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六十年  我的穷人经济学

我的穷人经济学—说说我这六十年是怎样走过来的　　

先解题目：　　

1.本是1944年出生的我，为什么不说六十六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而说是六十年怎么走过来的，是因为在我上小学以前的那段经历，自己全无印象了，其实小学阶段初中阶段的印象也只是剩下了最深刻最难忘的那些部分而已。　　

2.其实我并没有什么经济学，甚至连一些经济学方面的书本知识都很欠缺。之所以用“我的穷人经济学”做题，是因为它概括了我的以往生活的心得体会，我就是以它为行事准则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还因为我自信这也是绝大多数国人特别是绝大绝大多数工农人士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行事准则，有着相当普遍的价值意义。在这各种各样的学说大雪纷飞的时代，将它称之为由我概括的穷人治家经济学似乎也未尝不可。　　

进入正题：　　

    （一）【小学与初中：六六六粉大发神威和土地白癜风被治愈的时段】　　

我七岁上学，学校离家大约　150米　左右。课本内容，不但是初小的，即使是高小的，也多已忘却。只约莫记得有“大小 左右 人口手”之类，还有“寒号鸟”的故事，“狐狸与乌鸦”的故事，“国王有十个儿子”的一只筷子一扳就折一把筷子怎么扳也扳不折的故事，以及“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的顺口溜等等。初小的一二三四年级我上了五年，因为高小离我家 按当时说法是二里半路，其实按现在量度大约在五里左右，父母认为我人小，怕我一天来回跑四趟，吃不消，所以让我连读了两个四年级。有的网友可能很奇怪，十岁的孩子，个子再小又能小到哪儿呢？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初中毕业时，那年17岁，身高是　1.29米　。　　

在上小学期间，我对钱没有什么感受，学费要不要，书本费收不收，我不知道。只记得那些年，甚至延续到我考上大学离开家，我们那里的黄烧饼，没有馅儿的是一分钱一个，有馅儿的是二分钱一个。鲜甜鲜甜的金刚蹄子（形状像蹄子一样烤出的面食）五分钱一个。我能够直接拥有钱的时候也有过。那是在每年过春节的时候，父母都要让我给我的长辈们送节礼（当地俗称：拜年）。因为弟兄七个中，我是老大，其他几个的个子比我还小。婆奶奶（姥姥）家、几个舅舅家，姨夫家，叔叔们家，姑姑们家，最近的也有十好几里远，大多数都在20里路以外。每家都是2斤糖果子一斤白糖或红糖。我就挎着个竹篮，趟草地斜插着抄近路一家家地送，常常要连续送好几天。（因为那时我们那里还没成立人民公社，到处都是茅草地，农田里的盐碱疤也很多，河沟很狭窄，冬天小河沟里的水也很少，甚至干涸着）在我离开时，我的长辈中，有一些人人往往会给我一些压岁钱，比如一角钱二角钱，没有超过五角钱的。那时我的花销基本上只有看小人书（连环画），看一本要花一分钱。　　

小学毕业升初中那年我15岁，正是1958年，大跃进的年份。对那时候的记忆，使我惊奇的有这么几件事：一是除四害，南方的蚊子特别多，除了蚊帐之外，几乎没有什么防御办法。对苍蝇，我们都参加了挖蝇蛹的活动，当时我清晰地记得：六六六药粉（一种化学农药）在上风头一撒，下风头的苍蝇即纷纷坠地死去，全不像现在，你就是把苍蝇埋进药粉里，淹入药水中，它也死不了。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农药的威力。再一个是那时轰轰烈烈的农田改良热潮。使得茅草地近于灭迹，那大块大块的盐碱疤（每当雨后放晴时，它们在田地里就像白癜风在人身上一样）在我上大学前也彻底消失了。同时我也记住了“苕子”“拔碱蒿”“耢豆”“罗布麻”这样一些植物的形态和其等耐盐碱的性能。此外，如迄今仍念念不忘的农村“沼气”工程以及太阳灶等新奇知识也是那时记忆下来的。再再一个就是我发现，我们同班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大得惊人，在我班里，有一位同学比我小两岁，大多数比我小一岁，比我大的也很不少，大三四岁的有，大五六岁的有，甚至有大十岁以上的。以致后来上大学后，得知同班同学中居然有人结了婚生了孩子，据传还不是一胎，也没有惊奇莫名。　　

那时候的初中高中的课本书里都有哪些课文，除了记得有《小英雄雨来》，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安徒生的《国王的新衣》、都德的《最后一课》、伏契克的《二百六十七号牢房》、节选自《说岳全传》的《岳飞枪挑小梁王》、《范进中举》、或许还有《《真假美猴王》等篇目外，大多数都已淡忘了。　　

那时候的歌，除了孩子们唱的像《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唱祖国》《少先队员之歌》外，还有不少很长精气神的歌，我还记得有一首的部分歌词：“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还有“十五年要赶上老牌英国”等等。也就在那时，我知道了“五爱”“三好”，也才在以后我的孩子上学以后，撰联“念念不忘五爱，孜孜以求三好”对他们加以诫勉。　　

那时候，不只是早晨要步行到校上课，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吃完饭到校在上课，下午放学回家，都是步行来回的。泥土路，行人稀少，没有汽车，骑自行车的也罕见。我爱看书，经常是一路看书看到家。有时还会用青草叶钓那些在土路小圆洞洞中生活着的小虫子玩。有时也到路过的初小学校，几个人把几张课桌一拼凑，当乒乓球桌打乒乓球玩。无忧无虑。以致在二十年后，我们厂的中学的　全体　老师与全校学生一起到十几里外的林子里春游时，还大发感慨，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春游》，现抄录于下：(因占用幅面太大，故只作了分段，而没有分行)　　

【“掮一杆父亲的自豪/ 去把梦中的乐园垂钓/ 揣一兜母亲的叮咛/ 去把孩提的欢乐捕捉”　　

 “呵 清清的小溪/ 呵 地丁、山梨儿、茜草/ 久违了” 　　

 “ 哦 小麻雀/ 飞得还是那么逍遥/ 哦 小黄鹂/唱得还是这样清脆/ 哦 小柳树小杨树/竟然都长得这么高了”  　　

  “松松被“象限”限得死死的身子/ 清清被“电子云”旋得昏昏的头脑/ 呵，刚“微积”得一点又被“分”个精光的自由呵” 　　

