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就是马克思的东方公社的补充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就是马克思的东方公社的补充 ——人类历史的探讨(6)马克思断言，“‘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结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写了《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这部分理论的核心，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这部分理论对于实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是消灭资本主义的指南!第二部分是研究了东方特别是俄国和中国的古代共产主义，写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这部分理论的核心，是东方社会的农村公社在中国就是自然村的农民要起来革命，革命胜利以后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利用资本主义的成果，直接进入现代的共产主义!这部分理论对于东方特别是俄国和中国实行古代共产主义的国家的农民阶级了来说是建设现代共产主义的指南!第一部分叫做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第二部分叫做东方农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农民革命的前提是古代共产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东方农民革命的发展方向是由古代共产主义进化到现代共产主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方向是，消灭资本主义转化到现代共产主义!人类历史殊途同归!全人类都要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换句话说，全世界七十亿人都要共同实现现代的共产主义!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的时候，就进入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人类历史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归宿! 马克思的消灭资本主义的理论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的东方农民革命的理论不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是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在《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阐述了这个理论，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东方不是资本主义 !东方主要是俄国和中国，是亚细亚所有制，即土地公有制的古代共产主义。在那里农民和土地没有分离 ，农民没有丧失土地，“俄国农民手中的土地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所以，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只限于西欧，在东方并不存在! 第二，东方免于资本主义的理由。古代共产主义在西欧到处都不见了，为什么它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呢?“我的回答是：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第三，东方建设共产主义不需要发展资本主义。“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马克思告诉东方农民，共产主义需要的机器、轮船、铁路等拿来就可以使用，不需要发展资本主义!这正像资本主义经过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交换机构一下子就能拿来使用一样那么的容易!第四，革命后把一切资金都用来发展公社，就想不起发展资本主义。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下，把一切巨额国债和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么，谁也不会想起要发展资本主义，“谁也不会再臆测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因为大家将都会承认，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和一种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第五，通过发展公社保存共产主义的有利情况。对于保存(通过发展公社)俄国公社有利的情况是：俄国公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而且经历了这种社会制度尚未受触动的时期而幸存下来;相反地，在俄国公社面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抗争的境地。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或者像一位美国著作家(这位著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因此，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第六，古代共产主义公社与原始公社的区别。为了从纯理论观点，即始终以正常的生活条件为前提，来判断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我现在必须指出“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首先，所有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公社社员的血缘亲属关系上的;“农业公社”割断了这种牢固然而狭窄的联系，就更能够扩大范围并保持同其他公社成员的接触。其次，在公社内，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可是远在引入农业以前，共有的房屋曾是早先各种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 最后，虽然耕地仍然是公有财产，但定期在“农业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因此，每个农民自力耕种分配给他的田地，并且把产品留为己有，然而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拿来分配。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结果。 第七，古代农村公社的固有的二重性。不难了解，“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但是，同样明显，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历史事实是，在西欧，是私有制战胜了公有制，因而，发展到资本主义!相反在东方，是公有制战胜了私有制，因而发展到古代共产主义!第八，东方农民能进入现代共产主义的理由。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因此，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单纯从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来看，在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但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 第九，古代共产主义进入现代共产主义的条件。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地块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 关于经济上的需要，只要把“农村公社”置于正常条件之下，就是说，只要把压在它肩上的重担除掉，只要它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那么它本身就立刻会感到有这种必要。俄国农业只要求有土地和用比较原始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地块农民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个时期之所以很快地成为过去，是因为对农民的压迫耗尽了农民的土地的地力，使他的土地贫瘠。现在，农民需要的是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 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到哪里去找呢?俄国“农村公社”比同一类型的古代公社大大优越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经营。至于最初的创办费用(包括智力上的和物质的)，俄国社会有支付的义务，因为它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维持生存并且也必须从“农村公社”中去寻找它的“新生的因素”。第十， 东方资本主义的崇拜者为什么要杀死下金蛋的母鸡呢?“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既然“农村公社”的现状有利于这么多不同的利害关系者，例如“社会新栋梁”，那么，为什么他们还合谋要使公社灭亡呢?为什么他们的代言人还把公社所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自然衰老的确凿证据呢?为什么他们要杀死下金蛋的母鸡呢? 只是因为经济上的事实揭开了这样一个秘密：公社的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并且纯粹由于事物的必然性，现在的剥削人民群众的方式已经过时了。因此，必须有点新东西，而这种新东西，虽然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总不外是，消灭公有制，使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形成农村中间阶级，而使绝大多数的农民干脆变为无产者。 