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二）

三、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在对文本学的解读模式进行了方法论上的理论梳理之后，我们要进入一个更加具体而微观的话题中，即《回到马克思》所确立的、带有原创性特征的新型解读视角，也即它的副标题指认的：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相对于传统马克思哲学史的研究，这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即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他哲学话语转换。从我读到的国内外文献中，以这样的思路完整地将经济学与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考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之后可能还真是第一次。

    首先，从马克思一生的学术研究全程来看，自他1842 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次涉足经济学研究起，经济学内容就始终在他中后期的学术研究中占到了70%以上的主要地位，到晚年这一比例甚至高达90%。1846年以后，对于一位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来说，纯粹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就像依附于鲜花的馨香，在独立的意义上甚至根本从来没有存在过。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的文本解读中认识到，经济学所面对的种种状况正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用恩格斯的话说，在那时，经济就是唯一的现实。所以，要从客观历史现实出发，首先要完成的便是对经济学的理解和深入，也只有弄清这一主导性研究本身的真实历程，才能从根本上明白过去那种“纯而又纯”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线索的真实基础。

    其次，从经济学语境中去探寻哲学线索内在脉络的意义，还在于打破传统解释构架中那种条块分割式的僵化理论边界。我认为，在我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过分硬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子系统之间的边界。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真实进程中，他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现实批判（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完整的始终没有分离的整体，各种理论研究相互之间是渗透和包容的关系。所以，我们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不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不行，哲学分析完全离开对马克思经济研究也同样不行，这两种研究脱离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目的更不行。从我自己的认识来说，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是一定要认真读懂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流于形而上学的轻浮。这也正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发性研究意图和全新视角所在。下面我将就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三个理论制高点的发现来谈谈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一般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转变始发于《克罗茨纳赫笔记》，经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在《巴黎笔记》后期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达至最高点。这是马克思在历史研究和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实践接触的现实基础上进行经济学研究的结果。从当时欧洲思想史整体断面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转变并非一种简单的理论创新，而是在诸多背景因素（包括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青年恩格斯、赫斯和蒲鲁东基于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和社会主义观点）制约下发生的逻辑认同。更重要的是，客观存在于古典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思路与方法，这一点恰恰是此时还处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构架中的青年马克思拒绝和否定的方面。如果不能通过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参照系来确证，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则仍将是停留在“纯粹”哲学话语层面的名词释义罢了。那样，劳动异化史观被指认为唯物史观，人学被误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足为怪了。

    马克思思想的第二次转变也即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它发生在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的进程中，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始，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到《马克思至安年柯夫》。这一转变最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科学批判基点的形成。我以为，除去社会主义实践和其他哲学观念的作用，马克思正是在对古典经济学中斯密、李嘉图社会历史观的社会唯物主义的认同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超越上，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越是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也就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

    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与以往的一切形而上学进行了“彻底决裂”之后，在经济学话语之上建立的新的哲学话语。这是一种全新的现实的历史话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还是以实践作为哲学的总体逻辑入口，解决了一种理论悖结，初步呈现了新世界观的逻辑意向，即历史性的语境；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已经直接将这种新的历史性逻辑展现为一种完整的“历史科学”，即关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具体历史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科学的历史性生存的“本体”性规定的历史构境论。这不是一般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因为它是以“走出哲学”为前提的。在赫斯的启发下，马克思已经从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狂想中意识到了一个根本问题，即从神到人、从逻辑学到人的类本质、从自我意识到劳动的自我活动、从民主主义的自由和正义到共产主义，包括施蒂纳的个人和“无”，基金作为一个形而之上的逻辑命题，都还只是哲学家的一种职业对象。即使被换成了实践、生产甚或“科学社会主义”（赫斯）的字眼，也还是从观念和逻辑出发的。至此，马克思不再自认为是传统的旧哲学家，他放弃了用哲学构架来描述周围世界和社会历史的理论方式，确立了从做一个普通的人去面对社会生活和历史情境开始的新哲学世界观。这种决断使马克思能够真正摆脱由爱利亚学派滥觞的走向事物背后的彼岸理念论，返回到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生活本身。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一非常性的革命时期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并非如传统研究所确认的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后转向政治经济学，而是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开端同体发生的。这使得马克思面对世界的哲学起点，第一次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重合了。