 “脱掉鞋子，卷起裤脚/ 掬一蓬蘑菇/ 嗑几粒松子/ 盘腿地上/ 画楚河汉界/ 驾车  飞马/ 开炮！开炮！开炮”  　　

  “未来在这里聚会了/ 呵，如果这里筑道坝，安台水轮机/ 呵/如果那里栽一片苹果/ 那里植几亩山楂/ 那里有几丛红枣……”  　　

  “该回归了/ 夕阳忸怩地劝告”   　　

 “难舍难分呀/ “正切”/ “反切”/ 被切剩的/ 这薄薄一小片/ 美好”】　　

那时候的孩子，星期天毋庸置疑，即使是上学前放学后也都是要承担一些家务劳动的。1958年，我最小的弟弟（排行老七）出生。那时候作为七弟兄中老大的我，自然要做的是大事：一是做饭，二是挑猪菜（当地俗称，即挑猪草），那时各家各户几乎都养猪，猪的主食就是各种猪草，此外还拌上一点点磨粮筛出的糠皮。在我上大学前和整个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初期，我家每年基本都养两头猪，一头出售，一头过年宰杀食用。一边烧火做饭，一边就着灶火的光亮看书，是我那时的习惯，犹如我此时一边吃饭一边守着电脑一样。挑猪菜，我自认为是行家里手。因为附近的田地、沟边、道旁，我都知道哪里有猪菜，哪里没有，是怎样的猪菜。即使是在陌生的地方，我也能大致判断出哪里有猪菜，虽然不能说屡试不爽，却也十拿八稳。剪刀古（蒲公英）、苦麻菜（苦菜、小蓟）、刺艾（当地称谓，下同）野鸡夯、鱼肠子、兔子苗、洋玉秃、野蔊菜、蕦蕦菜等等，这些猪能吃的野菜的名字与模样，我至今仍烂熟于胸。当然，我当时挑的猪菜品种首先选择对象是剪刀古、苦麻菜、野鸡夯、鱼肠子、蕦蕦菜这五种，因为它们的根茎叶都有白浆，猪最爱吃。　 　

其它的不说了，仅仅这些，已经为我一生始终关注着农村、农民、农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使我对农民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一直在怎样过日子，想过怎样的日子，有了切身的体验，对农村以及农业的发展也有了区别于常人常态的独特想法。这也正是我的所谓穷人经济学的酿成基础。　　

（二）【高中期间：所谓“饿死人的年代”，三年身高增加29厘米】

初中阶段之末，高中阶段之初，正是1960——1963，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对那三年民情民生的描述，可谓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我家乡的情况是，困难确实存在，生活确实比其前后都要艰苦。山芋藤的淀粉吃过，瓜菜代（例如青菜饭、青菜粥、胡萝卜饭、胡萝卜粥、山芋饭、山芋粥）吃过，而且基本是那时农村人家的饭菜的常态。肉食极少，致使油水不足，市场上吃的东西如黄烧饼少了，油条麻团少了，油煎的豆腐渣饼也卖了（豆腐渣此前是用来喂猪的），小碟子大小，五分钱一个，我曾经买过一个，咸咸的，很有味道。我家是农村中属于人口多（9人）孩子多（7人，中学生1个，小学生4个，学前儿童2个）劳动力少（2人）的。但是我们家、我的亲属家，我的邻居家，我的各乡各镇甚至是外县的同学家，都没有听说有人因饥饿而死的。值得思考的而且也是我迄今仍然在思考的，比如为什么那时各地各方的人们，无论是城镇的，还是农村的，一个个都没彷徨、没抑郁、没寻衅闹事（虽然民兵都有枪，就在他们身边），没躺倒不干（虽然那时是最有条件装熊偷懒，广出懒汉的）。相反的是战天斗地干的更欢。【我们家乡黄海边上那大片大片的茅草地盐碱地就是那时候改造成肥沃的可耕地的。冬天的挑河（治水工程）也是一如既往，未尝稍停。后来才知道，全国各地的大量的水库水利设施正是在那一时期建成的，同样是河南省，一些地方的民众因饥饿而死，而林县却在同一时间开始了震撼世界的红旗渠开掘工程。何以会做到全国范围的大灾甚至是巨灾、民众普遍食不饱腹，时长长达三年的情态下，社会依然稳定，建设依然快捷，民众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比如无儿无女无劳力的鳏寡孤独五保户，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弱势的，按照常规分析，挨饿致死的首先该是他们，而他们在那三年却未见说有饿死的，为什么？小岗村的那些个懒惰得连正常年份地里收获的粮食都不够自己吃的人们，在饥荒面前亦是不容置疑的弱势群体，在那三年为何也没有饿死？还不是因为有返销粮保证着？可见问题不是出在党中央的政策上，而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数”，恰恰是某些个干部的渎职、失职、胡作非为所致。【渎职、失职的干部层级越高，受害的层面也越大】看看今日的干部队伍，足以证明，确实是那几泡鸡屎污染了一缸好酱。同时也证明了当时的国人确确实实都无限信赖毛主席的领导，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信做出表率的各层各级干部，相信只要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就一定能克服困难实现未来。事实上，就连我自己也从没想到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那时也一样，节衣素食，与民众同甘共苦（其实时至今日，没有上网或者没有常上人民网深水区的网民，至今不知道这等事实的仍然大有人在），否则当时人们的激情还会更高，对某些事情的思考和探讨还会更早更深乃至范围更广。　　

1960年，我初中毕业。那年，国家招收飞行员，在初中毕业生中选招。我的两位同学有幸遴选合格，我再三再四要求，参加了体检，也就是那次体检我才知道自己的身高才　1.29米　。【真是自不量力！】1963年我高中毕业，高考前，适逢征兵，我又一次参加了体检，身高　1.58米　，（三年困难期间，我的身高居然增加了29厘米！）除了有些平足之外，已经具备了入伍的条件，但是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在入伍与上大学之间的选择上国家采取的是上大学优先的原则，所以我没有能够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图片，1960年）

我们中学坐落在一个农村小镇，当时高中有两个班。高考考场当时是设置在另外一个县里的。有的同学不想参加高考，直接回到了农村，参加高考的共有63人，最终考上了7人。在我们大队（现在叫村），1961年，一人考上了军校，加入了空军；1962年，一人考上了南京工学院；我是1963年；1964年，又一人考上了清华大学。我们家兄弟7人，大学生一人，高中生两人，初中生四人。其中入伍两人。　　

