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发展:带你走进另一个“广州”
【破土编者按】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席卷中,偏远的小山村也不是世外桃源,这里人更加为贫困而焦虑,更加需要外出努力工作、拼命省钱来应付教育、医疗、子女结婚的开销。文中的悦村,是广州边缘的小山村,它不是广州繁荣、喧嚣的他者,而是铸造繁荣的廉价劳动力和农产品的来源地。它的静谧、贫困和市中心的灯红酒绿、寸土寸金是广州的一体两面。

2012年春夏之交,我来到广州,开始全新的工作和生活。但我初来乍到的广州,却不是那个繁华喧嚣的广州,而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广州。
悦村是广州北部山区的一个村子,先坐长途公交车到镇上,再从镇上打一辆摩的,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一路上行,大概40多分钟,到达海拔最高处,也是这座大山的最深处。
这里也是广州,一个你很难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广州。这是一条非常安静的村子,在青山绿水的环抱之中,满目都是青翠,溪水格外清澈,空气格外清新,天空格外湛蓝。在很多久居都市里的人看来,这里的田园风光充满了诗情画意,处处展现出自然的美。
然而,这里的贫穷和萧条也足以让人无限感慨。悦村户籍人口大约1200人,常住人口不足200人。村里大部分人还住在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低矮的土坯房子里,一家一户只有一间房子,总共只有30多平米。村里最气派的建筑,是一所小学的教学楼,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然而随着撤点并校,这所小学也荒废了,操场上长满杂草。
这是一条已经被主流社会遗弃的村子,就像一个被抛弃的老人,没有人在意她的现在,也没有人关心她的未来,所有人对她都视而不见,只等她在岁月的风蚀下悄无声息地逝去。据统计,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平均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按照这个趋势,用不了多长时间,悦村也该寿终正寝了。
除了风烛残年的老人和少不更事的孩子,村里也有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和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很多人早年外出到工厂打工,在外面想办法“骗”到老婆,结婚生子,然后工厂打工的收入实在不足以支撑一家人在外的生活开销,只好回到老家,想方设法从农业上谋出路。女人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跟着一起来过苦日子。“广州人”的身份或许能够帮助他们“骗”到老婆,却不能给他们带来其他实实在在的好处。和那些来自内地的打工者一样,城市再繁华,也没有他们落脚的地方。作为城市化的失败者,这片贫瘠的土地成了他们最后的收容所。

被剥夺的发展
悦村并不是从来就这样萧条。历史上,这里的交通不便,相对封闭,人们聚族而居,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形成一个宗族共同体,在恶劣的资源条件下精耕细作,繁衍生存。
在农业集体化时代,这里也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我的房东黄大哥,曾经深情地回忆当年的情景。他们小时候在学校读书,半天时间读书,半天时间参加农业生产。农闲季节,几个生产队经常聚在一起进行文体活动。当年的篮球赛,场面十分热闹。当时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仅仅满足温饱,但人们的生活压力也不大。
1980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一些人开始到城市打工。留在村里的人则靠山吃山,种田的同时,也砍伐林木,种植经济林木,发展多种经营。
后来,这里成了生态保护区,成为广州的“绿肺”,承担着净化空气的责任。政府严禁农民私自砍伐树木。再后来,这里成了水源保护地,严禁工业开发,也严禁发展规模化的养殖业。再后来,这里大片的土地都被划成了基本农田保护区,包括很多无法开垦的荒地,禁止进行开发建设。
自然条件恶劣,加上种种限制,这里的非农产业发展不起来,农民只能种地。作为补偿,政府会给每亩土地一定的生态补偿金、水源地保护补偿金、基本农田保护补偿金,但所有加起来,分到农民手里,也不过每亩地几十块钱。
村里也想过办一家加工厂,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创造一些非农就业机会,但是,由于没有建设用地指标,虽然村里有闲置的土地,却不能进行开发建设。要知道,这里是广州,建设用地指标寸土寸金,政府把指标全都集中在城市。正因为这里是广州,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反而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丧失了发展的自主性,却得不到合理的补偿。
有人说,最富裕的地方在广东,最贫穷的地方也在广东。来广东几年,深刻感受到这一点。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自由竞争市场原则贯彻最彻底的地方,自由市场机制作用下,各种生产要素自发地向城市集中;政府以GDP增长为目标,也把掌握的公共资源也集中投向城市,把各种负效应推给农村。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共同作用,不断扩大着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城市的繁荣与农村的凋敝,其实是一个过程的两种表现,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被控制的农业
悦村位于北部山区,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都非常少。房东黄大哥自己的土地,加上耕种的别人的土地,总共大约七八亩地,分布在十来个地块儿。除了种水稻、花生、红薯以自给自足,黄大哥家还种了五六亩的蔬菜,包括青瓜、丝瓜和豆角等等,专门用来销售。此外还有几十亩山地种植砂糖橘。
当地村民在小块儿的土地上不辞辛苦地精耕细作。每天早上五点钟,天才蒙蒙亮,黄大哥夫妇就下地干活儿了,一直干到上午十点多,然后回家生火做饭。吃完早午饭,休息一下,避开中午火辣的太阳,到下午两点钟,他们又要下地干活儿,一直干到晚上六七点钟,然后吃晚饭。他们已经习惯了一天只吃两顿饭,而且饭菜都十分简单,地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很少吃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加上长时间的营养不良,让他们看起来都显得很瘦弱单薄。
这里位于高山地区,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种植的水菜水果糖分含量高,清甜可口。这里是水源保护地,不允许发展工业,没有污染,生态环境保护地非常好,因此农产品的品质比较好。然而,好产品并不能卖上好价钱。早年的时候,村民种了蔬菜,开着摩托车运到山下去卖,费时费力费钱。后来,有一个“合作社”的老板,每天开着车上山来收购农民种植的蔬菜,价钱跟农民卖到山下差不多。于是,农民就不再自己下山去卖菜了,而是卖给菜贩子,自己集中精力搞种植。逐渐地,这个合作社老板垄断了山上几条村的农产品流通。农民高度依赖这个“合作社”老板,因为只有他才能把农民的菜销售出去。而这个老板评价自己的优势地位,很轻易地就控制了蔬菜的收购价格。他说什么价就是什么价,农民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如果不卖给他,长好的菜就要烂在地里。悦村的高山蔬菜,在山下经过公司的分拣包装,销往广州、深圳,据说部分还会供应香港。老板赚了很多钱,但农民得到的价格却非常低。农民明明知道被欺骗,但也没有办法。
除了销售端被资本控制,生产资料也同样被资本控制。山下镇上的一家农资店,专门做山上农民的生意,他们可以送货上门,免去了农民下山的麻烦,更重要的是农民可以在这里赊账。这样就把农民和农资店捆绑在一起。农资老板也同时扮演了农业技术员的角色,千方百计向农民推销各种农药化肥,而农民没有任何判断能力,只能听老板的推荐。农民一季的收成,很大一部分要交给农资店。
就这样,农业产业链的两头都被资本控制,农民只能从事最简单的生产环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农民在把劳动的强度推高到极致,把生活的标准降低到极致,以此才能维持最简单的生存。工厂里的生产劳动是直接为老板打工,在农村的生产劳动虽然在形式上是独立自主的,在实质上同样是在为农业产业链上大大小小的老板打工。

