最根本、最核心的，是军队的作战能力。这是硬实力中的硬实力。现在国际上流行谈论软实力，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具备强大硬实力之后，才谈得上软实力及国际影响力。国家安全态势不同，对作战能力的要求也不同。新中国长期实施“诱敌深入”方针，要求的只是本土防御、在国土纵深歼敌的作战能力。新时期随着国家安全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对军队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求军队具备“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既包括周边守备、国土防空、战略反击能力，也包括远程投送、跨海作战、信息反制能力，还包括参与国际维和、多边反恐、人道主义救援等多种方式的军事行动能力。就目前情况看，我国战略能力与国家地位和安全需求依然不相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不足，是其中的重要制约因素。力量是安全的基石。没有军事过硬这一手，不但会失去斗争的坚定性，也会失去斗争的灵活性。当今世界现实表明，战略能力特别是军队的作战能力永远无法被其他能力所取代。严峻的台海形势证明：一个国家的和平发展必须有强大军事实力作战略支撑。只有切实的军事斗争准备，才能让全世界不低估中国人民追求统一的决心和意志。只有拥有坚强的战争实力，才能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重申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军队必须为实现国家的战略决策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六，源于对实现民族复兴的艰巨性思想准备不足。就普遍情况来看，我们对“落后就要挨打”有深刻认识，但对“崛起必遭遏制”思想准备不足；对“发展才能安全”有深刻认识，但对高速发展带来新的不安全思想准备不足。那种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就可以顺畅地实现并完成发展；认为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与我们能力不足的现实，是外界对我实力预期高于我实际情况等看法，都反映有些同志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崛起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会帮助中国完成和平崛起认识不足，对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放弃、今后也不会放弃对中国“西化”、“分化”的战略安排认识不足，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跨越荆棘障碍、需要付出艰辛努力认识不足，对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意义认识不足。

    十七大报告提出增强忧患意识，不是“杞人无事忧天倾”，而是建立在对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客观分析与冷静考虑之上。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取决于能否及时抓住并利用机遇、实现加速发展，更取决于能否赢得挑战，使国家发展不为其他力量所牵制。所谓“机遇与挑战并存”，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能否抓住发展的机遇期，能否把机遇期有效延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内外政策和应对能力。一个被事实反复证明的道理是：不战胜挑战，就无法赢得机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认识忧患，就是认识挑战，就是争取战略主动的第一步。

　　人无忧患，睿智不成。国无忧患，大器不成。古往今来大量事例说明：安全来源于忧患，志向磨砺于忧患，创新起始于忧患。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开端。如果没有对旧中国历史灾难的深刻认识和拯救民族命运于水深火热的坚强决心，进而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产生。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也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继续。如果没有对“文化大革命”使国家经济达到崩溃边缘、政治和社会生活也进入危险边缘的深刻认识，进而产生“不搞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的坚强决心，也不会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空前严峻考验、不按“三个代表”去做就可能丧失政权的情况下提出的。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则是在长期高速发展形成的环境资源代价过大、区域发展失衡、社会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如果不科学发展，我们的发展就难以为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可能半途而废。可以说，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因来自忧患。没有忧患意识，就没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产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没有今天我们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千年沧桑，百年巨变，铸造和锤炼着中华民族的忧患之魂。每当以《义勇军进行曲》为蓝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高高唱响之时，渗透词曲中的忧患意识就会化作催人奋进的巨大力量。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续承担好这个历史使命。”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是共产党人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的有力保障，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筹划国家安全战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统一的强大精神力量。（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兼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