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白求恩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白求恩的照片。多么帅！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坚定和特立独行的傲骨。

　　以前只见过那张著名的、尽人皆知的照片，他在战地医院正弯身工作。见得太多了，让人以为他仅仅是一个沉默寡言、鞠躬尽瘁的公仆，一个外国老黄牛。

　　其实，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一个大爱大恨的人，一个叛逆的人，一个纯真的人，一个不断创新的人，一个不断向世界发问的人－－所以，他必然是一个改造世界的人、革命的人。

　　这些印象，我是从一本白求恩的传记中得来的－－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大夫的故事》　THE SCALPEL, THE SWORD
　　　　作者：泰德·阿兰　塞德奈·戈登 （加拿大）

　　可惜，今天很难找到这本书了。我摘抄了一些，与大家共享。并附上一篇这本书的书评。

　　　　一个对自己的弱点获得了痛苦的认识的人
　　　　　　作者：何力

　　这本传记所根据的材料是在历时十一年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搜集的，这项研究工作遍历了白求恩大夫的一生。作者之一泰德·阿兰曾于白求恩长期交往，共同战斗。
　　通过这本传记才了解到，虽然白求恩大夫起初是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得到国际声誉的，但他不同程度上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 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他曾生活在许多境界里，有过许多种经历。
　　白求恩是一个对自己的弱点获得了痛苦的认识的人，但是他并没有向他们屈服，而是战胜了它们--他背弃了寻欢作乐、酒色征逐的生活，成为前线的医生、穿草鞋的游击队员、革命者。它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他那巨大的改造世界的梦想中找到了最后的、不可摧毁的力量。最后，他个人的生命与世界人民的命运融合在一起了。
　　今天，他的生平和事业，已经为北美的学生，英国的工人，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为印度的一无所有的劳苦大众，为非洲的自由战士，为中国的亿万人民，当作他们自己的遗产的一部分所接受。哪里人民的事业取得了胜利，他在那里就受到尊崇；哪里人民的事业还有待于取得胜利，他在那里就是一面旗帜，一声战斗的号令。
　　这本传记引用了白求恩大夫留下的大量生动的回忆录、日记、书信以及其他 著作，摘录片段，以飨读者：
　　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用屠杀去夺取市场，用洗劫去夺取原料。他们认为盗窃比交换更便宜，屠杀比购买更方便。
　　这些人类的公敌是什么样子？他们是不是脸上有一个记号，好让大家认识他们，躲开他们，骂他们是罪犯呢？不是，相反的，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士。 他们受到尊敬。他们自称、同时也被人称为高尚人士。他们是国家、教会、社会的栋梁。他们从自己的大量财富中拿出一点钱来维持私人的和公共的慈 善事业。在私生活里，他们是又和善又亲切的。但是……一旦有减少他们利润的危险，他们就变的象野蛮人一样残暴，象疯人一样残忍，象刽子手一样 残酷……只要他们活着，世界上就不能有长久的和平。容许他们存在的这样一种人类社会制度必须消灭。
　　创伤是这些人制造的。
　　自从人类学会了残杀自己的兄弟以来，第一次有一个人出现在战 场上来扭转历史--来输血，而不是来制造流血，这个人就是白求恩。
　　艺术家的作用是去打破平静。他的责任是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摇撼那些安于现状的社会栋梁。他使世界记起过去的黑暗，为世界显示当前的现实，指示出它新生的道路。它既是他时代的产物，又是他的时代的先驱。他来到以后，我们就感到不安，对于我们平常太轻易的认为真实的那些事物怀疑起来。他使一切静止的和固定的东西动摇不安。在一个害怕任何变革的世界里，他提倡革命--生命的本源。他是一个鼓动者，一个扰乱宁静的人--敏锐、急躁、果敢、坐立不定，令人不安。他是在人类灵魂里活动着的创造精神。

