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保马”今天推送的是纽约大学谢俊博士的文章《新左派是如何破土而出的?——以汪晖的当代思想史描述为例》。本文是谢俊博士对汪晖先生思想历程的一个梳理，尽管它采取了一种解读文本的形式，但却在解读中更着重于呈现那些透过汪晖先生思想演变而表征出来的时代结构——在知识界即表现为围绕革命、启蒙、现代性等社会历史问题展开的新左派及其主要对手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史。我们通过本文可以更为清晰地检视汪晖先生及新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问题依旧存在，形势并未变更的当代接续与承担思考与斗争的使命，确立在承担历史责任意义上的“国家精神”的连续性。这样，这笔思想资源才可以成为葛兰西所说的“这个过去……既是现在的一个要素，也是将来的一个前提”。在此，特别感谢谢俊博士慷慨赐稿!

　　本文主要是我阅读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4，1997)、《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起源——再论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2000)、《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2004、2006)三篇文章的一个总结。这三篇文章给出了典型的中国新左派对当代思想史的描述。从时间顺序来看，他最早的文章主要反思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针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启蒙主义中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2000年的那篇文章从对80年代末的社会运动的历史分析开始，论及90年代以来的思想史状况。到了最近的一篇，汪晖从对革命中国和文革的重新认识出发，再次回到新时期以来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状况。

1

　　从汪晖的这个思考顺序我们可以发现，“新左派”之所以“新”是因为他们的想法不直接来自“老”的革命传统，一开始的时候汪晖也是强调启蒙个体、反专制主义的战士(可见他的《反抗绝望》一书)，以汪晖为例的话，这一代新左派中不少人是来源于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的。但是汪晖写到：“大约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才从前一个震荡中复苏，将目光从对过去的沉思转向对我们置身的这个陌生时代的思考。”[i]

　　这个世界就是九十年代中期开启的全面市场化、私有化、重新阶级分化的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新自由主义获得霸权地位，而在社会实际进程中，市场化的改革正将资本推向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根本性重组和社会资源的全面再次分配。我以为对于汪晖的新左派思想的准确认识，是离不开这个根本的社会背景的。汪晖此时似乎很受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的影响。波兰尼这个提倡社会保护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者是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然而这个问题对于汪晖似乎并不重要，刺激他的恐怕是波兰尼对欧洲整个农民阶级以及他们的生活世界被资本主义完全消灭的令人痛心疾首的描述。进而，波兰尼还敏锐地指出这个惨痛的社会灾难被资产阶级发明的政治经济学巧妙地遮蔽过去了，以至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无视社会转型的残酷而坚持一种发展主义的乐观情绪[ii]。这几乎是在描述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段时间里，新自由主义的乐观情绪也在中国主流思想界弥漫着，而同样存在的则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生活世界被消灭的惨痛进程：在屡屡发生的工人为保护工厂和生活的群体性抗议中，国际歌总是被一遍遍吟唱，然而没有神仙和皇帝，工人阶级也救不了自己，在轰轰烈烈的私有化浪潮中，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人翁阶级终于从整体上消失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或许能理解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中，汪晖把最长的篇幅交给了他的一个社会调查报告，《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iii]——当然，汪晖亲身参与的这个发生在他家乡的、工人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工厂的运动也以完全失败的方式告终，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汪晖一改他晦涩的文风，十分动情地写到：

　　在那份三百多人签名的短短的请求书上，工人们一笔笔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天正逢年三十，风雨交加，寒冷异常，但来签名的工人络绎不绝……他们希望国家和政府能够给他们一个“说法”、一个正当的安排。这些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主人翁”现在通过所谓市场改制落入了“弱势群体”的范畴，但他们并非天生的“弱势群体”——这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完全缺乏公正性和合理性的社会过程的产物。以上述方式进行的所谓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制与“弱势群体”的创制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共同宣告工人阶级历史命运的转变。[iv]

　　从这段描写可以看出，“风雨交加、寒冷异常”也可以用来描述汪晖面临如此强烈的社会不公时的黯然心境。工人成为“弱势群体”，他们为国家创造的财富被剥夺，他们的基本经济权力和平等的社会诉求无法被表达。然而造成这个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话语层面上的弱势。新自由主义以典型的三段论神话来合法化这个改制或社会性掠夺的过程：一个反干涉的、自发自律的市场需要一个产权清晰的法人主体;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产权上不清晰;所以必须改革，私有化产权，而最有效的产权私有化方式就是管理层收购。然而这个过程却不能靠自发自律的市场自己来完成，所以在中央政府的纵容下，在巨大的利益刺激下，地方政府强力推动了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的私有化改造，结果是集体财富人为地转移到极小部分私人经营者或控股者手中，而在同一过程中，曾经是工厂主人翁的工人阶级几乎在一夕之间沦为了极度贫困的社会弱势群体。但国有企业本来只是“国营”企业，地方政府只是以代理者的身份帮助管理和经营，正如扬州案例中的工人在起诉书中说的，“为什么财产的管家(政府和国家)可以有权把主人的财产卖给别人?”当然这份起诉书因为程序不合法而被驳回，这个理论问题甚至没有获得政治辩论的机会。

