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概率论来分析吴建民的死因

　　用概率论来分析吴建民的死因

　　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先生6月18日在武汉因车祸不幸死亡。这本是一件普通的交通事故，可是有人却将吴建民的死因归结为飞机晚点甚至归罪于中国目前的空管制度，这就有点像是借题发挥甚至是别有用心了。这种论调一出来，自然就遭到了广大网友的批驳。下面，笔者试图用概率论对吴建民的死因作一个分析。

　　概率论是研究随机现象数量规律的数学分支。事件的概率是衡量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量度。运用概率论，可以科学地分析某个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即可能性的大小)。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死亡事件，不是一个必然事件，而是一个随机事件，因此，运用概率论可以对吴建民的死因作出比较科学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据媒体报道，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死亡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有关细节大致如下：

　　吴建民接受邀请，去武汉大学为某培训班授课。吴建民与其秘书陈伟杰于6月17日从北京首都机场乘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赴武汉。该航班原计划是6月18日凌晨零点多到武汉，但由于起飞时间因故推迟，该航班于6月18日凌晨3时左右才到达武汉天河机场。

　　吴建民与其秘书下飞机后，乘坐武汉大学接机的鄂AA9S01号别克商务车前往下榻地。该车驾驶员为孙彧(男、30岁)，武汉大学水电学院副教授刘锋(男，54岁)坐副驾驶座，吴建民(男、77岁)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朱晓驰(男、52岁)坐驾驶座后第一排，吴建民秘书陈伟杰(男、27岁)坐驾驶座后第二排。

　　6月18日4时17分，该车沿武昌区梨园地下通道由北向南行驶至南出口处时，所驾车头撞击路中隔离花坛，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车内五人受伤。吴建民、朱晓驰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

　　以上就是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死亡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有关细节。

　　用概率论来分析吴建民的死因，主要需研究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吴建民从北京到武汉乘坐交通工具的选择;二是从北京到武汉民航班机晚点的概率;三是武汉大学接机的别克商务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四是吴建民乘坐别克商务车时未系安全带对吴建民死亡概率的影响。

　　一、关于吴建民从北京到武汉乘坐交通工具的选择

　　吴建民从北京到武汉，从快速便捷安全舒适等方面综合考虑，有两种交通工具可供选择：一是民航班机，二是高铁。两者相比，高铁虽然比民航班机速度较慢，但北京到武汉最快的高铁只需要4小时多一点，如果把在北京前往机场车站、进行安检和到武汉后从机场车站前往下榻地的时间都算上，乘坐高铁与乘坐民航班机所花的总时间实际上差不多。而从安全性特别是准点率来看，乘坐高铁又明显优于乘坐民航班机。目前，中国高铁平均正点率在90%以上。因此，吴建民从北京到武汉，没有乘坐高铁，而选择了民航班机，无疑是失策的。

　　二、关于北京到武汉民航班机晚点的概率

　　吴建民从北京首都机场乘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赴武汉，该航班到达武汉天河机场的时间比准点到达的时间约晚两三个小时。

　　按照国际民航的标准：如果一个航班在计划到港时间后30分钟内完成着陆(机轮接地)，即认为该航班准点到港;在计划到港时间后30-45分钟内完成着陆，即认为该航班到港略晚点;在计划到港时间后45-60分钟内完成着陆，即认为该航班到港较晚点;而在计划到港时间后60分钟以后完成着陆，即认为该航班到港严重晚点。根据这个标准，吴建民当时乘坐的航班属于严重晚点。

　　据民航部门的统计，中国民航的平均准点率在70%左右。

　　另据国际民航数据分析系统CADAS(Civil Aviation Data Analysis)发布的2015年8月《全球航空公司到港准点率报告》，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准点64%，略晚点8%，较晚点6%，严重晚点2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目前乘坐中国民航的航班，晚点的概率约为0.3;乘坐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晚点的概率约为0.36，其中严重晚点的概率约为0.22。