　　白求恩的诗：

　　　　今晚这个苍白的月亮
　　　　如此安静--皎洁而遥远
　　　　-- 是我们忧心的一面镜子。
　　　　高悬在冷漠的加拿大上空；
　　　　就是这个月亮昨晚低垂在
　　　　西班牙破碎的山颠，一片血红，
　　　　从她那明亮的盾牌上映照出
　　　　死者血肉模糊的面容。
　　　　朝着那苍白的月亮我举起怒拳，
　　　　向那些无名的死者我再次宣誓：
　　　　同志们，你们在悲愤的寂寞中倒下去，
　　　　你们为我们牺牲--我们永远牢记。

　　《手术刀就是武器》摘抄：（注，引号部分是白求恩的日记。）

　　＊ 他记起了许多面貌、城市、伤心的事、虚荣的事。他记起了家、大战、放浪形骸的生活、荒唐的游荡和过度的兴奋、工作、手摸着粘泥和人体时的快感、霉烂了的爱情、强烈的渴望、颠狂、绝望。在那叫做“生活”的旷野里，他是在什么地方迷了路？又是为什么迷了路？

　　＊ 永远用炽烈的、宝石般的火焰燃烧。 

　　＊ 在他简陋的诊所里，他发现一个事实，那是他在多伦多、伦敦、维也纳和柏林学的医学课程中所很少提起的：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 

　　＊ 他想，特鲁多已经在他背后了，但是一年来他的头脑里装满了一幅可怕的图画：痛苦、绝望、许多浪费了的生命、许多被肺结核消磨了的事业和才华－－这一切的滋长，都是由于某些人拒绝钻研未知的事物，以及某些人的漠不关心。但是也有其他的人，那些真正的医学工作者－－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不是否定一切的人，不是抢着发横财的人，而是探求者。他也要做其中的一个；他的左肺压缩在胸腔里而他的希望却高涨着，他对自己宣誓：他一定要做其中的一个。他一定要加入到那些探求者、不安于现状者、生命给与者，那些重新使他树立信念的人们中间去。 

　　＊ “肺结核患者因为缺少时间和钱而死的，比因为缺少对肺结核抵抗力而死的要来得多。穷人是因为活不起而死的。在这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压缩治疗专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 关于女人的“特殊的精神”的理论使他生气。“女人被奴役得太久了，”他往往说。“我讨厌那些想要继续‘解释’女性精神的白痴。女性的精神是人的精神。在非人的状况之下，它一定受损害。关于所谓女性精神的种种鬼话是由那些想要继续奴役女人的人们流传的。”

　　＊ 他觉得自己对生活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 “医生，”他说，“应该献身于维护人民健康的事业。有多少医生是按照那个概念行医的？是不是总是他们的错呢？不是，全者错了。每个城市的每条街都有水管、污水沟、卫生设备、电气以及其他设备，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我们把真正的医药包括在内吗？并不。为什么不呢？因为人没有享受健康生活的权利。这还需要购买，象在街角上杂货铺里买一听豆子一样。你一定得出大洋钱才行。我们大家挂牌行医，心满意足，得意洋洋－－象裁缝铺一样。我们矫正一条胳臂，一条腿，就象裁缝补一件旧上衣一样。我们并不是在行医，说老实话－－我们是在做现款交易。我告诉你我们需要什么：一个新的医学概念，一个新的普遍保护健康的概念，一个新的医生职责的概念。” 

　　＊ 在他作为一个胸外科的革新家的名声上面，现在又添上了医学刊物上没有记载的荣誉。他的名字在领救济面包的穷人队伍里传开了。他开始和久已不得一饱的人混在一起。他到他们家里去，在“街道委员会”不让他们因为无力付房租而被撵走的时候站在他们中间；他随同他们去开会，会上，演说者令人感动地讲着失业者的困境；他会见他们的领导人；他和自称是共产主义者、CCF党员、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人们交起朋友来。他发觉这种环境新奇而令人兴奋，在这里，男人和妇女谈起现在和将来都充满了热情，他们讨论哲学和组织工会，并以一种他所喜欢的温暖的同志感情接待他。 

