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一）

    在一个习惯于动辄大谈“发展”和“当代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讨论域中，有人声称要通过“回到”某种尚未达及的历史性场域来廓清理论地平时，显然会冒一定的理论风险。我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下简称“《回到马克思》”）一书在上个世纪末（1999年）出版时，有些批评和误读是事先想到的，可后来出现的某种言说倒真是出乎意料。说意料之中的东西，首先无非想到过理论前辈们可能愤怒地声讨我的轻狂：“回到马克思？人家都没有弄懂！？”其次，会是那些作为全球胜利者的布尔乔亚自由主义们的嘲笑声：“现在还在折腾马克思”？意料之外的是，一些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却从“回到马克思”中嗅出了历史的“霉腐”味道，然后，“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被升腾为一种口号，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旨趣来拒斥据说是面向过去的“原教旨”情结。对于这一类反应，原来我倒真没有思想准备。不过，现在我愿意接受这一挑战性的解读，再次回到“回到马克思”这一话题上，以对话的姿态重现这一理论工程的原初讨论域。[1]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曾对该书的学术目标做了如下的概括：“在文本学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语境中隐性哲学话语转换的描述，实现一个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提出的口号：‘回到马克思’”。[2]这一段话，如果加上“历史现象学”就涵盖了本文所要讨论的五个关键词。

一、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言说“回到马克思”？

    在某些学者那里，《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意向被狭义地修饰成一种原教旨意味，误导读者形成一种错误的理解，似乎“回到马克思”不是要重建我们从未曾达抵的全新（文本阐释）的历史视域，以使我们真正有可能重新建构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和当代生成，而是唆使人们脱离现时代、无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回到过去的书本，停留在对文本进行一般的考古学诠释上，把马克思哲学演变成一种“理论实体主义”的文赎运作。这真算是一种很聪明的策略。原由很简单，这是一种话语权的维护。如果传统解释框架中马克思的语境不是“已经在手”的现成性的终结之物，它自然是可重新生成的（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以下简称MEGA2）的新文本还是传统文本在当代理论视域中的全新解释效果），这种新的“上手”必然会使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铸成的体系哲学丧失权力话语的居上地位。所以，拒绝历史语境的开新是维护一种旧有的持存性，即马克思是现成的（解释学意义上的终结性），因此现在的事情只要宣布“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就行了。事情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先按这种思考理路来做一个假定，即马克思的思想果真具有“在手状态”的现成性，这也就必然可以排除了对其历史地平进行廓清的必要性，那么顺理成章的结果将是原有的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体系哲学或“修修补补”后的亚体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类哲学”等）仍应作为言谈马克思“当代性”的逻辑前件。我以为，这一假设的可证伪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果从方法论上承认这一出发点，即意味着必须正视这样一种颠覆性的事实：马克思的思想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从来不是现成性的，它甚至并不具备必须居有的“上手性”。这种真相披露所造成的震撼无异于从根基上摧毁一座建成的大厦，甚至杜绝了对其进行枝节性“修缮”的可能。也惟此，这个具有颠覆性的问题在历来的讨论甚至学者们运思的潜意识中被一遮再遮，始终不能浮上水面。对“回到马克思”的拒绝才潜藏了一种理论无根性的恐慌。

    由于在过去我们自己的原著研究中始终处于被“喂养”状态[3]，中国读者并没有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献所进行的认真深入的解读，形成我们自己（“黄皮肤黑眼睛式”）独立的、具有原创性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与马克思达到的历史语境的特定交融（这也是我反讽地所指认的“上手性”）。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失却历史语境融合的马克思必然成为外在的、对象化的无思的现成物。这种情况的出现，排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源于方法论前提上的错误预设，即马克思是可以现成地“居有”的，似乎只要翻译一套全集，打开一部文本，马克思的思想便毫无遮蔽地在一个平面上全盘展开，剩下的只是根据我们现实的需要，任意地对其中的片段进行同质性（从第一卷的第一页，到最后一卷的最后一页）的抽取，拿它“联系实际”，拿它来与当代对话，拿它作为“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生成（“上手”）在这里荡然无存。人们甚至根本意识不到前苏东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文本先在的结构性编码作用。其实，所谓“回到马克思”不过是对此进行祛魅的一种策略罢了。

