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应就自己所说的“群众抓捕权”作出司法解释

　　广受关注的河北北高营村村民贾敬龙杀死村主任何建华一案，以贾敬龙捐献器官结束。就贾敬龙“确属罪该处死”的问题，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负责人。

　　我们关注到，该负责人陈述的贾敬龙确属罪该处死的原因，有一条是：“（贾敬龙）杀人后持枪抗拒群众抓捕，人身危险性极大。贾敬龙杀人后驾车逃跑，村民试图拦截，贾敬龙拒不停车并开车向村民冲撞。贾敬龙所驾车辆被村民驾车拦截、撞停后，不仅拒捕，而且下车持枪恐吓追赶的村民，并开枪射击。其对村民开枪拒捕的行为反映出对社会极大的人身危险性。”

　　贾敬龙律师称，贾敬龙作案后，原拟就近到派出所自首。在去自首的路上，遭遇“群众抓捕”，贾敬龙“抗拒群众抓捕”，并“拒捕”，遭到村民“驾车拦截、撞停”，并被打断了腿，致使没能成功自首，并因此依法没有从轻情节，直接导致最后被执行死刑。可见，群众抓捕，和贾敬龙最后被执行死刑，形成事实上的因果关系。问题来了：最高法认可了北高营村村民对贾敬龙的群众抓捕权，群众没有因为对贾敬龙实施了撞车拦截、打断腿等措施，受到任何惩罚，相反是群众具有正能量的体现。那么，群众是否有抓捕权？有的话度在哪里？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第八十二条，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1.正在实行犯罪或犯罪后即刻被发觉的;2.通缉在案的;3.越狱逃跑的;4.正在被追捕的。”

　　为了支持和鼓励同犯罪作斗争，刑事诉讼法首先肯定了任何公民，对于具有法定情形的人，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国家鼓励公民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如果广大公民能增强这方面的意识，勇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对于打击犯罪活动，扶持正气，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一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实行人民群众与专门机关相结合的原则，鼓励人民群众积极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精神。但该律条，并没有群众如何行使“群众抓捕权”的相关细则。

　　显然，群众抓捕贾敬龙，并无不妥。但“群众抓捕”时，度在哪里?像抓捕贾敬龙时采用撞车拦截、打断腿这样的方法，是否合适?无独有偶。最近另一则广受关注案子，恰恰也涉及了“群众抓捕权”。

　　1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抓盗有罪不利于安定》。该文说，今年3月19日凌晨4时许，福建漳浦县湖西畲族乡顶坛村农民蓝某，在家中睡觉，隐约发觉有人偷窃其养殖的家禽，于是起身查看。小偷陈某夺路奔逃，蓝某随后追赶。当时雨天路滑，蓝某追了一段后，伸手从后面抓扯住陈某的左手衣袖，陈某用力后甩挣脱蓝某，随即侧身摔倒在水泥路面上，致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随后到今年3月29日，侦查机关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将蓝某提请检察机关审查批捕，4月5日，漳浦县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批准逮捕。10月27日，侦查机关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将蓝某移送县检察院审查。《人民日报》对此感到不能理解，并痛心疾首高呼：“抓盗有罪不利于安定”。

　　该案引起了很大争议。显然，就侦查机关而言，并不认为蓝某具有和抓捕贾敬龙村民同等的“群众抓捕权”，否则，也不可能“将蓝某移送县检察院审查”。可见，关于“群众抓捕权”，在司法机关内部，也是一笔糊涂账。

　　最高法在陈述贾敬龙罪该处死理由时，谈到了村主任何建华的问题：“组织拆除贾家旧房，方法虽有不当，但并非何建华个人独断所为，不能成为贾敬龙藐视法律、肆意杀人的理由，也不能成为对贾敬龙杀人行为从轻处罚的情节。”村主任何建华不是执法机关，无权强拆贾敬龙的房子，更没有打伤贾敬龙的权力。假如在何建华强拆贾敬龙房子并实施殴打行为时，贾敬龙突然神灵附体，把何建华打断腿，并“依法”“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这又是什么性质呢？

　　法律不应该是一盘糊涂账。最高法提称的“群众抓捕权”，大家已经看到了，如果蓝某有，它是蓝某罪与非罪的界限，蓝某不应为陈某之死负责。最高法提称的“群众抓捕权”，如果北高营村村民没有，则应该认同贾敬龙自首的说法成立，而因此核准贾敬龙死刑，最高法涉嫌枉法。而如果认定北高营村村民有“群众抓捕权”，则其他地方的村民，在看到相关犯罪迹象，比如村主任有犯罪现象时，是否可以打断村主任的腿，把他移送司法机关?

　　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会见义勇为，或者由于对犯罪分子的激愤，而私下里萌生做出打击罪恶的想法。这些想法和行为，可能导致自己“蒙冤”。所以尽快界定“群众抓捕权”，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群众抓捕权”，已经超出了贾敬龙案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已经成为一个涉及全社会人人切身关注的问题，已经涉及一个很严肃的法律问题。它是罪与非罪、甚至是生与死的界限。所以，提请最高法认真对待，及早出台关于“群众抓捕权”的司法解释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