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人口因素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前言

所谓转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义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式和人们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过程。在中国，“转型”的概念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指经济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解是一致的。当时世界银行办了一个杂志，叫"Transition"，有人译为“转轨”，也有人将其译为“转型”（注1）。在新世纪，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转型不仅仅指经济上的，同时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多个方面和层次，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如何分析中国社会的转型，对于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程、更好更快地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含义、转型的进程、转型的特点以及转型所造成的深远影响等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何谓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的含义，在新世纪中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一是指经济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从广义方面的含义来说，以上三方面说的都对，都指出了社会转型的某些方向，但也都不全面。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应该包括以上三个方面，同时涵盖了从短缺型经济向过剩型经济、从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从农业价值观向工业价值观和社会体系的全变转型、变构、和重组。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毫不为过，是社会的全面变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征程。相比于1949年建立新中国的第一次革命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次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二次伟大革命，是全面的转型而不是部分的转型，是整体的转型而不是局部的转型，是长期的转型而非短暂的转型，而且现在仍处于转型过程中，并未结束。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实现小康社会才会告一个阶段。

二、新世纪转型与历史对比

新世纪转型，按目前主流的划分方法，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转型。具体时间从1949年10月1日算起。这三次转型分别是：

第一次转型。第一次转型开始于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1956年底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结束，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20世纪中国又一次划时代的历史巨变。

第二次转型。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党的十二大开始肯定“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发展，党的十三大把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同个体经济一起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十四大根据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强调，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方针。党的十五大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我国同时完成了从按劳分配的单一分配制度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第三次转型。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第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从粗放式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从投资推动型增长转向创新推动和消费投资协调型增长，从外向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实现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环保的科学发展和包增长，目的是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又一次吹响改草的号角。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以改善民生为宗旨。不仅是切实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更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转变政府职能等。而且，加快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将更加重视广大的农村居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启的将是一个以社会建设为重要内容的改革时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以全面小康为目标，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是本世纪初的宏伟目标。

第三次转型，与前两次相比，在深度与广度上，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第三次转型，是第一次的延续与发展，是第二次的深化与扩大，是继往开来的必经一步。总而言之，不管哪次转型，都是以建成社会主义、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以我们的国家强大、人民幸福为目标。转型是手段、是途径、是方法，目的才是目的。为人民服务、让人民幸福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和目标，而不是为了转型而转型。因此，第三次转型比前两次更加的全面，在深度上、在广度上、在层次上都有了全面的提高，最终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为目的。因此，在具体的方法上，和前两次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三、转型的实质

既然第三次的转型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如此重要，那么新世纪的转型又包含哪些内容呢？在我看来，新世纪转型的实质，是非工业人口向工业人口的转化，并进入现代工业体系之内，当然也包括依附于其上的信息产业、第三产业和高科技现代农业。至于城市化，倒并非决定性的因素。为何？因为没有进入现代工业生产体系，光是进入城市转成城市人口，比如墨西哥、巴西、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大城市中的贫民窟，那是不能算作工业人口和转型的。同样，即使进入了农村，如果从事的不是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而是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育种、化肥、农药、灌溉、养殖等现代农业，比如以色列的现代农庄，覆盖进了现代工业化进程的体系，进入了全球化大生产，仍然可以算作转型。

而工业社会，和以前农业社会、游牧时代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意味着社会的整体转型、意味着和过去的撕裂甚至决裂、意味着工业化渗入到每个人的骨髓当中。每个人再也不是自给自足而可以无求于人的了，真正成为了马克思所说在其经济意义上的“社会人”，每个人都无法与他人再割裂，脱离了就无法再生存。人再也不是自由的了。每个人都必须从事自己所擅长的生产，并与他人进行交换，否则就无法生存。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象征，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注2）

