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党中央的一封信《我的十条建议》

　　给党中央的一封信《我的十条建议》

　　尊敬的中央领导你们好!

　　这十条建议是粗浅之见，由于我的能力和水平有限，位置和眼光有限，不能理解中央领导的远见卓识，不当之处敬请你们谅解!

　　第一条建议：对贪腐行为要区别对待。党中央所领导的反腐风暴是大得人心的，更多更大的贪腐老虎的揪出，全国人民群看到了希望而欢欣鼓舞，为实现中国梦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贪腐现象是多年形成的，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是三十多年来的路线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情况之严重和面积之广泛出乎人们的意料。我个人认为，在今后的反腐运动中，除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以外，还应该注重区别对待性质不同的有贪腐行为的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多数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还是为社会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为人民做了很多事情的。三十多年来，在抛弃了政治信仰，一切向钱看的政治环境下，能保持洁身自好的干部少之又少。据我所知的县乡级的领导干部中，贪腐几万、几十万的官员比比皆是。现在一说打老虎拍苍蝇，他们都是人心惶惶，唯恐反腐败的大棒会突然落在自己头上。所以，现在已形成了新的潜规则：打到谁谁倒霉，剩下的干部仍然是紧紧抱成一团，订立攻守同盟，阳奉阴违地对抗中央的反腐败运动。我在强国论坛上看到一篇文章觉得有些道理，题目是：《反腐败不能仅靠“吃派饭”》

　　有人把目前的反腐形容为“吃派饭”，不乏贴切而形象。

　　稍微年长些的人对“吃派饭”也许并不陌生。就是过去城里下乡工作的同志轮流到乡亲家里吃工作餐，有的地方是一天一轮，有的则是两三天一轮，吃完必给粮票、补贴，人家多的村屯轮一次要几个月，好处是吃派饭的年月农村条件有限，既可以减轻每户的负担，让下乡的干部吃得略微精细些，同时也是密切干群关系的需要。

　　之所以把目前反腐败的状态比喻为“吃派饭”，就是因为眼下中纪委做为反腐的主力军由于力量所限，不论是巡视，还是查办案件都需要采取“吃派饭”的方式轮流进行，对某一地域、行业、部门的反腐难以做到持久、深入、连续、有效打击，出现了此处“开伙”，彼处“冷灶”的现象，派饭之间时空间距过大。

　　显而易见，同样是“吃派饭”，对解决干部下乡就餐不失为好办法，但如果长期用“吃派饭”的方式做为解决腐败的主要手段就未必是好办法。

　　这种吃派饭式的反腐，实际上并非战略优化，实属无奈之举。

　　首先是老生常谈的体制无奈，但也正是这种无奈，造就了难以有效反腐的无奈。从表面看，目前中国反腐已经形成网格化，上至中央，下至乡镇，从地区到部门，从行业到单位都有相对正规的纪委监察机关，就是乡一级也有专职人员，所说的“监督建到了连上”，这在国外是绝无仅有的;从反腐的机构看，检察院、反贪局、公安局经保、纪委、监察局都有反腐侦查和独立办案的功能，这在国外也是少有的;从体制上看，纪委双层领导、派驻纪检机构、纪委书记空降，政治功能不断强化;从人数上看，中纪委兵员千余人，而全国范围仅纪委监察系统反腐人员应该不下10几万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就是中国反腐受体制制约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反腐缺乏上下左右联动，苦乐忙闲不均，其它层级目前尚未成为网格中的有生力量，反腐败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纪委这一层级的肩上，中纪委面对庞大的中国，用有限的力量应对无限的反腐，决心大于力量，点面兼顾，必然捉肘见襟，采取“吃派饭”的形式反腐确实是体制先天的无奈。