　　工人们要一个说法，新左派知识分子也需要一个说法。然而在当时这种无法辩论的思想状况成了一种常态，在整个法学和经济学界，反思改制的声音非常稀少，而人文知识分子除了表达道德义愤之外也没能够形成强大的批判力量。这就是后来汪晖所反省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情况，这也是汪晖试图重新反省新启蒙主义的原因。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市场理念”已经被自然化为一种客观法则和规律了，而发展主义的改革意识形态也支持将效率而不是公平作为改革的准绳。这整个过程确实令人惊奇，一个波及如此广阔的社会结构重组和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竟以如此顺利且悄无声息的方式完成了!如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理论，以如此微小的交易成本完成如此巨大的所有制改革和财富转移，不能不说又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而且也确实不能否认这个转制成功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但对于汪晖来说，这个过程所深埋的问题可能更加值得重视。整个过程以极为粗暴的方式制造了一个极端不公正也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并且这样一个社会结构还在继续被多个类似的过程不断加强，这在汪晖他们看来实在是无法接受的。毕竟中国社会刚刚脱胎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主义时期，而整个改革开放也是以共同富裕的允诺作为国家制度性偏斜政策的合法性基础的。国家曾经郑重其事地给出过一个共同富裕的允诺，而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信以为真。但在事实这一面上，整个改革过程不断人为地制造弱势的农民阶级、弱势的工人阶级、后来是弱势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并且以种种自然化的方式来合法化这样一种和理想相去甚远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这种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可能是当代中国人的普遍不安情绪的深沉社会原因，只是这种情绪以怎样的方式表达出来还不能确定，比如近年来大众文化中一系列“屌丝逆袭”的故事恐怕也应是这一种社会情绪的某种释放方式。如果说卢梭曾经说过，一个进入过民主的国民群体是很难再回到专制的，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个曾有过社会主义平等理想的国民群体也是很难再接受极度阶层分化和社会区隔的结构秩序的。所以也许整个社会都面临着新左派最早感受到、并试图用理论将以澄清的当代中国问题，而这恐怕也是新左派会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的重要原因。面对不平等，汪晖等人最重要的号召力正来自对“平等”问题的强调，而“平等”恐怕也是他整个思考中最核心的出发点。

　　注释[i]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 北京：三联书店，2008，第1页。本文大部分对汪晖思想的描述都来自该书，下文我除了对直接引用的段落标出页码外，其他对于汪晖思想的概括就不再一一注明了。

　　[ii] 见【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iii] 汪晖写作这个文章是在2005年，不过，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浪潮发生在90年代末期，其他小型国企、各种类型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的改制、转制则开展得更早，这个调查报告所调查的江苏通裕集团公司的情况只是整个改制浪潮的最后一拨了。2005年左右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问题知识界有了一个比较集中的讨论，可以参看在“郎顾之争”的状况，以及围绕曹征路200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那儿》的一系列讨论。

　　[iv] 《去政治化的政治》，第312页

2

　　我将以上描述的情况作为理解新左派发生的基本背景，总体来说，新左派思想的主要触发点是九十年代全面市场化改革后的不平等的现实状况，在内在的情感基调上，一种激进平等思想使得这一些知识分子自觉产生了社会批判的强烈诉求。虽然这种平等激情和启蒙思想有着重要渊源，但显然启蒙知识分子在处理市场化意识形态时暴露出极端虚弱无力的状态。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汪晖开始了新的探索，我总结他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工作是运用来自海外的批判资源——主要是西方社会科学内部对全球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性思考，来重新清理“新自由主义”话语。汪晖担任《读书》主编的便利地位使他到2000年写作第二篇文章时，已经可以组织一系列战役来批判“新自由主义”话语、并从新的途径重新思考中国当代问题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新左派和西方的一些批判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思想上的联盟，虽然总体来说，就从汪晖的例子来看，中国新左派更加注重平等问题，而西方“新左派”在发生意义上有着反斯大林主义的渊源，因而是很不相同的，所以中国新左派对西方的批判资源的利用也有很强的选择性。

　　第二个工作是汪晖开始通过自己的著作清算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以及背后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这个工作得到一些甚至在八十年代非常活跃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支持，而对于汪晖来说，这个清算过程也是汪晖自我清算的过程。在我看来，汪晖的思想内部有很多自由主义的元素，他原则上还是八十年代思想遗产的继承者，只不过他以严格批判的方式来继承它们。之所以要批判，在汪晖看来，是因为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局限在一套现代化意识形态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汪晖认为这套意识形态为“新自由主义”的发生和普及准备了思想基础。所以汪晖才希望通过对1980年代的批判来解放1980年代，来重新认识八十年代的历史问题，并进而能更清醒地处理八十年代所批判的年代——革命中国——的遗产和债务问题。