    在当代哲学史中，胡塞尔曾以“回到事情本身”作为现象学的重要理论入口。而后来这一阐释学意义上的“回到”，又成为海德格尔通过回到苏格拉底以前所谓思之本真性重写当代思想史的开端。其实，在解释学的常识中，任何“回到”都只能是一种历史视域的整合。同样，“回到马克思”中的这种“返本”也不是出于“顽强的崇古意识”，“退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去”，而是要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消除现成性的强制，通过解读文本，以造就新的“上手状态”。这也是中国人过去所说的“返本开新”。“回到马克思”本身就已经是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了。[4]换句话说，按照解释学的观点，马克思不再是那个原初的对象，已经成为一种被阐释的历史效果。一个全新但有据可寻的马克思展现在我们面前。显而易见，马克思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现成的，脱离了“回到马克思”的历史语境单单言说马克思的“当代性”，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写作策略上的考虑，一种有意识的遮蔽。

    以我的见识，马克思哲学与当代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命题，它是前苏东传统学界在60年代就炒作过的一个教化体制中的写作方式。如前所述，这里无意识悬设的一个虚幻关系是，假定传统解释框架诠释马克思的完成性和现成性。说透一点，它的意识形态本质是想遮蔽前苏东传统马克思哲学诠释非历史绝对话语权的非法性。事实上，马克思哲学必须走向当代从来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键在于这一意向生成现实何以可能。是回避马克思哲学在教条主义解读模式下形成的历史视域之必然消解，麻木地以其为前提口号化地制造一种马克思当代化的宏大叙事，还是勇于重释旧经典，正视新文本，脚踏实地地返本开新，在一种新的历史视域中真正解决当代生活世界的新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争论这一问题的辨析实质所在。“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作为一种理论口号，这是萨特在本世纪50年代、德里达在90年代相同口号的某种模写。但需要追问的是，实现马克思之思的当代性言说，究竟是在一种“在手”状态的外在层面上使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做简单的对话，还是准确地捕捉到马克思思想逻辑最重要的问题接合点，以造成一种新的“接着说”的学术创新关系？这也是我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个关键的异质性思考点。

    我坚持认为，假如没有一个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特别MEGA2）的第一手精心解读，没有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的科学的全面把握，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言说，即使强制性地生造出马克思与某种当代思潮的“对话”，就会出现诸如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话语误识成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理念，并将其与新人本主义之后的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之类的非法性言谈。这些所谓的“对话”看起来似乎颇具“当代”意味，但实际上无不是在现成性教条体制统摄下的一种非法的外在链接。这难道不已经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理论灾难了吗？还不应该让青年一代认认真真把学问建立在踏实的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历史解读之上吗？

二、什么是文本学的解读模式？

    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关注解读模式的重要性。在今天我们的学术讨论中，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被认真对待的方法论问题。当下发生的许多学术论争中，学者们明明居以不同的研究方式，却在以不同的理论尺度争论同一个问题。比如“人学”、“实践唯物主义”等专题问题，还有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的晚年“人类学笔记”等重要文本的重新阐释，其实，站在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立场上，或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支援背景下，其理解结果的异质性是可想而知的。可是，人们在争论问题前谁都不去首先确定自己的理论前提，即在什么意义上、何种解读模型中涉入一定的理论讨论域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必须加以认真注意的学术规范问题。当然，我这里主要关心的还是文本学意义上的解读模式问题。

    依我的观点，“以不同的话语、不同的阅读方式面对相同的文本，其解读结果可能会是根本异质的。还原到我们这里的研究语境，即以不同的解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5]也因此，我在该书的导言中，明确区分了在理解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客观存在着的“五大解读模式”，即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前苏东学者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鍨教授的模式。孙先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名家，上个世纪70年代，他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原著的精心而深入的解读为著称。除去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对我影响极大的就是他这种独特的文本研究法，也是这种解读模式被我命名为文本学的研究模式。对此，我再做一些说明。

