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蛋糕的正确分配方案

社会主义蛋糕的正确分配方案　　

梁伦生　　

笔者曾写过一文题目为《论腐与反腐中得与失的产业化可行性开发》，最先发在央视《网评天下》论坛内，同时又发到了新华网论坛内和人民网论坛内，现在查之都被删除！意在窃取他人的劳动成果！但还有：http://www.yadian.cc/blog/26674/可见。《论腐与反腐及其对策》还有：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01/67320.html可阅！都有这样一段话：　　

综观人类历史，‘腐’与‘富’是唇齿相依的。而‘反’与‘穷’也是相辅相成的。在高度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贫穷确在不断的在增加。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10亿人增加到1995年的13亿人，并且每年还以2500万的速度递增”[4]。这是由于科学生产力替代了人畜生产力的具体表现；是用先进的科学生产力来挖掘人类自然资源，比相当落后的人畜生产力来谋生存的人群要高出成千上万倍的真实写照。所以，利用科学生产力的人群的收入所‘得’，比利用人畜生产力的人群的收入所‘得’的物质财富，也自然而然地要多成千上万倍。因此，‘穷’与‘富’的矛盾就自然的产生了。由于科学生产不可能生产自然资源的缺陷；加之科学自身在不断更新换代等客观因素。使‘穷’与‘富’这对矛盾，永远也不可能消灭。所以，只有根据这一规律，尽力和谐、公平公正地达到‘穷’者数量和‘富’者数量尽可能的少，控制使之达到一定的平衡程度；尽力和谐调控平等，使‘穷’与‘富’平均值的相差额值尽可能的小。因而,又出现了如何定性‘穷‘与’富’的问题。自从人类有‘穷富’史以来，‘穷’是有标准衡量的，而富是没有标准限制的。并且，衡量‘穷’的计算标准是以时间段来进行的。根据这一规律，就很容易得出要解决这个问题的透明平面控制平台：“五层次宏观和谐调控平台”。　　

    大家知道，‘穷与富’的划分是用时间段年来计算的。即在一定时间段内，一个人能得到的财富值的多少来进行衡量的。“年平均纯收入”和“年平均消费支出”是用来计算的具体依据。“贫困标准”是在一定时间内，衡量‘穷’的度量衡。通过一系列化的数据表示，就能体现出各种不公平的迹象：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地域差别、官民差别以及社会保障差别等等直观数据。因此,针对这些迹象所出现的问题，就能用直观的“五层次宏观和谐调控平台”将这些社会问题透明化。既利于‘反腐’工作的进行，又利于‘反腐’的产业化开发，更利于社会和谐和社会进步。为了说明透明化的问题，更好地了解“五层次宏观和谐调控平台”的结构及运用等问题。先按下列分类法把“五层次”即：“救济层”、“贫困层”、“和谐层”、“富裕层”和“富人层”。将五个层次依次进行,既科学，又客观的具体分类（计算以家庭为单位）。　　　　

    1、凡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我国贫困标准”（我国的贫困人口标准是农村人均年纯收入为625元）与“国际贫困标准”（国际贫困标准是每天人均收入1美元）的平均值，即：[(625+366*8.5)/2=]1868元，再与“我国贫困标准”的平均值[（625+1868）/2=]1247元(这数称为“穷顶值”）再加上本值乘以全国经济增长总值以下,并在年均收入中减消全国人均消费值超出值后。凡家庭人均年收入在（负——1247+1247*全国经济增长总值）之间数值段的人群层，统称为“穷人层”,或称为“救济层”；　　　　

    2、凡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穷顶值”1247元以上，“国际贫困标准”年均收入(366*8.5=)3111元再加本值乘以全国经济增长总值以下，并在年均收入中减消全国人均消费值超出值后。凡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247+1247*全国经济增长总值—3111+3111*全国经济增长总值）之间的数值段的人群层，统称为“贫困层”；   　　　　

    3、凡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国际贫困标准”（366*8.5=)3111元+3111*全国经济增长总值以上，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值再加上本值乘以全国经济增长总值以下，并在年均收入中减消全国人均消费值超出值后，数据段内的人群层，统称为“和谐层”。例如：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280.0元[9]，那么，计算出“和谐层”数值段是（3111+3111*全国经济增长值—6280+6280*全国经济增长总值）之间的数值段的人群层,统称为和谐层。　　　　

    4、凡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再加上本值乘以全国经济增长总值以上，在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值（这值称为“公平值”）。“公平值”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和(这值称为“富裕顶值”），再加上本值乘以全国经济增长值以下，并在年均收入中减消全国人均超出值后，数据段内的人群层，称为“富裕层”；例如，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280元；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2253.4元[9]；平均值,即“公平值”是[（6280+2253.4)/2=]4267元。“公平值”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和是（4267+6280=）10547元。那么，计算出“富裕层”的数值段是（6280+6280*全国经济增长总值—10547+10547*全国经济增长值）之间的数值段的人群层为“富裕层”。　　　　

    5、凡家庭人均年收入在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公平值”之和即“富裕顶值”再加上本值乘以全国增长值以上，并在全年均收中减消全国人均消费值超出值后，数据段的人群层，统称为“富人层”。例如：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6280元[9]；公平值是4267元；它们之和是10547元。那么，计算出“富人层”的数值段是：（10547+10547*全国经济增长值—无穷大）。　　