在我上大学以前，作为一个农村学生，对农事的艰辛体会的并不深刻。因为很多的重农活自己都没有亲自体验过。但家庭的活计中有一种其艰难程度至今仍然使我唏嘘不已。那就是推磨。那时的农村，无论是一家一户还是生产队，把带皮的原粮研磨成能吃的成品粮还只能是用石磨或石碾子，机械加工还没有普及到这一层级。【发展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时，农村的粮食加工已经都用上“电磨”了】人力拉磨推磨不仅非常吃力，而且效率很低，磨磨唧唧，非常费时。我家9个人，几乎每天都要磨磨，而且一磨就是好几个小时，常常是从天刚黑时磨到深夜，往往是累得烦得无趣得闭着眼睛，机械地拉来推去。想起推磨的难受劲儿，我就特别想到，“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使农村的一切都能机械化电气化该多好呀！可惜，小岗呀，小岗，你这个没有利人也没有利己的榜样呀！　　

看到过的形成灾害的水灾，亲历的一个，那是在1962年，我们这里平地至少一尺多深。因为我从生产队仓库挑着分得的玉米棒子回家时，是赤着脚趟着膝盖深的水的。目见的那一次，则是在去大学报到途中经历的海河流域发大水了。彼情彼景，留待下面再说。　　

当时上学要花多少钱，我没有印象了。反正在家庭的支出中，它的位置并不十分重要。只有在上大学以后，自己才在用钱上加入了自己的主见，也才渐渐悟出了穷人经济学的些许皮毛。　　

（三）　　

              【大学五年间，自家花钱200元】　　

那时上小学上中学每个学生每学期每年要花多少钱，我全无印象了。但上大学要花多少钱，则是清晰地记着的。因为，那是全经过我自己的手的。　　

　1963年8月23日　，我带着父母积攒和筹集来的200元钱，在小镇的轮船码头买了到镇江的轮船票(GK前，我们县有航运公司，小镇的码头都能停靠轮船)，乘轮船经邵伯湖到达了镇江。那是我第一次离家到那么远的地方。也是迄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乘坐内河轮船。下船后经人指点到了火车站后，即托运行李购买到太原的火车票。待到快要上车时，消息传来，海河流域发大水，济南往北到德州的火车不通了。火车开到济南后，就停运了。在济南我们整整呆了三天。凭火车票反正住宿是没有花钱，吃的花没花钱记不清了。在那三天里，我随着车友们，游玩了趵突泉等一些济南的景点。此后得到的消息是，我们将取道烟台，乘坐海轮到天津，然后去北京。就这样我又领略到了烟台的海景和那浓浓的海腥味。印象中的那海轮是客货混装的。行驶好像是在夜间，所以对海上的情况印象不深。到了天津后，即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北京又是几天等待。因随时等待发车的消息，所以，那段时间没有到远处四外游览。与我同行的诸位车友中，有一位是从徐州上车的年轻女子，她是到山西大同煤矿去探望丈夫的，她的丈夫在大同煤矿工作。那时她身上带的钱都花完了，便向我借了10元钱。【后来，他的丈夫把钱寄还给我了，还特意寄来了一封信，他是某个矿的秘书，好像叫王二旦（姓没有记错，名确实难辨了），信写得很有文采，就在那封信里，我第一次知道了“臻至日善”这个词。因是学雷锋的年代，自认为借钱还钱小事一桩，我居然没有回信，致使失之交臂。】　　

大概在　8月28日　或29日，我们得到通知有车了，是开往河内的第四次特快，列车行至保定一带时，就像在弹性十足的胶皮上行走一样。从车窗向外看去，那高高的高粱杆上，除了红红的穗头，其他部位都被黄泥浆糊着。这才知道了这次海河流域的水灾是多么的严重。所以，对不久之后毛主席发出的“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从心底里拥护。　　

经石家庄、娘子关，终于到了太原，再乘火车到了学校时，已经过了　9月1日　这个报到日期了。不过，所有人都理解，并没影响我的注册登记。四系二专业，全班19人。在那里我度过了近五年的光景。　　

学费，不用交。书费要不要，记不清了。绘图工具，学习制图课时可以借用，不用自己特意去买。助学金，我每月15元，伙食费每月也是15元，正好两相抵。饭菜一般，红烧肉数量不少。就这样，200元钱，我用了5年。包括两次放假期间回家的来往路费。　　

在大学期间，用钱节约是必然的，节俭是那时候的社会风气，基本上是人人如此。我们学校旁边的村子有一个造纸厂（不是村办的，而是国有的），白纸5分钱一张，可以裁成16张16开大小的或32张32开大小的，订成本子或者当算草纸用。有时还有3分钱一张的略有残次的同样大小的白纸，更是大家购买的选择对象。在校期间，生病吃药打针甚至住院都是不用学生自己花钱的。因为我就曾在学校住过几天院。　　

在大学期间，我也曾奢侈过两次。一次是在上兰村买过一双袜子，当时叫尼龙袜，比布袜耐磨，经穿，因为是化纤的，所以，很容易发臭味。还因为当时化纤织物还稀少，所以每双的价格高达5元钱（普通的棉袜当时一双只有几角钱）。再一个是组装了一台收音机，当时叫矿石机，有组装图，只要购置到所有配件，按图示连接好就行了。喇叭，最重要，也最贵。当时我买了一个动圈喇叭，花了8元钱。而就在到太原市内买零部件的同时，在饭店的一顿中午饭的花销是，半斤粮票的米饭大约1角钱，榨菜汤（咸辣鲜，汤水兼备）5分钱。　　

在大学期间，我亲历了WG。我们的学校，直属国防科委，枪炮俱有，红卫兵组织众多，两派分歧确有，在太原市也是名声赫赫，但谈到武斗、杀人伤人，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两派的分歧，也只是限于对当权派是用大字报“文斗”，还是揪上台戴高帽甚至是坐飞机（头前倾，两手后背，样子像飞机，故名）的“武斗”，方式上的矛盾而已。【我们班，独我一人在另一组织，因不赞成“武斗”，被认为是保皇的。但是，至始至终没有人威胁我，迫害我】所以，对两派本质上大方向相同，我深有体会。所以，对那些妖魔化WG的语言，我始终嗤之以鼻。　　

