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杰出贡献

论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杰出贡献　　

晨明　　

一部中国现代和当代革命史，同时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还在继续。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所写《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讲话、包括哲学著作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章，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典范，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再次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在我们迎接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刻，回顾和学习毛泽东坚持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杰出贡献，对于批判形形色色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迫切的一项任务。

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和最初表述的缺陷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一，在人类社会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提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产生社会革命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命题，不仅在当时引发历史理论的革命，促使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一次象自然科学一样，被人们认识和认同，而且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毋庸讳言，由于当时偏重于批判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经典表述也存在辩证法贯彻不彻底的缺陷，被历次机会主义者利用，使革命者疑惑。

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经典表述，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两篇著作。这两篇著作中，至少以下表述是有缺陷的。

1，“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只是“相适合”的关系吗？事实上，人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是既适合又不适合的关系。只有“适合”占主导地位或者“不适合”占主导地位的不同，没有单纯“适合”或者单纯“不适合”的区别。

2，“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种说法显然也不确切。生产力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生产关系单独发展。不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不适合的矛盾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自始至终都存在的，不是在革命时代突然发生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只能用矛盾的积累和发展、局部质变最终引起全局质变来解释。

3，对社会发展的两大预见与自己的革命实践相矛盾，并且没有被事实证明。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说：“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巨大增长、高度发展，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一个数量的概念，而且在这里生产力的发展变成无明确现实动力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所谓革命的两个条件，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为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长期合理性进行辩护，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辩护。韩德强把马克思揶揄为资本主义的首席经济师当然不对，但就这一段话来说，也不是没有道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断言，“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马克思的这些理论与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一文中号召“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用劳动制度！’”，显然互相矛盾。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现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着对抗，只是对抗的主要矛盾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罢了。

恩格斯的两次补充说明

恩格斯在1890年和1892年两次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补充性说明。

　1890年9月21日　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之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他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他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47-448页）生产和再生产，总是社会个人的生产和再生产，离不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对立而存在于生产活动的统一体中，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离开生产关系而单独发展。生产力离开生产关系就什末也不是，甚至无法存在。恩格斯在这里明确“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就使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生产力论、生产力最终决定论划清了界限。恩格斯痛斥经济决定论，也使真正共产党人看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回避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既不符合事实，也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清查三种人、取消人民公社、强制国有企业改制，难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吗？事实上，近三十年的所谓改革，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提出伊始，就是以改变生产关系、改变所有制关系、恢复私有制为中心；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周扒皮和洛克菲勒们也可以接受的东西，是何等荒唐可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否定私有制生产关系，指出公有制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的、现实的选择。

恩格斯在189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又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如果我在英文中也像在其他文字中一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那么，即使英国的体面人物也不至于感到太震惊吧。”（马恩选集第三卷第389页)       生产力，无论就其定义还是既得的、现实的生产力来说，都不能离开劳动者和劳动者的解放和发展。因为劳动者是生产力的核心因素。资产阶级在谈论生产力的时候，总是见物不见人，最多也不过是像对待机器一样，只关心劳动者技能的提高，马克思主义者的生产力概念，既包括社会财富的增加，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也包括劳动者的经济政治地位和思想觉悟的提高。恩格斯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里生产活动内部固有的客观存在，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走向系统和完善，实际上已经回答了一些革命者的疑问，有力驳斥了修正主义者的歪曲。李大钊曾经批评历史唯物主义，善意指出马克思“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明显存在矛盾（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如果批评马克思的个别论点，这种批评是对的，如果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符合事实。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非常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种矛盾同时表现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结果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可见，虽然马克思早期对于生产力的论述容易使人们造成错觉，并且没有用明确的论断进行说明，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已经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马恩选集第二卷第82页），在《资本论》中事实上已经告诉人们，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里同时表现为阶级斗争。这和恩格斯上述论断是一致的。如果李大钊全面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就不会把对马克思一些观点的善意批评变成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如果我们今天全面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就不会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要发展生产力”、“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类修正主义理论的当。

