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理发

【太阳能热水器】忽然想到：理发

弟兄七个中只剩下身为老大的我和老七脑袋上还留有较多的头发了。

为了清清爽爽地过夏，由妻子首议，我去理发店将分头改为了寸发。

是在镇上人气最火价格最便宜的那家理发店理的，三元钱。

有生以来，除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由家取道南通往上海，由上海坐轮船去青岛，顺道探望同在彼处海军服役的三弟及妻弟，在南通乘侯船之际，花两毛钱理过一次发，算是在城市理过发了之外，都是在村或镇一类的理发馆或剃头店理发的。所以，我不知道在城市里纯粹剪个头要花多少钱，但就目下而言，三元钱剪个头，在我们镇上也已是便宜得仅此一家，别无它店了。

全国有多个地名与我们镇名相同，但我们镇有个区别于其它的地方，那就是它的北侧二里半处有一个地方叫牛车桥。

我的家就在牛车桥。

牛车桥这地方现在想起来很怪，它既不是镇，太小了，因为南北约莫只有里数来长，中间横贯着三四米宽的间有碎砖夯实的通路，东西两侧则是一大一小两条河流；也不是村，因为我们村公社化时是一个大队，下分九个小队，而牛车桥只是其中的两个小队。

小时候依稀记得在偏南段处河上的确曾有过一个桥，因为 小时候没见过牛车，对于该桥能否通行牛车没有概念，现在回忆起来，纵使该桥以前曾经通行过牛车，到了1950年之后，大概它是再也不能承载牛车了。

我们镇上，在我1963年上大学之前，理发店有的已经集体了，一个门面房，里面摆着五六个理发用的椅子，满客的时候，五六个理发员一起上阵，因为他们已经使用电推子理发了，还穿着一样的工作服，价格同样是一角钱。但在农村，譬如我们牛车桥，却一直是个体的理发店理的。临近我家的剃头匠叫陈如喜，靠南头的剃头的叫徐兆香。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个体专业户，他也可以到生产队干活，照样记工分，但剃头的收入是全归自己，不用上交生产队记工分的。一直到公社大队生产队解体，都是这样。

其实毛泽东时代有许多方面是容许个体经济存在的。还是就牛车桥来说，个体的缝纫店，也就是为他人做衣服，收取工钱的，就有好几家。比如紧挨着我家的小约翰，后来搬到我家路东斜对面的徐同喜，一般的做（缝纫）一件衣服四角钱或五角钱。还有做豆腐的，人们一般是拿黄豆去换豆腐百叶。这些也都是不用将收入交到队里核计成工分的。

更有一项职业是杀猪的。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的农民（社员）几乎家家都是要养猪的。像我们这里，一家每年养两头猪的很多。一条卖给国家，国家除付给现金外，还奖励给饲料粮。一条则是自家食用。杀猪不等于杀鸡。杀猪是要讲技巧，且要有实力的。不可能都牵到食品站去杀，事实上几乎都是请专门的个人上门来杀猪。我们大队的杀猪“个体专业户”名叫徐福礼，就住在牛车桥，就在我们第二生产队。那时杀一头猪的工钱是多少，我不知道，因为我家及邻居家杀猪，杀猪的人都是割上二斤肉或二斤半肉带走，同时在养猪人的家中吃上一顿以猪的内脏为主作菜肴的饭，是不再另收工钱的。

而据我所知，上述这些事实上的个体职业者，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被批被斗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过。

为什么？也许是那样做既能解决社员群众的实际需要，又能方便群众的实际需要，，这也就是当时的口号，“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吧。

自1963年离家，在大学里5年，在黑龙江、辽宁工厂里当工人搞技　安做老师整整21年，在学校怎么理发的，不记得了，在工厂里，可以说，就理发而言，我极少极少花过钱，因为都是具有理发技能的工友帮着剪的。有的是班组集体筹钱买一套理发工具，有的甚至是有理发技能的那位工友自有的理发工具，在班前班后，工作之暇，义务为大家理发。我自然也享受到了这种待遇。

1989年我回到家乡本镇，在县供销社下辖的一座工厂里工作。理发便都在镇上的理发店里了。记得最初时是理一次发二角五分钱，后来 从五角钱、一元钱，一元五角钱、二元钱，二元五角钱、三元钱，渐次提价，每天都顾客盈门人头攒动的这一家，男女理发均为三元，在此附近已经是绝无仅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