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增禄案暴露了哪些中国问题？

 任增禄案暴露了哪些中国问题？

【内容提要】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揭示了一个真理：一党专政也好，多党民主选举制也好，凡是“为人民服务”的体制，都是好体制，都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凡是偏离“为人民服务”的体制，都会被人民反对，并因此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为什么呢？因为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央正是站在唯物史观的制高点，做出了“铁拳反腐”的战略决策，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全球华人也因此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希望。然而，一些省在事关“亡党亡国”的反腐倡廉等重大战略问题上，始终不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总是偏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呢？

任增禄案为“反腐”立“法不责众”新规则？

据广播新闻网报道：2013年6月18日，甘肃省华亭县原县长、县委书记任增禄（甘肃省平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案在甘肃省城一审宣判。兰州市中级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12月至2012年6月，任增禄利用职务之便共收受贿赂款、物折合991万余元，另有41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其中，129名行贿官员，4名被治罪。

在反腐问题上，中央要求“老虎苍蝇一起打”。然而，从任增禄案中，我们却看到不一样的结果，甘肃省竟然偏离中央精神，为反腐另立新规则：“法不责众”！这让人不免生疑，在反腐问题上，为什么甘肃省就不遵守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精神，而另立“法不责众”的反腐新规则呢？4名行贿官员被治罪，还有125名官员仍然带病“为人民服务”，那么社会主义法治的公平正义精神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甘肃省为全国反腐树立了“法不责众”的新典范，也就是说要搞腐败，大家齐心搞，集体搞，才能免于法律制裁。这不是鼓励团体腐败、全党腐败吗？如此这般，中央“铁拳反腐”还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必要吗？如此这般，腐败窝案、串案还有必要继续查办吗？

任增禄案到底有多敏感？

甘肃省官僚腐败为什么还比目前的台湾政坛要复杂、敏感得多呢？广播新闻网居然把任增禄案定性为“敏感案件”：

对任增禄案的查处起始于甘肃省纪委，最早的线索来自一份针对他个人的匿名举报。从带走调查至一审宣判，该案前后耗时仅一年，同案牵出的另四名经由司法程序处理的官员，也在短短半年内定谳。

五起案件由甘肃省纪委进行前期介入，随后由甘肃省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进行侦查，之后案件被指定到平凉以外的基层检法部门进行审查起诉和司法审判。这种侦查起诉的配合模式，决定了案情大部分的知情权仍紧握在省纪委和省检察院手中。由于涉及百余名至今还在位的官员，这一案件背后的举报内幕，这些办案人员亦无法接触到，就连判决本身在甘肃也被“低调处理”。不仅如此，起诉书中涉及行贿人官职的部分，在判决书中也被隐去。

那么，任增禄案究竟有多敏感呢？

任增禄案是涉及到中央、国务院某些领导了吗？不可能吧，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令计划等等的国级老虎已经认罪伏法，任增禄才是一个副处级老虎，怎么比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令计划等国级老虎还要敏感呢？

任增禄案是牵扯到县、市、省三级某些在任领导了吗？是的，这才是任增禄案最为敏感的神经。要不然，省市县三级组织为什么还要那么谨慎、小心甚至在几乎是全封闭式的司法程序中处理任增禄案件呢？目的只有一个，把任增禄案牵扯到的下线即下属官员“把腐败灾害降低到最低程度，即只象征性地处理4人，并且这4人估计今后还会被法外开恩”，如果129人全部依法处理，会引火烧身到任增禄的上线即上级领导；把任增禄案牵扯到的上线即上级领导全部保护，要么任增禄案县市省级领导怎么一个也没有被牵出呢？至此，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甘肃官僚腐败已经筑起了牢不可破的“攻守同盟”保护网，大概连中央的反腐利剑都攻它不破？要么，甘肃省怎么敢明目张胆地如此处理任增禄案呢？

任增禄案暴露了甘肃官僚腐败的程度？

从任增禄等等的反腐大案中，我们感觉到甘肃省官僚腐败已经到了“三不怕”的地步：一不怕中央，因为“中央有政策，地方有对策”；二不怕人民，因为“人民举报的案件都会落到他们的手中，并最终任由他们处理”；三不怕媒体，因为“官媒是丈二长的牛角总是向里弯”。

甘肃省官僚腐败就像一所千年万年也无人打扫的公厕：地上满是烟头、卫生巾、大小便、蠕动的蛆虫，臭气熊天的空气中满是乱飞乱叫的苍蝇。

任增禄案隐含哪些深层中国问题？

任增禄案之所以引起全国媒体、公民的广泛高度关注，是因为其中隐含着事关国家全局的战略深层问题：

一，省市县联建“攻守同盟”威胁中央政令畅通。

无论中央决策多么科学正确，但中央科学正确的决策一到地方，却变成了与中央政策精神相反的结局，即官僚腐败集团利益独占，国家资金遭难，群众遭殃，民怨沸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地方官僚腐败集团，已经垄断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命脉，他们和官商勾结，绑架国家公共部门，一切都为他们的特殊利益服务，严重偏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就出现了中央始终“为人民服务”，地方始终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极大反差？要中央科学决策落地生根，变成中国崛起的真正动力，中央需首先破除地方障碍即解决省市县联建的“攻守同盟”。否则，中央的科学决策永远落不到实处，中国崛起永远只能成为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

二，腐败问题持久不决，中国经济将深陷官僚腐败泥潭。

腐败问题持久不决，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资金多半甚至全部落入腐败官僚腰包，致使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实效，如此往复，一旦形成恶性循环，中国经济主构架终将崩塌，中国经济彻底深陷官僚腐败泥潭即成现实。

目前，中国经济潜在下行压力，其中就存在官僚腐败因素，只不过不太明显而已。要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中国必须不遗余力地把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否则，中国经济一旦深陷官僚腐败泥潭，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绝对优势就会全部丧失。

三，反腐的关键是把“老虎”关进“法治的笼子里”。

甘肃省任增禄案中违纪违法官员众多，却只有4人治罪，而且这已经宣判的4人将来是否真正能依法惩处，在官官相护的甘肃省生态网中还是个大大的问号？

针对地方反腐渐渐流于形式的严峻问题，中央必须探索出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比如建立有利于今后责任追究的反腐档案制度，腐败案件试行异省侦查、异省审判、异省服刑制度等等。

四，官僚腐败将推动公共安全事故频发。

由于官僚腐败集团利益挤压国家安全利益和人民公共安全利益，随着官僚腐败集团利益的不断膨胀，今后国家安全事故和人民公共安全事故将不断发生，并有高发势头。比如因豆腐渣公路引起的特大交通事故，因药品食品腐败问题引起的群体安全事故，以及最为典型的甘肃省康乐县因“精准扶贫不到位”引发的杨改兰自灭满门事件，等等。

官僚腐败问题持久不决，中国国家安全事故和人民公共安全事故亦将持久不决。因此，中国在反腐问题上，应该借鉴菲律宾“铁饭禁毒”的某些特殊但却合理的手段。因为，对官僚腐败讲仁慈，就等于拿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做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