    还规定：以“公平值”与各层次平均值之比称为“公平指数”。根据“五层次宏观和谐调控平台”的透明度，把腐与反腐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将‘反腐’中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得’与‘失’以“公平指数”来进行调控，使腐者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永固居于反腐者之下。也就是将腐者家境调节到“救济层”，将反腐者家境调节到和谐层。　　　　

    据此，我们先分析一下1998年—2004年[9]的“公平指数”。“公平值”依次是：3794元；4032元；4267元；4613元；5089元；5547元；6179元。　　　　

   “富人层”依次是：9219元以上；9886元以上；10547元以上；11473元以上；12792元以上；14019元以上；15421元以上。　　　　

   “富裕层”的平均值依次是：5688元；6048元；6400元；6919元；7634元；8321元；9268元。　　　　

   “和谐层”的平均值依次是：4268元；4883元；4696元；4986；5407元；5792元；6267元。　　　　

   “贫困层”的平均值是固定值：[（1247+3111）/2=]2179元。　　　　

   “救济层”的平均值是固定值：[（0+1247）/2=]624元。　　　　

   “救济层”的“公平指数”依次是：16.45%；15.48%；14.62%；14.99%；12.26%；11.25%；10.10%。　　　　

   “贫困层”的“公平指数”依次是：57.43%；54.04%；51.07%；47.23%；42.82%；39.28%；35.26%。　　　　

   “和谐层”的“公平指数”依次是：112.49%；121.11%；110.05%；108.09%；106.25%；104.42%；101.42%。　　　　

   “富裕层”的“公平指数”依次是：149.92%；150%；149.99%；149.99%；150.01%；150.01%；149.99%。　　　　

由此可见，“救济层”和“贫困层”的“公平指数”越来越小，表示越来越不公平；“和谐层”的指数除1998年以处，也逐步递减，表示向和谐相‘反’的方向发展；透明的不公平，对社会的信用度也会越来越低；与和谐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只有“富裕层”变化不大，表示满足于现状。总的趋势是：‘反腐’的因素透明出越来越大的迹象。　　　　

三　　

    根据世界银行《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显示，“在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每天仅靠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活”[4]。占世界人口总数的66.67%；有12亿人每天靠1美元来维护生活”，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0%。而我国只有1.06亿人，占我国农村总人口的11.5%。因此，可以分析一下我国的收入分配“公平指数”情况。　　　　

    根据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2002年“全国9亿农村居民总收入”是(2475.6*9=)22280.4亿元。占“全国4亿城镇居民总收入”的72.31%，而人口是城镇人口的225%，“公平指数”是60.62%。　　　　

    根据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02年“全国4亿城镇居民的总收入”是（7702.8*4=)30811.2亿元，占“全国9亿农村居民总收入”的138.29%，而人口只有农村居民的44.44%，“公平指数”是：188.61%。是农村人均的3倍多。　　　　

全国城乡总收入是（22280.4+30811.2=)53091.6亿元。“公平值”是4084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11.15% 。是农村人均的3倍多。因此，城镇1个人就占用农村3个多人的财富。而农村人的工作量又是城镇人工作量的3倍以上。区域差别更是严重。就拿2004年上海市与重庆市、浙江省与贵州省来说。上海市与重庆市的“公平值”是（16682.8+9221/2=)12952元；全国的“公平值”是6197元；平均“公平指数”是209.0%；上海的“公平指数”是269.21%；重庆的“公平指数”是148.80%。比上海低120多个百分点。浙江省与贵州省的“公平值”是[（14546.4+7322.1+5944.1+1721.6)/4=]7384元；平均“公平指数”是119.15%；浙江省城镇“公平指数”是234.73%；浙江省农村“公平指数”是95.92%；比城镇低（234.7-95.9)138.8个百分点。贵州省城镇“公平指数”是118.16%；贵州省农村“公平指数”是27.78%。比城镇低（118.2-27.8)90.4个百分点。比浙江省城“公平指数”低（234.7-27.8)206.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地区性差别相当的大。　　

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造成‘反腐’的最大因素。是‘反腐’产业化开发的最有利条件。因此，对于腐者的“五层次”调节很有必要。全国一盘棋进行“五层次和谐调控”。使富裕地区的腐败分子调节到贫困地区去。并且全家一人腐败，没收全家的一切财产，全家人口全部调节到贫困地区的“救济层”中去，接受国家救济。　　

上文虽然是论腐与反腐的，但切实可行地给出了社会主义公平的分配方案作为反腐的药方！因为是在2005年底写成的上文，所以，相关依据数字只算到2004年止。但被有关部门窃取本人的研究的劳动成果！2011年11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就是证据！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二、扶贫开发的成就　　

    十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态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农村居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价指数的变化，将全国农村扶贫标准从2000年的865元人民币逐步提高到2010年的1274元人民币。以此标准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68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10.2%下降到2010年的2.8%。”其中的“1274元”就明显是窃取了本人的劳动果实——“穷顶值”“1247元”的结论！因此，一个社会主义的蛋糕正确分配方案的劳动成果被执政精英集团窃取而成了今天薄熙来和汪洋的“蛋糕论”之争；成了执政精英集团招摇过市的资本！ 　　

2011年11月18日晚于三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