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跳过是背叛——“丁卫东、黄兴国现象”评析

龙门跳过是背叛

——“丁卫东、黄兴国现象”评析

马志远

丁卫东，原系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区委副书记、区长，2015年10月因涉嫌受贿罪在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今年9月，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丁卫东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30万元，没收非法所得170余万元。

黄兴国，原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2016年9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中央纪委调查，他所担任的党政职务同时被撤销。

丁卫东自然不能与黄兴国相比。丁被调查、撤职和刑拘前虽然是手握大权的“县太爷”，但相比于省部级的黄兴国，在职务级别上还是差了好几个档次，而且两人在仕途中也没有什么工作交集，似乎没有可比之处。丁、黄二人的相同之点，在于他们都是穷苦出身。据丁卫东自己在法庭上说，出生于1967年的他，“5岁就上坡拾草拉大耙，不满6岁就跟随父母逃荒要饭，10岁时靠捡拾破烂卖钱买书本上学读书。”好在丁卫东学习刻苦努力，19岁考入山东农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广饶县林业局，不久被调往县农委，从此入仕。此后，他的“官运”相当顺畅，31岁任乡长，33岁成为乡党委书记，35岁擢升副县长，而后东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中共东营区委副书记、区长。“正义网”刊发的消息说，丁卫东“鲤鱼跃龙门”般的成长经历，一度成为当地无数贫寒少年的“榜样”。

而1954年出生的黄兴国，年幼时正值我国经济困难时期，他七、八岁年纪就跟随其爷爷给生产队放牛，读书仅读到初中一年级就因家庭困难辍学，回村担任记工员、农田病虫测报员。由于做事踏实勤奋，被生产队推荐到公社粮站干临时工，后又有幸担任了公社团委书记，由此入仕，从共青团象山县委副书记、金星公社党委书记，一步步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直至成为主一个重要直辖市之政的封疆大吏。回想黄兴国当年走出村子、进入公社粮站，又成为公社团委书记，也算是鲤鱼一跃过龙门了。

“鲤鱼跃龙门”的故事，笔者初见于早年初中语文课本上一篇简短的文言文：“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遂化为龙矣。”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的几十年间，人们便借用这个故事来形容和夸赞通过高考升入大中专院校的学生。象笔者这般年纪的人，当年如果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挤过独木桥，通过高考，就意味着从此跳出了农门，获得了到城市里面分配工作、吃上商品粮的机会，甚至在将来可以谋得个一官半职，由此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之人。当年读书的时候，老师们在课堂上给我们励志、鞭策，所描绘的无非就是这样的目标，使用的无非就是“千钟粟”、“颜如玉”、“黄金屋”之类的语言。不仅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是这样，其他的学校、其他的老师也无不是这样；直到现在，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还是这样。

高考指挥棒下的教育是如此功利化，从恢复之日起就成为现代科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龙门”一旦跳跃而过，即可成龙成风，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难生活和遭人冷眼的社会地位，既然如此，“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忘记曾经的放牛娃经历和逃荒要饭的艰辛与苦难，背叛自己的出身，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丁卫东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的时候，声情并茂地读了自己事先写好的忏悔书：“随着个人的成长和职务的不断提升，自己开始骄傲自满，……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想必黄兴国将来在法庭上也会有类似的表白和表演。其实，丁卫东、黄兴国们当年读书的动机就是越过龙门，成龙成风，成为人上之人；一旦如愿以偿，随即走向腐败。如果不信，可以去民间寻访一下他们在基层公社、乡镇甚至县区里面任职时，是怎样对待那些无关系、无背景、无靠山的农民群众的。

这些年来在反腐败中被揪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老虎苍蝇中，象丁卫东、黄兴国这样贫苦出身者，应当是大多数，包括曾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这样的大老虎，更包括基层党政部门和事业单位中的科级、股级小干部。为什么本来是贫苦出身，却在越过龙门之后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呢？是因为当初读书、入伍的动机，就是要做一个人上的人，要做一个不劳而获的人。而比科举制度并无多少进步的高考制度、干部制度，恰恰给了跃过龙门，“修成正果”、成龙成风的人们远高于其他社会成员平均待遇的待遇，甚至给他们以太多太多的特权，把他们培养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种培养特权阶层的制度和在这种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特权阶层，是整个社会腐化的土壤，是跃过龙门的鲤鱼们背叛自己出身的本阶级的土壤，也是李自成、刘宗敏们千百年来周期性再生的土壤。

回过头来细想，中国社会当然是要不断改革的，但是，最为需要改革的地方，不是发展生产力，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铲除特权阶层和这个阶层赖以滋生的土壤、制度和观念。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起，到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历次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教育、政治斗争，一直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这样的对整个社会进行除旧布新的历史性改造措施。没有这样的改造、改革和革命，任由特权观念泛滥、特权阶层滋生，便是鼓励跃过龙门后的鲤鱼们腐化和背叛。这样，生产力是发展不起来的，暂时取得的一点经济建设的成果必定成为催生丁卫东、黄兴国乃至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窃国大盗之辈的发酵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