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贡献

论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贡献

晨明

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明白，近三十年所谓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颠覆社会主义、复辟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过程。现在的经济是官僚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现在的政治是官僚资本主义主导的政治，现在的文化是官僚资本主义主导的文化。早在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初期，据说邓小平就在他起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提纲上写了“要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发展一段资本主义”一句话。公开讲出来时虽然成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去掉了后半句，但本质仍然未变，仍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员令。和苏联不同的是，中国拥有毛泽东及其光辉思想的宝贵遗产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因此中国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从一开始就受到广大人民、广大党员和广大干部的坚决抵制。他们不得不花费时间从组织上进行镇压、清洗、赎买、招降纳叛、培育接班人；他们也不得不在理论上把自己的真实目的尽量隐藏起来，不敢轻易丢掉共产党的旗帜，不敢轻易丢掉社会主义的招牌。他们只能采取修正、篡改和一步步欺骗的手法，搞乱社会主义理论，搞乱人们的思想，以售其奸。他们最终还是要彻底丢掉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的。网上流传的邓小平临终政治交代已经透露出这个信息，不管这个材料是真是假，他所反映的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阶级愿望是不用怀疑的。但是，客观矛盾的发展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两极分化，官僚贪污腐败屡禁不止，国家经济逐步被外国控制；这些事实，激起了工人阶级、广大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奋起斗争，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这种斗争的成果。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并没有停止行动，他们还掌控着不小的权利，他们企图用层层封堵的办法，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阻碍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所以，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邪说，澄清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当前无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艰巨而又迫切的任务。

                一，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和建设实践中发展阶段。

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头脑里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冲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应，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恩选集第三卷308页）同时，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也“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恩选集第三卷404页）。

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基础的这些话引用出来，是因为这样做在今天是非常必要的，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说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的，都是在分析现实矛盾、解决现实矛盾的实践中产生的，都是一定阶级要求的反映和既往先进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具有质的确定性、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决不允许随意解释。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只有一个。虽然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形式和方法，但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社会主义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也不允许离开现实社会矛盾、离开工人阶级解放、离开人类文明进步去随意“创新”。

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为标志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详尽阐述了由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历史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固有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造成了两大后果。一方面，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另一方面，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的除掉。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成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这些，就是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根据。变生产资料私有为生产资料公有、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文化取向，这三条，就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主要规定，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什末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指明了基本内容。恩格斯明确说过，“从……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他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辩证法.》马恩选集第三卷573页）。自从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巴黎公社起义、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成功，即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又反过来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今天，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上尚处于主流地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无产阶级革命阶段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仍没有过时，并且直到资本主义消灭之前都不会过时。

然而，任何进步的理论都有一个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同一概念交替使用的，后来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并第一次把这个过渡时期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而共产主义社会则被称作“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但是，马克思后来也没有详细论述“第一阶段”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制度的详细内容，特别是对第一阶段的经济结构同“高级阶段”有什末异同，几乎没有进行论述；革命胜利后是一下子把全部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还是逐步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并没有做出明确回答；只是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他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哥达纲领批判》）。虽然这个论断已经是非常伟大的，然而囿于实践的限制，毕竟不是十分明确。恩格斯关于革命胜利后国家立即开始消亡、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或归社会占有的设想又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预见在理论上多少发生矛盾。特别是对于生产资料管理权的问题，没有作为所有制的重要内容明确提出来。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路径，并且提出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之后的政治经济只是作了初步的、有些地方还不够明确的预见。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注明为“通常称为社会主义”，并且指出“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在一定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当时无产阶级专政时代还没有到来，列宁还不可能提出更多的东西，但从此开始，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已经明显区分为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社会主义已经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为人们认识。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提出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世界薄弱环节突破、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观点，并在实践中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列宁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坚持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中国新资产阶级理论家如李锐者流，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攻击中国共产党继承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无知妄说。李锐者流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鼓吹被马克思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民主、宪政是人类普世价值，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否定剩余价值学说，美化资产阶级剥削，连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小丑，搬弄马克思的个别字句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实践中的创新，主要是为了寄托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前进的那点仇恨罢了。