也就是说，在这场深刻的涉及社会体系变更的过程当中，所涉及的不仅仅只是在经济上计划向市场转变、也不仅仅单意味着单个或几个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是由经济出发必然导致的政治上、社会结构上、社会制度上乃至文化上和价值观念上的全面转型。以前中国农业社会和城市户口所构成的二元社会的必然解体，只是一个缩影。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变；这四个转变意味着，不仅仅是纸面上的一串串数字，而是在实际当中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发生了质的转变。这数亿人的思想、生活方式、生活习性、生活观念、价值观、交流和交换方式也受到影响而必然发生改变。脱离家乡的痛苦、在城市的茫然无助、就业后的欢欣、失业后的悲伤同样感染着他们；他们再也回不到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上去了；他们也不想回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进入城市和工业化体系以后，他们更孤立了，也更紧密了；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被强大的社会紧紧压缩在一起，也许转个身甚或喘口气都困难，初次进入工业化的人往往都是这种感觉——对的，就是失去自由的那种感觉。每个人都被其他人托着，推着，被牵拉着，身不由己的往前走——这是社会的洪流，跟不上或被抛下的就是毁灭。没有人想被毁灭，所以都尽己可能的被推着同时也推着别人往前走，脚步是停不下来了，无论生存还是死亡。时代的洪流把每一个人都卷入，抛向空中，抛向那全不可知的未来。束缚在土地上时所产生的安全感消失了，每个人都有可能失业——包括企业主。所以每一个人都尽量往前走，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每个人都被固定在社会这台大机器上，成了一颗螺丝钉或者小棋子，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生活永远过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内涵和运行机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际实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是少数人决定机制，即整个国家和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强拖着往工业化的前进道路上狂奔的话（当时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应该说不理解或者不愿，他们不知道或者说并不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工业化是什么，也不知道往哪儿去，也无力反抗，这才是他们的真实状况。他们只是被动的被少数自己民族的优秀精英强拉着往前走，并告诉他们不这样走就是毁灭。于是他们就被动的走了，不管情不情愿，又或者是咒骂是哭泣是反抗，统统都没用——一场场运动从精神上而非肉体上消灭了大多数反对者，于是他们沉默了，只能默默地往前走）。当时大多数人应该说不愿或者说是被动的，因为在没有殖民地可供剥削的前提下，维持工业化所必需的积累实施的过程就是剥夺农民乃至工人的过程，也是几十年如一日维持低水平生活的过程。可在当多数人进入工业化以后，这种被动的奔向工业化就日益变成是自发乃至自觉地了，因为维持工业化已经成为了每个工业化人口的利益最大化所在，同时不维持工业化就不能维持每个人的正常生存。一旦构建起来，这个体系本身已成为每个人生存所必需的了。不仅如此，在社会大多数人口进入工业化、并在工业体系的连接下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如果说以前分散的无组织的多数在自身利益受损时还无法反抗有组织的少数精英领导下的方向的话，现在社会的大多数哪怕是在松散联系的情况下其整体都已经强大到足以对抗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府的程度。例如现在一些网民在网上的发言就足以迫使地方政府撤换某个官员，或者左右官方的政策，这在以前分散的农村社会状况下是不可能的事，而今天却成了很常见的现实。其背后的原因，本质上是社会竞争机制逐步替代少数人决定机制，即逐渐过渡到社会上各个利益群体的相互竞争和博弈决定规则，而非由某个超然于上的精英组织所单独裁定。

正如现在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发达国家，对民众运动极为敏感，民众稍一集会游行或上街抗议，政府就如临大敌或倒台换届，每个政治家不管内心愿不愿意，都表现得愿意倾听选民的声音，而得不到选票的政党及其领导人就将下台。相比起资本主义初起时“羊吃人”的血腥，可谓天渊之别。这并不是说资本家不贪婪了或者说今天的资本主义政治家品质比以前变好了，而是因为力量对比的缘故。在资本主义初起时的封建社会，分散的个体小农对穿盔甲骑大马的资本主义封建贵族基本是没有对抗能力的，只能被动地承受，或者被屠杀，或者背井离乡，只能二者选一。而自从法国大革命开始，逐步兴起的无产阶级和工业化人口把封建贵族及资产阶级新贵们杀得人头滚滚，让他们领教到了革命的力量。在工业作坊中工作的工人们很容易就组织起来，用资本家提供的机器制造火枪，在街垒中射杀那些全身铠甲的骑士们。从此资产阶级和资本家们就对通过工业化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整体而非过去分散孤立的小农们心怀恐惧。所以，是力量对比改变了这一切。让我们再回到这句话：“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象征，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所以说，民主是工业社会所需，而非反过来民主造就了工业化和幸福生活。是工业体系本身需要并缔造了民主。工业体系需要它的每一个部分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协调自身各个部分、实现更好的发展，从而最终实现社会化大生产。这就导致了民主和各个利益群体博弈的需要。而非像以前农业社会一样，分散的小农可以由暴力统一在同一个王朝或机构的统治下，并发出一样的声音。他们被代言了。所以，是工业产生了民主，而非民主催生了工业。任何个体甚至组织在通过工业化所组织起来的社会整体面前都是弱小的，甚至是可以被抛弃的。正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注3）。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趋势，也正是表现为社会竞争机制逐步取代少数人决定机制、审批型政府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深刻的体现了“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注4），就会“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注5）这一著名论断。虽然如此，中国新世纪的转型由于历史原因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上其它工业化国家的转型

