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吉的“我国以前搞的是贫穷的假社会主义”

                                          30年前是不是社会主义！？

                评刘吉的“我国以前搞的是贫穷的假社会主义”
 
                                             老汉

   只听说过共产主义的标准：它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没有听说过贫富也是区分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不过在中国就有人发展了马列主义，譬如前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就说过，“我国以前搞的是“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内部版，2006年第17期）。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搞改革的理论依据，也就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依据。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搞改革的明确目的，就是要把过去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和“不是社会主义”要改革成为富裕的“真社会主义”，30多年过去了，按照总设计师的话应该要用实践检验一下了，是否改掉了“假社会主义”，实现了“真社会主义”！

  前30年的社会主义被无赖学者恶毒攻击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时代，饥寒交迫、饿死人的年代，是要血腥票证的年代。他们就是以现象来攻击本质， 社会主义是一个向共产主义过度的社会，这个过渡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他是在一个原有社会基础上逐步富裕的社会，因此贫富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社会主义的标准，主要看劳动生产者是不是国家主人？生产资料公有化是否占主导地位？工农是不是逐步摆脱剥削和压迫？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人民是否有劳动权、就学权、就医权、住房权、养老权等社会保障？在物质分配上是否平等？是否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具备了这些条件，虽然仍然贫困也属于社会主义。如果不具备这些，虽然富裕也不属于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就用述上几条标准来衡量，看看30年以前的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

  一、看看30年前工农是不是国家的主人，是否逐步摆脱了剥削和压迫？新中国成立，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从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以后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成了主宰土地的主人，实行按劳分配。在城市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以后进行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人摆脱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成了工厂的主人，实行按劳分配，工厂管理采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 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工农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参加国家管理。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二千八百六十四人，工农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工人占28.2%，农民占22.9%。1978年五届人大，代表有三千四百五十六人，工农比例为54％。另外大批第一线的工农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不少还当了国家副总理和人大副委员长。
  当时虽然贫困但没有两极分化，实行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最高毛主席的工资400多元，最低工资30元上下，差距十来倍。据报道，“去年８７岁的邵森是上世纪５０年代上海纺织系统知名的劳模。１９５２年，作为工人的先进代表之一，他从棚户区搬进了位于普陀区的上海市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一村。“那时候，新村大门两旁、天井里都种满了花，铺的是石子路。搬进来那天，我们戴着大红花，站在解放牌卡车上，前面有一辆小车开道，车上有人敲锣打鼓。走进家里一看，雪白的墙，碧绿的窗，暗红的地板，墙上都舍不得钉钉子挂东西。”“国家在经济那么困难的时候拿钱给我们盖房子，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啊”。邵森形容当时工人的状态说，一是拼命干，不知道累，加班也从来不要加班费，二是有很强的主人翁感觉，总是在想“咱们工人老大哥”。邵森还提到，当年一线技术工人的工资，往往比企业领导还高。“６０年代的时候，我在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下属的被服厂担任‘划样工’，月工资是８０元出头，而我们厂长、车间主任每月的工资也只有60元钱”。 “那时候，厂里和国家对我们工人就像对待宝贝一样，每次加工资，都是先给工人加，而且工人加得还比企业领导多”，邵森说。 ”摘自-《事实胜于雄辩--近三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回顾与反思》。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是上海滩的大秀才答《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基尼系数不适用于中国。以此炒作，是反对改革。他还硬说:“毛泽东时代中国贫富差距最大，那时贫富悬殊远远超过现在。” 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贫富差距最大，事实已经回答，现在有没有两极分化，只要他是中国人，长眼睛应该知道，中国平安公司高管马明哲的年薪是6616万元，贵州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黄都镇砖房小学教师杨贤祥的月薪是44元5角，年薪500多元，相差十多万倍。中国0.4%的人占有了我国70%的财富，2009“胡润百富榜”一文中说，“上市公司俨然成为“富豪孵化器”，演绎了更多的财富神话 ，新疆7位上榜企业家中，有5位是上市公司领军者。尤其今年上榜富豪身家暴涨，张新的财富数字由去年的8亿元超过22亿元，而孙广信的财富由去年的68亿增至145亿元，增长77亿元，一年时间财富翻了一翻还多。过去大家都拿工资，没有灰色收入，现在除工资外，许多人的灰色收入已超过工资，政府部门的“三公”开支已超过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过去因物资不充分，为了保障大家都有份，实行了票证，这样就公平地保证了不因有钱可以多买，没钱买不上。虽然供应是平等的，但也有差异，如工资，边远地区、艰苦地区、危险作业、井下作业等工资相对高于其他人的工资；粮食定量根据劳动强度分配，重体力劳动一月40多斤，知识分子一月28斤，这样做不仅是公平也是合理的。所以票证不是像精英们用来攻击的是对人民的迫害，相反这正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最合理、最科学的分配方式。现在虽没有了票证，但没有票子也买不到东西，有人一顿花30多万，有人在菜市场捡菜叶子过活。难道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才算公平？　　

  二、生产资料是不是以公有制为主导？新中国成立后，没收官僚资本、没收地主土地，经过农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有制保证了工农的主人公地位。