列宁虽然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作了不少积极的探索，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列宁逝世后，从理论上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本质区别，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特点作进一步科学探讨，仍然是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根本任务。斯大林正确指出社会主义一开始还不可能一下子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或者社会所有，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生产；不能把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和国家做出的实际计划等同起来，为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特点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全面系统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将无产阶级夺权之后的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化，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实践中，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的。

二，毛泽东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贡献

毛泽东同志依据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存在这个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两大贡献，一是“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二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我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虽然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但公有制中全民所有制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还有待于创造条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公私合营中资本家还拿定息，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存在、农村自留地的存在，都说明国家还承认一定的生产资料私有权，但由于管理权都掌握在党和国家管理人员手中，这些少量的私有权处于被限制的状态。第二层意思，公有制经济中，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处分权还不得不暂时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这既有历史的合理性，又是最重要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社会主义时期加以限制和逐步地加以改变。

所有制包括所有权、管理权、处分权。所有权是最基本的权利，所有权决定管理权、处分权，但是管理权、处分权也非常重要，并对所有权起着举足轻重的反作用；甚至有利用管理权处分权改变所有权的可能。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和董事会一般并不直接管理企业，常常委托CEO或者经理直接管理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处分权表面看是分离的，但实际上资本家、董事会利用法律、公司章程、组织安排等对CEO或者经理进行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以防止他们利用管理权、处分权侵害和改变所有权。总统不过是资本家阶级的总CEO。尽管如此，这种矛盾也是经常发生的。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只是基本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问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管理权、处分权的问题，管理权、处分权还不得不暂时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少数人掌握管理权、处分权显然是矛盾的，由于公私合营企业中管理权也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所以这个矛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主要表现。对于这个矛盾不正视、不正确加以解决，就非常容易出现少数人利用管理权、处分权改变所有权的问题，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虽然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但其成员则并不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原来就是党的同路人，有一部分在新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变质。仅仅所有权归社会所有了，管理权处分权还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有制就不能认为已经解决了。那种认为共产党掌权就等于人民当家作主的观点，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这个根本问题上提出“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的科学论断的。

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管理权处分权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在总结我国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经验时说：“我们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中，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权力完全掌握在工人的手中，资本家简直没有发言权，厂方办事要看支部书记的脸色。……实际上企业的管理权是掌握在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的手里。”“现在，在公司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106页、289页）说明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管理权”对“所有权”的反作用，利用管理权可以改变所有权。因此在谈到社会主义所有制时，他也特别强调管理权的重要性：“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同上书第805-806页）。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一直很明确，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主体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他特别强调：“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力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他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力就不能保证”（同上书275-276页）。这些谈话也包括了上层建筑的管理权的问题，但也明确指出经济基础的管理权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也明确提出，党内有派，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修正主义者和右派，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管理权、处分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同志上述精辟见解，决不是书斋式的推理，而是现实矛盾在他头脑里的反映，是他一刻也不曾忘怀的工人阶级广大人民解放所遇到的障碍和问题在他头脑里的反映。鉴于农民起义领袖在个人地位有所改变之后腐化变质的教训，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前夕就谆谆告诫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在社会之以改造刚刚完成的时候，他又提出并实施著名的开门整风运动，让社会监督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党内，当时对待官僚主义的认识，刘邓等人同毛泽东是有很大差距的，刘邓等人仅把官僚主义看成工作作风问题，看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参见邓小平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而毛泽东则把它看成关乎国家命运的大问题。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解决了，别的矛盾有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厌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选五卷第325-326页）后来毛泽东同志曾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最终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科学命题。这些问题的内涵，其实都是管理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和如何防止管理权发生质变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亲自进行社会调查，九大期间两次对管理权问题作出现实的判断。他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所有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形式上解决了，是形左实右。如北京木材厂、车辆厂，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也有共产党，有的是走资派。他们搞物质刺激，搞奖金挂帅，利润挂帅，管、卡、压。我看所有制还没有解决。学校也是如此，领导权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认为，“所有制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显然改变了原先的乐观看法。他清醒地判断说，“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所有制变更了，但又没有解决。“变更了”就是指所有权变更了，“没有解决”就是说管理权没有解决。