四、转型的特点及其评价

新世纪中国社会转型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是这次转型是由政府发起并主导的。并不同于历史上英国首先由资产阶级所发起、并推翻了当时国王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二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被动改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是掌握了完全权力的一方。主动的发起、主动的主导、主动的维护，而不是像历史上的多数政府一样被动地顺应甚至是对抗变革，中央政府始终在积极主动的应变而且是主导变革，这是新世纪中国社会转型不同于历史上和其它国家的最大特点。很多原因和答案都是由此出发并得出。按照“主导者通常即是获益最大者”原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既是主导转型的一方，同时也是在这次转型当中受益最大的一方或者说至少是获益最大的之一。这种获益，并不表现在腐败的官员口袋里又多了多少，也并不仅仅是反映在财政收入增加和官僚体系的膨胀上，而是反映在执政的稳定性，和执政的合法性上得到老百姓也就是社会大多数群体的认同。借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如果说一个人或者说组织最低层次的需求是生存和安全、最高层次的需求是社会认同及自我实现的话，无疑中国政府在主导转型的过程中获得了或者说实现了这种需求。相比起它国政府比如说历史上的拉美、非洲，和今天现实的东南亚和中东比如泰国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前政府，中国政府主导的这种转型无疑是相当成功的。当然，能实现这种成功的转型也并不是无代价的。具体表现在转型的时间漫长、转型的过程复杂、以及转型中的矛盾尖锐、转型所处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等各个方面。（注6）

转型时间漫长。中国的农业文明源远流长，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因此，现代工业社会取代传统农业社会的过程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同时，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庞大经济社会体中实现社会转型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这两方面因素决定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转型过程复杂。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在已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社会遭遇深刻危机、出现一系列弊端之后开始的，如何扬其长而避其短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转型中的矛盾尖锐。西方现代社会始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通过对外掠夺和利润回流极大地缓解了自身的内部社会矛盾。而中国的转型是建立在自身人民的劳动积累基础上，由于各阶层所需付出的转型代价不一、转型后的获得也各不相同，两极分化是难免的，同时也积累了较多的社会矛盾。
　　转型所处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转型的难度。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巨性还表现在它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的。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的相互影响与制约，各个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也相互影响，这也直接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机遇与挑战。

总而言之，劳动是社会历史运转的基石，意识形态是建基于劳动实践基础之上的，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注7）。但不同性质的劳动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单位劳动时间，工业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和农业社会的低水平劳动有着天壤之别。这其中起作用的因素不仅有着科技进步，还包括了社会化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因此，在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付出了较多的苦痛、同时也收获了不同程度的成果，具体反映在物质收入和精神方面的满足感这两方面。因此，要评价新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和其所造成的后果，也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来评价。

从物质方面来说，从宏观上看，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大太快了。曾几何时，"崩溃论"余音犹存，"崛起论"已响彻四方。GDP年均增长近10％，从不足10万亿元翻为63万亿元，人均GDP7595美元，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跃为第二大经济体，按平价购买力甚至第一；工业总产值世界第一；钢铁产量世界第一，并占全球的一半；石油进口量世界第一；十年互联网，从涓涓细流速变为汪洋大海，网民数高居世界第一；城市化建设如火如荼，一路高歌猛进，变化之快，史无前例。（注8）

可以看出的是，经过新世纪15年来（2000-2014）的发展，以上的各数据指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称之为飞跃也不为过。

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在此不进行详细的列举，但是可以考虑的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指标体系，这其中应包括中国居民的人均幸福指数、城市化率、三产就业率、大学普及率、恩格尔系数、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住房面积、百户小汽车拥有量、人均GNP、犯罪率、出生率和死亡率、人均寿命等等，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评价，可以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