    我这里所谓的文本学的对象域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研究”。专门标定文本学这样一个新概念，为的是要明确造成一种理论逻辑上的界划。虽然文本学也是研究经典著作，但其基本的认知模型和方法与传统的原著研究已经相去甚远。从狭义的文本学角度来看（广义的文本可以泛指一切可解读的对象），所谓“文本”，并非是指特定论著中文字的总和，同时，文本的建构也背负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语境。任何文本的生成，都必然与作者历史的文化背景和写作背景密切相关，并且，由于作者本身的认知系统在创作文本的过程中是随着思的动态语境而改变的，这就必然决定了一个作者的文本本身不是一个静止同一的对象，不是一成不变地从第一本书的第一句话同质性地说到最后一篇论文的最后一句话。因而假设文本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同样的言说背景和言说意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非法的同质性逻辑。而且，文本自它诞生之日起，作者就已经“消隐”了（福科在同一意义上说“作者死了”），我们所能遭遇与对话的永远是历史性的文本而非写作者本人（这一点对已故的文本作者表现尤为突出，马克思也在此列）。因此，文本所蕴涵的思想不是在其字里行间的显性逻辑中呈线性地自行布展开来，它需要阅读主体通过自身的解读来历史性地获得。于是，读者的“支援背景”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解读过程。伽达默尔所说的文本诠释中不同视域历史性融合和作为解释结果的“历史阐释效果”，都是说明了这个意思。而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最根本的不同，是我这里标注的文本学没有任何本体论的僭妄。

    我多次指认过，我们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传统研究中的主导话语和言说方式始终是非反思性的。它的最大问题在于过于强调马克思哲学中的“刚性”的“边界”，将公开著作与其他类型的文本视为一个严整的同质性总体。在这样的解读背景下，马克思理论文本的原初思想理路被先在地栅格化了，以哲学文本为例，原著研究即用所谓教科书式的“哲学原理”非历史地反注马克思的文本和手稿，马克思原来文本写作中的历史性生成和针对不同对象的理论专题，被非历史地分割成“哲学基本问题”、“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这里发生的事件是，马克思哲学文本被非历史地“原理化”了，这实际上是一种荒谬的“按图索骥”。更有甚者，不同时期文本的异质性也一再被忽略，成了完全同质性的、可以任意援引的“语录堆砌体”。正是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误区导致了我们关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理论创新缺乏活力。我认为，而要改变这一状况，只有借助于历史性的“文本学解读”，使过去在传统解读构架内的熟知文本重新“陌生化”，以建构一种全新的历史性理解视域。由于文本的形成过程不是一个静止的或线性的思维平铺，也不是一个毫无异质性的自我“独白”，而是作者在与他同时代的人的思想交锋和碰撞中陆续形成的（大量的文本群就尤其如此），这就决定了文本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发生学基础上，从历史性中去评估其在理论建构中的真正价值。如果转换到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历史性解读上，就是坚决将体系哲学的前见（“原理”）悬设起来，将原来的文本阐释结果加上括号，以历史本身的时间与空间的结构，让马克思的文本原初语境呈现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理解结果。这实际上是一个马斯洛所说的“再圣化”的过程，它要求读者将已有的成见置于阅读行为之外，非直接性地面对文本。简言之，即胡塞尔的“放弃现成的给定性”，回到事物本身。这也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

    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的文本学研究起码有两个值得提及的学术创新点。一是关于马克思理论文本的分类学界划。我第一次指认，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已发表的文献来看，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著作群大体可分为三类不同的各具意义和价值的文本：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得到普遍重视和着力探讨的往往是第三类论著，第二类文献也得到过一定关注，而第一类文本却根本没有获得应有的解读和研究地位。但事实上，恰恰是第一、二类文本，才更加真实地展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本真心路历程和源起性语境。以笔记的写作为例，话语的断裂、边界的布展以及理论逻辑中独特的异质性都在一种毫无遮掩和非形式化的状态中“无蔽”地呈现出来。由于笔记本身记录的是阅读者对阅读对象语境的进入状况和思想实验的经过，不存在预先的定论性，因此从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对一些学术观点摘录的理论意向性、最初的评论和由议论产生的写作计划与构想以及各种思想最初形成的理论激活点和渊源性线索。它是对第一文本的“互文性”重写，是作者与第一文本撞击后的效果意识的即时呈现，既非一种无原则的机械认同，也不是没有根基的主观妄断。而这些重要的原发性理论边界和“亚意图”的即兴思考，是在一般理论手稿和论著中所无法获得的。譬如，不研究1844年的《巴黎笔记》中马克思从萨伊、斯密、李嘉图到穆勒经济学探索中的递升式理解逻辑，尤其是《穆勒摘要》中从经济学学习的跟读语境的“失语”状态到人本主义哲学话语的统摄性运作的转换，就无法解读同期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本真语境，从而失去对手稿理解评估的真实客观基础。而不研究《1850—1853年伦敦笔记》，也就不会深入发掘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内在哲学逻辑，自然与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重要哲学理论建树失之交臂。