　　这就是汪晖在他的最新的一篇文章里所做的第三方面工作，即重新思考六十年代、中国革命的遗产。汪晖现在用全球化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革命”的20世纪，这个思考吸收了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世界革命的一些认识，在讨论中他也比较大胆地重新启用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资源，这个态度和他最早的文章里对毛时代的谨慎处理有所不同。但在我看来，在一些重要主题比如平等、政治能动性上等问题上，是和之前的文章一脉相承的。

　　我在接下来的三个部分将按照逆序的方式对这三个工作进行梳理和总结，通过这个工作，我想展示在汪晖的新左派视角里，当代思想史的脉络大体是如何的。

3

　　在汪晖1994/1997那篇文章里，汪晖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代还是以批判性反省为主，不过这个“批判”已经将毛泽东时期的问题不再看作“封建”的、“传统文化的”、“极权社会的”问题来批判，而是看作一个普遍的“现代性”问题来批判的。这个战略转移非常关键，汪晖实际上把毛泽东的问题看成现代社会的一个子问题，而另外一个子问题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问题。因此，这就是在努力摆脱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对毛泽东时代的批判可以有助于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市场化的批判。这个时候汪晖主要依赖的资源是韦伯，当然是作为现代理性社会的批判者的韦伯而不是美国社会学塑造的、理性主义的支持者的韦伯。在汪晖的这个认识思路中，从晚清以来一直到当代，现代化都是一个重要任务，因而中国的现代进程也就没有能摆脱建立现代国家，建立强大的社会组织机器，最终建立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社会“牢笼”的现代过程。在这个宏观视野下，不仅毛泽东时代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邓小平的改革也是，新启蒙主义，新自由主义给出的现代化方案更是如此，这个一揽子的批评方法很类似一些西方左派的批判态度，比如在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和霍德海默的《启蒙辩证法》那里，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美国的市场消费主义，都是现代理性统治的恶果。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这个表面的相似下隐含着巨大的分歧。当然我们也不能笼统地去谈什么是中国“新左派”什么是西方“新左派”。但从一个狭隘的意义上来说，就围绕在《新左派评论》这个杂志周围的最初的知识分子、比如佩里﹒安德森的大致倾向来说，这个知识群体的诞生和对斯大林统治的幻灭以及对东西方官方马克思的失望密切相关，从理论根源上来说，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至少在佩里﹒安德森那里有重要的影响[i]。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非常坚定的，但这个时期已经不太注意阶级话语和经济平等问题，更强调的是在一个集权的理性统治社会中个人的受统治、被异化和不自由的状况(在这个方向上影响最广的恐怕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人的人》)。另一方面，在评价东方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倾向于将其看作一种专制极权主义(对毛主义、文革的评价是例外)，而且这个认识还被自马克思以来的对东方的偏见所加强，这就使得他们对东方社会主义的判断和自由主义阵营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攻击有很多容易混淆之处。然而汪晖的过程却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他是要从针对毛时代的“反专制”的批判激情中摆脱出来，试图说明毛泽东时代的专制其实只是现代性专制的一个形态，而这个专制的另外一个形态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专制。温铁军在写作《八次危机》的时候说得更加明确，即这些新左派重新审视革命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是要把“罪恶还给资本主义”。[ii]

　　具体而言，汪晖总结后毛泽东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的批评主要有两条：一是极端的民粹主义思想和平均主义带来的低效率;二是政治专制和思想禁锢。在汪晖看来，前一条并不是多么糟糕的事情，所谓民粹问题，在汪晖看来是群众性的政治动员，是反专制、反“去政治的政治”的有效形式(他几乎没有对这种政治形式做检讨);而所谓平均主义带来的低效率，在汪晖所处的完全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自然没有继续批评的必要了——相反倒是这种“平等”成为了汪晖认为需要重新发扬的东西。问题在于，当汪晖等新左派试图讲述“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平等的社会”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反驳者会马上指出社会主义内部严重不平等的现实，比如八级工资制，比如针对农村的、特别严重的榨取。汪晖等并没有对此否认，但是认为这是现代化的国家发展带来的后果，温铁军后来在《八次危机》中分析得更加细致，即改变一个落后国家、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使得中国必须采纳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必须同样思考资本和劳力问题，温铁军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总总危机和困难都是以农村作为最后的负载压力和蓄水池来克服的，农村和农民是现代化过程中牺牲最大、也是贡献最大的群体。在这个解释思路下，要真正对待农民群体所遭受的不公平问题就只能是反省现代化制度而不会笼统地否定社会主义。而因为社会主义的特色在于包含了一种反现代的、主张更平等社会的理想，所以进一步只有坚持社会主义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才能改善农民的困苦状态。实际上在新左派的解释策略中，“现代化”不仅是不平等也是专制主义的罪魁祸首。针对第二条批判，汪晖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专制和思想禁锢主要来自垄断了权力的现代国家，而这是他所以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糟糕形式，这个时候汪晖用上了韦伯对新生苏维埃的观察，对控制社会、垄断暴利的社会主义内部的党-国官僚集团提出了批评。然而这个批判逻辑意味着，汪晖批评苏联的问题、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乃至改革政权的问题，是批评整个现代国家(当然包括西方国家)的问题的一个部分，这当然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给出政治解决方案不可能是出路。我们知道，韦伯的批判起点正是二十世纪初最兴盛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他对这个灰暗的社会牢笼的绝望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韦伯几乎完全改变了对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乐观情绪，后来他的一个学生把这样一个理性控制的社会称为“像在太平间里那样阴冷的物化世界”，正是为了摆脱和推翻这个社会牢笼，韦伯的这个年轻的学生卢卡奇才决定投身政治、献身共产主义事业。