　　三、关于武汉大学接机的别克商务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概率

　　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15年6月,我国汽车保有量约为1.63亿辆;目前，全国每年发生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约18万起，每年约有6万余人人因车祸而死亡;每万辆车死亡率约为6.2人。由此可大致推算出，每台汽车每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概率约为0.001,每天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概率约为0.000005;每台汽车每年发生致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概率约为0.00062，每天发生致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概率约为0.000003。

　　由此可见，在一般情况下，武汉大学接机的别克商务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概率约为0.000005，发生致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概率约为0.000003。

　　考虑到吴建民当时乘坐的航班严重晚点，武汉大学接机的别克商务车在机场多等候了两三个小时，驾驶员孙彧因疲劳驾驶而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然而即使如此，就算是其可能性提高了100倍，武汉大学接机的别克商务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概率和发生致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概率也分别只有0.0005和0.0003。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十次车祸九次快”，发生单方交通事故更是与肇事车驾驶员开快车有关，如果在由机场前往下榻地的途中吴建民等人及时提醒驾驶员控制车速，那么武汉大学接机的别克商务车发生单方交通事故的概率几乎为零，吴建民和朱晓驰也就不会因车祸而死亡。由此可见，造成这次车祸的主要原因，也就是99%以上的概率是由于肇事车驾驶员开快车所致。

　　四、吴建民未系安全带对其死亡概率的影响

　　事故发生时，该车除驾驶员孙彧外，武汉大学水电学院副教授刘锋坐副驾驶座，吴建民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朱晓驰坐驾驶座后第一排，吴建民的秘书陈伟杰坐驾驶座后第二排。事故共造成车内五人受伤，其中吴建民、朱晓驰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为什么驾驶员孙彧和坐副驾驶座的刘锋没有死亡，而坐在驾驶座后第一排的吴建民、朱晓驰却不治身亡?这是因为吴建民和朱晓驰乘坐别克商务车时都未系安全带。

　　据有关资料，在可能导致死亡的车祸中,安全带的使用可使车内人员生还的几率提高60%，发生正面撞车时，系了安全带可使死亡率减少57%;侧面撞车时可减少死亡率44%;翻车时可减少死亡率80%。由此可见，吴建民乘坐别克商务车时未系安全带，使其本人死亡的概率至少提高了50%。

　　五、结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吴建民从北京到武汉因乘坐的航班严重晚点而发生车祸死亡的概率约为0.3х0.0003=0.00009，即十万分之九。这属于很小概率的事件。

　　2、如果吴建民从北京到武汉乘坐的是高铁，那么他因高铁晚点而发生车祸死亡的概率约为0.1х0.00003=0.000003, 即百万分之三, 是因乘坐的航班严重晚点而发生车祸死亡的概率的三十分之一。

　　3、如果吴建民乘坐别克商务车时按规定系了安全带，将会使他因车祸死亡的概率再下降50%以上，为0.000003-0.000003х0.5=0.0000015，即千万分之十五。

　　4、如果在由机场前往下榻地的途中吴建民等人及时提醒驾驶员控制车速，那么武汉大学接机的别克商务车发生单方交通事故的概率几乎为零，吴建民和朱晓驰也就不会因车祸而死亡。

　　综上所述，虽然飞机晚点是造成吴建民因车祸死亡的许多有关联的因素之一，但吴建民从北京到武汉因乘坐的航班严重晚点而发生车祸死亡的概率只有0.00009（十万分之九），属于很小概率的事件。而造成这次车祸的主要原因是肇事车驾驶员开快车所致。因此，将吴建民的死因归结为飞机晚点甚至归罪于中国目前的空管制度，这是很不科学的和十分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

　　另外，吴建民因车祸死亡的教训还再一次告诫我们，“预防事故，珍爱生命”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如果吴建民那一天从北京到武汉乘坐的是高铁，如果在由机场前往下榻地的途中吴建民等人及时提醒驾驶员控制车速，如果他乘车时按规定系了安全带，那么吴建民因车祸死亡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其概率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