    其二，是文本解读中的功能性深度阅读法。这个比喻性的说法是从阿尔都塞那里借用的，他曾经提出一种“症候阅读法”，即从显性的文字中读出隐性理论构架，从马克思已经写下的文字中读出没有说出的东西来（“读出空白”）。实际上，孙伯鍨先生《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提出的同一文本中的“双重逻辑”，也已经很深地言说了这种深度文本阅读法。[6]这里我可以举《回到马克思》中的一些实例。首先是比较性功能阅读法。面对马克思的笔记，我没有仅仅停留在写下的文字上，而做了更多的思考，比如青年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失语状态的判定，就是在同时参照马克思不久前写下的《伊壁鸠鲁笔记》之后做出的。我发现，“青年马克思在进入历史学领域时，他那种刚刚在《莱茵报》经受了现实打击的哲学话语──唯心主义观念论还没有全面崩溃，但在新的历史事实面前一开始就完全退缩在文本摘录和评述之外。我将这种情况称之为马克思在进入新的历史学研究领域时，原有哲学理论话语的失语状态。在青年马克思以往的理论作风中，这是一种十分少见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这之前的《伊壁鸠鲁笔记》等摘录性笔记中看到，马克思面对哲学文本的那种自由自主的话语统摄状况。他几乎对每一摘录文本都进行透彻的解读与批判）”。[7]其次是马克思笔记性文本的复杂阅读结构。例如我将青年马克思《巴黎笔记》阅读语境中的认知结构区分为焦点意识和支援意识。[8]焦点意识即马克思直接有意图的前台理论目的。在这里主要是否定资产阶级经济家所肯定的东西。在马克思《巴黎笔记》的读书进程中，他的直接目的是颠覆资产阶级经济家指认为合理事实的东西，这是一种简单的颠倒阅读法。支援意识是指在亚意图层面上支持马克思完成认知过程的后台性语境。这主要有二个层面：一是直接性的参考背景，这是指赫斯、青年恩格斯和普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社会主义（青年恩格斯与赫斯是共产主义，而普鲁东则是西斯蒙第式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从笔记的前期摘录内容上看，主要是恩格斯的影响。第二个层面是更深一层的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逻辑，而且主要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不仅仅是自然唯物主义）。其三是手稿文本中的复调话语结构。例如在对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的文本解读中，我在孙伯鍨教授的“双重逻辑说”基础上，进一步指认了这一文本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重逻辑线索构成的矛盾思想体”。因为，两种完全异质的理论逻辑和话语并行在马克思的同一文本中，一是以异化劳动理论为中轴的人本主义哲学逻辑，二是一条从经济现实出发的客观线索，二者在同一文本无意识交织着，呈现了一种奇特的复调语境。这倒真是一种不自觉的复调（这不同于后来巴赫金所讲的自觉文本创造中的复调变奏），因为这种复杂语境是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批判中不自觉发生的。在该书的第一手稿中，我进而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话语，一是处于被告席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国民经济学（直接被反驳的对象）；二是普鲁东－青年恩格斯（实际上是李嘉图社会主义的再表述）的审判与指认；三是马克思超越这种在国民经济学范围内的指控的哲学人本主义批判（里面又暗含着自然唯物主义前提）。这是一种很深的极复杂的理论对话。

[1]其实，这本书出版以后，我已回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去了，《无调性的辩证幻想——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文本学研究》一书即将出版，一批解读青年卢卡奇、施米特和科西克的论文也正在发表过程中。
[2]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8页。
[3]我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完全依赖前苏东马列编译局的前期工作，从早期的马列主义文选到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第1－2版）和《斯大林全集》，无一例外。这项工作倒没有受到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在原著研究方面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一句话，前苏东的传统教科书解释构架是我们原著研究唯一的制约性前设。
[4]巴黎塞伊出版社2000年推出了法国年轻女哲学家伊莎贝尔·加罗的新著《马克思对哲学的批判》。在这本被评论界称为“回到马克思”的论著中，作者用新的方法和观念探索了马克思哲学主要概念的形成过程，并以此为基础，用马克思的理论对生态学、女权主义以及全球化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是一个重要的佐证。
[5]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2页。
[6]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46页。
[8]这是我从英国意会哲学家波兰尼那里借用的概念。参见波兰尼：《个人知识》，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