　　＊ “富人可以照顾自己；谁来照应穷人呢？他们当中有那么多人连自己有要求健康的身体的天赋权利也不知道。可是，我的新朋友们和‘不出钱’的病人对于维护他们的天赋权利却并不畏缩。你不得不佩服这些人当中一些人的精神。他们一无所有，但是在他们的昏暗的会场里，在警察的棍子底下，他们编织着一个丰富的、乐观的美梦。有时候很难听懂他们的话，有时候甚至更难赞同他们那纠缠不清的理论，但是很容易分沾他们用贫穷、困苦和一心一德的精神所铸造出来的兴奋和热情。他们送给我一个新的名誉学位：我现在是医学博士、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同时也是‘白同志’。这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我觉得已经踏上一条新的道路了。” 

　　＊ “一个人如果第一次看见妇女生产，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会怎样想呢？他看见流血、痛苦、助产士的表面残酷、整个令人恶心的接生技术，难道会不吓坏了吗？他会嚷起来：‘住手！想个办法！警察！杀人了！’然后你告诉他，他正看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产痛会过去的，痛苦和丑恶对于生产是必要的，而且永远是必要的。他在了解这些以后，再看那妇女躺在那儿，他能说什么实话呢？她不丑吗？丑。她不美吗？美。她不可怜、可笑、奇怪、荒唐吗？是啊！她可怜、可知、奇怪而又荒唐。她不庄严、崇高吗？是啊！她庄严、崇高。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现在俄国正在分娩的过程中，而助产士和产科医生们为了使婴儿活着，一直忙到现在还没来得及把脏东西清除掉。正是这堆脏东西，这堆难看的、看着叫人不愉快的脏东西，冒犯了那些怯弱的金童玉女的眼睛，使他们撅起鼻子，因为他们自己灵魂的枯竭，他们想象力的缺乏，看不见在鲜血后面存在着生的意义。 
　　创造不是，从来也不是一种文雅的姿态。它是粗暴的、激烈的、革命的。但是对于那些相信人类的无限前途，相信人类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创造神圣的命运的勇敢的心灵－－对于这些人，俄国今天呈现着地球上自宗教改革以来人类的进货、机关报生和英雄气概的最令人兴奋的景象。否认这个就是否认我们对人类的信心－－而那是不可赦免的罪恶，最终的背叛。”