“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即管理权、处分权在谁手里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这个科学论断，解决了人们的长期困惑，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理论第一次走向科学。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当时党内普遍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所有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甚至认为阶级已不存在，阶级斗争即便还有，也只是表现为同被打倒的地富反坏、美蒋特务、国外敌对势力的斗争，忽视党内修正主义的问题，新资产阶级产生的问题，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错误地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解决的问题如阶级消灭的问题，可以在社会主义时期实现。这些错误认识消解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为党内修正主义的滋生和官僚主义的生长准备了思想认识的土壤。这些错误认识，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一是我们没有经验，二是受苏联错误认识的影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已经多次讲清这些问题之后，邓小平等人一九八一年动员三千秀才写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重复着这个错误，特别是他们竟倒打一耙，攻击毛泽东极左，就不是认识问题了，而是自觉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一九五六年虽然科学的指出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矛盾，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但由于这种阶级斗争的实践还没有充分展开，那时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和主要特点认识还不够深刻。经过五七年反右和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邓小平搞反右扩大化、刘少奇刮共产风；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刘邓开黑会推翻七千人大会关于形势问题的民主结论，夸大困难，借以提出要在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社队搞分田单干，使毛泽东同志的思考产生飞跃，一九六二年提出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九六四年提出我国的修正主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两大科学论断，系统完成了对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通过文化大革命实践和近三十年社会两极分化的经验教训，现在，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不得不暂时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里的矛盾，这个矛盾同时表现为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

苏联红旗落地不是过去的资本家、富农、持不同政见者造成的，而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一手导演的。帝国主义的联合干涉、德国法西斯的侵略，都没有搞垮的苏联，竟然一夜倾溃；数千万先烈流血牺牲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社会两极分化，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主人公地位丧失，也不是地主资本家斗争的结果，而是邓江领导的所谓改革造成的恶果。任何人企图在这个问题上搅混水，都是徒劳的。

1963年6月4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客舍会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时说：“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会经济基础。偶然的、不成系统、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81页）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处分权还不得不暂时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这就是党内走资派产生的经济基础。文化大革命揭露出的大量事实，走资派本人当时所写的检查，都充分证明，党内资产阶级就是新的剥削者、压迫者，其中死不改悔者，是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苏东剧变和中国两极分化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论断是真理。现在中国财富的绝大部分掌握在高干子弟个人手中，这一事实，就足以推翻一九八一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基本观点，也足以扫荡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主导理论，足以证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新资产阶级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由于现实矛盾的发展，许多进步的理论家已经突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观点，已经不再坚持阶级已经消灭的认识，尖锐提出新资产阶级已经产生的问题。但他们往往仅把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企业主、党内新产生的腐败分子称作新资产阶级。这是片面的。中国新资产阶级在改革开放前就产生了，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就是新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只不过改革开放前他们处于被监督限制、被主导被革命的地位，改革开放后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处于主导地位罢了。当前的主要敌人仍是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如果不认识这一点，思想停留在一九五六年那时的水平，片面理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或者像邓小平那样，甚至回到斯大林否认阶级存在的错误立场上，社会主义还会继续被消解，亡党亡国在所不免。同时也必然还会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真正致力民族工业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和爱国人士，仍是团结教育的对象。当前反腐败斗争效果甚微，就是由于偏离了社会主要矛盾，就是因为党现在的指导思想和方法都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认识清楚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认识才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我国社会主义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但还没有建成。决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一建立就等于社会主义建成了。一方面社会主义不可能一下子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全部收归社会所有，并且还会有少量私有生产资料继续存在相当长时间；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管理权还暂时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毛泽东同志认为，少数人管理国家任何时候都不能保证人民利益不受侵犯，只有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管理权都掌握在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手里，社会主义所有制才真正解决，社会主义才能说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才稳固。因此，必须坚决开展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把死不改悔的那些人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拉下来；必须支持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监政、参政、直接管理生产资料和上层建筑。一句话，必须继续革命。这个过程同时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解放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工业革命酝酿、兴起的过程。社会主义建设分两个阶段，从社会主义建立到社会主义建成是第一阶段；从社会主义建成到其被共产主义否定是第二阶段。认为社会主义一经建立就已经建成，甚至在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的阶段就提出阶级消灭的命题，显然是一种形左实右的观点。同时，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所有制变更了”的条件下，胡说我国社会主义“不够格”，也是非常错误的。