    马克思第三次哲学思想的重大转变仍然基于他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这个过程从《哲学的贫困》开始，经过《1850—1853年伦敦笔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基本完成。在我看来，这第三次转变并非异质性的思想革命，而是他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即建立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之上的历史现象学的创立。其直接基础就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中具有革命性突破的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1847年以后，马克思开始对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生产力发展最高点（“人体”）的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的批判考察。面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实现的生产方式，他在完成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建构的同时，实现了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最高水平为尺度的对人类社会及其个体的现实存在的哲学确证与批判。因此，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哲学探讨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获得了真正的实现。因为正是在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历史研究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本质才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每一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运行规律也才第一次被揭示出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第一次在真实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被具体地指认。这也就是马克思创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在“资产阶级”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分工和交换所形成的生活条件必然导致人的社会劳动关系（类）的客观外在化（价值），以及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进一步的物役性颠倒关系（资本），因此也就历史地构筑了有史以来在社会生活方面最复杂的社会层面和内在结构，这必然形成独特的非直接性的历史认识论的全新哲学基础。而批判性地去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拜物教，透过各种颠倒和物化的经济关系假象，最终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就是马克思新的科学批判理论——历史现象学的主体内容了。

四、“历史现象学”的意义场

    那么，历史现象学，作为我用来重新命名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理论的特设指认，它的真实内涵究竟是什么？这是我在本文最后将要辨识的一个问题。与学界对上述研究方法的缄默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现象学”这一概念提出以后，立刻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其中也包括我的老师孙伯鍨先生的批评。他们的疑问是：用“现象学”来指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成果，其合法性何在？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提问。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是对“现象学”的历史界划。

    自《逻辑研究》发表以来，现象学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显学”广为人知。只要一看见这三个字，人们很容易将它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大师联系在一起。然而，必须声明的是，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使用这一概念的意义场，并不是来自胡塞尔的现代现象学，却更多地是类似康德以后直至黑格尔所指称的古典意义上的现象学，它是在传统本体论和传统认识论之中生发出来的。与胡塞尔主张的“意识现象学”不同，这种现象学并非要求人们以自我的内省或体验以及一种意识的精致微观结构去面向“事实”，达到一种先验本质的“澄明”境界，相反，它是从休谟的经验怀疑论开始，由康德断裂开来的二元世界中的“现象界”奠基，再经费希特、谢林的主体性努力，最终在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中达及现象与本质的统一。黑格尔所创立的“精神现象学”，就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批判立场，它要求人们关注从具体地感知物像到构成感性确定性的“知觉”直至自我意识构架的分层现象结构，以及在现象背后作为最终本质和规律的绝对理念的揭示。这种古典意义上的“现象学”，是黑格尔在批判康德认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研究事物（本质）在时间内的历史地呈现（显相）出来的认知科学。以黑格尔自己的话说，精神现象学的主要任务是，“运用辨证的方法和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分析人的意识、精神发展的历史过程，由最低阶段以至于最高阶段分析其矛盾发展的过程”。[1]因此，黑格尔本人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和导论中都曾说过：“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就是一般科学或知识的形成过程。”说到底，这也是揭示物化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背后的精神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物相批判理论。这也是我借用这一概念的缘起性语境。当然，马克思从来并没有用“历史现象学”来指认自己的理论，这只是我在黑格尔古典现象学批判语境中的一种借喻。即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确认，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过程，必须经由对多重物化颠倒的商品－市场中介关系的历史性剥离，才有可能达到对事物本质非直接性的批判认知。这种历史性的批判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列宁所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是这样论述的。

    首先我认识到，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神正论过程中，创立了批判人的类本质异化的人学现象学，这是对黑格尔的哲学逻辑颠倒。而青年马克思在1845年最初的经济学批判中，在赫斯的经济异化批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赫斯由于缺乏真正的哲学基础，尤其是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深刻了解，他的论述是不够鞭辟入里的。更主要的是，赫斯的交换（金钱）异化论已经被马克思从劳动生产（对象化）异化出发的更深一层的完整经济异化理论所取代了。虽然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现实的客观思路，马克思的这种人本主义逻辑——理想化的悬设的劳动类本质还是隐性唯心史观的，他不得不为了革命的结论而伦理地批判现实，但这也正是他自我指认的一种新的批判思路的出现，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人学现象学，它是一种在全新的逻辑建构中穿透资产阶级经济现象批判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

