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解剖恐惧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路爱国译）

评论第281号

2010年5月15日

解剖恐惧

恐惧是弥漫于当今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最为普遍的公众情绪。这种恐惧并不是非理性的，但它并不必然导致产生处理所谓危险的明智方式。其运作方式在最近两个引人注目的事件上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第一个是5月6日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市场价值的急剧暴跌，一种令所有人震惊而仅仅持续了几分钟的暴跌。第二个是已导致三人死亡并仍在继续的雅典骚乱。

股票交易所出了什么事？那天上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大约300点。这是大跌（约3%），但似乎并不是对美国各方面坏消息加上日益不确定的希腊能否避免破产两者的异常反应。

但到了后半晌，道琼斯以惊人速度又下跌了700点。这是创纪录的最大单日下跌。这完全出乎预料，显然令交易员们“目瞪口呆”。有些重要股票下跌了90%以致只值一分钱。后来，正当交易员们“张嘴注视”的时候，道琼斯几乎以与暴跌同样的速度又开始回升，以“仅仅”下降371.80点告终，让市场交易员们似乎松了一口气。

当然，大家都想来个解释。提出的第一个解释是，有个交易员有个“胖指头”，他可能把“百万”当做“十亿”输进了交易。这个解释的问题在于，没人能找到这个人，或指出他的存在，或他确实有个“胖指头”。

后来，另一个解释开始传播。当交易似乎太快的时候，纽约股票交易所有一个减缓机制。但其他交易所没有这样的机制。因此，有人提出，在面临纽约股票交易所速度放慢后，交易员遂决定把交易转到其他交易所。有人给这个解释做了进一步发挥：这是所谓算法交易战略的过错，它涉及自动交易机制，事先编好程序进行这种转移。人们说，各交易所之间缺少协调是调节的过失，而现在有人认为，所有交易本当拥有共同的减缓机制。对另一些人而言，暴跌有可能是自动机制引起的，所以，人们可以指责机器而不是人员。

所有这些解释可能有理，也可能无理。但它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不同的点上，人的决策都进行了干预—对开始暴跌做出反应，减缓交易，再次开始购入并让道琼斯上涨。也正是在这里，恐惧因素出场了。

按照定义，股票交易涉及风险和不确定。但交易员主要依靠波动相对轻微的感觉行事，即波动在预期的特定幅度内出现。当波动开始发狂，即幅度巨大和变化突然，交易员理所当然感到恐慌。当他们恐慌的时候，他们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了波动。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正在纽约交易员恐慌的当口，他们能从自己屏幕上看到雅典骚乱。这进一步打击了他们的情绪，原因有二。他们完全不确定欧盟国家最后如何决定援助希腊（或甚至是否援助）。他们完全不确定欧洲在希腊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或不采取行动）对美国、西欧和日本银行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也完全不确定希腊有可能出现的破产是否会引发世界市场的全球崩溃。

但首先，他们有理由对骚乱感到恐惧。骚乱是希腊恐惧的结果。最让希腊人担心的是他们的实际收入在未来年几年很可能快速减少。他们对此既愤怒又害怕。他们根本不相信这是他们的过错，是一个他们该付出代价的过错。

但是，全世界政府领导人以及股票市场交易员都很清楚，希腊民众的恐惧明显只不过是世界冰山的一角。希腊政府的问题很简单。其税收收入太小，而相对当前和未来预期收入而言，其支出水平又太高。因此，它必须或者增税（假如它能收上来），或者削减支出，或者两者并用—并且要大幅度进行。然而，这也是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问题，这个名单还很长。其财政状况当前似乎尚可维持的几个国家（如巴西或中国）也没有免除这种传染。希腊人走上街头抗议。但这会蔓延开来。而且，当它蔓延的时候，世界市场波动甚至会更剧烈，而恐惧会扩散，而不是萎缩。

各国的主要政策回应都是用或借或印的纸币来拖延时间。指望在借来的时间内，经济增长好歹能重新出现并恢复信心，以便结束实际和潜伏的恐慌。政客们抓住这类增长的每一个小迹象并加以夸张。为美国最近就业增加而欢呼就是一个好例子，尽管就业增加小于同期的人口增长规模。

恐惧并不是非理性的。它是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结果。用各国政府正在利用的创可贴治疗我们今天的严重疾病，它是不能得到解决的。当波动变得过大过快，没有人能进行理性规划。所以，人们不再作为在一个相对正常的世界经济中的适度理性行为者而采取行动。而正是这种强化的恐惧程度才是当代的基本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