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过贫穷是社会主义？

谁说过贫穷是社会主义？　　

　x说：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同时，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开放是两个内容，一个对内开放，一个对外开放。我们首先开放农村，很快见效。　　 　
这里首先要问，谁说过贫穷是社会主义？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在吴玉章同志的讲话中，其中有一条我是不赞成的。就是他说：“这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去年七月三十一日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肃地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并用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论来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结果。”“这种新的观点和理论，只有当社会的物质生活的发展，已经在社会面前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产生出来，当新的观点和理论产生以后，它们就成为最严重的力量，就能促进解决由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过程所提出来的新任务，就能促进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样说来，好像农业合作化是新的事情，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论。但是，这不是什么新东西，联共党史上就写到的，他们是地球上第一次做这件事，还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已经讲过了，三十多年前，俄国已经做了。我们现在讲的，并没有什么新的观点和理论。我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过去在欧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已经提出了新任务，产生了新的观点和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后列宁又加以发展。我们有没有新的东西呢？有的，那就是在形式和细节方面，如互助组的普遍发展，全行业公私合营等，这是新的。关于过渡时期和资产阶级联盟，在理论方面，列宁已讲过了，只是我们实行得比较完全和有步骤，这很好，有必要加以发展。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现在云南没有火腿了吗？）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

一九五八年六月毛泽东关于原子弹、氢弹的指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搞一些人吃饭不干别的，五年不行，十年，总是可以搞出来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要有，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要有。

毛泽东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现在云南没有火腿了吗？）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要有，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要有。　　

显然，x也不敢说毛泽东有贫穷是社会主义这种观点。x说：“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可惜，至今未见有人提出证据。　　

    x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可惜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情况如下：http://www.maoflag.net/Forum_ShowNote.asp?boarx_ix=1-2&ix=461098

1949—1978年之间推进的毛主义工业化远不完善，然而其中的一些成就还是非常惊人。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Meisner ）在他的著作《毛的中国以及之后》中指出了其中的主要之点：中国的国民收入在25 年里（1952—1978）增长了5 倍；工业工人阶级从1952 年的300万增长到1970 年代中期的5000 万——其中包括在小规模乡村工业化政策之下的公社工业里劳动的2800 万农民。此外，中国的工业产出1952—1978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1.3% 。　　

1978 年之前，中国的工业企业有两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1980 年代后期改为“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由村或公社所有）。人们常常用“铁饭碗”这个词来形容工业部门的就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福利。尽管工资很低，但是雇员享受终身就业，退休金、卫生医疗、住房、子女教育有保障，产妇有工资，还有其他福利，这些创造了高水平的社会平等和社会保障。　　

除终身就业和物质福利外，中国许多工人还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参与决策和管理。1960 年，鞍山钢铁公司的职工制定了《鞍山钢铁公司宪法》，规定了参与、改革和融合的原则。近来，许多管理方面的专家认为，《鞍钢宪法》同近年来日本、欧洲和美国采用的“新型管理”模式——诸如全面质量管理（TQM ）以及其他的员工参与计划——有类似之处。　　

这种高水平的对管理过程的参与在各级员工当中培养了一种对所有权的严肃感，创造了中国独特的企业文化，下面这句话就是其反映：“爱厂如家”。　　

虽然毛泽东的快速工业化冲动（1949－1976）有不少失误，但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令人瞩目的。在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题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及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书中，他给出了如下数据：“在1952（此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78 年期间，中国的工业产量年均增长率为11.3％，这一工业化步伐速度之快可以与现代世界历史中任何一个处于相似时期的国家所达到的速度相比。工业工人阶级从1952 年的300 万增加到了20 世纪70年代中期的约5000万，这一数据包括了2800万农民，他们已经在农村小规模工业化的政策下变成了公社或兵工厂的工人。此外，将近2000 万工人受雇于与工业密切联系的交通和建筑工程。在1952－1978 年的25 年间，国家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 亿增加到3000 多亿，而工业占了增长中的大部分。”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所有这些增长是伴随着相当高水平的社会公平和高度的企业社会责任而获得的。国有企业的职工获得了终生的工作、有保障的退休养老金、医疗保健、住房、家属的教育、妇女享受的三个月带薪产假，等等。“铁饭碗”这个词通常用来指工业企业的工作及其相关福利，表示一种高水平的社会保障。除了终生的工作和物质利益外，许多中国工人享受到了更重要的基本权力：参与管理过程——这样他们不是被动地被管理，而是成为决策层的成员。1960 年，著名的《鞍钢宪法》就是由鞍钢职工所起草的。这一宪法的核心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毛主席高度赞扬了这一宪法并将其在所有企业进行推广。这一宪法是对福特制的一种直接挑战，福特制的特征就是差别化的劳动分工、流水线生产以及等级结构。最近这些年来，许多日本、欧洲和美国的管理专家已经承认这一宪法与其他后福特制主张，包括联合作业、全面质量管理（TQM）等之间的相似性。一些人认为，这一宪法所体现的经济民主对提高企业效率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这一宪法在许多企业的实施远非完美（例如，它有时受到极左思潮的损害或者受官僚作风的牵制），但它对在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中形成积极的合作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反映在那时的一个口号——“爱厂如爱家” 之中。工资较低，但高福利和社会保障，加上对管理过程的高度参与有助于在所有级别的职工当中形成一种高度的主人翁意识。研究人员迪克 罗（xic Lo，1997《中国工业化中的市场与制度规范》）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对主要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和职工负责的机构，而不仅仅是对股东负责。在某种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是展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优秀事例，其运作不只是为了追逐利益。　　

虽然一些企业面临着诸如技术落后和官僚化管理这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毛泽东时代的国有企业无论在经济效率方面还是在社会平等方面都表现良好。　　

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是x的另一个借口，x无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无视是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四届人大的报告：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四届人大的报告是在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直接指导下，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由周恩来在大会上宣读）；无视是毛泽东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封锁被，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标志，以日本首相田中访华促成中日建交为契机，一大批处在第二世界的西方国家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1年10月25日　，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顾这些历史事实，而谈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其用心何其清楚。　　

从1949 年到1980 年，新中国平均寿命从35 岁增加到67 岁；婴儿死亡率从超过20%下降到4.2%。这是世界上在同一时期所见证到的最快的发展之一。1978 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到2000 年人人享有健康”的会议上，中国的基层医疗保健体系作为一种极其成功的模式被推荐给全世界。与此同时，成年人当中的识字率从1949 年以前的不到20%增加到1980 年的66%。在所有这些生活质量的指标方面，中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有着相似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现在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杜大伟（xavix xollar） 在2005 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就中国经济的崛起发表评论说：“（在改革以前）中国是一个拥有第一世界的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自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甚至说的更明白：“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是由其改革以前（ 1979 年以前）的基础所产生的，而不是由其改革之后的改弦易辙带来的。”

可见，沒有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成就，哪里有x们的舞台！

x们的三十年，与他那次所言己南辕北辙。不信您看：

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了吗？　　

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实行了吗？

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说明了吗？

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引导到资本主义了吗？

种种事实x们怎么回答呢！！！！　　
　 　
　200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