社会主义的管理主体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任何排斥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管理生产资料、管理上层建筑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危害社会主义的观点。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之一，在宪法中取消四大和工人罢工的条款是违背社会主义基本精神的。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执政服务的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把专政的矛头对准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条件下还需要精英，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英；但决不能搞精英政治，只能限制、逐步取消而决不能保护少数人的特权。

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因素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本质不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有阶级、逐步创造条件消灭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无阶级社会。社会主义建成之后，还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的经济仍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政治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阶级也不会消灭，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也还会发生革命。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可以宣布阶级消灭，无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将不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才失去存在意义，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才具有现实意义。当前，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严格区别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必须清醒认识的理论问题。

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评价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现在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国外学者比中国学者关心；当官的比人民害怕。一九八一年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在残酷镇压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的背景下，由走资派主导、在一部分变节的或一时糊涂的知识分子中产生的。那时的口号叫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就是返回到中共八大。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拨乱反正从来就不是一个科学口号。这些，决定了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不可能公正和正确的。事实上他们自己也早已突破自己的结论，杜润生退回到新民主主义，李锐现在退回到共产党成立之前，有些人连孙中山也否定了。就像一块从山上滚落的大石头，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挡，他就非滚到底而不会停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没有一个人是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上的，没有一个人是赞成历史进步的。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都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反映，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起决定作用。领袖人物的作用固然十分重要，但却不具有决定意义。道德品质、思想偏好，这些也不会起决定作用。客观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大革命和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其实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处分权还不得不暂时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的矛盾，走资派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的反映。只不过毛泽东站在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一边，邓小平站在党内走资派一边罢了。毛泽东主张的是造反有理、“人民万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破天荒的第一次登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现在呢，是老爷子崇拜，官僚崇拜，纳税人崇拜，精英崇拜，镇压和妖魔化人民造反，提倡稳定压倒一切，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被赶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沦为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不管是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也不管是主张阶级消灭的邓小平，都不得不围绕这个主要矛盾表示自己鲜明的阶级立场，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这说明人们只能认识规律，不能创造规律，改变规律。只有在分析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获得对于事物的正确认识。现在，共产党内存在不存在走资派，已经由实践作出了不可移易的肯定回答。共产党内如果不存在走资派，为什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会把苏联搞垮、红旗变色？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不是党内走资派又是什麽？为什麽邓江主政会使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连吴敬琏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只要承认共产党内有走资派，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是否消灭，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搞，文化大革命是错还是对，近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如何评价，就会迎刃而解，不辩自明。离开社会主要矛盾，瞎子摸象式孤立看问题，站在一己之立场看问题，形而上学的看问题，不管你有多少理由，都必然滑进错误的泥坑。

文化大革命是继五四运动之后无产阶级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围着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的新文化运动，正如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一样，是引领21世纪世界文明进步的一场伟大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无产阶级解放和进步的要求。你反对他吗？你就自觉不自觉地被埋在世界垃圾思想的堆子里不能自拔；你想装出一番很清高很中庸的样子吗？你最终会发现自己已经堕落为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怀里的一匹猥琐的玩物猫；一切革命者和愿意革命的人们，一切进步的和愿意进步的人们，一切高尚的和不甘堕落的人们，一定会在科学发展观的集结号下重新抬起头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沿着毛泽东的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行。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文化大革命经历一个反复后正再次奋然前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他的生日讲话中说，“他们为什麽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麽，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王力反思录》上册122页）。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即对党的领导一分为二的问题和相当一部分领导人“保护自己反对群众”的问题，完全符合文化革命前的中国社会实际，是无产阶级思想解放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他四十多年前提出的反对对党的领导人盲从、反对奴隶主义、对危害革命的领导要批判的命题，在今天仍然是许多人没有解决的进步命题，仍然是一个现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命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被党内走资派驯养的资产阶级右派，每天都在用尽吃奶力气搜寻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黑暗面，他们难道不知道毛泽东四十多年前就公开号召广大人民起来揭发党和政府的阴暗面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就是人民起来揭发党和国家的阴暗面吗？当然不是。那末它们为什麽反对文化大革命呢？因为那时工人阶级广大人民还处于国家主导地位，他们害怕和仇视人民起来会揭他们主子的老底，他们也不敢公开说出他们颠覆社会主义的真心话。所以他们至今反对文化大革命，骂文化大革命是独裁，不民主。但这些所谓民主斗士却不允许人民起来揭发当今党和政府的阴暗面，不准人民反思改革，鼓吹什麽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稳定压倒一切、自上而下民主这类荒唐理论，你们和你们的主子有什麽资格在毛泽东面前谈论民主!你们和你们的主子，有谁敢于公开说“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的毛泽东四十年前说过的话？如果不敢，就自觉把“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这句话从一九八一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扣掉，免得落下历史的笑柄。