　　＊“全民族的健康比医生个人的命运关系重大。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医学经济学，而是社会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一个伦理和道德问题。我们必须把医学看做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的经济基础，在加拿大，这个经济基础叫做资本主义，它讲明了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竞争和私人利润上面的。但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正在经历着一次经济危机－－一种致命的、需要全身治疗的疾病，因此就产生了一个特别紧急的问题。有些人想把这个全身的疾病当作暂时的小病来医治。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 
　　医业是这个‘能捞钱且捞钱’的资本主义制度里的一种典型的、组织松散的、基本上以个人为基础的行业，在私人利润的基础上以垄断的方式进行着它的活动。因此，不可避免地，医业也和资本主义世界其他方面一样，遭遇到类似的危机，呈现着类似的、有趣而不愉快的现象。这种情形可以概括为：‘在一个多病的国家里，科学有余，而健康不足。’因此，好几百万人在生着病，好几十万人在遭受着痛苦，好几万人由于没有适当的医药治疗而矢折。而这种医药治疗现成就有的，只是他们出不起价钱。无力购买是和分配不均结合在一起的。医学经济学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学的问题的一部分，并且和它是既不能分开，又无法分割的。
　　保护健康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改变产生不健康的状况的经济制度，以及消灭愚昧、贫穷和失业。由个人来负担自己的医疗费用的办法是行不能的。那是不公平、没效率、浪费大、完全过时的办法。医生们、慈善家和慈善机关则在千方百计地处长它的寿命。在我们这个配合得很密切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根本没有私人健康那么一回事－－所有健康都是公众的。群众中一部分人的疾病和肌体的失调影响着所有其他的人。政府应该把保护人民健康看作是它对公民应尽的主要义务和责任。 
　　实行社会化医疗制和废止或限制私人开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实办法。 
　　让我们把利润、私人经济利益从医务界里取消，把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从我们的职业中清除。让我们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发财当作可耻的事。让我们组织起来，使政客们不能再象现在这样剥削我们。 
　　让我们来重新规定医务界的道德标准－－不是作为医生之间职业上的一种成规，而是作为医务界和人民之间的基本道德和正义准则。
　　在我们的医务界里，让我们不单单讨论有趣的病例，而是更多讨论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医业与国家的关系；医业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生存在其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让我们认识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不只是技术性的和科学性的，而是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 
　　医务界－－作为传统的、历史悠久的、利人的人民健康的保护者－－必须向政府提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有计划地为全体人民医疗的方案。然后，在实施这个方案以后，医务界无论发觉自己处在什么地位，它都必须接受那个地位。这种表面的牺牲，作为一件祭品焚化在理想的公众健康的圣坛上，其结果将使医务界象一只辉煌的凤凰由死灰中再生。 
　　医务界必须完全重新组织和统一起来，编成一支医生、牙医、护士、技师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大军，向疾病进行协同性的攻击，并且利用它的成员的全部现有科学知识来达到那个目的。让我们不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说，‘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 
　　社会化医疗制意味着： 
　　第一，保健事业成为象邮局、陆军、海军、司法机构和学校一样的公共事业。 
　　第二，它是由公共基金维持的。 
　　第三，大家都可以得到照顾，它不按收入的多少而按需要来决定。慈善事业必须废止，而代之以公正。慈善事业败坏施舍者的品格，同时使接受的人堕落。 
　　第四，…… 
　　我们医务界必须从它的科学偏见和强烈的个人成见中惊醒过来，从而关心社会，认识健康是和经济上有保障分不开的。 
　　医务界今天所面临着的情况是医务界内部两种力量的斗争。一派认为最重要的事是维持我们既得的传统利益、我们的私人财产和支配医药的垄断权。另外一派主张医务界的作用比维持医生的地位重大，保障人民的健康是我们的首要责任，我们超越在职业的特权之上。 

　　＊ 战争、政治纠纷、病人康复计划、民族的命运、一个孩子的苦境。 
　　如果有个人站在他背后看他写，也许会觉得他记的几件事莫名其妙地互不关连。要是在从前某一个时期，他自己也会把它们列为互不相关的事项。现在他却觉得它们交织在一起，都作为同一个复杂图案中的互相关联的螺纹而要求重视和行动。 

　　＊ 今天晚上，工人阶级的妇女们跟随着她们自己街区的男人辛苦地劳动着，在上了冻的土地上挖防御工事，举着她们新获得的解放的旗帜：我们宁作英雄的寡妇，不做奴隶的妻子！ 

　　＊ “热情之花”，阴暗的阿斯都利亚矿场的女儿（多洛列斯·伊巴露丽，西班牙共产党领袖），走遍了城里的街道，深入到城里最肮脏的角落，走进没出息的懒汉的酒吧和反应迟钝的人的家里－－她大声疾呼地说出了所有不善于表达的人们所没有说出的希望，打中了每一个热情的市民的心坎，鼓舞了全民族的集体意志，并用简单的字句说出了所有恐怖、痛苦和抵抗的意义：与其屈膝偷生不如昂首成红！ 