任何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完善，都要经历一个过程，革命导师的思想常常也有一个发展和不断提高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早期论述来否定马克思、毛泽东成熟的、一贯的革命理论，正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突出特点。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回忆说，资产阶级的秀才们当年反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用毛泽东过去的观点反对毛泽东现在的观点。孙正聿发表在《新华文摘》2009年第一期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一文说：“翻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和发人深省的现象：不计其数的哲学论著，均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论著关于‘实践’的论述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形成了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这种以一两篇著作的个别观点来“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就是三十年来虽然也偶尔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但结果却造成修正主义泛滥、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判断，今天仍是真理，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有力支撑。近三十年来一些人借口资本主义的所谓新变化，鼓吹资本主义有长期发展空间、甚至叫嚣意识形态的终结、资本主义还要发展一万年，今天看来是多末可耻又可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正如李大钊当年所说的，瑕不掩瑜，也决不允许修正主义割裂和歪曲，需要革命者在忠实继承中继续发展。我们今天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表述存在缺陷，就是为了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离开继承谈创新、抓住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不科学的语句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罪恶行径。

斯大林的理论错误

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也出现了一些理论错误。

1，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生产力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类的话。事实上生产力是不能单独“决定”生产的发展的。因为生产力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就不成其为生产力，就会崩解，生产就无法进行。人类原始社会，如果不是共同劳动、公平分配的生产关系把人们结合在一起，个人凭借原始的生产工具很难抵挡猛兽的袭击，也无法抗拒严酷的自然环境，生产力的存在都是问题，还怎么决定生产的发展？所以，生产力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不科学的论断。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任何时候都只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中国新资产阶级理论家近三十年鼓吹生产力决定论、生产力最终决定论、唯生产力论，除了继承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衣钵之外，受斯大林错误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2，先是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的发生变化。（同上）

生产力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而单独“先”行变化和发展。生产力的任何发展都是通过生产活动实现的，是生产活动的结果，因此就不可能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单独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最初是在不断完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发展的，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方面已经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通过劳动者说话，通过工人阶级革命反对已经成为生产力阻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此后资本主义生产力还在发展，一方面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野蛮化（对外侵略掠夺、对内镇压），一方面在本国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量变和局部质变来尽量为生产力开辟发展空间。八小时工作制、游行示威、劳工法、工会活动、失业救助、社会保障、取消选举和被选举权的财产限制等，都是在工人阶级斗争的打击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和局部质变。如果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逐步完善，没有落后生产关系的量变或局部质变，生产力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历史上无法找到生产力脱离生产关系单独发展一段的实例。

“先是生产力变化和发展“，那么，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动力来自哪里？如果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去解释，就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3，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同上）

这是否认矛盾、违背辩证法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和任何时期，都不存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完全适合”的情形，只存在既适合又不适合——或者以适合为主导、或者以不适合为主导的情形。否则，社会就不能发展，历史就会终结。

斯大林断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经消灭了剥削、不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其源盖出于此。

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杰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结束了哲学上存在与意识简单对立的时代，开辟了辩证唯物主义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对立的新时期。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应该称作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已指出了这一点，但却又意外提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错误命题，实在可惜。这也说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划时代意义，但也象一切新的科学理论一样，一开始不可避免还存在一些缺陷，需要完善和发展。而毛泽东同志在探索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实践过程中，充分的、系统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即唯物辩证法，恰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科学理解和完成当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的锐利武器。

（一）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选五卷372页）毛泽东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同上）即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毛选五卷318-319页）。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存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没有讲过，恩格斯没有讲过，列宁也没有提出过；恩格斯甚至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产前发展的基本矛盾”。因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人类历史上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这个观点发展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不仅为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科学基础，而且也为人们认识未来社会、研究以往社会，开辟了正确的道路，为我们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澄清种种糊涂认识提供了锐利武器。

有人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说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而毛泽东则“是明确看重意识形态，看轻社会基础；看重上层建筑，看轻经济基础；看重生产关系，不那么看重生产力，这是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不大相同的。”（秋石客：《新社会呼唤新思潮》50页）杜润生把刘邓他们一伙同毛泽东的路线分歧归结为“生产力决定论和生产关系决定论的认识分歧”（《杜润生自述》第65页）。这些认识和分析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不懂毛泽东思想，是一种糊涂的或错误的认识。还不如张五常看得明白。张五常说，毛泽东和老马的心是相通的。