在大学期间，我在农村参加了近一年的四清，从1965年下半年始，到WG 开始后返校。那里农村的生活还很艰苦，在我撰写的《感怀洗澡》一文中曾有涉及。　　

                  感怀洗澡    　　

    只因在东北呆过二十多年，而左邻右舍能有机会去该处一睹乡风民俗者实在太少，我于是成了“权威”被人视作“北方通”，每每要象“发言人”那样被人逼迫着回答为他们所感兴趣的诸多话题了。诸如东北人冬天穿几件皮衣，是否冷得尿刚一尿出来便冻成了冰棍；北方的炕是个什么样子，公婆儿子儿媳是否真的睡在同一房间，甚至同一铺炕上；北方的气候干燥到何种程度，是否那里的人长年累月不洗 澡等等。　　

   上述问题当然多数出于谣传或凭空想象。但唯长年累月不洗澡的北方人我则不仅见过，自己这个南方人甚至还曾亲身经历过。　　

   说来那是三十年前了。彼时我在山西就读大学，其间曾受命集体到山西阳泉搞过一段时间“四清”，住在一个叫西垴的村子里。村子很穷，沟沟坎坎尽是黄土，层层梯田多半年不绿。吃的主食叫“疙豆”，是由棒子面和榆树皮粉混合，借助类似漏勺样的工具做成，外形极象本地的“疙瘩”，只是细得多，短得多；副食叫“黑豆叶菜”，说穿了，就是盐水泡的黄豆叶子。因为当地习惯凡豆类都叫黑豆。吃水尤其困难，每天都要到山下排着队去挑，每次都要翻三四里山路。 　　

   四清工作队是必须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我住的那一家只有兄弟二人，父母早去世了。他家是一间窑洞一铺炕。我和他们睡在一起。兄弟俩很勤劳，待人很热情，很诚恳，就是不洗澡，汗多身体难受时就用早已失去本色的毛巾蘸水擦擦。我当然不能搞特殊,于是，和他们一样，身上有了一股酸烘烘臭乎乎甜腻腻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衣服上有了虮子，不久便长满了虱子。 　　

   尔后在黑龙江工作，又搬迁到辽宁开山修路建工厂。当时，身处深山野岭，没有澡堂，在小河里洗因水质关系又浑身长“疙瘩”，只能用水擦擦冲冲。洗澡的困难与洗澡的愿望便使其成了大家工余闲唠嗑的经常内容。于是，便有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关于洗澡的绯闻。其中之一大意是，某人于某地见一十六七岁的女孩，披头散发，污垢满身,“咂咂”（乳房）裸露，却洁白如玉。寻人讶问其故，居然是其已嫁人生子，是喝奶的幼子成天用口水用小嘴在“咂咂”左近蹭来蹭去,帮其蹭干净的。雅少俗多，很让大家乐了一段时间。　　

   不过 ，上述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时代前进，经济发展，生活提高，即使在偏僻的尚很贫穷的地方，人们也不再甘于肮脏的环境了,我在北方时，原在的单位即紧靠农村，那里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可单位的浴室、游泳池里还是不断“老乡”光顾。他们一经沐浴无不面容红润，肤色白净，加之衣饰一新，光看外表，是决难分辨谁是厂里人，谁是乡下老客的。　　

   南方的夏季，实在不如北方舒服。不只是汗流浃背，还常常从早到晚，从晚到深夜，全身没有干的时候。洗澡是每日必做的功课。正因为烦也得洗，忙也得洗，所以有时便不免多了一些相关的思考，并得到了一些启迪。比如，各人洗澡的习惯不一，有的人数日一洗，有的人每日必洗；有的人喜欢烫澡，有的人害怕水热。数日一洗者必反复揉搓，不涤去一切污垢不罢休；每日必洗者仅冲洗一过，即也干干 净净。联系昔日将“整风”将“批评与自我批评”喻为洗澡之说，深感确不乏精辟。因为形体之垢与心灵之垢论及其实无不皆垢。是呀,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事业的进步，我们有什么不洁之物舍不得洗掉呢？每日三省吾身，是一种洗法，用它自是难积尘垢。定期生活会，则有如数日一洗，当然要多搓揉一番。挨批评难免出乖露丑，要有挨烫的勇气。长期不洗，则会生虮子，虮子又会变虱子，成天叮着你咬， 让你吃不好睡不宁。 　　

   可惜，现在自觉洗这种澡的人似乎日见其少了。特别是敢于脱得赤条条的。　　

         （刊登于　1996年9月7日　《检察日报》，略有删节）     　　

四清中的记闻还有一件值得记忆的，那就是那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因为女儿出嫁，向对方要了一具棺材作彩礼，当时即被作为奇事笑谈流传于该公社内外，从今天看来，那时的农村干部，绝大多数还是能廉洁自律的。WG大串联时我又走访了山西的昔阳、盂县等农村，对农村、农民、农业有了一些真实的了解，对农民（即公社社员）的性格特点、道德倾向、价值取舍、和对生活对未来的愿望诉求，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也是我之后的生活方式形成、选择，以及始终关注其发展成长，和所谓“穷人经济学”奠基的因素之一。特摘抄当时大串联中的自己撰写的顺口溜二则，以重现当时人们真实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即革命不离口【与而今的改革、开放、小康等词语一样】，干劲始终有）也为自己重记当时的见闻与心境。其一，是　1966年11月17日　 ，在山西昔阳，写下的《颂大寨》之一：【“英雄大寨英雄人，卓著功绩举世闻。三面红旗举得高，主席思想做灵魂。自力更生创壮举，山窝凤凰展翅腾。人民歌颂争学习，颂歌处处满目春”】。 其二是，在　1966年12月4日　，在山西盂县。见闻“盂县人民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新阶段中，很多同志夜不眠，日不歇，手抄老三篇，送到农村，以帮助广大社员学习，革命精神十分可嘉！可颂”【颗颗红心为人民，乐向四海传革命。手抄雄文老三篇，主席思想帅言行。革命人民互帮助，首步抓在改灵魂。通宵不眠奈何我，志在七亿神州新】。（图片：）

