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麻木或虚惊，应对传染病为何总错位？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两种各自流行了10多年的HINI猪流感病毒发生重组，成为墨西哥猪流感病毒，可能引发大流行。基于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及2003年非典型肺炎的教训，世界卫生组织启动了全球流感大流行的防备计划。

　　但那场疫情并未如期到来，其威力甚至不如季节性流感。一些批评者认为世卫组织“捏造”了疫情，其目的是通过预警来帮助疫苗制造商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获益。

　　世卫组织在每次全球性流行病发生或可能发生时，很多时候都不免陷入左支右绌的尴尬境地。如果在传染病信号时就展开最快速的响应，调集专家、医护、救援力量奔赴传染病(疑似)爆发地点，开展大规模的检验，将患者转入不会造成病毒、细菌扩散、消毒环境良好的病房，同时启动对密接者等人群的隔离措施，相关的各个国家、地区和城市都相应准备好启动更为严格、等级更高的相应措施——这肯定有助于传染病得到控制。但是……

　　但是，上述设想不仅仅是不现实的(大大超出了传染病多发的非洲、拉美国家的财政担负能力，以及薄弱的行政能力所可能实现的响应效率)，而且哪怕在政府财力相对充裕的西欧、北美、东亚国家，因为某些传染病的爆发频率很高，从而一旦频繁启动超规格响应，却又没有真正迎来专家、世卫组织所警告的大爆发，就必然会导致警告者事后陷入相当糟糕的舆论处境、政治环境。

　　2014年，抗击埃博拉为何一败涂地？

　　医学史研究专家、《观察家报》前记者、英国城市大学教师马克·霍尼斯鲍姆在其所著的《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一书中指出，专家或者说整个医疗科学界、公共卫生体系，曾长期相信埃博拉病毒仅仅会在非洲的部分中非国家的丛林及其边缘地带存在。所以在21世纪初，有专家通过研究发现西非的塞拉利昂(距离之前出现埃博拉病毒的地点超过了3000英里)出现了较多的埃博拉病毒抗体阳性的采集样本，但这份研究报告在第一时间被美国疾控中心的期刊拒绝刊载，审稿人根本不相信西非会有埃博拉病毒。

　　2014年3月，无国界医生组织采集了几内亚的部分样本，送交欧洲最为权威的病毒研究所：巴斯德研究所，检出了埃博拉病毒。随即，几内亚政府和世卫组织都公布了发生在西非的疫情。尽管如此，世卫组织在当时并没有对此采取足够的重视。

　　如前所述，2009年的墨西哥猪流感疫情没有“如约而至”，这让世卫组织饱受诟病。再加上2008年之后的全球经济衰退，这让世卫组织在内的联合国各组织的预算都被大幅度削减。另外，同时期世卫组织已经在密切监测中国的禽流感疫情、沙特阿拉伯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所以，世卫组织“很合理”的忽略了当时在几内亚发生的导致23人死亡的埃博拉疫情。

　　《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书中强调，埃博拉病毒所造成的疫情，在非洲出现，相比其他传染病在其他大洲的传播，具有更显著的危险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埃博拉病毒会让人在很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的出血，血液会从口腔、鼻子、肛门甚至眼睛中渗出。埃博拉病毒会让人体“每个部分都消融为一滩被病毒啃食过的黏液”。在非洲尤其是西非，死者死后会陈列数天，举办宗教仪式来告别死者，亲朋好友会接连亲吻死者面庞。埃博拉病毒在患者死亡后，仍可在其身体内存活7天。这使得这种病毒造成的疫情在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情况下，会很快失控。

　　在有限重视的情况下，世卫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几内亚政府合作展开了抗疫行动。但流言很快滋生，当地民众怀疑外国人穿着白色防护服是为了方便投毒，更是举出以前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进入医院后就再没有回来的“证据”怀疑外国医生的目的是窃取器官或血液。由于怀疑、恐惧、抵制，这一轮抗疫基本上失败了。当地人包括患者、新感染者纷纷躲入丛林。六年后，当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美国成为重灾区后，美国一些地方的政客、媒体和民众也呈现出与几内亚森林偏僻地区民众相同的恐疫反应，甚至直接指斥福奇等流行病专家与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合谋制造了病毒。

　　2014年4月中旬，几内亚官方甚至颇为乐观的发布了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的结论，因为确诊、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例人数降至新低。但无国界医生组织发现，一些村庄的病患死亡率急剧上升，因为之前逃避外国人的当地民众实在走投无路了，在生命末期还是住进了他们本来很不信任的、外国人开办的医院。