被绑架的消费
悦村农民的收入水平很低,但消费却不得不与外界接轨。过去二三十年,悦村有几百的新生人口,但建设用地指标被控制得死死的,村里从来没有再分配过宅基地。小孩子长大之后,没有地方住,只能被迫出去谋生。由于家里没有地方住,大年三十,外出打工的人们回到老家来团聚,吃完年夜饭,还要连夜赶到山下的镇上或市区去居住。我的房东黄大哥,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三十多平米的房子里。两个男孩子都已经十七八岁了,要谈婚论嫁了,作为父母的总要为孩子准备一套房子。老家没有宅基地,建不了新房,只好去城里买房子。他们家庭一年的收入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四万元,但是,房子是买不起也得买,不然孩子就要打光棍。黄大哥一家人借遍了亲戚朋友,勉强凑够了首付,在县城买一套60万元的二手房。由于每个月要还2000多的房贷,还要给两个儿子交学费和生活费,为了每月都能有现金收入,黄大哥的老婆一个人进去县城的一家电子厂打工,留下黄大哥在家里继续种地。
教育消费是另一个重大的负担。悦村农民吃的稻米、蔬菜、食用油、瓜果、茶叶、鸡蛋、鸡鸭鱼等等,都是自产自销。这是村民的一种生存策略,因为挣钱的地方少,就只能尽量减少花钱的地方。然而,孩子的教育是不得不花钱的地方。这也是中国农村很多地方共有的传统。父母在没有信心改变自己生活的情况下,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自己默默忍受各种辛苦劳累,也希望孩子有个好前程,平时省吃俭用,却舍得在孩子教育上花钱。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上世纪90年代末面临经济疲软、需求不足的困境,政府果断开启了教育的产业化进程,十几年间培育出一个规模以万亿计的庞大产业。黄大哥的大儿子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由于年龄还小,父母不放心他们现在就出去打工,重复自己的人生道路,希望他们能读一个技校,学一门技术,将来能够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各类技校通过镇上的中学散发了大量宣传材料,招收中考落榜生,专业主要包括汽修和旅游。一般来说中专技校学制3年,每学年学费4000-4500,住宿费1000,加上生活费,一年下来需要一万三四。还有部分学校和专业是5年制,毕业颁发大专文凭,费用也更高一些。黄大哥让儿子读三年的技校,学汽修,认为这是一门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孩子可以先做学徒,积累资本之后可以自己开店,翻身当老板。儿子没有考上高中,黄大哥一家也并不十分难过,毕竟,读高中就要读大学,学费和生活费是这个家庭难以承受的,等到大学毕业之后,还是一样出来打工。
结语
“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一资本积累、竞争和利润最大化,已经从意识上渗透进世界每一个角落。甚至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外围,一切经济活动也都是按这一逻辑来进行的。”悦村这样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已经深深地卷入到市场经济大潮中,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被彻底打破了,从生产到消费都失去了自主性,从属和依附于资本。新的意识形态,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而不管这种发展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新的体制机制,以尽可能地加快资本积累速度为目的,而不是为了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这样的发展,又能走多远呢?
爱学记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