　　把社会主义看作突破现代理性社会的一种出路，卢卡奇的这个政治选择，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汪晖自己的思想道路如何从对现代性的批判回到对革命中国的重新认识。在2004/06年的这篇文章里，汪晖对革命中国、特别是文革的最初三年给出了积极正面的评价。这个评价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1)反现代性的积极的政治能量;2)平等的政治理想。

　　实际上，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末尾讨论真正的政治家的时候曾经给出过一抹关于“政治激情”的鲜亮的色彩，这是不是因为受到了他那个桀骜不驯的学生的鼓舞?韦伯总体上对现代政党政治是持悲观态度的，他提出的“政党自身的官僚化的趋势”这个问题。这很可能对汪晖重新认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有所启发。当然还来自其他资源的，比如葛兰西就有对革命党官僚化问题的反思，也强调通过群众参与克服官僚化[iii]。政党的官僚化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就是作为现代集团利益代言人的政党不再诉求它所代表的政治集团的利益，而转而追求官僚集团自身的利益。汪晖据此来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由，毛泽东是在尝试着用群众民主(大民主)的政治形式来冲击高度去政治化、高度官僚化的党-国体制，也就是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旨在释放群众性的理论思考和政治辩论的能量，造反行动则直接冲击旧的支配性的权力关系，“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就是要让那些被压迫者能动地认识自己的政治处境、并有勇气去争取更公平、更平等的经济和政治权利。汪晖在阐释毛泽东这种浪漫化的群众政治想象的时候，并没有做出严格的历史审查，他仅仅将文革的问题指认为专制力量的复辟，旧的权力集团和新的当权派很快联合起来巩固权力、从而扼杀了这种群众民主的政治化行为。在汪晖(也是西方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的历史图景中，文革在最初的三年以后就已经结束了，之后的派系斗争沦落为纯粹的、不再激发群众性政治利益的权力争夺，专制制度的恢复压制了反抗性的造反力量，结论就是文革的失败不在于过度政治化而在于去政治化。

　　这种历史观察有一定的准确性，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对群众政治这种斗争形式本身缺乏反省。不过本文主要在描述而不是批评汪晖为例的新左派所呈现的历史图景以及成因，从这个目的出发，我觉得汪晖值得注意的是汪晖和西方一些左派共享的反专制激情，这恐怕也是不少新左派身上的、“自由主义”的要素。然而，我们不能忽视汪晖那里一个更关键的逻辑起点是平等：在我看来，汪晖对文革政治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政治的根本切入点，主要不在于其反制度的激情(反体制往往更容易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形式)，而更在于中国革命对实现现代平等政治诉求的意义。汪晖提出要重新认识阶级斗争的意义，因为据他看来，阶级斗争正是实现现代平等政治的最为有效的形式：

　　现代平等主义原则是通过革命的阶级话语深入整个社会的：任何人不应臣属于任何人，任何人不应主宰和剥削任何人，任何人不能成为奴隶;为此，必须消灭主仆关系和剥削关系，必须形成一种摆脱这一对抗性关系的经济，必须建立一种不再复制社会不平等的教育体系，必须创造一种超越以往一切国家形式的国家。[iv]

　　如果回到我所认定的新左派的创伤性起点，那个“风雨交加、异常寒冷”的日子，我觉得汪晖的整个思考的出发点是阶级诉求无法用阶级话语表达的历史困境。从这样一个现实困厄出发，新左派才会对毛泽东的新中国重新致以敬意，今天是“风雨交加、异常寒冷”，但昨天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在不免有些理想化的历史重访中，汪晖认为革命中国最重要的、区别于其他现代国家的标志特征，就是进行了土地改革，把工农建构成为了国家主体，并且彻底在文化意识层面上把他们传唤为新社会主人;于是至少在文化意识层面上，努力去实现一个没有奴隶、没有剥削、没有主宰、没有对抗性经济关系、没有不平等教育体制的新社会。在汪晖那里，这样一种现代激进平等理想只能是通过充分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能量，进行广泛的阶级主体塑造、并以政治的方式进行斗争(或至少理论争论、参与民主)才能最终实现。马克思对于现代激进平等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资产阶级革命在中途扼杀了革命、攥取了胜利果实。韦伯退了一步，他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但他发掘并批评了一个现代理性化力量，他很清楚的是，西方现代社会理性统治的背后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实力集团——他所说的“市场中实力集团”就是资产阶级。所以当韦伯揭示出这个集团用理性的抽象统治维护自己的支配性权力，韦伯就已经认同了马克思的判断，即理性统治就是阶级统治。然而汪晖思考的起点是被去政治化了的理性统治话语——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把阶级统治自然化为一种理性统治、一种市场规律的结果，于是工农阶级在去阶级化的市场意识形态中就无法伸张自己利益诉求。这个时候汪晖才提出需要进行政治/阶级斗争、以打破这种自然化的局面。对于汪晖来说，阶级斗争不是给一群人贴上阶级成分的标签去批判他们(他将此看作去政治的阶级斗争)，而是激活被压迫者的政治能量，使他们能敏感于权力关系，积极参与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权益，并努力最终取消种种压迫性的权力关系，从而使得阶级社会向非阶级社会转化。

