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通向私有化的企业改革

　　享受过程，不在意结果是很多人的人生格言。就社会改革而言，结果比过程更重要。因为如果结果是坏的，它的过程必然存在着许多错误。从结果来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是企业基本落到了私人手时里，而曾经的主人翁成了被雇佣者。从初期发展时对“改革的春风”的全面渴望和歌颂，到后来对改革的批评、质疑和叹息，无不反应了民众的失望之情。没有人追究在国企改革运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人们是在对改革开放的欢呼声一步一步地失去了自己的利益，就像是被卖了还帮着数钱。中国国有企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新型企业形式。通过没收国民党政府官僚垄断资本及赎买民族资本，又经历了建国后近三十年劳动人民的努力和辛勤汗水发展壮大起来的。

　　价格改革失败、医疗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股市改革、教育产业化改革失败，贫富差距的拉大，腐败的形成，都标示着改革开放许多方面存在着问题。而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批评因为牵涉到国有资产流失，涉及到职工的就业与失业、涉及到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涉及到腐败、涉及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解体、涉及到社会两极分化、涉及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涉及到权力的横行霸道等因素，批评反对之声尤甚。国有企业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三结合”领导班子管理企业，发展到一元化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下管理。1978年4月，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企业实行党委领导、厂长负责，增加总工程师制度与职代会制度。这种形式原则上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体制。

　　1979年，中央下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1980年，进行了工业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试点。1982年《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暂行条例》，只是体现厂长责权利的规范，党委仍然是企业的领导核心。实行的是厂长行政指挥权与党委集体领导、职工民主管理企业的三项原则。1981-1982的改革是全面推行工业经济责任制，分配上实行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以税代利，自负盈亏。1984年10月，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提出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对政府与企业关系进行界定，各级政府原则上不再经营企业。并在11月在少数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试点。全国第一家股份制试点企业是上海飞乐音响。1984年国务院批准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6年把长三角、珠三角与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辟为经济开放区，1987年海南成了中国第5个经济特区，1990开放开发上海浦东新区，此后又有沿江、沿海内陆等多个城市与地区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与开发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同时三资企业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规模优势与品牌优势不断持续地冲击着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竞争中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国企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过程，是中央推动与地方实践上下结合的产物。从1978到1992年是国企改革的探索阶段。企业改革首先是一批乡镇企业在亏损或经营不善的情况下转制成为个体私营企业。这种扔包袱的成功直接影响了以后国企改革的决策。以后开始放权让利，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有所提高，打开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同时，1983至1984年先后两次推出利改税，结果都很不理想。全面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是1987年5月，1988年2月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实行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原则。国有资产的管理与改革开始起步，清产核资，产权界定，产权登记。开办深圳与上海两个证交所;推进劳动、工资和社会化保障制度方面的改革，工资总额与效益挂钩上下浮动。

　　1992年后，邓小平南方谈话解除了长期以来困扰理论界和社会各界的姓“资”和姓“社”的问题。国务院就不再鼓励企业搞承包。提出两权分离的思路。明确了企业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责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等问题。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大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在中国全面建立市场经济的制度。开始抓大放小，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发展股份制企业，理顺企业产权关系，探索政企分开。1993年12月29日国务院出台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1994年8月4日，国务院出台了《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1996年6月24日，国务院同意了国家经贸委等9部委《关于在若干城市进行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的请示》，下岗再就业开始出现。

　　1997年，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将国企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在三年内在大多数国企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大多数国有亏损企业走出困境。为了给国有企业解困，中央推出了多项政策，包括兼并重组、主辅分离及债转股等等。影响最大的是结合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 58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涉及债转股总金额4050亿元。1999年，全国开始推行吸收一定外来资金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改建为股份合作制、鼓励跨行业、跨地区兼并。在不变更企业所有制的前提下，允许企业通过出租、承包方法进行经营活动。通过公开竞价，有偿转让企业股份。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依法实施破产，清偿债务等措施。2000年开始，对全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分类指导，实行出售一块、盘活一块、加强一块。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涉及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

　　2002年 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深化国有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明确要求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成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改变部门分割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2003年3月，国资委明确所管辖的大型国有企业要吸引外资和社会资金，实行产权多元化，可以上市募集资金，而且鼓励整体上市，以保持和增加企业的整体实力，许多大型企业正在剥离社会职能部分，成为独立经营的实体。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这是一次重大创新和历史突破，带来的是企业改革的新高潮。以往的改革都纠结在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实际上涉及到国家政治体制。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是社会体制决定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必然涉及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 原来企业的资产所有权是国家的，企业是国营的。虽然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却只是把企业与政府部门的行政隶属关系改成了契约关系。这种改革激发了企业活力是肯定的，却由于缺乏产权动力，也就是没有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而压制了承包人的积极性。正因为此，国企改革开始以卖光送光产权的形式开始。

　　国企改革是边改革边立法，也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不断推进。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后于1990年4月4日和2001年3月15日两次修订)是1979年7月1日。1983年9月20日发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后于1986年1月15日、1987年12月21日和2001年7月22日修订)。

　　1986年4月12日颁布了《外资企业法》(后于2000年10月31日修订)。1990年12月12日发布的《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2001年4月12日修订)这是在开放的环境下应时的立法。

　　1988年国务院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1992年发布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等一系列配套成龙的公司部门规章。1993年12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这部法律随着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多次修改，仍然落后于改革。2005年10月，新的《公司法》出台。说明中国的许多法律是被动移植到积极创新的改革开放。

　　由于企业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所有的“试错”既没有提前设计也没有法律依据，由此造成问题是必然的。