生产力决定论即唯生产力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概念，而是一个虚假的概念。自从这个理论诞生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其主张者都是公开为资本主义所有制长期存在辩护的，都是反对生产力革不适应其发展的旧生产关系的命的。只要我们把据说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　杜润生　先生的那段话全部引出来，事实就非常明白了。　杜老　先生的原话是：“分歧所在，实质是生产力决定论和生产关系决定论的认识分歧。一方以邓子恢为代表，多少是照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并存，并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的思路。另一方是毛泽东1951年所提倡仿效资本主义手工工厂阶段的主张，在夺取政权之后，先尽快改变所有制，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这意味着要跳过十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定战略部署，历史证明是跳不过去的，即使跳过去，还会退回来的。一个社会制度，当他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这段话的核心是“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的思路”。在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只讲多种经济并存，不讲优先发展公有制经济；突出强调私有经济有益于生产力发展，不谈对私有经济的改造；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社会制度”而不是看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历史时期，明显违背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阻挠向社会主义过渡。　杜润生　先生似乎已经忘记，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后者以实现资产阶级专政为最终目标。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是逐步消灭私有制，旧民主主义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新民主义诞生的历史基础就是社会已经认识到，私有经济已经不再有益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决定论即唯生产力论的本质就是反对改变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有益于生产力发展，公有制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可见生产力决定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理论，不是共产党的理论，也不是进步的理论，而是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的拉历史倒退的理论。“照顾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一个托词，究竟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水平私有经济的思路不再有益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决定论者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说是毛泽东“跳过十年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原定战略部署”，“历史证明是跳不过去的，即使跳过去，还会退回来”。所谓“历史证明”，　杜老　先生说的就是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退回到新民主主义时期了。但是已经退回三十年了，　杜老　先生也没有说应该抛弃私有化，可见“跳过十年”也是一个不成理由的理由。他们要的是私有制的生产关系长寿万年。生产力决定论者，其实都是私有制生产关系决定论者。邓小平领导的所谓改革，一开始就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号召变公有制生产关系为私有制生产关系，分田到户、国企私有化，理论和实践明明白白的放在那里。有谁能够否定这个结论呢？！

毛泽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决定论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论者，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毛泽东第一个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22页）。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改造经验时说，“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上书第287页）毛泽东在谈到我国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时，特别强调“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同上书第276页）。那些污蔑毛泽东是生产关系决定论者的人，是不是应该睁大眼睛看看这些事实呢。

（二）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揭示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第一次走向科学。

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公管。但是社会主义不可能一下子把全部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或社会所有，更不可能一下子实现社会管理。苏联中国及社会主义各国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变化指出，就是美国那样的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提打倒一切资产阶级的口号，只能提打倒垄断资产阶级的口号。这就说明，美国这样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仍然面临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改造问题，也不可能一下子把全部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或社会所有。可见，毛泽东是把“不可能一下子把全部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或社会所有，也不可能一下子实现社会管理”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规律来认识的，正是依据对于这个规律的认识，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仍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个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发展；领导人民逐步在实践中探索，完成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提出“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两大科学论断，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走向科学。

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对我国所有制状况作了如下概括：“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的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他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选五卷第374页)这个概括从所有权结构方面生动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建立之初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的事实，得出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建成的结论。毛泽东这时还没有从管理权结构方面来说明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但是也清醒地注意到了。一九五六年底他就发人深省地说：“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选五卷第326页）

所有制，包括所有权和管理权、处分权。所有权固然是所有制最基本的内容，并且总是要求管理权与所有权趋向一致，但管理权、处分权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一下子实现所有权与管理权一致，闹得不好的话，少数管理者就会利用管理权改变所有权，导致所有制的倒退。邓小平的改革正是这样干的。

随着实践的发展，针对五八年大跃进中刘邓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及其造成的恶果，一九六零年二月九日毛泽东在读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结束语中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所谓管理问题，首先是管理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群众应不应该参加管理的问题。（李准著名小说《李双双小传》发表当时，立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就是它形象地提出管理权的重要性，和群众参与管理的重要性。《李双双小传》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坛的地位必将再次凸显。）这样，毛泽东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生产资料管理权问题，并且把它和所有权的变化、发展放在一起来说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大有文章可做”。