（四）【工作了，拿钱了，在黑龙江省密山县一年多的记忆】　　

1968年7月，我们这一届的学生毕业了，分配了，我被分配到黑龙江的475厂。规定当年的　10月1日　到厂报到。　　

考虑到学生的经济状况，同时规定，学生可以预借7、8、9三个月的工资。我因为手头还有一些钱，所以并没预借。谁知它却使我后来凭空多拿了十多元钱。　　

回到家乡后，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农业劳动。因为，农家的孩子，全家人都在各尽其能，各家各户的人们也都在各尽其能，自己虽然已是国家干部（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乃至中专毕业生都属于国家干部管理）了，但能够因此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吗？　　

我将供职的工作单位在黑龙江密山县。与苏联相毗邻。那年的　9月29日　，我在哈尔滨换乘列车后，不久即惊奇地发现，一面坡往东已经白雪皑皑，冰天雪地了。到了我们厂子所在的火车站，下车时，地上尽是被踩得结结实实的冰冻，我这南方人走起来一呲一滑，狼狈得很。　　

报道后，我领取了三个月的工资，原本应是每月46元，因为地处边疆，另有10%的地区津贴，即当地俗称的边疆费，所以一下子便领到了151.8元，多拿了13.80元。　　

工厂的环境与学校全然不同（其实学校那时候也已经稳定下来了，派别间的对峙已经不再了。别说是武斗，连大字报也没有。但红卫兵组织依然存在），而工厂呢，既没有红卫兵派别组织，也没有大字报，完全是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　　

当时东北的生活，显然要比山西好得多。山西的主食，高粱米不少。而我在工厂的食堂里，大碴子饭，有时还掺杂大饭豆，白面馒头也是经常吃的。在农村，我曾因公到附近农村搞调查，在一位朝鲜族老乡家里吃过一顿派饭。大米饭，盛出来时，那米粒儿在碗里竟然还在微微颤动着，而且色泽似乎透明着。那一次也是我此生唯一一次看到过那样的米饭，吃到过那样的米饭。　　

黑龙江的天气，的确冷。因为我清晰地记得，　5月1日时　，自己还穿着大棉袄。　　

冬天，我亲眼看到，有人在冰面上用冰穿砸出一个洞洞，用木棍在水中搅拌几圈，便有鱼儿噼噼啪啪地跳上冰面，跳动几下，便冻得硬硬的了。这种便捷的取鱼方式，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当时便觉得很是惊奇。　　

在密山期间，听到了不少新奇的趣闻。　　

比如老人们讲的，近二十年前，也就是刚刚解放的时候，由我们厂所在的镇子到密山这一段路上，是一片茫茫的草地，冬天的大雪常常把住家的屋门封得严严实实的，外出时只能掏个洞才能出得去。　　

比如说，也是那个时候，人们在路上行走，经常会碰到张三（当地人把狼叫做张三）。还告诫我们，东北人忌讳有人在他的身后拍自己的肩膀。因为狼就喜欢用爪子从后面搭在人的肩膀上，待到人回头时即咬住人的脖子，将人咬死。所以东北人对之有高度的防范意识，南方人不懂得拍肩膀其中的利害，可能会造成不应有的人身伤害的。　　

比如说，家养老母猪为护仔，敢于勇斗饿狼的故事。　　

比如说，野猪喜欢在松树干上蹭来蹭去，蹭上松木油子然后在沙土上打滚，反反复复，使得它的皮子厚的连猎枪也无法打透。　　

等等。　　

这些，都是我这个南方人闻所未闻颇感新奇的有趣事儿。　　

在那段时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当地人居然在开春季节喜欢到山坡上去采挖婆婆丁（蒲公英）苦麻子（就是我在前面说到的苦麻菜）的根茎叶（根，白白嫩嫩，茎叶刚刚露出地面，色泽紫红），蘸着大酱吃，视为美食。而这两种草在我们家乡就只是用来喂猪的，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也没有人吃过它。　　

因为突然有了那么多的钱，而且每月都有固定的收入，除了寄点钱（比如每月十元）给家中外，可容自己支配的毕竟还是不少，（还因为自己一不抽烟，二不喝酒，连喝茶也没有习惯，基本都是白开水，算起来这几十年这方面的支出无疑节省了很是不少）所以，手脚也就大了起来，理财，备荒，那时是根本想也没想到。记忆犹新的是和徐勤山（徐勤安？）老师傅一起到山东出差时，在菏泽下面一个村子的供销社里，看到了卖白的确凉布的，不要布票，价格不记得了，似乎也不是很高，每人买了一件衬衫料，因为知道在工厂附近没有用这种布料做衬衫的，所以在路过北京时就在一个街道的缝纫店里，请他们加工制作，连做工、连邮寄费用，每人花了30元钱！在那时，这可是一大笔钱哪，所以至今还记得。这件年龄超过四十的的确凉衬衫至今我家还在保存着。（图片）

至于工作，分配在202车间，班组，包装。具体工作，沾泡。每天工作6小时，四班轮回，没有星期天。劳累程度并不如此前预料的高。在东北黑龙江的日子只有一年多一些。珍宝岛事件后，边境紧张，我们厂与邻近的几个军工企业便开始搬迁了。拆迁，装运，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黑龙江的最后一点清晰的记忆，是在哈尔滨。那是我1970年初，在往辽西建厂工地报到，路过哈尔滨换乘的时候，在市内的一辆公交车上，一个小偷在偷乘客东西时，被发觉，小偷慌张逃跑，结果车上的几十位乘客不约而同，下车围追。足足追了上百米远才将小偷逮住。这些人才返回公交车上。那样的声势和气势，说老实话，连WG的校园中，我都没有见到。而且，迄今为止，也还没有那一件亲历的事情能让我感到，能与其时激情的澎湃相比较。　　

（五） 【 辽西，历时20年，作为最为贫困家庭的岁月】　　

在辽宁省地图上，有一个地方叫杨杖子（镇）。在列车时刻表上，也有一个车站叫杨杖子。　　

它们的出现是在1974年。那里就是我们厂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从黑龙江省搬迁后重建的地方。　　

因为我们厂的落地生根，贫困山区里的一个小村子变成了一个镇。　　

因为我们厂和其他几个兄弟厂的搬迁，诞生了一条由锦州通往魏杖子的铁路（魏塔线）。　　

我是1970年春到杨杖子的，之前，我们厂的领导、干部和工人已经有不少先期来到这里，为建厂作准备了。　　

建厂的主力，建筑部门是沈阳市四建，辅助力量是沈阳民兵团和凌源民兵团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我厂的干部、技术人员　和工人　老师傅，则不仅是组织者，还是各项工程的身体力行的直接参与者。　　