　　在很多人眼里，企业改革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个巨大表现在公有制经济的衰退和私有经济的发展。表现在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企业归属于私人之手，表现在一部分人一夜之间完成了资本家需要几十年的积累，表现在原来的主人成了奴隶。

　　企业改革让许多人一夜暴富。他们的富起来不是勤劳或能力的表现，而是权力的依附。

　　能够把国企变成私有的条件是担任国企的领导层和资本实力雄厚的人。他们表面上是响应企业改制，打着搞活经济的旗帜，实际上是在利益趋使下。他们通过与权力勾结，采取欺上瞒下的办法。或者低估国有资产，或者隐藏企业资产，或者造假帐夸大亏损。许多企业私有化后利润暴增，人还是这些人，企业还是原来的企业。这不是活力带来的，而是企业本来就不是他们原来讲的那个穷样子。

　　改革开放工人是一步步走向深渊的。

　　开始的计件工资制，许多人感到多劳多得，拼命的工作，为的是多挣点钱。

　　岗位责任制后，以岗定责，以效益定收入。这个办法工人也是欢迎的。因为效益与工资收入挂钩，干的多或好的能增加收入。

　　实行厂长负责制时，工人阶层也持欢迎态度。因为有了主心骨，增强了企业领导的责任心，减少了扯皮的事。

　　乡镇企业转制为个体经营时，国企的职工并没有警觉。因为乡镇企业的职工都是集体所有制，有的是“亦工亦农”，他们失工并不失业。可以回农村。1988年全面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清产核资，产权界定，产权登记，大家认为这是政府与企业脱钩，对企业是利好，也没有警觉。

　　1992年后两权分离时，企业人员普遍欢迎。

　　最早引起职工重视的是 1992年的二月。《经济日报》刊发一组《破三铁，看徐州》的稿件，提出了改革国营企业的劳动用工、分配和人事制度，打破铁饭碗、铁交椅和铁工资，即企业工人从根本上解除了终身劳动契约制度，可以辞退工人，企业管理人员不再是干部，员工的工作将根据效益和绩效浮动。这是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了企业一般职工，有的官员直接喊出要以三铁精神(铁面孔、铁手腕、铁心肠)来破三铁。此举既违反宪法，又充满了血腥和残暴。这种掠夺式的企业改制，不仅掠夺了国有资财，而且掠夺了工人的基本生存权利。许多富余和老弱病残职工被裁下岗，只拿基本生活费，有的基本生活费也不给。出现了上访、绝食和自杀现象，极大的打击和影响了企业人心和发展。后来在各方舆论的反对下，中央不得不叫停了这一新生事物。

　　后来实行股份制，给每个职工一定的股份。因为职工普遍经济不宽余，企业大部分股权落入领导的手中。

　　1999年，全国开始推行吸收一定外来资金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改建为股份合作制、鼓励跨行业、跨地区兼并。在不变更企业所有制的前提下，允许企业通过出租、承包方法进行经营活动。通过公开竞价，有偿转让企业股份。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依法实施破产，清偿债务等措施。2000年左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利益的调整和权力的重新分配。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改建股份合作制、鼓励跨行业、跨地区兼并。允许企业通过出租、承包方法进行经营活动。通过公开竞价，有偿转让企业股份。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依法实施破产，清偿债务。直到此时，工人们突然发现，企业这个他们一直以为可以养老的地方破产了，工人们开始是买断工龄，后来是下岗待业。没有工资不说，连劳保费用都要靠打工来缴纳。原来的企业成了私人的，由私人企业主说了算。想用你就用，不想用就走。想给你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不愿意干就离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还以为拿个三万两万的到社会上可以生活，因为初始阶段企业还帮着交劳动保险。很来钱越来越不值钱，企业慢慢不给交保险费了。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发现自己成了资本主义罪恶社会的失业者。而原来可以平起平坐的企业领导成了腰缠万贯的资本家。人们记住了那些曾经轰动一时又黯然离去的农村书记禹作敏、玉溪卷烟厂厂长储时健、长虹老板倪润峰、科龙创始人潘宁、民营企业家周正毅、富豪杨斌、三九教父越新先、铁本老板戴芳、创国企禁地的吉利老板李书福、长城机电沈太福、中策老板黄鸿年、草根首富黄光裕、中泰老板荣智健、万国老总管金生、著名作家富翁吕梁、南德老板牟其中、华晨老板仰融、德隆老板唐万新等。又羡慕嫉妒恨那些仍然扬武扬威如“傻子瓜子”年广久、“万向节”鲁冠球、“希望”刘氏四兄弟、倾情慈善林圣雄、“巨人”史玉柱、“汽车疯子”李书福、“联想”柳传志、“红顶商人”蒋锡培、网络经济代表马云、“财富二代”杨惠妍等。但是，很少有人关心为改革开放做出重大牺牲的工人农民。对他们的关心仅仅是停留在嘴上，或者只是为了装一下门面。失落的群体不能求救于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已经是特色社会主义。不能争论公有制，因为是混合所有制。不能谈公平，因为要求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过程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经过二十多年不断改革的结果。人们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入了深渊，在私有化下完成了最后一击。显然，如果改革开放开始就实行这种制度，肯定会遭到社会的反抗。

　　改革开放中的企业改革最终的结果是私有化，而私有化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目前仍存在的国企是社会主义最后的阵地。在改革体制红利耗尽的情况下，一些人在深水区改革中又瞄准了这两块最后的肥肉。

　　如果土地真的私有化，现存的国企也进行私有化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则名存实亡。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须，不进则退这个道理谁都明白。问题是怎样改，改革是少数人受益还是多数人获利，是共同富裕还是贫富两极分化。这才是改革的大是大非。2015.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