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个体的阶层流动与社会革命

论人类个体的阶层流动与社会革命

安庆仁

阶层流动包括三种情形，一是由较低的阶层流向较高的阶层，如农民工变身白领，这种流动西方人称之为上向流动；二是由较高的阶层流向较低的阶层，如老板变身乞丐，这种流动西方人称之为下向流动；三是阶层内部的身份升降，如县长变身县委书记，或者县委书记变身县长 这种在阶层内部的身份变化，西方学者称之为水平流动。

西方学者大多倾向于认为，下向流动会引发社会革命，不知道这种观点的根据是什么。从中国历史的经验上看，下向流动几乎不会引发社会革命，举例说，辛亥革命后满清八旗子弟以及大批的官僚子弟流落街头，虽然命运的跌宕让他们不满，却没有激发出他们革命的斗志，而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消沉、颓废，就像风中摇曳的烛火，随着生命能量的快速释尽，眨眼之间从精神到肉体都彻底的从这个世界上消逝了。

其他朝代也基本大同小异。总体上研究，像西楚霸王项羽那样起来造反的旧贵族只是极个别现象，而且第一个起来反秦的也不是旧贵族而是贫困的农民陈胜和吴广，后者起来革命的原因既跟上向流动无关，也跟下向流动无关，而是在阶层内部水平流动的结果，即从种地的穷苦农民变身戍边的兵卒。历史上，因阶层内部水平流动而导致革命的例子不胜枚举，绝对多数小规模的或者说局部的农民起义、工匠造反、士兵叛乱，都跟水平流动有直接关系。

需要加以区别的是，并非所有的水平流动，都会导致革命，比如厅长变副厅或副厅变厅长，比如讲师变教授或教授变讲师，比如总编变编辑或编辑变总编，等等，这些变化无论当事人是喜是怒是得是失，依然不失为既得利益的阶层角色，而只要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内部的一个分子，那么他们宁肯接受或者说容忍个人利益的微量损失，也绝对不会破坏进而还要加倍维护这个现行的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的社会体制和利益分配秩序。

这个现象其实要这样看才对，即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作为所处时代和所在社会中利益获得者的权贵阶层和中产阶层，更愿意让社会保持一种恒稳定的状态，无论他们对政府说了那些过头的话，目的只是为了让这个恒稳定的状态永远的延续，绝不代表他们真的要打算推翻和反对这个体制。美国社会就是个活教材，资产阶级的批评家们骂起政府来毫不留情，苛刻的言辞近乎鸡蛋里挑骨头，然而这却不是说他们真的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的社会制度，而是希望美国的政治家们能够更加负责任的为权贵阶层和中产阶层服务。

中国也不外如此，不久前，中国一位社会批评家其文章的标题可谓开宗明义——《从法律上说任何革命都是非法的，而罢工是合法的》，从文章的标题，我们一眼就能窥见这位作者的阶层身份，也许不是权贵阶层，但肯定是当今社会体制和利益分配秩序的获益者，否则他的身份若是普通工人、农民，那么对革命就不可能如此反对，反过来看，他所以支持工人罢工，并不代表他真心的关心工人的生存状况，他只是担心长久的高压，会激活工人们骨子里造反的欲望，从而葬送掉这个让他受益良多的社会体制和利益分配秩序。

这位社会批评家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虽然他不愿意承认社会革命是一种客观现象，但事实上他已经看懂了，底层社会的水平流动，是诱发社会革命的根本因素，尤其是随着火车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大军，跟明朝末年逃入商洛山中烧炭维生的失地农民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如果统治者措施不当，这些在生死线上左右徘徊的农民，随时都有可能揭竿而起，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像野火一样燎原。

历史其实在反反复复的告诫后人，底层社会潜在着巨大的革命热情，当底层社会的水平流动整体性的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时候，生活的情趣就会逐渐取代革命的激情，正因此我们才看到，历史上的每一个王朝，在其建立之初的几十年里，社会越来越安定，直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是反过来，当底层社会的水平流动整体性的向坏的方面发展的时候，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就会逐渐增多，直至盗贼蜂起，匪患成灾。

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王朝其实已经进入末世，但是这并不证明，这个王朝就会被农民起义推翻，因为要推翻这个王朝除了要具备以上因素即底层社会的水平流动整体性的向坏的方面发展，还需要另外一个因素即上向流动处于停滞状态，用通俗的语言阐述，社会进入世袭时代，底层社会那些富有远大志向的人，在体制内找不到任何能让自己实现抱负的机会，毋庸置疑，这些人就必然的要通过体制外的渠道展示自己存在的价值。

这些人都是谁呢，有名有姓的有：张角、黄巢、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为了节省篇幅，这里仅举一例，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史书上说，张角博学，有济世救民之志，问题是东汉末年朝政黑暗，卖官鬻爵是普遍现象，仕途已经完全被官僚阶层和商贾地主们垄断，穷人家的孩子即便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四处碰壁的张角，就这样一咬牙，选择了体制外的方法——造反。

事实上，孙中山起来造反也是这个原因，孙中山原名孙文，1894年春孙文上书李鸿章并偕同陆皓东远赴天津求见，一者希望李鸿章接受他的改革建议，二者希望李鸿章招贤纳才。然而傲慢昏聩的李鸿章，即没有接见孙文，也没有看他的改革建议。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孙文一个华丽的转身去了檀香山，就此拉开了彻底埋葬清王朝的革命序幕。

现在来分析，倘或李鸿章能像历史上那些圣主明相那样纡尊降贵，见上孙中山一面，然后在朝廷里哪怕安排一个不是多么让孙中山满意的官职，那么辛亥革命也许就不会发生。前边曾讲过，大规模的社会革命的形成，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底层社会的水平流动整体性的向坏的方面发展，二是上向流动处于停滞状态，只要这两个条件有一个不具备，疾风暴雨般的社会革命就不会出现。

悲哀就在于，满清末年，这两个条件恰恰就同时出现了，其一、生存状况日趋恶化的底层社会造反的情绪日趋强烈，而且局部的小规模的造反一直都存在着；其二、头脑里潜藏着扭转乾坤智慧的伟大人物，急于要展示自己存在的价值，而体制内又不能提供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那么很自然的，他就会把目光投向造反愿望日趋强烈的底层社会。

西方国家的社会革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发生的，不过今天的西方社会却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第一、尽最大可能保持底层社会的水平流动向好的方向发展，让美好的生活情趣消弭埋藏在层社会心底里的革命激情；第二、尽最大可能的保证上向流动渠道的畅通，哪怕是生在贫民窟里的孩子，只要他有改变命运的愿望，社会就要做到人尽其才。

客观的研究，在一个利益世袭的社会，任何出生于底层社会的英才，都是这个社会最危险的负面因素，当这些人忍耐达到了极限或这说走投无路的时候，社会革命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个现象正是我们惯常所讲的“时势造英雄”，也就是说，社会在客观上给他们提供了成为英雄的机会，而无论他们失败与成功，对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而言，都是一次旷世的在灾难。回头吧，朋友，回头是岸。

2010-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