　　＊ “我心里燃起了满腔愤恨：他们今晚到哪里去了，那些以执行基督教的上帝的意旨为己任的人们，那些给世间带来神的爱和救赎的人们－－他们到哪里去了，怎么他们就听不见这些在向上帝求救的众生？人的爱又被赶进什么黑暗的洞穴里去了呢？在这个病态的世界上，怜悯和良心哪里去了呢？ 
　　空话－－啐！到处都是象洪水一般滔滔不绝的空话，而这洪水淹没了马拉加公路上这些人间地狱里的人们。假若我有一千双手，每只手里有一千支杀人的枪，每支枪里有一千发子弹，每粒子弹都对着一个杀害儿童的刽子手－－那我就知道如何来表明我的愤恨了！我要用每只手上的每支枪来宣布这些败类的死亡，我要用天使加伯列的号音在这个昏睡的世界的耳旁大吼，压倒那些仍在世上信口开河的蠢人和骗子的叫嚣。我要用加伯列的号音般的呼声，来唤醒被侵犯的西班牙国境以外的那些漠不关心的亿万人们：“你们的手上沾满无辜的人们的鲜血，所有你们这些今天晚上安然熟睡的人们！假若你们对于今天晚上马拉加公路上可耻的惨剧漠视无睹，你们的城市就要成为索多玛和俄摩拉了！你们的孩子将要同样地在死亡和恐怖的荒野里飘荡，所有你们这些今天晚上听见西班牙的痛苦呻吟而默不作声的人们！” 
　　“无论进入什么人家，我都要医治那里的病人……”当初这样宣誓的时候，他多么意气扬扬，就象成千上万的其他医生一样。但是在他目前进入的这一家，死亡来自炸弹、谎言以及在反共的旗帜下毁灭整个城市的那些人。在阿尔梅里亚，不只是一个城市成了废墟。在这儿，两个世界发生了血腥的冲突。为着纪念阿尔梅里亚，他发誓要改造自己，要克服自己所有的弱点和虚荣，要象一个战士那样生活，把自己锻炼成一个钢铁般的人－－因为只有钢铁般的人才能保卫那个正在斗争中诞生的新世界。 

　　＊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要尽情抒发自己的胸怀。他‘悠然地泅泳于个人性情的波流之中’。他听从自己。他尊重自己。 
　　他出现于日常的世界，有如大海中的巨鲸，打破一切习俗与传统的表面的平静。他是愉快的，严肃的，嬉笑自若的。他热爱生活。他热切地进入所有的人的生活里。他把所有的人融为一己。 
　　艺术家的作用是去打破平静。他的责任是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摇撼那些安于现状的社会栋梁。他使世界记起过去的黑暗，为世界显示当前的现实，指示出它新生的道路。他既是他时代的产物，又是他的时代的先驱。他来到以后，我们就感到不安，对于我们平常太轻易地认为真实的那些事物怀疑起来。他使一切静止的和固定的东西都动摇不安。在一个害怕任何变革的世界里，他提倡革命－－生命的本源。他是一个鼓动者，一个扰乱宁静生活的人－－敏锐、急躁、果敢、坐立不定、令人不安。他是在人类灵魂里活动着的创造精神。” 

　　＊ “除了一些商人和乞丐以外，这座城整个空了。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只有这两等人没走－－比较有钱的人和赤贫的人。这些有财产的人等候着日本人到来，心里不免有些害怕恐慌，但是他们的财产比害怕重要得多。他们宁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守着他们的财产，而不愿与他们的同胞一起争取自由。天下乌鸦一般黑！” 

