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杀鸡取卵”与“饮鸩止渴”

　　这里所讲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起始时间仅限于从2007年下半年美国国内金融危机开始，不论及此前。

　　众所周知，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从2007年下半年就已经非常严重了，但为什么没有爆发呢?没爆发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是主要恐怕还是中国大幅度增加购买美国债务将美国的经济暂时托住并掩盖债务危机了有关。回顾一下2007年中国经济的状况就知道，那时候，沿海地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生产和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社会稳定面临重大挑战。同时，恰逢一年后中国举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为了奥运会的顺利进行，中国不得不采取非常规措施，暂时托住美国经济不要触底。

　　于是，问题出来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2007年中国沿海加工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呢?很简单，美国国内债务危机已经显现，美国消费能力严重萎缩下降，进口需求自然下降，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传导到出口拉动型的中国后，势必导致中国出现前述现象。为了确保奥运会的顺利举办，中国不得不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托住美国经济避免硬着陆，维持美国的进口能力与消费能力。中国的做法其实也是为了在奥运会之前避免自身经济的硬着陆。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经济硬着陆也会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呢?用一句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话叫着“生产要素与资源错配”;如果用老百姓都听得懂的话来讲就是中国中低端产品的生产加工能力与消费中国中低端产品的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消费能力搭配错误了。也就是说，中国中低端产品的生产(制造与加工)能力是按照西方国家的消费能力进行设计的，是与西方的消费能力相匹配的。而中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亦即消费市场(欧美等西方进口国)的消费模式是什么呢?是寅吃卯粮的举债式消费，当西方的举债能力不可持续的时候，其消费能力必然下降，于是最终传导到中国的生产制造企业。而生产企业的生产能力(比如厂房与设备的)以及围绕着生产能力而进行的能源(比如电力生产)交通(汽车、轮船、高速公路与机场、码头)等上下游产业的产能配置均是刚性的，不可能同步下降。于是当进口市场的消费能力下降后，作为出口市场的中国的产能过剩立即就会“水落石出”。

　　为了更便于理解这个经济问题，这里需要打一个浅显易懂的比方：我们不妨将全球的经济比作长江，将中国的生产能力比作在长江航行的一艘船，那么西方的消费能力就是长江的水位。当初造船时，船舶的吨位、吃水线以及船的动力系统等都是根据航行路线的水位进行设计的，但是等船造好，航行一段时间后，却突然发现航线上的水位(即西方的消费能力)在不断下降。面对这种情况，船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三峡大坝泄闸，将长江水平抬高;要么不断减少船舶的装载量(就是经济发展速度)以适应下降的水位。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奥运会召开期间，中国采取的是第一种方法，将自己的外汇储备大量出借给美国，暂时维持美国的消费能力，这样，确保中国这首大船得以继续在长江满载而行。但是，奥运会以后，三峡水库的也开始干渴了。于是美国的债务危机也就再也盖不住了，由此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整个“长江流域”(全球经济)遭遇百年罕见的旱灾也就难免了。

　　怎么办?中国最先想出了一个办法，将青藏高原的终年积雪融化，减轻自己三峡大坝以上的上游一带的旱情，于是四万亿就这样出台了(注：通过各种债务平台的杠杆放大后，实际货币投放量远远大于4万亿)。后经大家(20国集团)商议，决定引海水倒灌，确保长江航线能够继续通行。海水倒灌虽然暂时解决了长江的航运问题，但是对长江流域却造成了巨大的后遗症：土地盐碱化，只要海水退却，就是赤地千里，满目苍夷。

　　时间来到2014年，美国说，因为大气循环(美国经济)的状况有所改善，长江流域的降水量有所增加，所以要逐渐减少倒灌的海水量，减小对海水倒灌的依赖程度。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大气循环的状态不是更好了，而是更糟了，因为连青藏高原的常年积雪都被融化完了，大气循环的气候条件更加恶化了。美国所谓的大气循环的状况好转只不过是抓住了几次机会搞了几场人工降雨，制造了一些假象而已。

　　中国为什么在2008年美国债务危机之后仓促推出4万亿规模来救市呢?因为中国非常清楚，即使大家同意一起放水，由于长江流域的地下水长期超采，倒灌的海水首先只能用于回补超采的地下水，长江航线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正常通航能力的，所以才匆忙决定融化青藏高原的常年积雪——也就是只有通过强行启动国内消费来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将中国中低端产能全面过剩与国外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暂时暂时予以化解，然后寻找长期化解的机会。当然，化解经济矛盾的同时也达到暂时化解国内社会矛盾的目的。