　　注释：[i] 关于佩里﹒安德森以及他对新左派的理解，可见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ii] 温铁军等著，《八次危机》，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第4页

　　[iii] 见【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陈越译:《现代君主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v] 《去政治化的政治》，第36页

　　4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虽然汪晖对毛时代和中国革命的描述有一些乌托邦的想象成分，但他的思想不见得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极端化的左派思想。汪晖强调他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辩论对象是一种特别保守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因而他并不与所有自由主义者为敌，这一点，从他的思想脉络来看(无论是反专制的自由激情还是强调激进平等的政治理想都有明显的自由主义意味)，并不是狡辩之词。新左派思想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年轻一代中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也许正是因为整个包括新启蒙主义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化政治传统并不和它格格不入。当然，新左派的这个对于革命中国的理解方式还远不是一种主流思想，激进平等政治的诉求在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还是表达困难，这当然部分的是由于市场化导致的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这个社会集团越来越有意识地主张和加强一种有助于维护他们财产秩序的意识形态;这还由于在全面的改革开放以后，欧美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全面侵入到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不过除此之外，在汪晖看来，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原因恐怕是起源于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的紧身衣。因此，汪晖的思想史整理的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批判反省八十年代。然而这不是说，汪晖或者在新左派的历史框架中，改革以来的80年代都是要被否定的，而改革以前的毛泽东时代都是要被无批判地认同的。这种误导性描述实际上最先由新左派的论敌给出的，汪晖明确地争辩说，正是新自由主义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歪曲解释八十年代、并自封为八十年代的继承者的行为刺激他去通过批判新启蒙主义的方式来重新更好地继承八十年代。这么来看，也许更准确地说，汪晖依然要继承八十年代的批判立场(包括反专制、政治民主、平等权利)，他所针对的是八十年代带给九十年代的一种颇成问题的思想倾向和认识框架，即新启蒙意识形态，或“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意识形态框架。他的历史描述主要是为了分析这个意识形态如何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认识模式，又如何导致严重的问题，最终使新自由主义这种极为保守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轻易被接受。汪晖对八十年代的观察有很多笼而统之的简化之处，但这样一种斗争性的针对某种意识形态的祛魅工作在今天看来依然有意义，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表述依然在今天占据主导性地位。

　　让我们具体来看看汪晖的这个批判工作。准确地说，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话语并不起源在七八十年代之交，而是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但汪晖以一种回溯性地目光来看待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在他强大的叙事下，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俨然早已侵入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如何蕴含一套现代化的诉求前文已述，那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新时期的改革政权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个马克思主义在汪晖看来主要体现在一种纯粹实用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上：汪晖认为官方主导的改革实践仅仅是放弃了毛泽东以平均主义为取向的现代化模式，却完全继承了现代化目标本身，而它的实用主义倾向又使得它自觉实践着经济领域不断市场化的路径，并最终实现了和全球资本主义的顺利接轨。汪晖这种描述还是很有说服力的，特别是它提醒我们注意到八十年代初期社会各阶层非常明显的现代化激情——社会整体对于物质改善的追求、对于技术进步的信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而当时官方主导的现代社会的专家治国策略和官僚统治模式也使得新的改革政权更加依赖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阶层。