在毛泽东看来，一方面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经济要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经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经济要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过渡，而且集体所有经济、全民所有经济都还存在一个管理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的问题，即劳动者必须管理经济的问题。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犬、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76页)毛泽东在这里谈到的管理问题，既包括经济基础的管理问题，也包括上层建筑的管理问题。毛泽东把所有权、管理权结合起来论述所有制问题，对于澄清党内普遍存在的糊涂认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一建立所有制问题就解决了，显然具有极大的意义。

毛泽东的论述为我们勾画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清晰路径。社会主义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建立到建成阶段，即公有制为主体到全民所有制一体化，工人阶级广大劳动者由监督、参与管理到工人阶级广大劳动者作为管理主体成熟化、法制化；第二阶段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者作为管理主体向全民管理过渡。

少数人管理经济、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格格不入的、最重要的资产阶级法权。管理权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和公有制条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显然是矛盾的，这个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限制和逐步解决。所有权的变化是阶段性的，管理权的改变却是每时每刻都必须重视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解决管理权掌握在谁手里、是掌握在极少数死不改悔地走资派手里还是掌握在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手里的问题。毛泽东在九大期间讲话中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所有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形式上解决了，是形左实右。如北京木材厂、车辆厂，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也有共产党，有的是走资派。他们搞物质刺激，搞奖金挂帅，利润挂帅，管、卡、扣、压。我看所有制还没有解决，是相当一部分没有解决。学校也是如此，领导权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

很明显，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所有制还没有解决”，主要是指“领导权不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也有共产党，有的是走资派”。也就是说管理权在谁手里的问题没有解决。毛泽东事实上在这里同时阐明了走资派产生的经济基础就是管理权问题还没有解决。联系到一九六二年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联系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搞白色恐怖；联系到一九七五年整顿和一九七九年动员恢复私有制，联系到苏东剧变，“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不是社会主义普遍规律的一个科学揭示吗？！

从一九五六年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到文化大革命断定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既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也标志着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巨大贡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理论从此走向科学。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决议中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不对。”“同国外来比，政权是先进的，经济是落后的，我国现在也有这种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那么，《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对不对呢？显然也是不对的。从理论上讲，同样不是国内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从事实上看，无法解释近三十年来生产发展了，而人民还在为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发愁，少数掌握权力的官僚却一夜暴富的事实。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只能是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派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矛盾。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创造各方面条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保障人民物质文化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只讲“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片面的。无法解释国防建设等需要。

（三）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科学命题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不存在阶级，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根本问题。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做出科学预见：“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根据马克思的科学预见和苏联社会实际，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四卷第91页）但是列宁所处的时期实际上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他所经历的阶级斗争主要是胜利的无产阶级同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制度的主导地位确立以后，就不再占有主导地位，由于工农群众不支持，他们已不可能独立把复辟的希望变成现实。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已经消灭，其现实根源正在这里。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出现错误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阶级消灭论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者是能够根据实践改正自己不正确认识的，而修正主义者则至死不愿改正。邓小平一方面鼓吹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而且不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又强调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存在，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逻辑混乱的论点掩盖着一条明晰的思路：他们不允许对剥削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但决不放弃用阶级斗争、专政的手段对付反剥削反压迫的工人阶级广大人民。镇压造反派，建立三种人档案，强迫计划生育，八三年严打制造冤假错案，八九年用装甲车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反腐败、反官倒学生，多年来大刮新的共产风，公安军警出面支持强行拆迁、强行圈地，他们斗争的矛头所向非常明确，阶级界限非常清楚，对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阶级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