　　其次是力量对比悬殊的无奈。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腐败的普遍性决定了反腐的严峻性、残酷性。尽管腐败这样的问题无法上升到统计学的角度进行科学的数据量化，只能用程度和性质的文字表现，但是，“腐败无处不在”，无疑可以对目前腐败的严重程度准确定量。事实上，寻找腐败目标并非难事，只是苦于没有力量可以投放，只要投放足够的力量，抓到更多的苍蝇老虎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据有关方面披露，中纪委目前在编人员1000多一点，直接从事监督方面工作的700多人，占到总数的70%，有十二个监察室，直接负责案件调查处理工作，平均每室30人，这就是说，直接有案件侦办权的有360人左右，而全国目前30多省份、直辖市、特区，还有众多的中管机构、部门、行业、企业及其它团体，省以下又有众多的城市县乡，这些地方机构单位星罗棋布，在目前中纪委几乎“一家独大、一家独办”的情况下，以现有的力量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比例之悬殊，古今中外应该是罕见的，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中纪委能在短暂的时间，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显然是超常发挥。但在为其点赞的同时，也必须正视这种无奈造成的客观被动。

　　迄今为止，许多地方没下雨，许多地方雨过天晴，地以下、县以下没有腐败查处的空白点不在少数，甚至有的省份至今无“老虎”落网，“等中央巡视组、等中纪委”来“吃派饭”已经成为基层老百姓的期待，地方纪委在老百姓心中的信任度、期望值越来越低，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和忧虑。

　　常言道，供一饥供不了百饱，“吃派饭”这种无奈式的反腐状态必须解决。

　　不想重复过去不断重复的老话。说到底，办法就在问题里，问题没了，办法有了，无奈自然没了。反腐败不能总处于无奈之中。必须保证无论哪个地方都要搭建稳固的炉灶，随时可以开火做饭。(2014、12、16)

　　我对这个问题也有同感，解决的办法是一个是从体制上想办法，另外要在政策上区别对待，把大多数有轻度贪腐行为的干部解放出来，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积极性。毛主席说过：“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两个目的。”简言之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那些性质恶劣的贪腐分子要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对于多数属于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犯错误的多数同志，还是应该本着毛主席采用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能教育和挽救更多犯错误的同志，这样就很有可能在那一个个顽固的贪腐堡垒上打开突破口。在对受贿罪的认定上，可分为主动索贿和被动受贿;在对行贿的认定上，可分为被动行贿和主动行贿。对于那些主动索贿的腐败官员和为个人谋私利而行贿的不法之徒必须严惩。这些年来，许多人是在自己的正当利益通过正规渠道得不到而不得不给贪官送礼，这些行为就不能算行贿。许多收礼者也是在不收礼就会被领导或同僚认为他不合群的情况下才收礼，怕遭到领导的疏远和撤职，属于被逼无奈，他们也应该算是受害者。多年来，中国一直延续着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每当中央开展反腐倡廉运动，号召大家检举揭发那些贪污受贿行为的时候。一些无良媒体就马上发表文章大喊大叫：“行贿者和受贿者是同样的犯罪行为!”一下子使那些不得不送礼的下级官员和普通百姓吓得不敢检举揭发了，因为社会风气如此败坏，下级官员和普通老百姓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几个没有给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送过礼啊!所以，每次的反腐行动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法律在行贿罪和受贿罪方面制定的含混不清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久而久之，这条法律无形中成了为贪污腐败分子提供保护的避风港。如果能修改这条法律，或者把它具体化，或者专门制定一个区分主动行贿受贿和被动行贿受贿的法律条款，对那些因为迫于贪官的淫威而不得不送礼的干部群众，不但不追究责任，而且还要退赔。对那些勇敢揭发贪腐分子的干部群众还要大力表彰和给与物质奖励，这样的就能形成一个揭发贪官污吏有功，被迫行贿送礼无罪的群众运动，形成了一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崭新局面，那些罪恶多端的贪腐分子就会无处可逃。人民群众和广大基层干部的眼睛是雪亮的，但要给他们提供检举揭发的便利条件，那些隐藏在幕后的贪官污吏就都会被迅速揪出来。极少数腐败分子这些年来，在当地凭借着自己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横行霸道，群众都是敢怒不敢言。如果党中央把反腐行动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中央的反腐利剑在群众雪亮眼睛的引导下就会所向披靡，刀刀见红，哪些罪大恶极的贪腐分子就会无处藏身。同时还能达到挽救和团结大多数犯错误干部的效果。对大多数干部还是以教育为主，为防止真正的贪腐分子蒙混过关，还要坚持五条原则：一，他们必须从思想深处认识错误，写出检查保证以后绝不再犯。二，全部交出这些年受贿的钱财。三，他们必须有出色工作业绩和工作能力，四，有检举揭发他人的立功表现。五，他们的检查必须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认可。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也写过许多类似的文章，多数网友也都认可我的这些观点。希望中央领导能酌情考虑。