  三、生产力是否发展了。造成社会主义贫困的原因，不在于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在于这个社会起步时的经济基础太差，看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看他的生产力是不是比原先发展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农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为自己创造财富，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他们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革，生产力得到了飞速发展，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的，其速度远远超过大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按建国头29年GDP平均年增7.45%与同时期外国主要国家比较，比美国年增3.4%、德国年增5.85%、英国年增2.45%、法国年增5.05%、意大利年增5.1%、加拿大年增4.85%、澳大利亚年增4.55%、印度年增4.8%，比世界同期平均年增长3%高出4.4个百分点，仅比同期日本8.7%和苏联7.75%略低。如果按汇率法测算中国29年达8.65%，完全可以和日本、苏联相媲美。1950-1978年的建国头29年，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等资料，改革开放之前2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4%。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工业占72%，农业仅占28%。中国在1976年时的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两弹一星核潜艇”、南京长江大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等等就是这样。这和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说的毛泽东时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完全相反。（中央党校机关刊物《学习时报》：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不知周天勇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其实真正的尖端科技韩国还不如朝鲜，1978年韩国的科技水平和中国比连给中国提鞋子的资格都没有。中国除了落后巴西的足球之外，在科技上落后什么！中国用短短27年时间，将一穷二白、极贫极弱的旧中国一举建设成世界第三强国！其中，民族凝聚力世界第一、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威信世界第一、农业基础建设和大宗产品产量世界第一、全体国民保障和商业消费总额世界第一、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世界第一、科学技术世界第三、核工业世界第三、航空航天工业世界第三、国防实力世界第三、工业按不完全统计世界第六、按完全统计世界第四。参见《毛泽东时代中国第三，现在世界第几？》。

   当今不少精英造谣攻击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政策，迫害摧残知识分子，严重地阻碍了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事实呢？顶尖的科学家都出在毛泽东时代，当时年龄都只有30几岁的航天之父钱学森、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氢弹之父于敏、卫星之父赵九章、核物理泰斗王淦昌，钱三强、导弹之父彭桓武、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催化剂之父闵恩泽、黄土之父刘东生、植物学家吴征镒、数学家华罗庚、理论化学的奠基人唐敖庆等一大批顶尖级的科学家，至今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的科技成果几乎仍是毛泽东时代培育研发的！自2000年起，国家设立科技奖，奖励对在中国科技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科学家、 2002年至2007年，国家科技奖已历经8年，其中2004年空缺，7年共奖励了12位科学家。这些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全都是毛泽东时代培养的。看看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政策究竟哪个好？

   看看《参考消息》1970.05.05发表的新加坡一篇文章说，“在一九五八年中国大跃进时期，曾提出了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这个口号被精英们攻击和讥讽）。从一九五八年到现在不过十二年，但是，以国际地位来说，英国老早已经在中国之下了，英国已沦落为西方人眼中的次等国家，挤不进"超级大国"行列。中国素来不以"超级大国"自居，然而，它的地位在英国之上，在政治声望方面也在美苏之上，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也在许多方面赶上和超过了英国，特别是在尖端科学技术上，中国在多方面已超越了英国。何以见得呢？我们根据一些科学杂志及文献资料，扼要地叙述如下：一、中国已经试验成功了氢弹，拥有了导弹核武器，英国还没有。二、中国已经有了洲际导弹，英国还没有。三、中国已经发射了人造卫星，英国还没有。四、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人工方法成功地合成人造胰岛素的国家。美、英、苏等国至今还办不到。五、在化学工业领域，中国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合安苯车间（苯是极重要的化工原料）。不仅在这方面压倒英国，也压倒了所有西方大国。六、中国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并用本国材料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也是世界第一，欧美各国难有其背项。七、中国创造了石油发酵脱蜡最新技术，大大地超过了美国和英国，达到了同类科学技术的最高座。八、英国在一八八○年开始制造汽轮发电机，到一九五六年才制造单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相隔七十二年。中国于一九五四年才开始制造汽轮发电机，四年之后，中国制出了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这是一种能发电一百万（千瓦）的特大发电机，大大地超过了英国。九、中国近十年所制造成功的万吨水压机、二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周波钟、人造小太阳（高压长弧氙灯）、静电加速器、电子计数仪、闪烁谱仪、高精密度的小模数齿轮磨床、高精度半自动、自动万能外圆磨床等等，都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不仅能同美英苏日等国家相媲美，在质量上有的还超过这些国家的产品。曾几何时，被辱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现在变成了世界巨人！当年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八国联军"，现在怎么样了呢？大家有目共睹。从科学研究意义上看，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是中国发展空间技术的良好开端。中国发展空间技术，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国防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动科学的前进和发展，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难道不是中国生产力的大跃进！高科技的发展才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大发展。

