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呆”卧底硅谷：他找到了什么样的资本主义真相？

　　《我的硅谷最后一周》是一本令人叫绝的“卧底”作品。硅谷被认为是技术精英的天堂——按照经济学家、科技创新鼓吹者以及资本领域的许多人的说法，硅谷是20世纪后期以来最伟大的创新价值策源地，证明了科技创新以及相关的金融创新的力量，也附带证明了去监管化的必要性。

　　这本书的作者、科技杂志《异见者》调查记者科里·佩恩在硅谷创业热潮的鼎盛时期，伪装了自己的身份，以失败的内容创业者深入硅谷，调查硅谷食物链的底层，揭穿了有关硅谷的创新创业神话。

　　科里·佩恩在开启“卧底”之旅之前就很清楚，硅谷众赢家的发家史，比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的成神过程，更加不堪。谷歌是怎样起家的?科里·佩恩说，谷歌“借用”了斯坦福大学的计算资源，为了抓取和缓存网页，还要占用斯坦福大学一半的网络带宽，但没有为此付费，仅仅是因为谷歌的创始人是在校的研究生。谷歌起家时的盈利来源也仅仅是为兜售各种“一夜暴富”的方法的骗子、邮购处方药的经销商等不靠谱广告商的订单。不仅如此，谷歌上市时，向员工发放股票期权时，还违反了美国证交会有关企业注册和信息披露的要求。谷歌的搜索结果其实一贯是经由人员审查所得出，却宣称全部基于算法，为此2017年欧盟对该公司下达了罚单。

　　谷歌的另一项“骚操作”，就是在持续宣称“不作恶”的情况下，借助多个跨大西洋皮包公司转移年利润140亿美元，每年避税约20亿美元。

　　脸书的起家就更加令人不堪了。马克·扎克伯格的起家就是从哈佛的校园信息库窃取学生照片，而在公司成功后收集巨量客户数据，并将之“货币化”，并违反美国等国家的监管规定，将用户数据用于行为实验。

　　亚马逊呢?《我的硅谷最后一周》书中援引调查报道指出，亚马逊通过“电子保护”，“贩售假货和赃物。此外，亚马逊还面临违反劳动法的指控。在格子间里工作的亚马逊员工大多忍受着仓库般糟糕的室温。面对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亚马逊的解决方案是把救护车停在办公室外面，再聘足够的私人护理人员，等着一批批的员工由于中暑或过劳而晕倒。”

　　书中继续列举，PayPal反对政府将其作为银行监管，并否认其卷入多项洗钱。网飞靠的是以高额律师支出，逃过了反垄断指控。领英在被微软收购后，以类似于垃圾邮件的方式滋扰客户。优步在全球各地在没有获得执照的情况下推出了租车服务，也不给加盟司机以任何劳动保障。

　　硅谷底层创业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科里·佩恩抵达旧金山(硅谷)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租房。旧金山的房租比伦敦和纽约还要高。爱彼迎提供的短租公寓每晚85美元，这还是较低的市场价，但科里·佩恩承担不起。他选择了一个群租公寓，室友都是抱有创业致富梦想的“码农”——“他们都喜欢把自己看作萌芽期的企业家，但其实他们只是一群使用苹果笔记本电脑的民工”……“活得如同实验室里的老鼠，拉动一根摇杆来获得食物，拉动另一根来获取短暂的娱乐”沉浸于外卖，用爱彼迎订房，再用网飞滋养灵魂。

　　进入硅谷竞聘，创业狂热期的硅谷，许多新锐公司因为受到资本的青睐，所以刻意营造特立独行的公司文化。甚至有公司备齐了各种酒类，鼓励员工工作之余酗酒。

　　科里·佩恩的内里显然是个“文艺呆”，所以他尽管伪装为一个正在创业的理工男，却轻蔑的将同样租住在廉价公寓、怀揣着创业梦想的理工男们称为“无人机”：“一生都要困在案牍工作上，永远梦想着自己华丽转身、成为老板、创业成功的那一天”;但事实上，“无人机们普遍缺乏创意，但他们笃信勤能补拙”。这些人也不乏所谓的“恶霸”，也就是对自己的技术能力和创业构想充满着不切实际的自信，坚信自己能称为下一个扎克伯格，总是喜欢瞎扯，不断吹牛，希望能忽悠到资本人士以及追随者。