　　第二条建议，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如何才能大繁荣大发展。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在上个月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之后，我的心情就无比激动，我知道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文化方面的立场和毛主席是一样的。我从小喜欢看书，从小就立志要当一个高尔基和保尔.柯察金那样的在暴风雨中成长壮大的人民作家，这个志愿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我的前五十年是在观察和体验生活，五十岁以后就开始进行我的创作生活。可是，我的写作一直受到屡屡打击，写作的各种作品都屡屡遭拒。后来我才明白：遭拒的主要原因是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变了，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作品已经被当前的主流文化抛弃了。所以我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对那些反党分子批判的活动中。我的根本目的还是希望我们党能恢复过去的优良传统，使正气能得到发扬，邪气能得到遏制。使属于社会主义的优秀艺术作品能够占领我们的文化舞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听了习总的讲话，我信心倍增。我认为：这些年来造成腐朽文化泛滥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五点，一是脱离了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文艺方针，走上了一条封资修文化的邪路。二是那些文化界的官员们大多都是一些官僚主义者，他们没有什么辨别能力。三是文艺界的大腕和名流都是过去地主富豪和右派分子的后代，他们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置若罔闻，散了会该依然是我行我素。四是文化艺术界的体制应该改革，从单一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结合。五是要让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到社会底层去观察体验生活，这样才能写出反映人民真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只要这五个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的大时代就一定会到来。可以打破那些反动势力在文化领域设置的巨大障碍。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文艺观，制定一个区分什么是先进文化什么是腐朽文化的政治标准。把那些属于颓废的资本主义文艺和封建主义文艺从舞台上赶下去，恢复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正确方针，恢复毛主席提出的“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正确文艺方针。

　　第三条建议，对民营企业家怎么看。许多年来，在对待那些民营企业家怎么看的问题上，社会上一直存在着左右两种差异很大的态度，一种是极右态度，认为民营企业家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主流，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一种是极左态度，认为民营企业家是靠吞食国有企业而发展壮大的，是逐渐破坏计划经济体制的当代资本家，必须加以限制并逐步取缔，这两种态度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毛主席说：事物都有两面性。民营企业家是个非常复杂的群体，自从毛主席逝世以后，继任的中央领导人也准备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由于这个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顽固在人们的头脑中存在，在对特权思想制止不力，对贪污腐败方面失控，继续实行公有制，大部分国有企业就很有可能形成僵化的管理模式，不但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速度，还会产生严重的官僚腐败，势必也要走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体制的官僚腐败老路。毫无疑问，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问题出在没有正确地把握把资本主义好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三十年来的经济总量是发展了，但发展的极不平衡，造成了贫富极大的差距、造成了社会道德大滑坡、造成了资本主义文化自由泛滥的可悲现状，这是我们全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既要吸取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和管理经验，摈弃计划经济僵化的弊端，同时还要吸取计划经济不浪费资源和干部工人平等的经验，摈弃贫富差距悬殊和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弊端。在对待民营企业家的问题上，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现在不能追究他们的原罪。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探索出一条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制定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这个规则必须具体而全面，几乎涵盖在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比如工人与领导者的政治地位的问题、工资差别问题、加班问题、福利问题、工会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各种权益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有了这些规章制度，我们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和新的经营模式了。现在许多人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混为一谈：只要是民营企业就是市场经济，只要是国有企业就是计划经济，优劣不分，好坏不分。据我在广东生活几年的观察了解，民营企业也分为好的、一般的和不好的。如果能制定一个规则能它们分别开来，扬善抑恶，对那些好的民营企业进行公开的宣扬，对那些不良老板予以公开的揭露和打击。这样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走上正规，就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和发展。毛主席在解放初期也是允许和鼓励资本家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是他们要必须遵守我们制定的法律法规。在开展党内“三反”的同时，也开展对违法资本家的“五反”，对那些掺假使坏的资本家也要严厉打击。这样可以打破某种势力在经济领域设置的巨大障碍，团结更多的企业家，达到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企业家。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实现对贪官污吏和不法厂商的遏制和惩治，走出一条不于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新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第四条建议，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问题。毛主席早在八十多年前创建瑞金根据地时，对农业合作化就有着远见卓识，他认为只有走合作化道路才能使中国的广大农民从小农经济的痛苦中摆脱出来。所以，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大力提倡在中国农村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原来准备在十五年内在中国农村全部实现合作化，结果由于这个政策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心愿，只用了六年多年就完成了这个计划。虽然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刘少奇等人采取“三自一包”的方式使农村经济很快的恢复过来，但毕竟那是权宜之计。现在的世界农业发展历史也充分证明走集约化化道路才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也更是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农村走向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三十多年前推行的“联产责任制”，只不过是在短时间刺激了农民自私自利的“生产积极性”，是靠在毛泽东时代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设施、修建了大量梯田、平整了大量的土地、有了良好的灌溉基础、发展了小化肥、小水电等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增产条件下才获得的，而这种情况只是短时的，时间长了就会走到死胡同。三十年来，华西村和南街村的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长大和农民共同富裕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还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好。今天，农村合作化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所以，我们还是要光明正大提出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走集体化道路最关键的两个条件则是要有一条好的政策和要有一个好的带头人，这就是走集体化道路关键的关键。小岗村没有一个好的带头人，结果是分人心涣散，全靠国家救助。华西村和南街村有了好带头人，独立自主走上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认为和解释：联产责任制当时的提出也是符合当时一些落后乡村情况的，由于这些落后乡村缺乏好的带头人，实行联产责任制能起到一定的刺激生产作用。现在重新回复集体化经济也是与时俱进，符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土地流转本身就是一个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错误决策，中央所制定的三条原则把土地流转加以限制，非常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为以后走集体化道路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土地大包干不仅不符合当前农村的社会实际、也不符合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更不不符合基层基层干部的心愿，当代农村中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都是因“大包干”而生。过去提出的“专业合作化”是一个好的开端，东北、江苏等地都有了很好的榜样，如果现在提出实现农村合作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定会得到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的。更会成为历史史册中灿烂的一页。