  四、社会保障是生产力的发展的成果归谁所有中的最大问题，也是按劳分配中重要的分配内容，体现了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毛泽东时代给予人们五大保障：就业保障、就学保障、住房保障、就医保障、养老保障，而且这些都不用人民交钱，全部国家包了。那时候城里人都可以找到工作，工人根本没有下岗的，也没有听说过大学生有失业的，当然那时的大学生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民的需要就是他们的需要，哪里艰苦就到那里去，不像白岩松那样要跳出蒙古的边城到北京来；也不像有个大人物说的， “我在三、四十岁的时候也和你们大家一样，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今天还在山沟里拿着锤子跑地质，…” 这就是忘本。当时大学生是免费上学，之外每月还给生活补贴；老百姓住房子用不着自己买，也无处买，我住的是78平方米的房子带桌椅板凳、床，每月房费（包括电和水）只有3元多；就医，如果是工人家属可报销一半，孩子出生免费，托儿所也报销一半，丧葬费报销，家庭经济困难的可申请补助等等。根据张勤德同志按现行市场价格计算：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户均公费医疗实际收益折款43.5046万元；户均义务教育收益折款 41.7934万元；户均福利住房收益折款5.6160万元，这也就是现在的“新三座大山”。三项合计毛泽东时代每户家庭一生所享受的福利共收益折款90.9140万元！也就是说，这三项福利91万元！ 每户家庭一生的三项福利收益是当今一个劳动者家庭一生收入的2.8倍，也就是说近三辈子的钱才够顶上毛泽东时代的这三项福利！那么还有更重要的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毛泽东时代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相反还为下代积存了几万亿的劳动保障金。毛泽东说：“工人工资一个月50元，一年600元，还有7400元上缴国家”。（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635页）。所以，劳动保险的性质和属性，不但是老职工进行互助的必要方式和手段，同时也是为了中国的子孙后代的劳动保障进行积累。毛泽东说：“工人除提供出来的他们的必要劳动之外，剩余劳动所提供的资金，都由国家集中，这是为现在、将来的工人、农民服务的，拿出来为他们服务的。”（同上，620页）。可是在改革中职工们用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几万亿资金不翼而飞了。退休老职工从此失去了生活保障。当时这些不是在富裕的条件下实现的，而是在国家困难的条件下实现的，是在进行了几场战争，建设工业化体系，发展尖端科技，建设强大的国防，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所以当时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获得了举世称道。《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一文中，一段有意义的话，“一国社会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对应，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其社会发展的世界排名远远超过其经济水平的世界排名，而且是世界上两者名次差别最大的国家。在改革前夕，中国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第22 位，而在人文发展中却位居第51 位，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此外，1960-1980 年间，世界上从低人文发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不过十几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这十几个国家中，中国取得的进步最显著，因为中国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长期以来，中国倾力投资于人文发展。因此，尽管人均收入低，它却位于中等人文发展指数的国家类别。中国在人文发展指数与人均GNP之间的名次差距最大，相差49 位，表明它非常明智地使用了自己的国民收入。”中国当年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它在发展中国家中独树一帜，取得了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社会进步，显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在促进人文社会进步上具有优越性。中国从而被一些国际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1975 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农村普及合作医疗、防治血吸虫病、麻疯病以及地方病等方面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世界人口22%的卫生保健问题。中国总体的医疗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21 位。20 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排在191 个国家中的144 位，而卫生公平性竟排在188 位，全球倒数第四。”中国由于开展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全民体育运动、疾病预防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达到了70年代中期的68岁。

  这就是贫困的30年，也是给中国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带来最大幸福的30年，有人批判中国人民怀旧，难道这些失去的幸福不值得怀念吗？

  改革开放大国崛起，中华复兴，GDP中国进入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多得可以借给老美，这样富裕的中国，当然可以称得上“社会主义”的中国，但事实非也，贫困也可能是社会主义，富裕也不定是社会主义。让我们用上述标准检验吧！
 
