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的黄昏（三）——公知的起源

　　众所周知，公知几乎从不放过任何一次表演的机会，特别是天灾人祸更是公知狂刷存在感的“show time”。对此，很多看不过眼的人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公知从哪里来的?”

　　哲学大师黑格尔曾说存在即合理，这话尽管唯心，可多少还是有点道理的，对公知同样适用。换句话来说，公知的存在肯定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大抵上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认知差异

　　人们由于自身知识结构、认知水平、理解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对同一件事情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人的思想本就是最难统一的，所以我们才要“求大同，存小异”，因此，如果纯粹出于理解的偏差和认知能力的不足而得出不同甚至错误的结论，我个人认为是能够理解的。更不要说，我们国家一贯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也就是说持不同观点的双方完全可以通过理性探讨达成一致，就像老人家说的那样“以求得真理为目的”，那么，这样的探讨毫无疑问是有建设性意义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与公知的差异并非认知的差异，而是立场的对立，尽管公知总试图用认知差异来掩饰他们的立场。如果，我说如果，如果真有公知能够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论证出他们的结论，就算感情上再不能接受，我起码会尊敬他们。人固然都是有立场的，但立场不应大于事实真相，如果立场与事实真相冲突，那么只能说明这个立场或多或少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不过，遗憾的是，这样的公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过。

　　曾有一个著名“死磕律师”在微博里整天说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我好心提醒他，“如果你真觉得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那你完全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从理论上彻底将马克思主义否定掉，那样的话，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肯定非你莫属”。很遗憾，至今也没看到该公知在这方面有所行动，相反他依然如祥林嫂般的一再重复着他的“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论调。这就很诡异了，莫非该公知真的以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成了真理?

　　当然，该公知没有任何行动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公知真的打算过要与谁理性探讨，他们偏执的贩卖他们自己的那一套主张，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们不惜造谣、传谣、谩骂、威胁、恐吓，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公知彻底“异化”了。

　　在今天的中国，爱国本应是最大公约数，可在公知看来爱国恰恰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他们先是声称“爱国就是卖国”，“爱国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可能觉得这样的说法实在无法自圆其说或太过明目张胆后，他们又声称“爱国归根结底是爱制度”，并以此来“论证”所谓“爱国有罪，卖国光荣”的“正当性”。而一旦你试图跟他们辩论，那么各种“五毛”、“极左”、“小粉红”等侮辱性帽子将会分分钟扣到你的脑袋上。

　　有公知曾说：“资本主义是世界的“主流”，所以中国也应该随大流，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说资本主义是当前世界的所谓“主流”，这话确实不假，只是结论下的有点奇怪，所以我就问他：“主流就等于先进?如果主流就是先进，世界上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应该回归封建主义的‘主流’?世界上第一个封建主义国家是否应该回归奴隶制的‘主流’?如果不应该，那么是否说明，主流的未必是先进的，而是新生的往往才代表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进一步来说，既然主流并不代表先进，那么为何中国一定要回归所谓的‘主流’呢?”如果大家都像我这么问，我想得到的答复会大抵相同：“你这个该死的‘五毛’、‘极左’、‘小粉红’……”

　　二、现实土壤

　　既然公知如此偏执和极端，为何他们依然有众多忠实的信徒呢?不得不说的是，公知的存在是有现实的土壤的。

　　总有些问题让人想不通。例如：为什么房子越盖越多，房子却越来越买不起?为什么大学生越来越多，大学生的出路却越来越窄?为什么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却依然有人会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正是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动摇了很多的信念。而这些问题在公知刻意的渲染和放大之后，很多人难免会因此对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怀疑，因为他们虽然认可社会主义制度，但不代表他们认可那些丑恶、不公的现象。

　　总说公知那些陈年往事，很多人可能既没概念更没兴趣，这里，我们不妨以近在眼前的新冠疫情为例。疫情让很多人遭受了巨大的困难，特别是3000多人因为新冠肺炎失去了生命，更是让人痛心，公知正是抓住了这个共同的情绪大做文章，这就是现实土壤啊。话说，没有这份感情基础，公知去哪找掺“私货”的机会?