　　当然，八十年代初期存在着针对这个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声音。这个批判的声音是非常混杂的，汪晖分析了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来自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声音。在汪晖看来，这个本来直接针对着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问题(比如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经济冒进主义)的批评在当时却不被表达为对“现代”的批判。在当时它是被表达为对前现代的“封建主义”的批判的，于是，一个本该针对现代性的批判力量成为了摆脱“封建主义”从而完成“现代方案”的现代化叙事的支持者。此外，通过对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人本主义的挖掘，这个时候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一种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人道主义诉求，虽然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异化的，但根据汪晖的看法，当时在运用马克思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它的反现代性、反资本主义的内涵完全被剔除了，用以替代的则是“反封建”的内涵，于是马克思成为了18-19世纪人道主义的继承者，要解放的“人”是试图从封建专制中逃离出来的现代个人——这样的“人”的修辞，以及这样一种对革命中国的想象，在汪晖看来为后来整个人道主义和启蒙话语的发展，比如李泽厚的启蒙/救亡逻辑，刘再复的主体性呼声，做好了铺垫;也为后来新自由主义修辞中的市场自发“个人”和与国家专制统治相对立的“个人”形象做了思想准备。然而八十年代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话语真的以这样一种清晰的目标出现的么?我对此是怀疑的，其实汪晖自己也在最近文章中提到，不管是“异化”的主要提出者周扬和王若水，还是“异化”的主要批驳者胡乔木和邓小平，都意识到“异化”这个词和毛泽东文革思想的内在关联，因而在当时语境中的“异化”含义比后来新自由主义话语所征用的“异化”含义要复杂得多。但是，汪晖意识到的关键问题恰恰是这个“个人自由、个人和国家(政治)对立”的层面在被不断挪用、扩大，成为了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性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八十年代前期历史的这个层面就是新启蒙主义意识形态的准备阶段。

　　在汪晖的叙事中，新启蒙主义正式登场的一个标志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运动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从而以更加迅猛的姿态汲取西方现代化思想。贺桂梅对于新启蒙的这个开端意义做了更细致的观察[i]: 一个重要发明在于将八十年代和五四对接起来，这不仅仅意味着把文革和中国革命等同于封建时期剔除出去，而且进一步把中国近现代的所有问题归纳为超稳定传统的问题。贺桂梅认为这个思考模式搬用了美国针对第三世界所发明的现代化范式，在这个范式的解释下，中国的就是传统的、就是前现代的;世界的就是现代的、就是启蒙价值的标杆。这个范式首先是通过美国的中国研究在人文研究领域产生影响，比如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换”的说法，舒衡哲的“启蒙/救亡”二分和李泽厚之间的互相影响;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以后，人文研究或多或少开始对这一组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二元框架有所反省，但恰恰这个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话语开始由社会科学界主导，此时社会科学界正大量从西方输入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知识，知识分子因而从这些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中获得了启蒙主义的基本意识。具体说来，在经济上这个时期开始全面对计划经济展开批判，逐步把市场和私有制理解为现代经济的普遍形态，这当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学说中对资本主义批判部分被作为陈旧的意识形态而排斥掉了。在政治方面，当时要求重新建立形式化法律、扩大新闻和言论自由、建立保障人权、限制统治权力的议会制度。这些当然是以西方自由主义制度为设计为模板的，不过有意思的，汪晖观察到，由于对毛泽东时代群众运动的恐惧，新的民主方案不仅完全拒绝民众的“参与性民主”这个西方民主制度的题中之议，而且还将此看作专制的温床。在文化上，金观涛和刘青峰以一种科学主义的方式把中国传统构造成一个亟需批判和西方现代力量拯救的超稳定结构，这个思考模式中根本否定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反现代性的现代历程;最后在人文领域，当时的人文知识份子直接借助18-19世纪的启蒙资源建立起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和价值标准，特别强调主体的自律空间以及这个主体和客体世界(比如政府/政治)的绝对对立。汪晖总结到，这样一种新启蒙主义成为了中国当代最有力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它以一种乌托邦的激情拥抱一个想象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这样一种乐观主义并不来自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体认，相反却更多来自于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所残余的激情。

　　当然八十年代不可能这样清晰简单，但即便对八十年代持更宽容态度的学者(比如张旭东)也认识到，八十年代那些令人迷狂的现代知识和乌托邦激情背后，可能只是一种无意识的对世俗市民社会的渴求[ii]，只是这个市民社会在九十年代是以非常令人不安的方式真正到来的。汪晖想强调的是，实际上从八十年代中期全面展开的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根本不是新启蒙想象性地呈现出来的状况，比如现实中国家总是为市场保驾护航，市场背后也永远聚集着一个主导性的实力集团。问题恰恰是在新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束缚下，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批判只能是一种针对专制主义的批判，而不可能认识到国家这个时候已经以市场霸权的保护者的角色出现了。同时，由于当时知识分子对西方和全球市场秩序的一种迷思，他们也不能认识到这种普遍主义的全球化和普世价值背后的西方霸权。总之，在汪晖看来，当启蒙主义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时，启蒙知识分子失去了对现实的分析能力。就80年代中后期的危机而言，汪晖认为实际上非常明显当时国家推行的不公正的市场过程引起了社会愤怒，而各阶层也开始酝酿对这个不平等市场的自发反抗——这种反抗不是说不要市场，而是期望一种更公平、更合理的市场化。当时运动的口号，比如“反对腐败”、“反对官倒”、“反对特权”、“稳定物价”明显就透露着这些信息。可是，由于受到新启蒙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知识分子仅将运动解释为对专制政府的反抗、对政治民主的追求，而根本不能将实际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表述出来，也意识不到那个有着更广泛群众基础的、包含着激进民主(经济民主)、自由(市场参与自由)、和平等价值观念的、实质上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和政治诉求。对于汪晖来说，新启蒙主义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无法有效地批判以市场和资本主义为基本形态的现代性问题。

　　注释：[i] 见贺桂梅著《“新启蒙”知识档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ii] 见张旭东著《幻想的秩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序言《重访八十年代》

　　5

　　当我的这个阅读笔记要达到终点的时候，可能恰恰回到了汪晖和新左派思想出发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在最后这个部分，也是作为一个总结，我们重新回到汪晖思考的这个起点。仔细观察汪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思路，对我们思考“新左派是如何破土而出”这个问题会有很大帮助，也能帮我们更好地澄清一些新左派的基本的观点，比如他们对市场和国家的态度到底是如何的?

