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与主导范畴

我们知道，即使从1936年算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出现在世界上也已经有了70多年的历史了，即使到1991年为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苏联也已经生存了五十五年；在我国，从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于今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遗憾的是，我们不仅没有搞出一部能与《资本论》相嫓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鸿篇巨著，甚至连一本像样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没能搞出来。“理论是实践的先导”。苏联、东欧的巨变，社会主义事业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今天所处的低潮，应该说都与这种理论发展的相对滞后不无关系。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大量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为我们做出任何有益的探索，却应该期望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者们，能切实伏下身来，丢掉浮躁，耐得住坐冷板凳，全身心地做好这一工作。我们明白，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够担当起来的。却又必须靠千千万万“一个人两个人”的从头开始和持久努力。　　

我认为，这“从头开始”，就包括要竭尽全力，按照科学抽象法的要求，首先找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起点，作为突破口。俗语说，“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不然，必定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勉强开始了，也很难深入下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今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客观、也是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虽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但似乎仍处于童年或少年时期，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也不能忘记，就是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没能深刻理解科学抽象法的含义，没能按科学抽象法的要求找出它的科学的起点范畴。这一问题解决了，还要继续按科学抽象法的要求，竭尽全力找出它的主导范畴。主导范畴找准了，就抓住了主要矛盾、抓住了事情的要害，就为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提供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材料，否则，不分主次，“胡子眉毛一把抓”，只能是一阵空忙。　　

按照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做为政治经济学起点范畴的东西，必须是特定社会中最简单、最抽象、最少规定性，又最大量、最常见、以至能够成为该种生产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元素”或经济的“细胞”的东西，在它身上，孕育着特定生产方式一切矛盾的萌芽；作为主导范畴的东西，则必须是最能体现特定生产方式本质的经济现象，从而成为该生产方式赖以转动的轴心。　　

我发现，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起上述作用的只能是“劳动”。　　

当然，劳动不自社会主义始。　　

劳动是伴随着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同步出现的。劳动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密切到如此地步，以至我们谈到人，就是指能（或可能、曾能、将能）从事劳动的人；谈到劳动，就是指专属于人的劳动，只有人才能从事劳动（动物的本能活动算不上劳动）。劳动“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⑴——有了劳动才有人类社会的产生；从同样意义上我们又不得不说，人类“创造”了劳动本身——有了人类才有专属于人类的劳动的开始。劳动，首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特别是人类社会，是劳动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人类社会所需要的几乎一切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即使“纯粹”的自然物也要通过人类的劳动才能发现和利用——当然除了空气等少数自然物是例外），离开了劳动，就没有人类社会所需的一切；而一切劳动又都是人类从事的——离开了人类，就谈不上一切形式的劳动。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发展，处处迸发出劳动的火花；而这种发展本身，既是劳动进步的结晶，又是劳动再进步的阶梯。劳动将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人类社会亦将伴随着劳动的始终。　　

但是，“劳动”不能成为研究前社会主义时代各种生产方式的起点范畴和主导范畴。　　

在原始生产方式下，最基本的社会财富是“人”本身，而不是劳动。人虽然必须通过劳动才能生存，但在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人们的劳动成果除勉强满足人们最低的基本生活需要外，几乎不可能有多少剩余。——劳动不能成为社会的经济细胞和社会财富的元素与基本内容。任何一个人，哪怕短时间（例如几天）离开了社会，这个人本身也难以活下去。同时，在人们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原始人群间相互孤立，每个原始人群的人数又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哪怕仅仅失去了几个人，对一个原始人群（那时一个原始人群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威胁都可能是致命的；而若增加一个或几个“强有力”的人，对一个原始人群（从而一个“社会”）的意义又是极其巨大的。可见，当时只有“人”才是社会财富的基本内容。当时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人，而不是须臾离开人而进行的。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初期，都几乎曾普遍存在过生殖崇拜，则是“人”这一范畴的上述作用的生动反映。——只有“人”，才可能构成研究原始生产方式的起点范畴与主导范畴。　　

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下，奴隶主得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全仗对奴隶全部劳动的无偿占有（其“赏给”奴隶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同喂牛马没什么两样），奴隶本身是奴隶主们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财富，奴隶制生产方式本身也正是以奴隶主对奴隶的占有为起点和基本特征的。是否占有奴隶、占有奴隶的数量多寡和质量高低，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富有、富有程度乃至社会地位的最基本标志。一些奴隶主贵族死后也要大量奴隶殉葬，就说明这一点。所以研究奴隶制生产方式，其起点范畴和主导范畴都是“奴隶”。　　