五、转型的影响及原因

在上面我们说到了新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及其成果，但可以看到的是，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结构破碎、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重组，任何转型都必将带来某种程度上的社会撕裂，甚至是社会矛盾激化。不带阵痛的社会转型是不存在的，必然有人付出代价，区别只在于人数的多少和代价的大小。如上世纪90年代从前苏联到俄罗斯的转型，社会经历了巨大的阵痛，整个俄罗斯10年内减少了1000万以上的人口，人均寿命下降了10年，相当于一场世界大战造成的后果，至今遗患犹存。客观的说，中国的社会转型一定程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只不过代价较小、后果较轻、且转型过程中维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而已。其中一些问题是高速发展带来的，也有一些问题在发展中得到解决，但大量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并有加剧的倾向。具体来说，每年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指标。

1994-2004年全国群体性事件情况（注9）

以上数据的后续包括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特别是2008年和2009年，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陇南、海南感城、湖北石首、吉林通化等地相继发生重特大群体性事件，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不良社会政治影响，有媒体把2008年称为“群体性事件爆发年”（注10）。 以上数据和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究竟其中哪些是社会转型所造成的，哪些是必然发生的，哪些是可以避免的，哪些是突发性因素所造成，都值得我们进行大量的研究。

具体的原因分析，有一相当部分是因为在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改革放开的主要是经济主体，而不是社会主体，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改革只是使得中国社会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社会转变为相对自由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社会，造就了多种所有制下的经济主体，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由于社会政治改革的滞后，经济发展并没有促成和造就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制度结构。这就使得在原有制度结构下，不同社会成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并不具有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主体身份来参与到市场经济发展中，他们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所担负的社会成本和所享受到的发展成果也并不相同。社会制度改革滞后的制度性不公正，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不仅被发展了而且其效果还被放大了。这种制度不公等一系列问题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做大蛋糕的过程中被掩盖了，而没有得到有效地修正和改变。此外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刑事犯罪高发，社会矛盾问题还比较多，滋生、诱发黑恶势力的各种社会消极因素广泛存在。而由于市场经济管理体制不完善，综合治理存在薄弱环节，还存在黑恶势力滋生、发展的条件。

进入到21世纪，各种矛盾日益突出，社会民众对于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不公、公共服务短缺、司法不公、政府不作为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不满，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群体性事件和冲突。但我们不仅没有很好地反思原有的制度性缺陷并且进行大胆有效的社会政治和政府改革，反而运用暴力行政方式维稳。这就使得经济与社会价值不平衡问题越来越严重和突出。（注11）

六、转型的可能后果及对策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见，转型带来的不仅有收获，也可能带来剧烈的社会问题；转型不成功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后果和伤害，甚至导致社会的崩溃和全面解体，具体事例如满清政府不成功的洋务运动、前苏联解体、今日陷于“阿拉伯之春”的中东阿拉伯诸国如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等等。这其中，转型由谁来主导、为谁服务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可以说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的转型都是不成功导至失败的。应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能是为了转型而转型。转型应该有明确的并且是正确的目标、可实施的步奏、可执行的手段缺一不可。

通常来说，统治阶级所主导的转型应该是为了更好地统治而服务。在宪法中，中国是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之下，转型与新常态如何结合，特别是过去一些激烈的社会矛盾依靠高速发展而得到缓解，今后怎么办的问题要得到很好的解决。个人的建议是采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步奏和方法，逐步调整到位。特别重要的是一定要重建我们的价值观。中国现在处于改革开放的深水区，中国经济正在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社会正在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实现现代化的社会转变，政治正在从集权渐渐向民主过渡。总之，一般所指的新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是指经济上的转型，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转型必然会带来政治等方面的转变。

参考文献：

1：〔英〕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译序）》，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92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6：李庆霞：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人民日报》2005年07月18日第九版。

7：王若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逻辑结构阐释，《人民论坛》2012年第2期。

8：袁绪程：中国社会转型在提速，《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25日第一版。

9：胡联合、胡鞍钢等著：《中国当代社会稳定问题报告》，北京：红旗出版社，2010年，第60页。

10：张传鹤：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最新发展态势、成因及对策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5月。

11：李人庆：社会价值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凤凰财经》2014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