　　不过我们首先得从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基本面目开始。中国“新自由主义”不是“新启蒙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也不简单是“新自由主义”自己所宣称的“自由市场的无限拥护者”。上面已经讲过，汪晖在2000年那篇文章里谈到发生在九十年代中期的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争的时候，特别强调新左派针对的不是自由主义而只是“新自由主义”，他甚至指出当时像秦晖这样的自由派学者也是和他是站在同一个阵营里的。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极端右翼的自由主义形态。从它在欧美发源的状况看，它的市场激进主义排斥任何政治干预，包括来自国家、社会、工会的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实际上是专门为已经垄断了市场的大资本利益集团服务的。在中国，新自由主义要实现的政治使命还要复杂，第一步，它要为它的利益集团完成不平等的市场化、私有化进程;第二步，在建立了市场中的霸权以后，它要用市场意识形态极度压缩弱势阶层寻求社会保护和提出政治平等诉求的可能性。针对这样一种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汪晖在这个时期实际上更接受像罗尔斯那样的平等自由主义的思想，而且只要仔细查看汪晖的文章就不难发现，他完全没有要反对市场，他恰恰要追求在市场条件下的民主机制。他要反对的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实际在政治经济实践中所完成的“反市场”的市场化。这里的关键之处是要澄清：虽然新自由主义坚持激进的市场主义，强调自由、自发的市场，强调市场自治、排斥国家干预、坚持效率优先、坚持产权清晰的私有化路径，但是这并不意味他们没有支配市场，没有暗中联合国家中的一部分力量建立一个极端不公众、不民主的市场秩序。汪晖在他的《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言》等文章中不断强调的正是这一点。而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查看中国改革开和市场化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做出如下结论：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是在国家推动不断完成的、也是一个不公平不自主的市场化过程[i]。但这还不是中国的特殊状况，汪晖也提醒我们注意到另一个同样非常明确的历史事实，即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现代市场社会的形成从来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而往往是国家干预、暴力实施的结果。汪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工作由这一点上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第一，市场神话如何为反市场、不公平的市场化服务?第二，国家如何在这个不公平的市场化过程中扮演复杂的角色?在这个批判的过程中，汪晖也澄清了他对市场和国家的基本态度。

　　汪晖做的工作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工作，不过，如果以更复杂方式来思考“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仅仅提供一套“真理叙事”是不能完成意识形态祛魅的。这是因为任何实践性的意识形态都有支持它存在的现实基础，而反过来这套意识形态又成为了塑造我们现实生活的物质性力量。汪晖认识到，新自由主义那一套神话在九十年代初获得如此广泛的接受是有着相应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根源的。上一部分我们已经谈到，新启蒙意识形态已经准备了不少东西，比如现代/传统和西方/中国的认识框架保障了来自西方的市场制度的拜物教地位。再比如新启蒙主义将社会主义作为封建专制的批评方式和人道主义话语建立起来的个人和国家的对立形象就早已助长了在情感上对政治和国家的排斥，而八十年代末的惨痛事件又使得这种情绪急剧扩大。于是，在这个时候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出的对国家和政治的拒绝受到普遍的欢迎也就不难理解。事实上，这时在国家旧的意识形态(改革的马克思主义)土崩瓦解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恰好成为了一种新的有整合能力的意识形态。比如它鼓吹的“市场和改革”就不仅让国家延续了新的合法性，让在前一阶段市场化中获益的利益集团获得了在政府控制下的安全感，同时对受到挫败的启蒙知识分子来说，理想化的市场似乎也保留了经由市场形成市民社会最终完成政治改革的新的希望。而同样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还提供了一种契合当时保守氛围的新权威主义的表达形式：拒绝大众参与的激进政治改革，在精英控制下稳步市场化，维护国家和市场的共同稳定发展。而这种保守主义又刚好和当时的反激进主义有了呼应关系。作为对创伤的回应，在九十年代初知识界产生了对激进主义的反思，但很快这个思潮就推向了对整个现代中国激进主义(革命和大众政治)的拒绝，于是知识界就主动放弃了激进的自由主义政治改革的方案而逐渐接受保守的、反对直接民主、反对政治参与，强调专家治理和稳步推动市场改革的社会解决方案。此外，还有从八十年代延续下来的现代化发展主义的历史态度，这种历史态度使得“过渡阶段”这个修辞有了说服力，不平等的市场改革所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被遮盖过去了。总之，正是在这样一个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氛围中，新自由主义的关于市场的神话得以成长起来，而它实际进行的反市场的社会改革就没能被广泛地注意到。