　　硅谷和华尔街当然希望能够不断发掘出新的、更多的谷歌和脸书，通过批量培养这样的独角兽企业来发财。事实上，创业公司们也深谙其道，各自编造华丽的技术和财务数据，毫无依据地臆造预期的未来收入、预期增长率和潜在市场规模，这套手法确实不能骗到很多人，但任何事情哪有绝对呢?!只有有人上当，技术项目就确实可能通过资本的注资，熬过最艰难的起步期，幸运的获得规模优势;或者实在不能熬过起步期，但给了创始人套现部分投资，把创业玩成博傻游戏。

　　如前述，硅谷房租高昂。一些没有独立卫生间，需要多达40多个房间共享卫生间的房子，小型房间月租为1400美元，中等和大房间的房租分别是1600和1800美元。房屋环境肮脏逼仄，但租户可不能随意抱怨，房东以及二房东经常会以莫名其妙的理由，比如租客错误的在房间里摆放了自己的物件，而将租客扫地出门。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彼迎在旧金山铺开的类似于中国的长租公寓，要比那些由房东私人经营的公寓，更有人情味儿，虽然爱彼迎会在房子的厨房、客厅等公共区域安装高清监控设备。

　　硅谷创业者是什么样的？　　

　　在硅谷，技术、创意、方案都不是最重要的。占绝对支配地位的，还是资本。“被困在这个仓鼠笼子里受折磨的不光是科技公司的员工。那些名义上的公司老板，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即风投资本家的利益，只能在这个圈套中画地为牢，比谁陷得都深。”

　　风投其实非常热衷干预创业项目，从注资开始就插手管理，直到资金退出。《我的硅谷最后一周》书中以具体的失败创业者的案例为据指出，美国政府(奥巴马执政时期)错误的向美国公众灌输了掌握编程(并因此创业)就可以让年轻美国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实现富裕的想法，却根本没有提及，技术导向的创新创业，失败率超过99.9%——哪怕是一个小型公司成功站稳脚跟，也意味着同时有999家创业公司走向彻底失败。

　　事实上，这就是一种有意的误导。书中指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通过宣扬技术创业致富的观念，引导年轻人从金融业走向了科技领域，去承接无数个基于互联网的个体劳动岗位，哪怕是项目外包的“零工”，也在所不辞，忍受糟糕的现状，为的就是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成功可能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华尔街、硅谷还合谋向这些创业者鼓捣创业的各项支持：如果没有资金，可以申请P2P贷款，或者众筹;如果没有工作，就可以从零工、直播做起——华尔街、硅谷所没有提及的是，所谓的零工经济，就是没有劳动保障和基本福利的经济，就是技术寡头和资本攫取多数增长红利，甚至连基本的税收也拒绝缴纳的经济。

　　《我的硅谷最后一周》还考察了美国一度兴起的直播热潮——无数个视频博客、直播主播都坚信自己正在成为下一个比CNN主播还要红，还要有钱的新贵。

　　基于深入“卧底”考察，科里·佩恩发现，那些本该报道硅谷真实情况的科技媒体，其实“就是一堆高度雷同、互相吹捧的博客，以及夸大其词的广告”。所以，今天的美国科技媒体，不太可能像上世纪60-90年代那样的媒体那样，去质疑科技巨头是否涉嫌垄断，而是已经成为了科技巨头平台经济的一部分，可以分得巨头分配的一小份红利，并对此心满意足。

　　科里·佩恩也尝试了创业，通过“创业点子生成器”注册了个网站，用非常荒唐的创业创意，参加了资本人士主导的创业“选秀大赛”——没错，决定硅谷创业项目能不能获得风投青睐，并最终赢得资本关注的第一步，就是创业者要像选秀歌手那样，卖力吆喝，化身脱口秀狂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