    而在1845－1847年的哲学革命中，马克思在抛弃人本主义异化批判逻辑时，实际上已经在实证科学的意味上否定了现象学认知（往往与异化逻辑相同体）合法性。可是，在《1850－1853年伦敦笔记》（以下简称《伦敦笔记》）对经济学资料的详尽占有过程中，他再一次在科学的视域中意识到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颠倒和物化的复杂性，所以，在超越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边界的同时，马克思重新创立了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认识论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马克思这时关心的问题不再是一般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而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透视这种颠倒的假象，即如何去掉一层层现象和假象，达到那个真实存在的本质和规律。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自然性（自在性）中客观发生的多重颠倒和客观异化，这才需要非直观和非现成的批判性现象学。这里，它不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面对的主观现象，也不是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自己原来那种否定现实经济现象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因为马克思这时的历史现象学的前提是社会关系的客观颠倒，这种颠倒的消除不可能在观念中实现，必须由物质变革来完成。科学的社会历史的现象学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这种颠倒是如何历史形成的，它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客观颠倒的社会关系，以最终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秘密。具体地说，马克思必须面对复杂的物、物相、外在关系、颠倒了的关系、物化关系，非主导性的关系（如过去了的封建关系），在科学的历史抽象中找到原有的关系（简单关系），再一步步再现今天真实的复杂关系和颠倒了的社会结构。这不是直观或抽象反映，而是一种重构式的反映。这里既要一步步破除社会关系中由于颠倒所产生的迷碍，获得史前的简单的社会关系，又要从这种抽象的关系一步步复归于颠倒的各种复杂的经济具象。这就使马克思进一步发现，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资本、货币、价值、商品等，个人和一般人的常识眼睛是看不清它们的本质的，因为这是一种颠倒的歪曲的社会现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包括它的社会唯物主义）同样是以这种假象作为全部理论的肯定性前提的。马克思这时关心的问题就是去掉意识形态，发现经济现实（物相）的本真性（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根本基点。也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提出，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正是他政治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前提。这是过去我们传统研究没有认真注意的方面。所以，历史现象学是马克思《1857－1858经济学手稿》的最重要的哲学成果，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理论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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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一切当代性的学术创新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不可跨越的我们自己“回到马克思”的基础性研究。其实，“回到马克思”作为一种口号是空洞的，它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争论价值，关键倒是在这一口号之下，我究竟是否做了一些值得批评的具体研究？比如上文已经讨论了作为一种马克思哲学研究新方法的文本学的解读模式，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内在思路来反观他哲学发展的逻辑的新视角，MEGA2的新文本群的意义，还有我所标注为“历史现象学”的马克思批判理论之新解。令人生疑的是，《回到马克思》一书这些具体内容却被大多数批评者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可能因为这种具体的批判比起对口号的评说来，会辛苦和艰难的多。我期待一种具体的批判和论争。因为，这将是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次深刻挺进。重要的不是我的观点之对错，而是我们这些黑眼睛黄皮肤的年轻一代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是否需要脚踏实地地使马克思在我们手中直接“上手”一回。

    最后，我想援引我的老师孙伯鍨教授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语：“任何发展都好象是历史的延伸，但又不是简单的历史延伸。在发展的道路上不仅充满了曲折和迂徊，而且仿佛还有向出发点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要放弃已经卓有成效地获得的一切，而是要寻找新起点，以便向更高的目标推进。马克思在谈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得不在苦难和挫折中曲折发展时说道：‘像１９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目地；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面前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远大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着和上述情境相同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最初文本’，这几乎是当今所有致力于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的共同意向。如果像上述马克思所生动描写的那样，不惜把事情重作一遍，以便坚决地、更彻底地把马克思的思想和事业推向前进，这自然是十分正确而明智的。回到马克思，回到的原初作品，是为了凭借一个多世纪以来革命史和学说史的丰富经验（成功的和失败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借鉴马克思以后全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方面丰富而生动的事实，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真正本质。通过这种探索进而去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论层面和精神内涵，以便使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成功地运用于破坏一个旧的世界秩序，而且能成功地运用于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不仅能成功地运用于革命和战争的旧时代，而且能成功地运用于和平和发展的新时代，这是时代的呼唤，历史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面对时代的挑战，肩负起历史的重担，这是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集中思考的大问题”。[3]

[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８卷，第１２５页。
[3] 参见孙伯揆先生为拙作《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所作的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