科学理解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又多次指出，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这就非常明确，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指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斗争为纲。只能有这一种解释，不能有任何别的解释。笼统强调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为纲，只承认与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的斗争为纲，都是对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歪曲理解。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之前，持这种认识还大都是认识问题，因为党在那时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但在四清与文化大革命中或者以后，再用这种认识去理解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其多数来说，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有意歪曲。走资派正是这样做的。一讲阶级斗争，他们就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引向地富反坏右那些人，使之扩大到地富子弟和有历史问题或犯过错误的人，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文革前彭真等人主持的北京市委，声言要把北京变成水晶城市，内定名单要把一些地富出身的人和犯过错误的人迁出北京到偏远的省区（见李滨声的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高干子弟掀起对黑五类子弟专政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河北、四川、湖南等地发生的残杀地富及其子弟的案件，都是走资派故意曲解阶级斗争为纲、转移斗争方向的行径。必须实事求是地把文革同刘邓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作为区别开来，文革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同走资派）斗争的文革，把文革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推到革命派身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地、违背事实的观点。明确这一点，在今天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与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勾结劫掠中国人民的财富，取消社会主义民主，其源盖出于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派。离开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同走资派斗争这个纲，中国现实问题就说不清楚，中国的现实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各项事业的管理主体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劳动者。所谓马克思主义着，就是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当家作主服务的共产党人、社会进步人士。只有这一个标准。少数人管理经济、管理国家，是资产阶级法权最重要的遗留。少数人管理国家，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保证大多数人民利益不受侵犯。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必须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文化教育，管理上层建筑。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根本权利，也是社会主义永不变色、工人阶级广大人民解放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开展同死不改悔地走资派进行斗争的前提下，从三个方面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建立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使党和国家管理人员不脱离实际，不脱离劳动，不脱离人民，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二是把工人阶级、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选进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了解、熟悉、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在企业管理中推广鞍钢宪法，在文化教育战线派进工宣队、贫宣队。三是把四大和允许工人罢工写进宪法，动员全体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监政参政。这三个方面恰恰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全部否定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被说成“变相劳改”，那末我们要问，工人农民几辈子都是在劳动和创造财富，难道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在劳改吗？这种说法正好表明了他们长期脱离人民而滋生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有人把陈永贵党国务院副总理说成是中国的悲哀，这些人压根儿就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实现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社会所有人在民主自决中管理社会事务，现在人民不过是参政，他们就视为大逆不道，难道他们会赞成社会主义吗？毋庸讳言，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一开始会有不适应、甚至会说一些不恰当的话，做一些不一定全正确的事，这些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在实践中会逐步增长才干。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决不会说危害工人阶级、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利益的话也不会办类似的事，就其大多数来说，不会当叛徒。这一点比干部队伍好多了。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能提出三三制，陈永贵、王进喜至死也没有向反动路线投降妥协，就说明文化大革命提出的这一举措是完全必要的，非常正确的。开展四大，允许工人罢工，是符合劳动者利益、便于劳动者表达意见、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民主措施，是宪法民主条款的具体化，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反对四大和工人罢工，集中体现了走资派的封建主义情结，他们连资产阶级进步人士都不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1926——1984）曾经说过，“在人民对司法、法官、法庭和监狱的仇恨中，不应只看到另一种更好更公正的司法，应该首先认识到一件特殊的事情：权力依靠人民来行使”（《监狱与惩罚》）。这句话就使走资派和当代精英攻击四大的全部理论溃解。人民管理国家，本来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法明确规定的权利，是毛泽东对宪法“一切权力归人民”的准确阐述和实践，党内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反动派，集中所有的仇恨反对这一理论和实践，充分暴露了他们反人民的本质。他们连提出“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伟大思想在实践中成为人民手中的武器。社会主义革命正如其他一切革命一样，分清敌我和发动群众是两大首要的、根本的问题。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不要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和监狱，所以也都有一个分清敌我的问题，只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由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不同，其对敌我的分界认识不同罢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伟大思想，是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照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健康发展的灯塔，是一九五六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包含分清敌我的问题。不分清敌我，就谈不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革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之后，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越来越充分展示在人们面前，特别是当我们看清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派是党变质、国变色、人民利益被剥夺的主要根源之后，看清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派是人民的主要敌人之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伟大思想就成为人民手中的武器。文化革命前和文化革命中，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全部与认识不清主要敌人和走资派有意搅混水有关。有人有意把打倒一切的罪责加在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力量身上，借以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寻找理论根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到最后，一直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强调坚持斗争大方向，与打倒一切根本不是一回事，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写了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的邓小平后来被委以重任；大多数干部后来都获得解放，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政治局委员中，许多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担任过革委会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出现过打倒一切的思潮，但当时就遭到批判，并没有形成主流，而且打倒一切的思潮主要是走资派煽动的，也和一部分犯错误的干部站错立场有关。所谓全面内战，连邓小平也说“实际上也没打起来”，也是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存在了一个短暂时间。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有大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心就是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允许把专政的矛头指向人民群众。这在今天也是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华国锋用隔离审查的专政方式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就是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做法，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邓小平把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所有积极分子都投入监狱、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和清除出党，甚至进一步清查三种人，建立三种人档案打入另册，更是严重破坏共产党的光荣传统，用封建的手段镇压人民。八三年严打把一批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娃娃送上断头台，六四用装甲车和机关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动用军警和黑社会强行圈占集体耕地和城市拆迁，都是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做法。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专政，是保护人民解放的专政，现在把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由国家的主人公变为被雇佣被压迫的弱势群体，还能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吗？