那时创业的艰苦，今人已不敢尝试；那时建设的激情，今日已无法想象；那时冲天的干劲，今日已难以类比；那时人们心境之纯洁，理想之崇高，更是亘古无匹。先生产后生活，为建设祖国巩固国防，为子孙后代，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人们以苦为甜，个个勇往直前，人人力求争先，仅仅三年多时间，一个部直属的大厂，一个内含一个完全中学四个小学的大厂就建成投产了。作为亲历者，对于那些把那一代人污蔑为懒汉，说那一代人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边缘的无耻谰言，除了憎恶，除了蔑视，也只能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咬牙怒视了。【为什么工农兵这些生产建设的亲历者无不为自己的建设成果而自豪而欣慰，为祖国的建设面貌日新月异而兴高采烈，为即将实现的四个现代化的未来充满信心时，却还是有些人哀叹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呢？我曾经迷茫，也曾经探求其原因。终于弄懂了工农兵及绝大多数国人所认定的国民经济与那些人的（国民）经济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民所有的集体所有的经济建设成就，而那些人想的是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经济，那时连资本主义的尾巴都处在一点点被割的态势，那些人眼睁睁看着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肉身已溃，尾巴也将不存，作为其上层建筑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法权也在斗批改中渐趋没落，他们怎么能不哀叹自己渴望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呢？！】　　

后来，为了安排好工人的生活，在四建和两个民兵团都撤出后，工厂依靠自己的力量又先后建成了文化宫，游泳池，体育馆，液化气站，电视差转台，公共浴室等等。1978年暑假之前，我就曾在基建车间工作过几年。下面这首小诗就是记载的其中的一个场面。　　

【漫天飞大雪，遍地白如银。天冷条件差，工作难进行。向党献厚礼，工程要跃进。我班先行官，施工哪能停？班长一声令，人人浑身劲。学习大庆人，珍惜寸光阴。任务往前赶，冒雪绑钢筋。风势渐渐大，雪下阵阵紧。双手麻又木，铁筋冷如冰。绑线扎手破，雪团进脖颈。疾风知劲草，苦战见精神。老由李正国，小韩杨兰英，老胡王凤桐，还有崔振清，不怕满手锈，无视脸冻青。天冷心倍热，越干越起劲。任务完成了，个个笑吟吟。胜利不骄傲，更要当尖兵。跟着党指引，脚步永不停。实现现代化，贡献血与心。（1978年3月11日）】　　

现在说说我当时的生活。　　

过日子，一家与一家不同；同一个家庭，一时与另一时不同。1970年代，人们的生活都已大有改善，而我这一家，却是最为艰辛的时期。原向东化工厂的很多人都知道，我那时可谓是全厂生活最应艰难的第一人。因为凭我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没有户口的盲流妻子，以及以后的三个孩子。妻子的户口在江苏农村原籍，因为她家里穷，（父亲是船工，在1949年为我军运送军需时，遭土匪袭击身亡，寡母领着几个孩子度日），她只上了一学期学。我们是1968年结婚的。1970年夏，也就是我刚到辽西建厂工地不久，她也探亲来到了我处。当时的工人们住的都是草棚子，只有厂部等几个主要单位租住在农户家中。厂领导和相关部门为了照顾我们，特意为我们租用了一户人家的一个房间（其实就是一铺炕）。在那里我们住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她闲来无事，同时又是一个劳动惯了闲不住的人，所以有时也到工地上铲铲土石，但因为她毕竟既不是职工，也不是民兵团的人，且无户口，不符合条件，每次都被主管的领导婉言谢绝了。就在那一个月里，妻子她怀孕了。回到家乡后，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男孩。在那之后的三年左右时间里，除了探亲假我回家探望父母和她们母子俩以外，一直是两地分居着的。1973年，我们的孩子意外溺水身亡。妻子的身心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打击。在父母、邻居、生产队生产大队干部们的劝导下，妻子随我来到了工厂。　　

住房：住房，无疑是每个家庭的大事，是需要筹措的大项。因为妻子没有户口，在厂里来说，我仍是独身，不具备分配正式房子的条件，所以，我们在1980年之前，一直住着临时性的或是被淘汰的房子。先是“预制件”（沈阳四建在时，建筑工程需要预制大量钢筋混凝土构件，制作预制构件的那个地方当时人们称之为“预制件”）的打更房，四建的部分职工先期撤走后，我们又搬进了他们曾住的工棚（屋顶是木板的，内部有炕，两侧有窗），再后来又搬进了条件更好些的与马号（养马所在）相对的一栋二层小楼里。这栋小楼原来是作为工人家庭的住宅建造的，后来放弃不用了，所以里面没有装修，墙壁也没有粉刷，但是上下两层都有炕，而且炕很好烧，与之相连的锅灶只要很少的柴草就能把锅烧开，同时炕也就热了，夜间一点也不冷。1978年我到厂里的中学任教，1980年我们又搬进了白马山的家属楼，在二层，两个大房间，冬季有暖气，仓房里有菜窖。1988年又搬进了学校近旁的家属楼，条件较之白马山又更好了一些。所有这些动迁都是单位领导（班组、车间、科室、学校）与厂相关部门以及厂领导协商安排的，我自己即使报告或申请都没写过一份。而且在那十几年里，水电费、取暖费也都没有收过。1976年唐山地震时，我们厂震感强烈，单位同样为我们修建了抗震棚，也同样无论是材料还是人工，都和其他职工家庭一样，没有收缴过哪怕一分钱。　　