一、看看当今的工农是不是国家的主人。如今主人赖以为生的企业被人卖了，被仆人赶出了家门，成为社会的最底层，农民从正在壮大的集体，倒退到了个人单干，单干没有能力战胜天灾人祸，因而出现了“三农”，许多农民再一次失去了土地，农村又出现了富农和农场主，有的农场主拥有土地达7万亩，远远超过解放前的地主，农民不得不远离家乡，流浪城市，以农民工的身份，就业于最艰苦的行业。有时一年辛勤劳动，最后分文未得。他们同样降为社会的最底层，原来已经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又一次被陷入了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境地。从各类媒体中，很难再见到工农的形象，再听到工农的声音。人代会上他们已不是主角，能见到的也是凤毛麟角的代“长”的几个摆设。如今当家的是官、商、精英铁三角，工农在人代会中的代表越来越少，现在公布人大代表的名单只有性别和族别，让你看不出这些代表是干什么的。 据十届、十一届收集到的安徽、河北、辽宁、陕西、云南、湖南、新疆7个省区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中，行政官员比例最高，平均为47.1%，企业老总、老董等代表平均为29.8%，文教等知识界代表平均为20.3%  这三个数字相加为97.2% 工农大众只占2.8%。而这七个省中的工农代表，没有一个是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的，都是带长的或不从事工农业劳动的代表，七个省代表中有村书记10人， 个体老板1人， 村主任2人， 农村信贷员1人，工厂工段长2人， 纺织厂细纱车间小组长1人，工程队正付队长2人，云南省连这样象征性的工农代表都没有一个。2008年2月28日新华网发表报道《更多新面孔“亮相”中国政治舞台--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特色评析》，评析当中有一个专门的段落标题为“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多了”。报道说，“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趋势，尤其是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人数偏少，引起中共中央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新一届全国人大在省级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干部代表大幅缩减的同时，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了70%以上，令人一看欢欣鼓舞，但仔细一分析，犹如“我村有个张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千万10人一平均，个个都是张百万。”因为这几个省的代表中就没有一个一线的工农代表，增加一倍，就是增加一个，增加70%，连增加一个都没有。这就是精英们常玩的数字游戏。在国家当家人中再也见不到陈永贵和吴桂贤这样的生产第一线的农民和工人了！现在是精英治国，我们这里副厅级干部也采取考试录用，那么基本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工农还有权利领导国家吗？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早已名存实亡。现在工人和普通商品一样，出卖在劳动力市场上，任老板们挑选采购，也和商品一样随时可以把你扔弃。现在国家的主人只是少数人，只有他们有决定国家的命运权，他说砸烂大锅饭，就砸烂大锅饭；他说一百年不动摇，就一百年不动摇；他说谁下就谁下，谁上就谁上；他说外汇存在哪就存在哪，这些大事既可不问人民也可不通过人大讨论。我国究竟在什么地方还能体现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有时成了个“屁”民，连上诉冤案的权利都被无理剥夺了。

二、生产资料是不是以公有制为主导？《六个为什么》中有这样一段话，“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现实是“国退民进”，省以下的国有企业已基本卖光。
  现在从农村到城市，全国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群众都亲身感觉到生活在私有制的经济环境之中。有人说我国仍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请问将近90%的工人在私营企业当雇工，还能说是以公有制为主导？请看以下数据：二、三产业法人单位就业人员，在国有和集体单位的占7.1%,在私企、外企等单位的占92.9%；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就业人员，在国有和集体单位的占12.3%,在私企、外企等单位的占87.7%；建筑企业法人单位就业人员，在国有和集体单位的占19.6%,在私企、外企等单位的占80.4%；商业企业法人单位就业人员，在国有和集体单位的占13.2%,在私企、外企等单位的占86.8%； 宿餐企业法人单位就业人员，在国有和集体单位的占12.4%,在私企、外企等单位的占87.6%；宿餐就业人员，在国有和集体单位的占15.3%,在私企、外企等单位的占84.7%；这里还不包括那些地下私营企业的就业人员。公有制主体在哪里？仅存的那么一点“国有企业”，也为现在的政权所有，并且直接掌握在享有高薪特权的官僚手中，那还能算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吗？就在这些所谓的国有企业中，工人是主人吗？他们在生产管理和收益分配等重大问题上有发言权吗？    

我国加入WTO，即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和私有经济接了轨，和世界资本主义接了轨，不但要实行私有经济，而且还必须实行市场经济，我国要求世界资本主义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必然要实行私有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公有经济条件下，不可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厂长不可能低价私自出卖公有企业，任何人不能出卖国家资源给私人，更不能把影响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卖给外国资本家，这些只有在以私有制为主导的国家才办得到的。从财富的分配上也反映出我国已不再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现在完全违背了按劳分配原则，而是出现了不劳而获和多劳少获。我国目前社会上出现的大量罪恶活动，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打砸抢烧杀，那一件不是和私有化及市场经济有关？如果我国还是公有经济为主体，能出现这些过去已被消灭，或将要消灭的罪恶？如果说我国还是公有经济为主体，能出现如此不公的分配制度吗？2008年 中国平安公司高管马明哲的年薪和贵州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黄都镇砖房小学教师杨贤祥的年薪两间相差10万2千多倍，马明哲说这是他应该得的。北京颐和园听鹂饭庄西安分店一桌豪华“天龙御宴”吃掉36.6万元，折合黄金8斤，相当于贫困农民3660人全年总收入。2004年8月以来，媒体报道，昆明一盒月饼31万元，一部手机21万元，一个8个8字的电话号码拍卖价70万元，上海紫园一套住房高达1.3亿元。2006年上海“汤臣一品”豪宅一套高达1.4亿元。北京一富豪夫妻俩闹离婚，暴出有47套住房、47辆轿车和9家公司的家产。劳动者工资增长远远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还在逐渐拉大！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以至于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越过0.4的警戒线，目前已超过0.48！（以上数据引自人民网强国论坛今日关注贴文《如何解决干的多挣得少？ 国民收入分配不均 提高“劳动所得”势在必行》现在是劳者不得，不劳者大得，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调查显示，２００２年至2009年，上海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一线职工工资年均增６．５％，而同期经营管理者工资增长高达２３．９％。中国的精英们常以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作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这个伟大成就是哪里来的？他是从尽力压低贫困线的标准得来的，2008年底贫困线调整之前，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785元（即日收入2.15元、按2005年汇率水平折算只有0.57美元），与世行确定的人均1.25美元标准差距悬殊。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是，日均消费低于1美元就属于“绝对贫困”，若按此估算，中国当时应有2亿人处于赤贫。2009年，中国新标准贫困线（1196元）启用后，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1479万增至4300多万人口；但如果按联合国标准一算，这个数字则应是1.5亿（据温家宝在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实际远超过这个数字。 世界银行也曾通过抽样调查发现，中国官方制定的贫困线绝对值也偏低，为参与调查的75国中最低，排名甚至在印度、老挝、越南等国之后。2009年，世行与广东省合作、对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进行调研。结果发现，这个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排14名省份，2007年仍有10.3%的农村人口收入低于日均2美元（日收入２美元是世行用于“小康社会”的贫困人口标准），而广东采用的是当时全国统一贫困线标准（人均785元），比老挝低19%，比越南低20.4%，比蒙古国低55.3%，许多人贫困人口因此被排除在“贫困人口”之外。另据联合国资料，也按上述贫困线标准，2005年中国大陆有贫困人口235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8%。据国家统计局的机关报《中国信息报》披露，中国1984年基尼系数为0.24，2004年为0.47，二十年翻一番，贫富差别拉大的速度世所罕见。事实上，它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大陆已经接近‘回到解放前’了。”邓小平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邓小平也说过“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邓小平年谱1993年9月16日）。