　　第五条建议，如何选拔人才的问题。我认为在我们中国社会中，一直有许多远见卓识的爱党爱国人士，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一直不能在各种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更不能显示出自己的卓越才华。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中，我个人认为主要存在于三大社会群体中。第一个社会群体是存在于以习总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及各级领导干部中，由于这部分各级领导干部出身于红色革命家庭，在六七十年代里受过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培养，经历了激情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风风雨雨的考验，有着丰富的领导经验，对当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看得清、拿得准，对如何改造社会、改革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见解和规划，中国人民把未来发展的希望还是主要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第二个群体在民营企业家中，许多企业家都是在官场开始腐化堕落时，不甘平庸一生而忿然下海，经过多年在商海中的奋力拼搏，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不仅有远大的政治眼光，还有灵活变通的经营头脑，在瞬息万变的商潮中，紧紧把握着企业的航船，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例如华为的任正非等。第三个群体就是在网络上的那些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呼吁的正义学者。多年来，在中国几大网站中活跃着有着远见卓识的正义学者，他们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有着深刻的认识，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为狙击那些反动分子对党和毛主席的污蔑攻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要想使中国梦早日实现，就要打破常规，采用一些特别方式选拔人才。例如采用公开向社会征集一些专门的提案来发现人才。比如，1，如何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农村改革、文化改革、教育改革、卫生改革、经济改革等等。通过这些话题的讨论发现那些有真知灼见的杰出人才，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或者吸收到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中，这样的话，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才能逐步建立和完善，形成了一种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监督体制。