　　用今天的视角再去审视六年前政府仓促推出的系列政策与措施，相信大家对结论已经没有多大异议了：那是一种典型的杀鸡取卵的做法，其最大作用就是暂时掩盖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延缓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矛盾的爆发期，但是却延误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时机，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矛盾。这一点，笔者衡岳山人在《“集中消费”之后经济必然陷入长期衰退》一文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此不再赘述(参见“衡岳山人曹博律师”的新浪博客)。

　　说完了“杀鸡取卵”，接下来再谈谈“饮鸩止渴”的问题。（未完待续）

　　附文：“集中消费”之后，经济必然陷入长期衰退

　　最近两年以来，谈到中国经济与发展问题时，使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汇就是“新常态”了。什么是新常态呢?前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似乎用了九个“从”字的排比句诠释了新常态的内涵，但是山人不以为然。所谓的“新常态”只不过是那些御用经济学家用来替代“经济衰退”的一个新名词罢了。中国的御用经济学家为了忽悠百姓，总喜欢创造一些新词汇来掩盖某些真相。比如在07年到12年这段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时期，中国的御用经济学家就发明了一个“输入性通胀”这个词汇，言下之意就是造成当时国内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并不是中国央行，而是通过各种途径与渠道流入中国的热钱，央行不是主动超发货币，而是被动超发货币(用于收购流入的外币)。“输入性通胀”一词就很好的将央行的责任给摘得一干二净了。

　　按照那些御用经济学家的说法，倒让人感到几分奇怪，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发行当局倒似乎成了美联储在中国开设的分行，货币发行当局的货币发行权似乎完全受控于美联储了。如此说来，中国还有什么经济主权可言?所以，“输入性通胀”一词恰恰说明了中国只不过是美国外海最大的经济殖民地罢了。“次贷危机”发生以后，政府主动拉动房地产来救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广义货币M2的供应量连年攀升，最高峰的时候竟然超过120万亿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供应量最大的国家。这个时候，那些御用的经济学家再也不提什么“输入性通胀”，因为规模如此庞大的货币供应量明显是政府与央行有意为之的结果，怎么说也无法简单的将其归责于境外”热钱”的，所以，两年前“输入性通胀”这个词语也就悄悄地从中国所有的媒体上销声匿迹了。

　　经历过长达十多年的集中消费以后(从朱镕基担任总理推行住房体制改革算起。有关“集中消费”的定义参看衡岳山人此前的财经博文)，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被严重透支，中国经济虚假繁荣的景象也终于走到“山穷水尽”(山上的矿藏被开采殆尽，大小江河湖泊被悉数污染)的境地。

　　可以这么说，凡是推行“集中消费”经济政策的国家，在“集中消费”助推的虚假繁荣景象过后，都逃不了经济陷入长期寒冬的命运。美国如此，日本如此，欧洲如此，中国也将同样如此。相信凡是了解美国“次贷危机”来龙去脉的人都知道，引发美国“次贷危机”的真正元凶就是美国寅吃卯粮式的超前消费(即“集中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众所周知，美国为了维护美元霸权，为了维持美元的收支平衡，不得不长期执行超前消费的经济政策，以达到维持美国经济虚假繁荣的景象，吸引流入国际货币市场的美元回流美国。

　　早在克林顿时期，美国的经济危机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为了延缓危机爆发，当时美国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发动科索沃战争，一方面启动两个新兴产业IT行业与生物基因工程。科索沃战争除了打击刚刚诞生的欧元之外，还将大量的美元驱赶回流到美国，解了美国的燃眉之急，所以科索沃战争的战略目标基本得以实现，但是美国启动试图启动IT产业与生物基因工程来占领全球未来新兴产业的制高点的政策却失败了。原因主要是当时IT行业所依托的基础设施建设(全球网络)尚处于起步阶段，IT消费市场也处于市场培育与推广初期，所以当时大家将IT行业比喻为“烧钱行业”，而生物医药与基因工程又因为研发周期相当漫长而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虽然科索沃战争解了美国经济危机的“燃眉之急”，但是由于IT产业、生物医药与基因工程的失败，美国经济危机的引信与隐患并未得到排除，反而日益加深。这一点，作为美国货币政策掌门人的时任美联储主席其实比谁都更加心知肚明。为了延缓美国的经济危机爆发，格林斯潘执行了连续降息的刺激政策，同时启动了传统的房地产业以吸引资金投资美国房地产业。低息政策导致美国的各种金融机构纷纷采取激进的措施，甚至采取“零首付”的消费方式刺激消费贷款，以至于出现街上连街上的乞丐这种完全不具备偿还能力的人也可以购买房屋的极端现象。为了规避与化解风险，各大金融机构纷纷采取层层打包的方式将金融资产证券化，然后销往全球。