私有化的产生必然要产生资本家，那么中国究竟存不存在资本家？ 否定我国是私有制为主导的人和否认资本家入党的人，他们都不会承认中国存在资本家，不承认有资本家就是没有剥削。但这是掩盖不了的事实，难道一些在国外的资本家到了中国就变成企业家了，因为中国的这些所谓“企业家”干的和国外资本家一样的事情，而且剥削得比外国资本家还厉害。有关领导对中国不存在新的资产阶级，他是这样辩解的： 第一、我国只存在私营企业主阶层，不存在新资产阶级。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已经过时了。 第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用来“解释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就是说，劳动价值论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不能解释当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不能解释当前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三、在新修改的党章中，在没有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取消了十五大党章中载明的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明确上述三个观点，与同时确定的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一事分不开的。因为只有明确了上述三条，私营企业主才能摘掉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摘掉剥削者的帽子，还会戴上劳动者的帽子，可以当劳动模范，其中的“先进分子”可以加入共产党。取消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之后，再不提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了，资本家就可以安心了。所有这些，据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重要发展”。

难道中国资本家在不到两年时间，其本性就变了？！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就过时了？！据全国工商联调查，2005年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达到33.9%。这个比例大大超过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美国原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一书中，说到当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抛弃阶级斗争学说时，说过一段精辟的话，指出：“需要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抛弃这个观点，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别样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马特洛克说得很明白，这个大家可以接受的别样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明白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喜欢和中国成为战略伙伴！
生产资料私有化，使工农丧失了主人公的地位，资本家成了社会的主人。
 
 因为私有化，人和人之间成了市场的买卖关系：例如：托人办事要送礼，求人办事得行贿，失物还归要回报，救人急难要讨价，公交车上给老弱妇残让座要奖励；问路要收“咨询费．院士提议呼吸空气要付吸气费，公安破案出悬赏，公海护航也要费， 各种行业要考资格证，有些地方捡垃圾也要考上岗证．．．．．凡此等等，这就精英们说的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给人们带来财源滚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难道不是私有化造成的？在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会出现如此丑恶的现象吗？

  三、生产力是否发展了。从GDP上看，从各地的高楼和高速公路等表面现象看，我国的生产力好像是发展了，但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是以血汗、资源、环境、道德、国家尊严为代价的，其结果是洋人、贪官、精英拿走了GDP的大头。我国的GDP增长是以出卖三代人为代价的，一是出卖祖宗留下的资源和过去劳动创造的财富，二是出卖当代人的血汗和生命，三是超前耗尽资源、留下污染，给下代留下了无法生存的空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财政尤其是县市财政靠出卖土地、资源、和全民、集体资产来维持的，也靠这个为自己发财谋利的。
现在我国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
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挤占农田，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由于肉体和精神上的压力我国精神病患者已达1.73亿。