　　第六条建议，如何看待“顶层设计”和“走群众路线”。很多网友曾经对“顶层设计”这个名词很反感，因为这个名词是舶来品，是从西方国家学来的一个御用名词，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毛主席提倡的走群众路线是截然相反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看待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前些年来却被一些精英学者盲目引用，成了中国社会上流行的一句时尚名词。所谓的顶层设计，无非是是靠一些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凭着自己的主观想象设计出来的路线。不说他们那些所谓的专家，即使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说自己的设计就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一定必须经过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的检验。毛主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我党的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经过研究，化为集中和系统的意见），有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坏，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才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遵守的工作原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的工作原则。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做任何事情都是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所制定的路线方针都必须走群众路线，都必须经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必要检验过程，在这个方面，谁也没有群众聪明，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前些年的许多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靠某些领导、某些学者专家坐在屋子里拍脑袋，凭着外国的一些经验和自己的一知半解想出来的，根本不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完全脱离了群众，甚至有的政策还与群众相反。他们以为自己很高明，以为自己的政治水平和认识水平远远高于人民群众，不需要征求人民的意见就能制定很高明的政策，结果是事与愿违，所制定的政策既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走了很多弯路，产生了很多社会矛盾，还几乎使外国反动势力的策划的“和平演变”阴谋得逞。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所提出的走群众路线是深受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的，因为这才是一条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但是，由于“顶层设计”已经成了一些人的习惯思维，他们还是以“顶层设计”为制定今后工作方针的方法，这样下去势必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全国许多有识之士对这个问题也是忧心忡忡。所以，必须把“顶层设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种工作方法明显区别开来。当然，我们也需要自己的“顶层设计”，但我们的“顶层设计”是来之于我们对社会的深入调查、到人民群众中间，进行广泛的征求意见和建议后，经过集思广益的“顶层设计”，是以“走群众路线”为基本方法的“顶层设计”。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制定任何正确的路线和政策，都不能是靠那些精英、专家和那些官僚主义领导人钻在屋子里搞出来的“顶层设计”，那样的“顶层设计”是违背人民心愿的，是与党中央提出的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背道而驰的，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中，也早就认识到这个名词的谬误，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创造出许多对社会发展和对人民群众有利的经验，比如干部与困难群众结穷亲的办法，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如果能够把这种创意推广到全国各地区，就会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前些年还有一些地方干部暗下采取的把农民土地实行三年一调整的办法，也解决了由于“三十年不变”的土地分配不公的问题。但由于这些事情不是“顶层设计”，不符合当时中央制定的某些错误政策，就没有受到中央的重视而得到推广。多年来，几代中央领导人虽然也一直提倡关心群众和走群众路线，但由于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没有把包括地方干部在内的群众创造的好经验在总结运用，把基层干部和群众抛到一边，他们制定的政策本身就违背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上面又总是强调“与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扼杀了地方干部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积极性，造成了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见了中央领导人都不敢说真话，结果，社会矛盾越积累越多。“走群众路线”一直都成了一句空话。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顶层设计”和“走群众路线”是一对冤家对头，现在，已经到了抛弃这个唯心主义错误口号的时候了。

　　第七条建议，关于第二次历史决议和对文化大革命评价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今后政治发展方向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的正确路线是否能战胜唯心主义错误路线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形成一个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堰塞湖。现在社会上诸多问题的存在，都是因为路线的错误造成。如果能采取一种智慧的方法，把路线问题解决了，人民群众得到益处，就会更加拥护党中央，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都会迎刃而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上任之初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不能互相否定”，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论断。这是多年来国家领导人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用一分为二的态度来看待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给了那些反动势力一个响亮的耳光，也给了广大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以很大鼓舞。但是，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仍然靠着手中执掌的意识形态权力，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用阳奉阴违的手段违反党中央的指示，仍然用完全肯定的态度来评价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那些反动势力的目的很明显，是企图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来否定前三十年、借以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每一个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爱国人士都感到无比愤怒，但除了在网上发发议论之外也无可奈何。问题是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成为他们挥舞的思想武器，他们对爱国人士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做的决议，你们还不服气吗?所以，如何正式评价和修改“第二个历史决议”也是我们党中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的先锋队。但它也是会犯错误的，而且错误有大有小，只是看共产党的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在毛主席掌权之前，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中央领导人都是带领共产党犯了许多重大的路线错误，只有在毛主席掌权之后，才走上正确的路线，摆脱困境战胜了敌人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毛主席在他的晚年冒着失败的危险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是出于良好的动机，是想整顿一下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料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而酿成一次政治大乱，是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毛主席在察觉到了自己的失误以后，就及时地采取许多措施制止了那个时期的动乱，在文革后期，毛主席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卫生、教育、外交等许多领域都做了探索性的有益尝试，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习总所说的“前三十年“也包括了文革十年。在七十年代末，由于大多数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在运动中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心中有怨气，他们在那个时期制定了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有情可原。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才发现，在那种情境中制定的那样一个历史决议也是有失公允的，包含着一些人的情绪化因素。后来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此都有所认识，比如王震将军在临终前就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这句话也代表了许多老革命家的心声。现在看来，毛主席在当时的一些预见现在也经过实践的检验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毛主席发动文革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完全是因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中国人民的未来着想。一位著名哲学家说过：“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看清真相。”文革和我们中国共产党所有的发展阶段一样也是有成绩有失误。毛主席说过：“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一点应该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我们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 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在取消“四大”时也曾经说过：“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党现在应该尊重和继承两位历史伟人对文革的政治态度，不然的话，否定文革就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是否定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历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继续维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那些极度仇恨中国共产党和否定社会主义的国内外反动势力有利，对坚持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不利。更不利于振兴中华民族和中国梦的实现。在过去的一个时间里还不太适宜于做这件事情，但在现在这个政治形势已经明朗的时候，重新修改“党的第二次历史决议”已经应该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了。不然，我们党的工作就会陷入被动，会被那些反党势力利用此事继续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了打破他们的政治包围圈，现在做这件事情更能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