　　当然，作为“毒资产”的始作俑者的美联储以及美国各大金融机构对这些打包的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的“毒副作用”是了然于胸的，总有一天会发作的。于是，当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小布什上台执政后，美国不得不通过启动战争的方式来化解迟早将要发生的经济危机，这也就是后来发生的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试图通过这两场战争彻底控制中东与中亚这两个全球油气富集区与出产区，然后通过石油美元来转嫁危机。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两场战争最终的胜而不利，美国击鼓传花的把戏彻底丧失了“传”的时间，证券化了“毒资产”的毒副作用终于在2008年疯狂地发作。

　　本文只所以不惜笔墨的将美国“次贷危机”的前因后果赘述于上，目的就在于论证这样一个经济规律：任何国家只要执行了寅吃卯粮的“集中消费”的经济政策，最终都逃不了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厄运。美国如此，中国也不会例外。

　　比较中美两国“集中消费”的异同，相同之处就是都逃不了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命运(美国从2007年到2014年经济衰退期超过了7年)，不同之处就是双方转嫁危机的条件与方式存在迥异。美国可以依托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将证券化了的“金融毒资产”销往全球，将危机转嫁给整个地球，而中国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中国“照猫画虎”、“邯郸学步”地跟着美国搞“集中消费”的经济政策，所有的代价与风险只能由自己的老百姓承担——当房价被不断推高时，高房价只能由中国的老百姓买单，当危机发生以后，资产大幅缩水时，中国所有老百姓的财富也跟着缩水，就这样，通过房地产价格“上涨”与“下跌”，中国国民的财富就被无形的转移、剥削掉了。

　　山人在以前的博文中一再提到，当今中国经济的所有病症均是拜2008年以后采取的“集中消费”政策之所赐。今天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就是中低端产品的产能全面过剩，而有效需求不足。为什么出现产能全面过剩而有效需求不足的病症呢?原因就是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执行了“集中消费”的经济政策，而中国的生产能力却是为了匹配美国的“集中消费”的消费能力的，当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后，国际消费市场严重萎缩，中国为了消化过剩产能，“照猫画虎”、步美国的后尘，将美国的“集中消费”经济发展模式照搬照抄复制到中国国内，经过09年——2013年五年的“集中消费”的发展模式将中国经济虚假繁荣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结果，这五年里不但没有缓解与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反而助推了产能更加过剩。而五年的“集中消费”却严重透支了国民未来的消费能力，导致有效需求能力被严重削弱，产能与有效需求的剪刀差被进一步扩大，反过来更加凸显了产能的严重过剩。

　　由此可见，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前提下，任何试图通过调整消费结构来解决当今中国的经济问题，其实都是在痴人说梦罢了。

　　要解决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唯有一条路可走：去除过剩的产能，同时提升有效需求能力。而这恰好是一个“循环死结”：去产能必然会导致出现失业增加，而家庭成员的失业增加必然会进一步削弱家庭的整体消费能力。

　　而“克强经济学”应对这一对“矛盾死结”的办法就是一句话“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谓的“大众创业”就是解决就业问题，继而解决提升有效需求能力问题;所谓的“万众创新”就是淘汰落后产能问题，从而进一步改善消费结构，达到体制增效的目标。

　　山人说句心里话，面对前一任政府留下的经济难题，也确实难为了我们的那位中堂大人。但是，山人对“克强经济学”开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处方并不看好，原因如下：

　　“大众创业”虽然短期内能够增加就业机会，也能短暂地起到支撑商业地产的价格不至于快速下跌的作用(新设的公司总是需要租赁办公用房)，但是，确切地说2015年开始“大众创业”的后遗症就会开始显现出来的，很多所谓的“创业企业”就会加入在明年就会加入破产倒闭潮之中。而这些新成立的公司一旦因有效需求不足加入到破产倒闭潮之中，那么投资失败的成本对那些创业者的消费能力同样形成挤出效应，也就是消弱了创业失败者的消费能力。

　　根据笔者长期服务企业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其实在中国绝大部分人不太适合去创业的，因为中国的很多创业者不具备经营管理好一个企业的基本素质，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的存活率普遍较低、存活时间普遍较短的原因。尤其在市场萎缩、经济减速的外部环境与条件下，鼓励(或者说引诱)更多的人去创业，多少给人有点感觉“只顾给自己解套，而不管他人是死还是活”的味道，似乎有点不那么道德。

　　总而言之，以房地产为引擎、在“集中消费”发展模式的引领下中国经济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以后，必然会陷入一个中长期的衰退通道，至于衰退期到底有多少，取决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个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那些御用经济学家创新一个“新常态”的经济学词语就能掩盖的(其实“新常态”这个词语并非中国御用经济学家的创新，它同样是从美国过来的“舶来品”)。

　　根据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可以预见，2015年、2016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因此山人在此提醒：市场有风险，创业需谨慎。一个人有创业的热情与激情固然精神可嘉，但是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具备风险识别与风险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