　　＊ “毛泽东对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说过：‘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多么深刻而贴切的话……要做一个更好的先生，必须得先做一个更好的学生。” 
　　“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请瞧瞧，我的财富包括些什么！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而且尤其能满足我的资产阶级虚荣心的，是他们表示了需要我。 
　　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可是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在他们中间工作。对于他们，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说一套或想一套。他们的共产主义是又简单，又深刻，象膝关节颤动一样的反射动作，象肺呼吸一样用不着思索，象心脏跳动一样完全出于自动。他们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他们的爱能包容全世界。 
　　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 当会场上的人纷纷站起来欢呼的时候，有一队人，其中有护士、能行动的伤员以及村里的人，从院子那儿走了过来，手里高举着七面红旗。每面旗子上都有题词，是董用中英文写就，由村里的妇女用金线绣上去的：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导师。白求恩大夫，我们的战友。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卫生顾问。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医生。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友人。白求恩大夫，我们的榜样。白求恩大夫，我们的同志。 
　　“我要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员的勇敢以及他们从无怨言的精神表示钦佩。对于这些人，我们只有用我们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才能报答他们为了我们而受到的痛苦和牺牲。因为他们打仗，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民主的中国，那个新中国，他们和我们不一定能活着看到了。不管他们和我们是否能活着看到那个和平和繁荣的无产者的共和国，主要的是，他们和我们都在用自己今天的行动，帮助它诞生，使那新共和国成为可能的了。但是，它之能否诞生，取决于我们今天和明天的行动。它不是必然的，它自己是不会产生出来的。它必须用我们大家的鲜血和工作去创造――我们这些对于未来，对于人类，以及对于人类自己创造的伟大命运具有信心的人们。唯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必然的。现在，让我们提高声音，让那些躺在病房里不能行动的人也都听见我们。同志们，我们向你们致敬！我们要以我们的爱护来报答你们的苦痛。在那些英勇牺牲了的、我们未能救活的战士的墓前，让我们说：我们一定牢记死者的牺牲。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个他们为之牺牲的自由的中国。为着纪念他们，为着忠诚于我们的伟大事业，让活下去的人和可能要死的人共同保证我们的同志友爱。无论在斗争中或牺牲中，我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一个共同的思想。那样，我们就会战无不胜了。那样，我们就可以确信，即使我们不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那些后来人将有一天会聚集在这里，象我们今天一样，不只是来庆祝一个模范医院的成立，而是来庆祝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共和国的成立。” 
　　“今天当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我想起了全世界千百万为了把人类从贫困、愚昧中解放出来而斗争着的人们。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正象你们一样，也都渴望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能过和平而庄严的生活。我特别骄傲地想起那些坚强的西班牙同志们，他们以和他们的中国同志一样的英勇，在为同一个伟大的事业进行斗争。因此我要给你们唱一个西班牙战争中的歌。它是国际纵队中反纳粹的德国人所唱的歌。” 
　　这歌词对于这些身经百战的年青人就好象是老朋友一样。就连这曲调和简单、整齐和怀乡的节奏，在他们东方人的耳朵里听起来也很舒服。白求恩一面唱着，一面想这眼前的事情多么合情合理，甚至是天经地义：他，一个加拿大人，唱着反法西斯的德国人的歌词，这些词句是在马德里郊外战线上的壮志与豪情中所产生，现在却由他远隔重洋在洪子店的断墙残壁中对中国的工人、农民、军人和教师唱着。 

　　＊ 空地中央有一个灵台，上面竖立着一个十字架。灵台后面，在左边，是白求恩的墓，顶上是一块凿光的花岗岩石板，头部有一根简朴的笔直的华表，一块用中英文刻写着他的名字的石碑。和他的墓平行的，在右边，是印度柯棣华大夫的墓，他是在前往亚察冀接替白求恩的工和的途中不幸牺牲的。 
　　这两座墓的设计和布置是由一位感受到世界的心搏的艺术家创造出来的。在这儿，在这个优美的陵园里，在只有和风拂树的声音的一片幽静之中，死亡有如战斗一样， 这两个人再一次表明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兄弟关系，亚洲人与美洲人之间的兄弟关系，一切向往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并且决心摧毁那些制造创伤的人的强权的人们之间的兄弟关系。 
　　瞻仰白求恩墓的人们之中有农民，也有贵宾，有知名人士，也有无名的工人。他们都怀着同样崇敬的心情站在他墓前，又都怀着同样感激的心情而离开。因为在回忆白求恩的一生的时候，伟大的人物想到他们是从人民那儿汲取力量的，而人民则想到了那条人人都能走的成为伟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