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根除官僚腐败，就必须加大反腐立法力度

 用更加完善的职务犯罪立法斩断官僚腐败的黑手

官僚腐败不只是国家、社会、人民的经济利益受损的问题，更深层的问题是由量变到质变的问题，即危机国家政权、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问题，也就是说官僚腐败任其发展下去可以导致亡党亡国。中央一波又一波加大反腐力度和广度，就是基于对官僚腐败问题的深刻认知和战略观察。然而，目前的所有反腐倡廉工作的推动，主要依靠中央的行政手段发力。行政手段推动反腐，能够达到明显的治标效果，使官僚腐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收敛。但是，反腐倡廉工作要着眼长远，从根本上要斩断官僚腐败的黑手达到治本之效果，就要用更加完善的职务犯罪立法，即要以与时俱进的法治精神对贪污罪、受贿罪进行修订和完善，让法律在反腐倡廉工作中达到更加全面更加有力的约束力。

一、科学界定职务犯罪死刑量刑标准，让贪官不敢腐。

目前，现行法律关于贪污罪、受贿罪死刑的量刑标准不够明确精准，在法治

实践中，出现了贪污1亿是死缓，贪污2亿是死缓，贪污10亿也是死缓，贪污无穷大也是死缓。这样宣判的结果，使法律从根本上不能达到威慑贪官污吏的效果，让贪官们更加肆无忌惮。

贪污罪、受贿罪的主体大多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公务人员，他们手握公权力，掌管国家重要部门。对他们如果不严惩，会导致国将不国、党将不党的严重后果。因此，对于贪污罪、受贿罪要适度增加死刑立法。原因一，如果法律不判定贪官污吏死刑，贪官污吏就会判定党和国家的死刑，贪官污吏和党国存亡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原因二，法律上多判一个死刑，就是避免将来少判一百个死刑，这就是杀一儆百的法律效力。

当年，毛泽东为什么要对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数额并不大的贪官要“挥泪斩马谡”呢？原因一，要给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敲响警钟，贪污腐败会使无产阶级政党变质；原因二，今天杀一个刘青山，就是为了将来少杀一百个刘青山。

因此，要本着从严从重惩罚职务犯罪，确保国家、政党稳定的精神，要适度增加死刑判定，才能最大程度地震慑职务犯罪的再次发生和蔓延，才能达到吏治则国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被历史选择、被人民选择，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吏、让利于民的无我为民精神。中国国民党之所以被历史淘汰、被人民放弃，就是因为中国国民党官吏腐败、鱼肉人民唯我独大的作风。如今，中国台湾国民党较之民进党更多地受到两岸人民的点赞，就是因为台湾国民党较民进党更接近民意。

死刑分为立即执行和缓期执行。可是，目前我们的刑法关于职务犯罪死刑的界定还不够精准科学。这为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留下了非常大的灰色地带，导致贪污、受贿数额相同而判刑轻重不同的结果，甚至死缓多，死刑立即执行少的法治现实。这让贪官终于放下心来，不再怕了，原来贪污再多，也没有死刑立即执行，那就好好贪吧，万一不被发现就捡了大便宜，即使被发现也没有死刑立即执行。所以，对现行刑法关于职务犯罪死刑的有关法律条文，必须进行科学化精准化全覆盖化改革，贪污受贿多少是死刑立即执行，多少是死刑缓期执行，给出更明确的数量规定，让法律真正成为反腐倡廉的一款重型杀器，让腐败分子从内心敬畏法律而达到不敢腐的目的。

二科学界定职务犯罪有期徒刑量刑标准，精准打击贪官污吏。

目前，我国刑法有关贪污罪、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十分模糊，存在很大的弹性空间，这对依法精准打击职务犯罪造成很大的困难。

我国刑法典第383条第386条之规定，对犯贪污罪受贿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到底“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还是“无

期徒刑”？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底是几年？

所以，在法律实践中经常出现“重刑轻判”或“轻刑重判”的不同情况，让人感觉到法律有失公平或人为操作的成份。

（二）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五年以上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此出的“处无期徒刑”与（一）中的“无期徒刑”重叠，给法治实践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与法律条文（二）中的“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五年以上”与“七年以下”又相互重叠。法律条文互相打架，办案实践中肯定经常出现没棱两可的情况。

    “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后再加“并处没收财产”来补全法律漏洞。

    “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再加上“并处1-5倍的罚金”，会让法律更具有打击贪污受贿犯罪的效果。

（四）个人贪污（受贿）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在此条中，再加入“并处1-5倍罚金之外，永不能在公共部门内工作或任职”，让法律真正达到疏而不漏的效果。

另外，再能加上（五）建立详尽完备的反腐档案制度，载明案件侦查、公诉、审理等等的全过程，以备今后查阅；在反腐倡廉工作中，若有徇私枉法者，与犯罪分子同罪处理或再行制定腐败案件办结中徇私枉法治罪条例。

总之，用更加科学更加完备的法律条文来反腐倡廉，比行政手段反腐倡廉更加具有稳固性长期性根本性。加大立法反腐力度，是从根本上铲除官僚腐败的最佳手段，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