第十一，要挽救东方公社，就必须有东东方革命。一方面，“农村公社”几乎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强有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它，准备给它以最后的打击。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可是，那些掌握着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人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 要剥夺农民，不必像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那样，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同样，也不必用命令来消灭公有制。请你们试一试，从农民那里夺取他们的农业劳动产品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那么，你们即使动用宪兵和军队也不能再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 由以上看出，马克思为东方农民革命指出的方向是要尽一切力量挽救农村公社!在中国就是挽救自然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就是挽救中国的农村公社即自然村!主要内容如下：一，挽救乡村的原因。《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原有社会结构完全被破坏，农业自然经济解体，专制统治丧失基础，国家处于一盘散沙，任人宰割，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中国原有状态的破坏，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侵入，导致了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急剧冲突，因此文化失调是造成中国如此局面的内因。二，乡村建设的概念。所谓乡村建设，是以解决文化问题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其目的不止在文化本身，而是对社会、政治、经济诸问题的综合解决，是“从乡村开端倪，来创造一个新文化，创造一个新社会制度”。梁漱溟指出：“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组织构造，是形著于社会礼俗，而不形著于国家法律，中国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种由社会演成的礼俗，靠此礼俗作为大家所走之路(就是秩序)。我常说：人类的生活必是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又须靠有秩序，没有秩序则社会生活不能进行。……新组织构造，新礼俗，二者是一件东西。” 三，乡村建设的标志。“所谓新礼俗是什么?就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完全沟通调和成一个事实，事实出现我们叫他新礼俗)，不只是理论上的沟通，而要紧的是从根本上调和沟通成一个事实。此构通调和之点有了，中国问题乃可解决。……当中国精神与西洋长处二者调和的事实有了时，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实现，也是人类的一个新生活。新社会、新生活、新礼俗、新组织构造，都是一回事，只是名词不同而已。” 他认为乡村建设的标志是乡约，乡约共有四条：(1)德业相劝，(2)过失相规，(3)礼俗相交，(4)患难相恤。这是一种乡村组织。梁漱溟想通过地方自治来建立的新社会组织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四，中国建设要从乡村着手。梁漱溟指出：“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从复兴农村入手，从那一段道理上就确定了现在我们的新机构是要从乡村开端倪，从乡村生长苗芽。” 梁漱溟说：“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个要靠乡村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的人与他合起来”。五，发展农业为主引渡到工业。《理论》一书认识到中国问题必须从农村问题的解决入手，通过农业社会的改造而引渡到现代工业化的社会，而且必须依靠现代教育手段来开辟社会全面建设的道路，把重建人的主体性和文化的民族性作为基础，唤醒民族觉悟，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力量，在中国处于激烈剧变被人欺侮和宰割的逆境中，使广大乡村自由、散漫、无力、愚昧、贫困的农民联合起来，组织合作社，组织新团体，并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形成民族内聚力，振作精神，建设乡村，改造社会，实行民族自救，凡此等等，梁漱溟主张，不要直接办工业，而要从农业生产、农民消费两方面来刺激工业发展，要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叠为推行，产业乃日进无疆，同时亦就是从生产力抬头而增进购买力，从购买力增进而更使生产力抬头;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社会富力乃日进无疆。这是真的自力更生。”那么工业怎样建立呢?梁漱溟说，农村的复活全靠合作，一面有了工业的需要，一面布置了合作的根底，抓住需要不予放过，而以合作方式经营之，工业就于此建立。有的工业置于农民合作自营之下，有些工业可不由合作社经营而由地方团体经营，有的可以国营。在合作运动相当成功之后，地方自治体一定会健全起来;地方自治成功，国家政治机构亦必健全。六，中国不能走工商业之路。中国将永久不能如日本走近代工商业之路，其原因是：(1)近代工商业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已走入资本主义阶段;(2)近代工商业路为私人各自营谋而相顾的，不合现在国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的趋势，在今日国际间盛行倾销政策下威胁太大，亦无发展余地;(3)近代工商业道路所需要的政治条件(政府能安定秩序，并保护奖励)，中国亦不具有。因此近代发展工商业之路不可学。七，中国的经济建设必然是乡村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人手”。”他认为，这是中国自己的路子，他说：“我们如果要在政治问题上找出路的话，那决不能离开自己的固有文化，即使去找经济的出路，其条件亦必须适合其文化，否则必无法找寻得出，因为这是我们自家的路，不是旁人的路。” 八，何谓建设乡村运动，梁漱溟指出了三点： (1)这一建设工作或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必须从乡村人手; (2)这一建设工作或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必须以乡村人自身的力量为主;(3)完成这一建设工作或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的关键，在于使政治重心经济重心都植在乡村的一个全新组织构造的社会。他说：“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想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建设什么?乃是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结构(政治经济与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内)，因为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已完全崩溃解体，舍重新建立外，实无其他办法。” 九，为什么要从乡村入手建立中国的新组织构造呢? 他认为中国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的社会，在乡村中从理性求组织有许多合适之处。他说，中国人的理性主义是平静、通晓而有情的。那么，为什么从乡村人手特别适合于理性呢?首先，农民的宽舒自然的性情，很适于理性的开发;其次，农民所对付的是生物，此即因其有活趣，可以引发出一种自然活泼的温情;第三，农夫行动从容不迫，他们种植的五谷与自然的节候非常有关系，急忙不得，所以养成一种从容不迫的神气，从他的从容，就可以对他所接触的一切印象咀嚼领略而产生一种有艺术味道的文化、有艺术味道的人生;第四，农业最适宜于家庭的经营，而家庭又最能安慰培养人的性情，这与情谊化的组织很有关系。以上四层都与从理性求组织有关;第五，这是更重要的一层，即乡村人很有一种乡土观念，比较能引起地方公共观念，所以正好藉乡村人对于街坊邻里亲切的风气来进行我们的组织;第六，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风气，这种意味，在乡村里还有一点;第七，我们是在追求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而从乡村起手组织，自下而上，由散而集，正合乎常态，合乎人类的正常文明，当然，讲从乡村人手，并不是不要都市，我们是要将社会的重心放在乡村;第八，培养新的政治习惯，要从小范围——乡村着手，这样可以建成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十，，在乡村建设中有两大难处，头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府，第二点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他自己就说，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府，这是一个矛盾。说是要社会大改造，那就不应当接近政权，现在既作社会改造运动，则明明是你看它(现政权)改造不了，它既改造不了，你就应当否认它，你就应当夺取政权来完成社会改造，你既不否认它，而顺随地在它底下活动，那么，你本身就失掉了革命性，又怎么能完成社会改造? 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综上所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就是马克思的挽救东方公社的补充! 把马克思的挽救东方公社和梁漱溟的挽救乡村的内容结合起来，就会知道，资本主义消灭以后人类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劳动者2015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