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杰出贡献在于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环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辅币的危险性；由于管理权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这少数管理人员中，既有马克思主义者，又有党的同路人，在经济政治地位变化之后还有一些人会蜕化变质），不可避免产生新官僚资产阶级——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继承者，是帝国主义附庸。走资派由于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具有欺骗性；掌握着重要权力，改变所有制性质比较容易。因此，党内修正主义者，特别是中央的修正主义者，即新官僚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主要危险。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派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矛盾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导形式和根本内容。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底就提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的问题，告诫“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一九五九年他又说：“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55页）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3-824页），一九六四年再次强调：“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7页）四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文化大革命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近三十年来，苏东剧变、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不是旧社会的地主资本家或持不同政见者搞成的，而是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一手造成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伙修正主义分子，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旧官僚资产阶级的变种，是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阶级。他们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反对向社会主义过渡，合作化就有人反对；社会主义建立之后他们又企图阻挡完善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一九六二年否定七千人大会作出的民主结论，着手在全国百分之六十社队搞分田到户，恢复私有制。六四年混淆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学生，改革开放中搞私有化。他们是死不改悔的社会主义的敌人。毛泽东强调，要把认识问题同路线错误分开，要把死不改悔地走资派同犯走资派错误的人区别开来。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这就把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斗争主要对象、政策策略、斗争的长期性都讲得非常明白。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以工人阶级广大人民同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为纲，任何第二种解释都不是毛泽东思想，都是错误的。中国左派右派的根本分歧在那里，许多人发表纵论、横论、浅论、宏论，常常不得要领。其实就是一句话：左派反对帝国主义、打倒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右派依附帝国主义、打倒共产党，拥护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派。

有的同志认为，把走资派即新官僚资产阶级当作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新民主主义观点。这种理解是不对的。毛泽东说：“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157页）联系到毛泽东在政治遗嘱中所说“这两件事没有完”的话，我们认为斗争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派，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正确的。

自一九六四年开始，党内就存在两种阶级斗争观：一种是毛泽东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主要矛头对准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派；一种是刘邓为代表的走资派，他们为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自己，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总是把斗争主要矛头引向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及其子女，甚至犯过各种错误的干部和群众，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当他们篡夺最高领导权之后，又会以极右的姿态变脸，联合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丑化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文革参与者尤西林说：“‘文革’研究者至今不甚懂得，‘文革’中不仅有两种红卫兵，也有两种阶级斗争观念。”（徐友渔编《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第7页）的确是不易之论。

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消灭阶级，因为阶级存在的条件没有消灭。近三十年来，穷富对立，官僚特权和人民的对立，劳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大量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论断是正确的。现在，阶级消灭论在全国人民心里、特别是还有一点理性的知识分子心里，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但还有两个重大问题没有解决。

1，有的人只承认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私企老板是新资产阶级，不承认党内走资派是早已存在的新资产阶级。这种认识无异于掩耳盗铃，仍有转移斗争方向的嫌疑。并不是靠国有资产流失而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无产阶级团结教育的对象，不是人民的敌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工人阶级由国家主人变成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派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形成的。离开这个基本事实，都不能得出正确结论。

2，有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资产阶级是事实，但是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不科学，容易造成人们的分裂和争斗。

这种认识也是一种糊涂的有害的认识。既然承认资产阶级存在是事实，那么，资产阶级要用他们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也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既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造成的，也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所能掩盖的。近三十年提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工人农民会从国家主人的地位变成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呢？可见资产阶级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只不过他们代表少数人斗多数人，不敢明说、需要蒙蔽群众的眼睛罢了。阶级斗争为纲，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社会反映，是生产力的核心力量——劳动者经济解放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生产固有的规律。毛泽东把这个规律揭示出来了，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内容用老百姓易懂的话说清楚了，擦亮了无产阶级的眼睛，武装了无产阶级，敌人害怕，所以千方百计诋毁它。

（四）正确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说：“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见该书第715页）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可以用人脑这个特殊物质的运动来解释：“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同上）

那么，客观存在如何被认识？毛泽东明确指出：通过社会实践。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只能是社会实践。不是一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实践，而是千百万人的实践，全社会的实践。“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人们认识真理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346页）“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同上第663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多次公开作自我批评，不仅表现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而且也说明他的理论也同时具有实践的品格。

毛泽东系统指出客观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并指出可以被认识的原因及认识的桥梁、过程和规律，全面阐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辩证关系。不仅有力地批判了康德的存在意识二元论和不可知论，而且对于今天识别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南方报系最近公开奉为信条的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实际就是否定科学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否认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否认相对真理中包含绝对真理，否认实践是一个千百万人活动的过程，最终将一个理论讨论变成他们唯意志论的一个借口。我们这样说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从此以后他们就提出“不争论”的口号，至今不允许用实践来检验他们的理论。