　　比方说，有公知至今依然坚持“枉死的灵魂”、“惨死”等说法，目的自然是为了或明示或暗示国家在抗击疫情中存在过错，但国家有没有错，恐怕由不得公知说了算。至少我们认为中国抗疫的表现已经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好了，就算说最好恐怕也没什么人会反对，当然，尤其比美国强。

　　美国白宫本周表示，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最终可能上升至24万人。中国是全球第一个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的国家，没有任何成熟经验可循，更不要说，中国的人口比美国要多得多，人口密度同样要大得多，这些自然意味着中国抗疫的难度比美国要大得多。按照公知的说法，中国死于新冠肺炎的3000多人是“惨死”、“枉死的灵魂”，那美国已经死于新冠肺炎的8000多人，以及将死于新冠肺炎的几万甚至二十几万人“惨不惨”、“冤不冤”?

　　没有人希望有人死于新冠肺炎，别说三千多让人痛心，就算三个同样让人痛心，但是，凡事总要一分为二的看吧?别的不说，盯着死亡数字的同时，能否顺便关注下治愈数字呢?如果你说有一个人死那也是错，而且大错特错，那别人除了闭嘴还能干嘛呢?你这哪是探讨问题的态度，分明是耍流氓啊。

　　三、国际背景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常以人权为幌子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完全忘了他们自己国内一团糟的人权状况，这一次新冠疫情更是将那些“民主国家”的底裤都扒光了，然而，这并不妨碍以美国为代表的那些“民主国家”以“人权卫士”自居。在这点上，美国等西方国家与公知完全走到了一起，不熟悉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公知当年高呼“人权大于主权”、“美军来了我带路”时的丑陋嘴脸。

　　公知用这种极端的言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紧密配合，而这些国家也投桃报李，不仅通过一些NGO给予公知经济上的支持，而且还给某些公知提供“保护”甚至“特别保护”。而这些“保护”和“特别保护”无疑也给了某些公知“底气”，不然你以为公知为啥会那么嚣张啊，他们知道他们安全着呢，否则早乖乖把嘴闭上了。

　　一直以来，公知都试图通过对美国等“民主国家”的过度美化来达到抹黑中国的目的。诚然，美国等“民主国家”是有很多优点，这些优点我们理应学习，但同那些国家同样也有很多缺点，尤其是附着在美国身上的侵略基因从来不曾断绝，这些年，美国的目光转向哪里，动荡、战乱就跟到哪里，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公知经常痛斥中国人的“劣根性”，将人性中阴暗、丑陋的一面放大并贴上“中国式”的标签。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式过马路”，难道全世界闯红灯这些陋习是中国人特有的吗?用脚指头想想都知道是不可能的，怎么就成了“中国式”的了?

　　公知这种自我否定、爱我矮化、自己作践自己的行径迎合了谁的需要，傻子都能看出来吧?你以为美国一个小孩说把中国人杀光真的是“童言无忌”?没有公知对中国的丑化，没有美国等所谓“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偏见，一个孩子怎么可能会那么恶毒?对此，居然有人觉得“好玩”，我只能呵呵了。

　　国内社会矛盾在一定范围内的客观存在、资本以及西方势力在公知背后对公知的支持，再加上公知自身卖力的表演，使得公知掳获了一些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心。对于弱势群体，我始终是深深同情的，因为我也是弱势群体的一分子，他们的苦与痛我感同身受，区别在于我不会被公知忽悠而已，毕竟，我还没有傻到放着自己的国家不信，而去信那些公知贩卖的狗皮膏药。

　　那些拿公知当“自己人”的人不妨想一想：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国家都不信，我们又能信谁呢?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滞留秘鲁港人持中国护照可回家，8人持BNO无人管”的新闻了。那些废青平日里拿英国当亲爹，现在不还是死皮赖脸的向中国大使馆求助?话说，英国怎么可能管他们呢?说难听点，他们在英国眼里最多也就是会摇尾巴的狗而已，甚至狗都不如，现在被嘲讽“没事骂国家，有事求国家”，纯属咎由自取。

　　我们必须相信，那些被公知欺骗的人大多都是善良的人，只是有点“单纯”而已，他们之所以对公知的谎言深信不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公知能够指引他们得到幸福。或许，他们觉得他们的人生陷入了困境，就像被困在南极冰山下的鹦鹉螺号那样进退不得，他们把公知当成了能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的尼摩艇长(参考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所以，他们才会将希望寄托在了公知身上。又或许，他们觉得自己就像但丁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在了可怕的黑暗森林之中，所以他们四处寻求帮助，只是他们找错了求助对象，他们错把环伺在他们周围的虎狼一样的公知当成了可以带领他们走出迷途的维其略的灵魂(参考但丁《神曲·地狱篇》)。而一旦他们看清了公知原本的虎狼面目，一旦他们的人生境况得到根本性的好转，他们将会毫不迟疑的与公知划清界线。

　　我坚信，那一天的到来，不会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