　　但无论如何只要能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改革和市场化，市场的神话肯定是没有说服力的，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激进市场主义理论也很快就在九十年代被新的经济思考模式代替了。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曾经以一种非常冷静的口吻总结过如下历史观察：一种新的市场秩序的建立总是要同时创造一批新的利益获得者，而往往在选择这一批利益获得者时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有时甚至严重危害体制转变的顺利进行——这时最适宜的方法(也是各种社会普遍采用的方法)就是选择旧的实力集团来充当新制度最先的得益者，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来保证这个制度转变和财富转移过程以最低的成本平顺地完成[ii]。这个描述肯定比新自由主义创造出来的市场神话更符合真实的中国市场化的情形。不过，在中国有意识地推行着市场神话的利益集团在私下里也是会同意诺斯的，他们确实就是在这么做，而这个市场神话本身恰恰就是保证这个财富再分配过程平顺完成的意识形态工具。因为在中国正是这个被广泛接受的关于市场和产权私有的神话合法化了从双轨制、到承包制、乡镇企业转制、国有集体企业转制的一波一波的制度化的财产的掠夺性再分配过程。汪晖正是看到这个过程中这个实质性问题，但是他和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们不同，他并没有站在社会强力一边，所以他在这个市场化过程中看到了极度的不平等，因而也就极力主张在市场条件下必须建立一个民主公平的市场秩序;同时他也重新认识到包括国家在内的社会保护的必要性，甚至主张普通民众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拿起政治斗争的武器。这些措施都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极度保守的市场行为而发的。在新自由主义所支持的利益集团控制了市场的垄断权力以后，它就会拒绝对市场民主的再建立，拒绝政府作为社会保护者进行的干预，也拒绝持有政治平等理想的社会力量对这个不平等的市场的纠正。这样的一种制度，在汪晖看来显然是反市场、反社会、反大众的，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所呈现出来的中性化的或者去政治化的面目，实际上是在完成市场实力集团对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控制。在汪晖看来，正是这种垄断性的力量导致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弱势阶级的“风雨交加、异常寒冷”的严冬。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左派对于市场的态度。和一般的理解不同，至少就汪晖的情况来看，他在这个时期是不排斥市场的，他反对的是那种表面上提倡市场至上，实际上垄断市场、阻碍市场条件下的民主化的新自由主义式的市场霸权状态。他要求的是对表面上中立的市场的去中立化，强调以一种政治的态度来分析市场背后的支配性权力。而一旦我们认识到汪晖对市场的这个基本态度，我们也就可以更准确地辨析汪晖或一些新左派对国家的复杂态度了。对于汪晖来说，首先需要破除一个幻觉，即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和市场分离的国家。我前面已经谈过，中国当代的市场化过程是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完成的，特别是汪晖认识到在九十年代初期以后，国家和市场以一种更亲密的状态出现了——以新权威主义面目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要求一个在危机时期能够用暴力保护市场、在稳定时期能够用法制保证市场按照特定的利益分配原则运行的国家力量。实际上这样一个有能力维护市场的国家概念正是世界银行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直积极倡导的国家概念。但汪晖并不认为这个国家就是国家的全部，这顶多是一个分化了的国家的一个部分，确实，国家中出现了政治利益集团，这个政治利益集团和市场的经济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他们不仅在改革过程中推动了一个不公平的市场秩序，而且还通过立法制度完成了阶级和利益分化过程的合法化。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当汪晖倡导更民主的市场秩序和更广泛的参与性政治民主的时候，他是持一种反国家的态度的。然而，在汪晖的视野中还有一个实行针对市场保护功能的、甚至有可能实现某种意义上遏制资本发展的政治斗争的国家，如他介绍了王绍光等人的观点，提出一种能够抑制市场，制约地方利益集团、帮助建立民主化市场的国家设想。而到了2006年的那个文章中，他开始重新唤起了对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遗产的希望。总之，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不再笼统地谈对国家的态度。而是在那个表面中立的、去政治化、只实行垄断暴力的国家机器的国家背后重新发掘一个政治化的，成为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的新的战场的国家。这种新的对国家的认识，需要政治形势的分析者从新启蒙主义意识形态所提供的针对国家的专制想象中摆脱出来，必须意识到在国家内部也有着分裂也有着斗争，而也许正是在这样一种含混性中，汪晖看到了一缕摆脱严冬的温暖的希望。

　　注释：[i] 相关的研究著作很多，下面这一篇是我最为印象深刻的Qian, Yingyi (2003), “How Reform Worked in China”, in Rodrik, Dani (ed.), In Search of Prosperity.Analytic Narratives o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也可参看Chih-Jou Jay Chen的书：Transforming Rural China: How Local Institutions Shape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ii] 我这里概括的是诺斯在以下这本书中的观点：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