吃：吃的问题，更是大事。坦率地说，辽西的吃，远逊于黑龙江。粗粮多，米面一类细粮很少。虽然南方人和朝鲜族同胞享有照顾，也只是每月的大米供应比旁人多一倍即每月四斤，除了面粉每月一斤或者二斤以外，其余就都是粗粮了，而粗粮中的高粱米或高粱面很不容易消化，因为我在山西就读大学时，参加四清患上了慢性胃炎，症状是每当自秋入冬时和冬去春来时便要发作，胃凉胃痛，痛时便不想吃饭，越不想吃饭便又越痛，症状常常延续好几个月。因为食堂的主食中高粱米高粱面很多，所以，我的胃痛也不时发作，虽然总是避开高粱米（面）选择窝窝头还是无济于事。妻子来后，我们便自己做饭吃了。早晨，苞米面糊糊，外加一个或两个鸡蛋，（那时的鸡蛋并不难买，集上就有卖的。每个星期天都有集，先前上刀尔登赶集居多，后来则多数是上佛爷洞，一西一东路程差不多，都是20里左右。集上粮食、蔬菜、鸡与鸡蛋、猪肉，还有像松蘑一类山珍，都有卖的。鸡蛋是论个卖，5分钱一个。妻子生大儿子时，我曾请同在一起工作的临时工小阎，从他们村子里买回来一水桶鸡蛋，她每天吃十几个，整整一个月也没有间断过）鸡蛋的吃法是去壳后用开水一冲，再用筷子搅拌搅拌就喝下去。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在今天看来这样吃法既不科学也不卫生，却居然治好了我的慢性胃炎疼痛。而且，三十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那样疼痛过。凭我一个人的粮食定量，（尽管因为工种，我的定量曾经达到每个月40多斤）终究还是不够的。所以，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去赶集，去买粮食。当时集市上的粮价，苞米面0.30元—0.35元/斤；也有小米子卖，因为当地百姓将之看做等同细粮，所以价格更高，一般都是0.50元/斤。猪肉的价格基本与居民凭票购买的相同或者略高一些。孩子们很辛苦，因为也得跟我们一样吃苞米面大饼子，喝苞米面糊糊，外加一些从供销社购买的动物性状的饼干当零嘴吃，（这种饼干有时要粮票，有时不要）最多的时候，我每个月曾经要买到80斤苞米面，为此要花费24元—28元，加上粮食供应本上定量，每月最多的粮食支出不超过32元，最少是14元，较多的时候是在20—28元之间。因为我每月的工资收入（不计夜餐费等）稳定有61.6元，所以，基本上每月还有30元左右供作它用。其它保证“吃”的大项费用还有，冬菜（因为北方的冬天所需的蔬菜都是秋季购置储藏在菜窖中以备随时取用的）：大白菜，每人按120斤计，四人份大致在5元钱左右（每斤多在0.01元）；萝卜：几十斤，共需1元钱左右；土豆，按100斤计，大约在5元钱左右；大葱，也是几元钱。就是说，这些只要20元左右就行了。开始时烧炕做饭，用的是柴草，山沟沟里，所在皆是。后来，工厂里自建了液化气储气站，工人家庭充一罐气大致是10元钱，平均到每月花费也就3元钱左右。在吃的方面花费最大的还是水果。辽西盛产苹果，一贯的价格是一等国光苹果（当时最优等的苹果）0.136元，到果园采购落果只有0.10元或更贱。黄元帅苹果放久了香味扑鼻，果肉变得很“面”，价格更低一些。我家一般每年都要买两筐国光苹果，一筐黄元帅，每筐净重60斤，需要花费20多元。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因为一位工友不忍看到我的孩子们吃得不好，特意把自己喂养的一头奶山羊以5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我们。这头奶山羊早晨挤一次奶，晚间挤一次奶，一天出奶一大茶缸，约莫二斤多。我们一直养了近十年，喝了近十年的奶。直到白马山家属区卫生管理需要，禁止养羊养鸡后，我们才将它卖给了他人，彼时我妻子及儿女的转城镇居民户口已经批下来了。　　

教育：我们厂对外的名称是向东化工厂，我是1978年借调到厂办中学当教师的，直至1989年调离向东化工厂止，其间除了教过一学期初三外，其余都是教的高中课程，毕业班也教过几届。我的大女儿是虚岁六岁上的学，学校在东地。儿子上小学是在白马山。不知是因为我是教师的原因还是因为工厂的原因，孩子们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有交过学费（虽然其间有好几年他们的户口都在江苏农村而不在辽宁，更不在厂区。总之对于他们的上学我从来没有感到过是一种负担。为了加强他们的课外学习，我倒是没有吝惜工本，为他们订阅了大量的期刊报纸。比如《小学生》《苗苗》《花蕾》《智力》《红领巾》《孙悟空》《金钥匙》《少年科学画报》《连环画报》《知识窗》《当代少年》《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我们爱科学》《中学生数理化》《摇篮》报《童话报》《小学生学习报》《中学生学习报》等等。当然，因为我本身爱好读书，喜欢写点儿什么，所以，自己也先后订阅了不少期刊，《花溪》《鸭绿江》《飞天》《海燕》《人民文学》《诗刊》《民间文学》《小说选刊》《《科学实验》《农村科学实验》《现代化》《国外科技动态》《当代诗歌》《当代》《十月》《钟山》《春风》《啄木鸟》《译林》《长江》《电影文学》《人民电影》《电影、电视、文学》《中外电影》《中外电视》《瀚海潮》等等，等等。当时杨杖子邮局的邮递员就曾感慨地对我说，整个向东（化工厂）就数你订的报刊多。虽然每年订的报刊不少，但就当时来说，花的钱并不很多，16开本的页码在256页或更多的大型刊物，多数都是每册一元钱，因为是季刊，所以每年订阅一份这样的只要4元钱，只有《译林》相对贵一些，每册1.20元，也只是4.80元，在看到现存的二十多本期号相连的《译林》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曾连续订阅该刊物长达七年之久。中型刊物，当时每册只有0.30元左右，小型刊物每册则是0.10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每年订阅大型刊物一种，中型月刊3种，小型月刊三种，一共70多本杂志，每月都有起码6本杂志可供阅读，所费呢，仅仅20元钱而已。而这仅仅是我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　　