在封建制生产方式中，起上述作用的是“土地”，只要明确了以上我们阐述的观点，就不难理解了。　　

资本主义是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和资本支配一切的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⑵，而且这种生产方式本身最初也是从小商品生产者分化中产生的。所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以“商品”范畴为起点。　　

但是，资本家阶级之富有，并不仅仅在于其占有商品和占有商品的多少。因为商品占有量再大也是有限度的。资本家之所以富有得成为资本家而统治一切，根据在于：他能通过对商品本身（主要是对作为一般等价物或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的货币商品）的占有，不断地掘取更多的社会财富，即因为它占有资本。只有资本才是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家本身也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或人格化的资本而已。这时只有“资本”（而不是一般“商品”）才是构成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占统治地位的主导范畴。马克思将自己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著取名为《资本论》即缘于斯。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劳动与资本斗争并取得胜利为其历史起点的，劳动者阶级（主要指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是劳动的人格化或人格化的劳动，劳动与资本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纯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切生产资料（资本）都归劳动者公有，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任何人利用生产资料（资本）所有权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任何可能性。一切人都和其他人一样是劳动者（而不能成为剥削者）；他们能向社会提供的，仅仅是劳动，而不会是其他任何别的东西；他们能从社会取得的，也只应该仅仅是按自己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的一定比例而领取的相应的报酬，而不能、也不应该是其他任何别的东西。这时，也只有这时，劳动才成为统治一切的权力。所谓“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⑷，就是劳动的这种权力的生动体现。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劳动”范畴才反映了最简单、最抽象、最基本、最普遍、最大量的社会关系，它既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之一，又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和根本内容，是社会一切经济活动赖以转动的轴心。所以，“劳动”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点范畴和主导范畴，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好恶为转移的客观要求的反映。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做为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让整个人类都彻底摆脱了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压迫而获得自由解放的社会，“人”这一范畴将可能重登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范畴与主导范畴的“宝座”。　　

这样，研究各种生产方式发展变化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其起点范畴和主导范畴，将是经历“人（‘奴隶’）——物（‘土地’、‘商品’、‘资本’）——（‘劳动’） 人”这样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个阶段的过程。其中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出现一种“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的现象，形成了一个周期，但这是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 ^⑸。研究原始的，奴隶制生产方式的起点和主导范畴的“人”（“奴隶”），是受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双重高压下的人（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只存在于氏族组织内部，氏族组织含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往往是相互敌视的），“人”这个范畴向物的转化，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由物的范畴再向“（劳动）人”的范畴的转化，更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巨大飞跃。否定之否定阶段的“（劳动）人”这一范畴，体现了“人”逐步挣脱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双重压迫，而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伟大进程。　　

当然，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作为起点范畴的“劳动”，与作为主导范畴的“劳动”，并不完全就是一回事。前者是最简单、最抽象、最少规定性的“劳动”，其中只“孕育”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矛盾的萌芽，后者才是渐益复杂、渐益具体从而逐渐展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丰富内容的“劳动”。　　

暂且撇开主导范畴的讨论，单讲起点范畴。现有的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同志，大概没有不承认马克思的起点范畴理论之科学性，并赞赏《资本论》从商品开始研究而取得的巨大成功。但是，“承认”与“赞赏”是一回事，能否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则是另一回事。一些同志仅仅满足于对现有的别人的成果的抄抄写写（如侵犯他人版权的事屡有发生，未被“曝光”的侵权行为更是多如牛毛），这样做当然只能毫无建树了；一些同志讲起马克思的起点范畴理论来可以头头是道，而一旦真的研究起来，则使人觉得他们“忘记”了这一理论，其所从“所有制”等范畴开始研究的，显然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初衷；也有的同志以马克思的理论为指导，找到了（实际是猜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起点——“劳动”，但在以后的真正研究活动中，却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这个起点范畴，因而功亏一篑，并未取得本应取得的预期效果。　　

由此，我想起毛泽东同志的两句名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⑹。“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⑺。从不精到精通是个艰苦的历程，从精通到应用更不轻松。“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⑻

以上就是我“一个人”多年来所思、所想和粗浅研究所得出的初步成果。我深知，这些东西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眼里都是极不入流的，也是不屑一顾的。但我仍然打算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也希望得到现在还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以及各位网友们的批评、指正和帮助。

参考文献：　　

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8.　　

⑵⑻资本论(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47；26.　　

⑶列宁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98　　

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　　

⑸列宁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08.　　

⑹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773.　　

⑺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2.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