对共产党一分为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一直是从斗争中走过来的，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中走过来的，也是从党内斗争中走过来的。有时错误路线占上风，有时正确路线占上风。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有些人不承认党内存在路线斗争了，岂非咄咄怪事。嘴上不承认，但遇到事实，又不免用两条路线斗争的话语来说明问题，这就是中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无法解决的自相矛盾之处。一九八一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不承认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又标榜邓小平为“党的正确领导”，这不过是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的方向不同的说法。仍然证明共产党是一分为二的。一分为二，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哲学基础。党内走资派不敢承认这个事实，无产阶级却必须揭示这个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文化大革命揭露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派利用管理权企图改变所有权的企图和事实，为人们认识社会主义客观规律提供了根据。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党内健康力量的觉醒，是对不科学的发展观的批判，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批判，再一次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存在做了肯定性说明。过去三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没有发展，而且被严重削弱；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却大大发展了；工人阶级、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生活除去通胀因素、内外债因素、资源和环境恶化的补偿因素，不仅没有提高，而且相对降低了。从毛泽东时代大多数人无后顾之忧到今天大多数人都有后顾之忧，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但少数官僚精英、私营企业家、知识精英确实暴富起来了。这些只能证明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共产党搞不好公有企业，就是无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家族先富起来，就不是共产党领导，就不是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给了人民反思改革的话语权，给了人民保卫社会主义的民主权利，其哲学基础显然也是一分为二。现在党内资产阶级正在曲解和误导科学发展观，企图把科学发展观局限在环境保护的狭小范围和少许改善民生条件用钱买稳定的思维框架内，以求继续顺利搞资本主义。但无产阶级必定会接过这一口号，赋予本来的科学内涵，揭穿他们的阴谋。所谓科学发展观，只能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观，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就离开了现代社会科学。

综上所述，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化的一场伟大实践，他创造的新鲜经验至今仍引领着世界社会进步的潮流。

四，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简单评价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从整体来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类认识的发展总是需要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完成及其与人民结合，将在今后一个时期、将在继承文化大革命成果和批判近三十年的错误主导理论的过程中实现。

邓小平是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自称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自称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结果是，广大人民还在为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发愁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家族却成了亿万富翁，至今不敢向人民公布自己家族的财产。仅此一点，就说明近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既不是共产党领导，也不是社会主义改革。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