　　几内亚的疫情随即波及到了塞拉利昂。但世卫组织此时一反常态的对疫情采取了否认态度。直到当年7月、8日，世卫组织才相继将紧急情况等级接连提升。《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毫不隐讳的批评了世卫组织在该次疫情控制时的松懈麻木、自以为是。事实上，世卫组织始终处于一种不知道如何恰当反应的困境，过于积极的反应，会被说成是为了利益集团谋福利，虚构疫情造成恐慌;但反应稍稍迟缓，必然要引发谁该为失职负责的讨论和质疑。

　　从2014年4月到8月，迟迟到来的高度重视，被证明意义已经不大。在当时，无论是几内亚还是塞拉利昂以及其他附近的国家和地区，虚弱的公共卫生体系在已经大规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面前显得高度脆弱。在当地的一些大城市，死去的患者的遗体甚至就在路边堆积。这种惨烈的状况在当时虽然也经过媒体和互联网传播，扩散到了全球，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引发人们的同理心。直到2020年的春天，当纽约市的新冠肺炎疫情失控，遗体运输车辆告急、医院爆棚的景象传递到包括中国网民在内的各国网民面前，人们好像才被吓到了。

　　从1918到2020年，跨越102年的麻木大意

　　马克·霍尼斯鲍姆是个很会讲故事的科学记者、科学研究者。这本《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将1918年西班牙流感，与鼠疫、“鹦鹉热”、军团病、艾滋病、埃博拉、寨卡等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困扰现代人类的传染病的侵袭过程进行了梳理。

　　书作者写作此书的重要目的就在于，推动更多人了解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和病因学调查，通过普及常识、知识、推动形成良好生活和健康习惯来祛除人们对于传染病的过度恐惧，能够更好的、遵循科学来处置疫情，能够配合国家、社会组织、医疗机构开展防疫从而更好的保护自己，能够认识到埃博拉、艾滋病等传染病都源于现代人类过度侵蚀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从而更好的推动人与环境的共处。

　　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起始地，肯定不是西班牙。马克·霍尼斯鲍姆在书中在谈到西班牙流感时也聚焦于美国。在20世纪初，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居民都很容易因为肺炎链球菌而得上死亡率较高的肺炎，这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医疗体系和医学科学研究都十分重视肺炎等常见疾病。但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的爆发，仍然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受关联各国都表现得措手不及。

　　美国在1917年加入一战的协约国阵营，征召了大批适龄青年加入军队。流感很快在军营中爆发，出现高热、痰中带血等症状，还会出现头痛、颈部和背部疼痛甚至虚弱无力、无法站立等情况。在当时，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医生都信任“德国细菌学之父”罗伯特·科赫的观点，认定流感一定源于流感杆菌。

　　1918年8月，流感第二波疫情袭来，在美国远征军的返乡码头上，接连不断的出现水兵病倒。在一个月时间内，流感疫情已经导致了大批美军复员士兵死亡，死者全身还会呈现深紫色的色调。美国国内对于疫情显得毫无准备。大批复员士兵染病后被塞进了床位根本不够用的营地医院，缺乏必要的医疗照护。逼仄的环境必然导致交联不断的相互感染。

　　1918年的美国疫情，向着全球扩散，而美国国内则刻意掩盖疫情的严重程度。马克·霍尼斯鲍姆在书中指出，当时的美国人被告知西班牙流感只是个外国病。媒体则夸大流感对美国在战争中的对手德国的影响，而倾向于轻描淡写美军的遭遇。在纽约，很多人怀疑意大利移民携带了病原体并制造了排外事件——事实上，西班牙流感造访纽约富人区和布鲁克林出租屋的概率是一样的。到了1918年的10月，纽约每天新增被隔离人数超过2000人，甚至出现了患者将上门服务的护士扣留在家里的现象。

　　费城是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地。费城疫情的扩散，一方面是因为这座城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化的高度发展，让城市空间变得极度紧张逼仄，为病毒的快速扩散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则因为费城的时任市长在美国其他城市都开始限制市民集会的情况下，仍然举行公债发行会，从而变相为疫情扩散火上浇油。费城市政府被迫挖掘乱葬坑。102年后，美国的许多城市对于传染病疫情的警惕、敬畏，明显还赶不上1918年时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