  生产力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以外，就要看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经济增长“通常认为超过70%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增长的，这认为是一个创新国家的重要标志。目前中国只有不到40%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的，而60%仍然是依靠资金、资源和人力的投入实现的”“中国只有万分之3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因为中国的产品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技术含量，所以中国产品只能得蝇头小利，“一件在美国市场中国产MP3在美国售价79美元的在我国企业获得的纯利润只有1.5美元”；“一件来自我国制造的宝露玩具，德国人售价20欧元，我国售价1.4欧元”；“一顶中国制造的帽子在美国可以卖到26美元，我国企业卖给美国人只要1美元。”摘自（国情备忘录 之八）。“我国年消费量1000万台数码相机95%的都是国外品牌”，我国“每年花费6000万美元从国外进口重大制造设备”，“光线制造设备的100%来自国外”，“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来自国外”，“石油化工装备80%为进口产品占领”，“桥车工业设备70%为进口产品占领”，“纺织机械70%为进口产品占领”，“胶印设备70%为进口产品占领”，“我国机器制造业3分之1以上GDP由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完成的”。上述数据均摘自（国情备忘录 之八）。这就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路线造成的恶果，使我国丧失了自主创新的能力。30多年来，我国科技水平不但没有在原有基础大踏步前进，许多方面后退了，本来我国的航空工业领先于法国，现在要用大量的外汇从法国进口空客，我国2300架民用客机全都来自进口。80年代初来回十四次安全飞越世界屋脊-西藏拉萨的运十，由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让其下马了。莫须有的罪名有四条：“上海原来搞的大型客机受“四人帮”干扰破坏，花钱很多，把握不大，办法不对，要停下来。”D对陪同会见外宾的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说 （见D年谱1980.4.8)。这架飞机本来就是在上海革委会支持下搞的，何来受“四人帮”“干扰破坏”！“花钱很多”，总共连建机场等开支只花了5.5亿，工程技术人员没有住宾馆，他们没有房子就在食堂工作，有的在又闷又热的机装箱里敖着蚊子工作，何来“花钱很多”？现在新飞机又要研制了，投资是2000亿，还不是自主研制，报道说，“C919还无法装配国产发动机，需要面向全球采购。”不仅是发动机，其他机关键部分都是国外采购，还被说成是要实现几代人的梦想，这个梦想在30年前已经实现过，不过被人扑灭了。过了30多年，大飞机从自己制造倒退到了自己安装，这一差距何止50年。大人第三句话“把握不大”，这句话也没有根据，任何新事物都有一个试验改进的过程，不能因为把握不大就不试制了，何况运十当时已经安装完毕，正待试飞。最后一句“办法不对”，已经搞出来了，还说“办法不对”，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关键是运十生不逢时。今天CCTV和某些人居然吹得天花乱坠的自主知识产权的ＡＲＪ－２１，其实也是世界采购，所有飞机的核心关键零部件全部国外采购，看看一下的供应商：发动机 美国通用电气发动机集团、航电系统 美国洛克韦尔柯林斯公司、电源系统 美国汉米尔顿标准公司、辅助动力 美国汉米尔顿标准公司、高升力系统 美国汉米尔顿标准公司、液压系统 美国派克汉尼芬公司、燃油系统 美国派克汉尼芬公司、空气管理系统 德国利勃海尔空间公司、发动机振动监测仪 瑞士振动测量仪公司、发动机接口控制装置 瑞士振动测量仪公司、主飞行控制系统 美国霍尼威尔公司、驾驶舱控制系统 法国萨吉姆公司；ARJ21的子系统供应商：航电系统 Rockwell Collins、电源系统 Hamilton Sundstrand、APU Hamilton Sundstrand、高升力系统 Hamilton Sundstrand、液压系统 Parker Hannifin Corporation、燃油系统 Parker Hannifin Corporation、空气管理系统 Liebherr Aerospace SAS，Toulous、起落架系Liebherr Aerospace GmbH, Lindenberg、发动机振动监测仪 Vibro-Meter SA、发动机接口控制装置 Vibro-Meter SA、主飞行控制系统 Honeywell-Parker、驾驶舱控制系统 SAGEM SA、防火系统 Kidde Aerospace、照明系统 Goodrich Hella Aerospace、内装饰系统 FACC、控制板组件 EATON、水/废水系统 Envirovac Inc.、应急撤离系统 Air Cruisers、氧气系统 B/E Aerospace Inc.、驾驶员座椅 Zodiac Sicma Aero Seat、风档玻璃和通风窗 Saint-Gobain-Sully、风档温控和雨刷系统 Rosemount Aerospace INC、风门作动器 MPC Products Corporation。我们生产的基本是飞机外面的一张皮：机翼 西安飞机公司、机头 成都飞机公司、前机身 西飞飞机公司、中机身 西安飞机公司、后机身 沈阳飞机公司、垂尾和方向舵 沈阳飞机公司、挂架 沈阳飞机公司、平尾和升降舵 上海飞机公司、雷达罩 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总装 上海飞机公司，连机壳的铁皮也是进口的，塑料面板的模具是国外开的，注塑的原料是进口的，注塑机是外国造的，工人是经过国外培训的。