医疗：现在的工薪阶层，谈医色变者比比。因为那是一个洞，那个洞有多深，是否有底，自己心中根本无数。我在这段时间，却没有感到这方面的负担沉重。主要的是当时的药品价格非常低廉。比如治疗感冒的药物，去痛片（感冒不发热时用）每片0.01元，索密痛（感冒发热时用）每片0.01元，也就是说，如果感冒用药，三天的量，药价只要9分钱。妻子和孩子作为职工家属，还享受半费待遇。即使住院挂水，企业职工医院也不收取床位费等费用，花费也是很少。不仅是在职工医院，一次我们自江苏赴厂时，妻子得了泌尿系统感染，疼痛难忍，在路径北京时，已是晚间，问询到一家医院，挂了急诊，医生给开了几片呋喃坦啶，待到工厂时，病症居然已经完全消失了。看病花的钱呢，好像挂号费是0.20元，药费也就一两角钱。需要指出的是，药费飙涨的时间并不很长，因为我还存有一张1990年代初期一位老中医为我开的处方笺，里面开的五付中药（五天药量），才花费1.29元。相当于每天才用0.26元。再有一件使妻子念念不忘的事是，她在厂医院生育最后一个孩子时，同时做了结扎手术，住了好几天院，事后医院不仅没有收取治疗费医药费，还给她发放了30元营养费。　　

文化生活：文化生活是我每年支出的重要方面。我喜欢胡思乱想，还爱写写东西。稿纸每年十本八本还是要的，那几块钱指定是要花的。一分钱一只的信封块数来钱也是不可省的。投寄稿件每封信3分钱。还有参加文学创作函授，每年也要十元钱二十元钱不等。但这些投资在大多数年份我都能由稿费回收回来。比如我曾写过一篇教师题材的文章，在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有奖征文中刊于《内蒙古教育》，获得了二等奖，奖金30元。因为重视文艺欣赏和文化熏陶，所以，在这一时期我还添置了电视机，北京牌，420元，是我在天津服役的弟弟帮我买的，当时甚至还是厂里买的比较早的，因为效果不错，每天晚间我们屋里都会涌进一些小朋友来。　　

至于衣着，添置新衣的情况很少。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则是常态。　　

说实话，当时生活时大计划是有的，即该保证的坚定不移，坚持不欠外债，坚持略有结余，以备不时之需。但并没有形成“量入为出，不慕虚荣瞎抖擞；聚沙成塔,只求实惠细花钱”“子女上学第一食二住三着力落实；精神享受为四衣五行六精心规划”的字句，这两则对联是后来回顾总结当年如何度过艰难时才形成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它的的确确是我治家特别是1990年代治家理财的方法和心得。简而言之，我的这种穷人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完全彻底的计划经济，是按照实际所需的急缓分层次予以保障的经济，是坚持量入为出的确保现实需要同时又防患于未然的穷人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是这样做的，在市场经济时代更得这样做，必须这样做，因为对于常常入不敷出的穷人们来说，收入与支出一直是个未知数，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未知数。　　

还需说明的是，那些年份，我从父母及弟弟们得到的帮助是巨大的，从工厂、从车间、从班组，特别是从架工班和班长王连科这位劳动模范身上得到的教益和帮助都是很巨大的。每年春节期间，父母都特意把家中杀猪的猪板油或者最好的肉通过邮局寄给我们。工友们则常常陪我去赶集，帮我买冬菜，运送、窖藏冬菜等，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　　

（六）                               【最近二十年的心得】　　

作为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老头儿，作为一个纯粹而又典型的工薪阶层，自我感觉是，最近这二十年来，我过得是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具体而言便是：平均收入即使相比一般的工人师傅还是略高而不是略低，较之农民兄弟则更是如此；已历的烦心事儿诸如子女的上学、就业、结婚等等相比多数国人还是较少而不是较多；预想到的可能出现的焦虑事项诸如衣食住行就医养老等等也不会比老中青诸辈人等更多更甚。但较之此前的年份还是脑筋费过许多，头发愁白的多了许多。因为曾经不以为然的住房、医疗、教育、子女婚嫁及赡养老人、人情支出曾经使我从既无外债又有结余的无忧虑状态转而为一再陷入债务危机。　　

回想这20来年，我放声歌唱过，我深情展望过，我自我安慰过，我陷入迷茫过，我反复思考过。对象，古今中外，前三十年这三十年；方法：反复地“如果”，“如果不”“如果那”“如果那是我”“如果我是那”；反复地对比。　　

下面所录的是我１９９５年８月５日发表在《工人日报》的家庭理财文章，可供参考　　

家庭成员  xxx ，1968年大学本科毕业，双职工，供职于供销系统某大集体企业，企业效益与职工收入在全县居先进地位。全家四口人，一子一女均正在就读大学。　　

1993年经济收支概况：　　

总收入：全年工资奖金收入8532元，亲友资助600元，人情往来收入230元，稿费及参加征文获奖160元，合计9522元。　　

支出：　　

1. 文化教育支出：（上半年子女均上高中，下半年一大学一高中，均住读）（1）学杂费、住宿费、代办费：2600元；（2）住宿生日常零用及生活费1060元；（3）学习用品、书刊购置310元。合计3970元，占全年总收入（下同）的41.7% ；　　

 2. 父母、岳母赡养费500元，占502% ；　　

3. 企业新增股金扣300元，购国库券300元，还债务200元，分别占3.1% 、3.1% 和2.1% ；　　

 4.人情往来900元，占9.5% ；　　

 5. 衣食住行、水电气、养老保险、人身保险约3160元，占33.4% ；　　

6. 为孩子上学所需，每月定额储蓄220元，储蓄4个月，共880元，占9.2% ；　　

全年总支出10210元。　　

1994年经济收支情况：　　

总收入：全年工资奖金收入9310.35元，稿费308元，预发调资款600元，亲友资助600元，举借外债2000元，累计12818.35元。　　

支出：　　

（1）   文化教育支出：（1994年9月，又一孩子考上大学）全年学杂费4355元，在校生活费约3200元，购学习用品书报刊约573元， 合计8128元，占年总支出（下同）的51.5% ；　　

（2）   人情往来850元，约占5.4% ；　　

（3）   父母、岳母赡养费500元，念及我的困难，实际仅收300元，约占2%；　　

（4）   企业股份制改造增扩股交款3700元，占23.43%；　　

（5）   购国库券200元，偿还债务600元，分别占1.27%和3.8% ；　　

（6）   衣食住行、 水电气、养老保险、人身保险约2000元，占12.6% ；　　

全年总支出约15778元。　　

治家理财格言：　　

     量入为出，不慕虚荣瞎抖擞；聚沙成塔，只求实惠细花钱。　　

     子女上学第一食二住三着力落实；精神享受为四衣五行六精心规划。　　

      过今日算明日想后日，和和顺顺，少置衣裘留底劲；建小康奔大康谋众康，认认真真，博学本领奔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