邓小平理论明显充满矛盾，总体上也是不科学的，以此作为中华民族的理论旗帜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三个代表的提法，从来就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　江泽民　先生理应做认真的自我批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本来具有世界意义，但现在的主流媒体的解释还是资产阶级的，还有待于回归它本来科学的内涵。

一些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缺乏全面了解，把毛泽东说成唯意志论者，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加批判的引进这些肤浅的论点，但我们怀疑，他们是否认真读过毛泽东的有关论述。

（五）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劳动者是人类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者。社会能够离开银行家、管理者、资本家、地主、工程师，却一刻也离不开劳动者。然而，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处于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社会最底层。这种历史地位同时也使他们成为人类进步思想的生产者。因此，恩格斯说：“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工人阶级的同情。”（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54页）揭示劳动者应有的社会中心地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大功绩。列宁继承历史唯物主义，更明确指出：“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列宁选集第三卷第843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奴隶和农民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的评价，却存在不合实际、不恰当的地方。恩格斯说：“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马恩选集第3卷第41页》）毛泽东则以坚定的、毫不含糊的语言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毛选第1031页）科学揭示了劳动者在社会实践中的中心地位，确立了社会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创新意义，其内容包括：

1，对人民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只有认清主要敌人，才能对人民的历史范畴作出科学界定。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敌人是指党内死不改悔地走资派及其附庸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劳动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国家一般工作人员。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核心，农民是可靠的同盟军。现在资产阶级也提还权于民，但他们所谓的“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主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服务。所谓以人为本，混淆了两者区别，所以在今天来说，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2，毛泽东对农民阶级进行分析，特别是对中农进一步分析，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正确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的是指贫农和中农。”“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同上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民群众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农民中有几个阶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依靠是贫农阶层。”（《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81页）“贫农、下中农、上中农一方面都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都是私有者。但是，他们的私有观念是各不相同的。贫农和下中农可以说是半私有者，他们的私有观念要少些，比较容易改变。我们从来说，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上中农的私有观念就比较浓厚，他们历来对合作化有抵触。”（同上书第117页）“庐山会议以前，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的抵抗。”（同上书第226页）“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对农村的发展方向关系极大。”（同上书115页）“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毛泽东的这些分析为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我们今天总结历史教训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小岗村的典型是党内走资派和富裕中农结合搞垮社会主义公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并没有给广大农民带来共同富裕已经是既成事实，最后只好把农民的命运交给资本家。可以预见，小岗村多数农民以后的处境比今天更糟糕。南街村等全国2000多个坚持集体化的村庄，个个都比小岗村搞得好，是共产党人和贫下中农结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展示了中国农村的伟大希望。三农问题，说到底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土地流转、集中城市化，是共产党的自杀举措。

3，劳动者解放的第一理论家、实践家。

工农劳动知识分子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工具通过劳动者说话。毛泽东把全中国的劳苦大众看成“上帝”，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震撼全世界的伟大口号，为新世界的社会新道德树立了明确标准。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他响亮地提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各民族的解放运动提出令一切反动派颤栗并感受到末日来临的、无可辩驳的科学理论。

毛泽东总结提出“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规律，诚恳告诫全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天才论，彻底倒转了历史的金字塔，确立了劳动者应有的社会中心地位。

毛泽东的“世界上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书本知识，一种是实践知识”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断，和他提出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科学命题，结束了知识分子对知识的垄断地位。

毛泽东在教育和文艺中提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扩大办学和群众性扫盲识字相结合，文字改革和拼音注音相结合，在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方面作出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提倡作家深入生活和在工农兵中培养作家相结合，尊重大作家和支持小人物相结合，创作出一大批老百姓喜闻乐见鼓舞人民的文学作品。

毛泽东一直告诫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不要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75页），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四大”和允许工人罢工写进宪法，把工农和劳动知识分子的代表提拔到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使劳动群众代表在人大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席位，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加上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使社会主义宪政走向完备。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就这两句话，就足以使胡绳之流污蔑毛泽东是民粹主义的谬论顷刻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