这样忽悠的事不是一个，其实是很多很多，再举一例：中国新闻网报道“我国自主创新研制的国产CRH2-300型和CRH3型高速动车组350公里的时速比采用西门子和阿尔斯通公司的法德高速铁路真正快了30公里，已经创造了运行速度、运量、节能环保、舒适度四个世界第一。”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说，“中国高铁被世界广泛认可，技术出海前途光明。目前对我国技术非常感兴趣的有美国、印度和巴西。”   另据《中国共产党新闻》时代先锋报道，标题《中国高铁司机中的NO.1：北京机务段动车组司机李东晓》，报道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期待已久的CRH3型车将于2008年初下线，这次的动车组速度能达到350公里，一就跑出去约100米。晚上，（他们）抱着厚达670多页的英文资料书，一行10人都傻了眼，这本天书怎么”啃“呢？大家一天当三天用，白天听专家讲课，晚上分头整理笔记，不懂就缠着技术人员问，再用自备电脑按着中英词语对照，一个个进行生词翻译。苦战七天七夜，这本英文说明书竟被翻译成了一本自己看得懂、记得住、好使用的“土教材”（可见英文说明书是洋的）”。瞧吧，这个自主创新研制的国产CRH2-300型和CRH3型高速动车组的技术说明书居然是厚达670多页的英文说明书，我们创新专家们都成美国人了，连中文的技术说明书都不会写了。这就是我国的创新能力，精英们会诡辩，说世界上有那个产品都是自己造的，这句话说得不错，但一个产品内的核心技术如果不是自己的，那么这个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就不是你的，当然如果你能集成创新，也能算是自主创新,关键是你要有本事把各个已有的技术单项有机地组合起来、融会贯通,制造出一个以前没有过的新产品，否则都是组装。组装只是代表落后的生产力，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在一项产品中，组装部分的收益率最低，“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曾经在一次演讲中以“鼠标现象”为例，揭示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利益分配内幕。倪光南说，美国罗技公司WAND牌无线鼠标生产链中的利益分配是这样的：一只销售价40美元的无线鼠标，其中有15美元归于分销商和零售商，13美元给零部件供应商，3美元给在中国苏州的装配厂，剩下8美元留给自己。从这个利益分配链上可以看到，罗技公司450名员工的薪水永远要超过苏州那家装配厂4000名职工的薪水。也就是说，靠简单装配所分享的利益是最少的。而反映鼠标核心价值的芯片制造技术，是来自零部件供应商，这部分的价值就明显体现了自主创新的价值。这种体现自主创新价值的利益分配，已经成了一个时髦的术语，叫做“鼠标现象”。40美元，苏州装配厂投入人工最多为4000人，拿到的只有3美元，而罗技公司450名员工拿到的是8美元，技术零部件供应商拿13美元。外国人为什么愿意在中国办厂，因为他们拿走的是钱，中国拿的是数字GDP。科技落后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生产力，2008年3月1日 全国政协会议广东委员痛陈“95％的科研论文是垃圾”, 应该彻底反思我们的科研体制，重庆委员提出大胆建议解散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49年到65年，中国派往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公派留学生有50万之多，都无一不是学成后归来抱效祖国，改革开放20多年公派留学人员40多万，只回归了8万多,不归比例全球最高)。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李国杰院士警告说，现在中国多数技术落后国外两代,中国大量引进外资未换来的技术、市场却被占领(中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8个重要行业21个被外资控制！ 中国农民正在失去“两个市场”。一个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例如，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国内市场，70%的份额已经被外国企业占有；另一个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外市场，例如，蔬菜及其加工品的日本、韩国和欧洲市场，原本是中国大陆农产品的传统优势市场，但现在却正被进入中国的外资农业企业逐步代替。30年的发展在我国的土地上汽车多了、飞机多了、电脑多了、手机多了，照相机多了，但是可惜的是这些基本都是外国的技术，我们组装。中国成了全世界的组装厂 。
我国的经济增长数字好看，实际的只有一半左右，例如：GDP总量2008年达30万亿元人民币。应扣除12到18万亿(属于外资外企外商三外的40-60%部份).实际只有12至18万亿是我国自己的。虚数在一半左右。例如:GDP年增长率如果为10%。扣除属于三外的40--60%部份.实际只有4-6%。还达不到文革10年的年均增幅7·1%的速度。例如:人均GDP，2008年达到3000美元。扣除属于三外的40--60%部份.实际只有1200-1800美元。虚数在一半左古。例如:我国对外贸易总额,2007年达到21738亿美元。如果扣除外资外企外商的60-80%的份额后只有4347·6万美元至8695·6亿美元。虚数在2/3左右。(据海关统计2004年外企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己达57·1%，在加工贸易区,外资企业占了全国总量的80%,2004年1月至2005年4月,中国向美国出口1574·6亿美元,其中外商独资占45·4%,再加上合资合作企业达到66%。

   毛泽东时代国内外公认，中国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比世界先进水平仅落后10--20年，也就是说， 新中国仅用了26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100到300来年的科技发展道路，瑞士洛桑局的统计数字，我国毛泽东时代的科技竞争力排在世界第13位,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05年全球竞争力中国排在世界第49位，倒退了36位。

四、社会保障，这如按劳分配一样重要，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本来人民期盼着改革开放会带来更多的福利，社会主义本来应该造福于广大人民，相反它给广大人民带来了灾难，新出现了“三座大山”，其实还另有“两座大山”--就业和养老。就业是根本，没有工作就等于没有一切。一个失业人员用什么去交各类保险费？这等于你没有资格参加就医、住房和养老保险。毛泽东时代逐步解决了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失业问题。当时为了保证城市没有失业人员，国家千方百计安排你就业，更不会砸烂你的铁饭碗，让你下岗。有时国家采取2个人的饭3个人吃，在企业、事业单位里多安排人。这当然有人会说吃大锅饭、养懒汉，其实这是误解，这些人不会白吃饭，当时各单位都有自己任务外的社会义务，如要派出干部下放劳动锻炼，要派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的工作队，宣传队、支援社会上的各项义务劳动，参加支农活动，医院要组织下乡医疗队，文化单位要派出巡回的文艺宣传队，教育单位要派支教人员下基层等等。所以毛泽东时代不会造成失业，更不会有大学生失业，大学招生名额，都是按社会需要安排的，实际上大学生入学时已经有了工作单位。现在大学生几乎像解放前一样毕业即失业。现在许多失业者是人为的，让国营企业破产，工人下岗，买断工龄；另一个是所谓效益，让2个工人干三个人的活，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农村单干后，造成大量农民失业，他们离开农村进城找工作，资本家为了廉价雇佣劳动力，不雇城市工人，这就更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的失业人员。这些都是城乡私有化造成的恶果。养老是一个人最后结局的问题，如果说就业是善始，那么养老是善终。没有善始就没有善终。但有善始未必有善终。要看你在什么部门就业，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一般养老没问题，在其他单位，那就要看你工资多少来决定你是否善终了。单位和个人都是按你工资的比例交养老保险费的，钱交得多就有善终，交得少就难以善终了。现在还有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养老双轨制，一句话改革就是为政府人员谋利，前年对除政府单位以外的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也要进行改革，其目的是要把这些单位从政府的行列中排挤出去，让他们和企业单位拉平，在5个省市进行试点，遭到强烈反对，要求政府部门也进行同样的改革，现在不知结果如何？目前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很大，中央台在邀请专家讨论如何解决我国的养老问题时，专家们提出了好几个方案，如：用传统的办法养儿防老，这个办法被否定，现在大多是独生子女，上面有四个老人，自己还要攒钱买房、就医、孩子入托、就学等负担已经很大，不可能再有能力抚养老人；有人提出以房养老，这也不现实，首先能否买得起房，今天高价买进房，以后房价一掉，连本都赔进去了；再一个是提高养老保险金，有人反对，我国养老保险金是世界上最高的，再多交，不可能。讨论来讨论去，结论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想法子。这个问题本应靠政府来解决，现在皮球又踢给了百姓。不是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在贫穷的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到解决了这些问题，现在“富裕的真社会主义”到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了！岂不怪哉！世界级的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都办得起，2万亿外汇可以存在国外，公费开支可达财政开支的三分之一以上，维稳经费接近国防开支，这些钱可以花，老百姓的活命钱到没有了，难道这就是富裕的社会主义？再有“新三座大山”，网上流传“教育把父母逼疯，住房把钱包掏空，医疗把生命送终”，“医改改得看不起病，教改改得上不起学，房改改得买不起房”，是老百姓对“新三座大山”的形象写照。根据张勤德同志按现行市场价格计算：在毛泽东时代，这三项福利结合目前价值为91万元！ 每户家庭一生的三项福利收益是当今一个劳动者家庭一生所攒收入的2.8倍，也就是说攒近三辈子的钱才够毛泽东时代的这三项福利！毛泽东时代是用钱不浪费，把有限的钱用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现在把大量的钱被贪掉、送掉、挥霍掉，这是富裕的“社会主义”吗？！

再比较两个时代的信仰和道德，这也是衡量真假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

  前30年我国始终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国际主义教育，开展兴无灭资运动，群众中开展斗私批修，批判个人主义、引导群众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中，教育大家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中，坚持东风压倒西风，坚持主动占领思想意识领域的阵地。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助人为乐的思想大大发扬，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一批道德高尚的新人，工人中的代表王进喜、田桂英、马恒昌、赵梦桃、时传祥，农民中的代表李顺达、陈永贵、解放军中的代表吴运铎、雷锋，干部中的代表焦裕禄、知识分子中的代表钱学森、邓稼先等，他们都是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全国开展向雷锋学习，争做好事，助人为乐，一人有难四方帮助。全国人民有共同信仰，这个信仰把我国人民凝聚在一起，我国人民靠这个凝聚力，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强大的敌人。过了30年，我们放弃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散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论，散布共产主义渺茫论，社会上泛起了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恶浪。主流媒体大肆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价值观，宣传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为追求个人利益，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打砸抢烧杀以及全国上下造假之风泛滥。现在连做好事都难，救人一命，反而成了被告；中学生学雷锋，做好事，在车站想帮助老人提行李，谁也不愿意把行李交给学生。现在不以勤俭为荣，反而以奢侈为荣。放弃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宝贵经验，把破烂害人的洋教条当成宝贝。现在中国人民已失去信仰，再一次成了一盘散沙，只能靠维稳来维持社会的稳定，想一想如果现在来一次像“文革”期间那样几万百人的全国大串联（当时没有一个维稳的警察），将会如何？中国如果遇到类似外国入侵的风险，其后果可想而知。

  毛泽东时代虽然贫苦，但他属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时代；改革开放虽说“富裕”了，却越来越远离社会主义。正如《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作者路爱国所说，“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中国在基本制度、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越来越类似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就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也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类似”“沿这条常规道路上走下去，中国有可能不会比这些国家更幸运，只要看看1949 年之前的历史就很清楚。”  49年前不好的东西，我们几乎全有了，这是谁也诡辩不了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