　　第八条建议，关于如何解决社会上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我们广大网友都注意到，在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对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措施，因此，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对党中央充满了信心，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了美丽的憧憬。尤其是中央对那些腐败分子采取坚决果断的反腐败措施，更是大得人心，大快人心!但是，据我的观察和了解，由于多年固疾的留存，中央的许多决策措施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在党和国家的许多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依然顽固地存在，只是改变了方式。一些官员只是在贪腐方面有所收敛，但在关注民生方面还做的很不够，他们还只是在做表面工作，没有把中央的指示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我到农村去的时候，那些农民谈起上届政府时还是津津乐道，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出台的政策把农民们的公粮款免除，而且还给补贴，还有开办合作医疗，给他们发放低保资金，让他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虽然这些措施没有改变他们的根本生存环境，但农民们对给他们以直接好处的领导人总是念念不忘的。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长期利益和短期效益的，多是以自己有没有得到直接的益处为标准。2002年我还在广东打工，在出了孙志刚被无辜打死的事件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在表面上也得到了一些改善，那些打工者也是非常感念他们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根本上改变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有着深谋远虑的长期规划。但是，这两年来农民眼前的利益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变，尤其是那些处于弱势群体的贫困人口还在贫困的生存环境中挣扎，他们急需要党中央对他们的救助，对他们的救助也会引起社会各界人民的感动和支持。所以，当务之急是应该让他们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使他们能够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我有三个想法供中央参考：一，加大对低保户的资金补助，现在物价一直上涨，农村每人每月六十元的补贴太少，应该增加到一百二十元左右，这样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二，对那些在集体化时期积极工作的老党员、老队长、老社员陷入贫困状态的也应该给与补助，有很多在集体时代出过大力流过大汗的老党员、老队长、老社员由于劳累过度得了重病却无人管，他们曾经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可爱的人，给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也应该得到国家的补贴。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就没有今天的成就。比如习近平总书记下乡时的伙伴吕侯生就是一例，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得的重病。结果落下后遗症而丧失劳动能力的，幸亏得到了习总的帮助和救助，不然他的家庭也会陷入极端贫困之中。现在，全国此类情况甚多，都需要中央救助。三，减免收缴水费。我从部队复员后一直是在水利部门工作，对这个问题深有体会。收水费本来就不大合理，河道占用的土地是农民的，挖河的河工是由农民自己出的，可是农民们却又要缴纳水费，这个规矩是打着“依法治水”的口号制定的，说是河道河水都是国家的，农民就理应缴纳水费。可我一直在纳闷：国家是谁的呢?不还是属于人民的呢?这些年来，许多部门打着国家的口号，从本来最贫穷的农民身上榨取相当多的血汗。还是毛主席说得好：“中国的大好河山，包括土地资源，都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属于哪个党派、政府的，党和政府只是代理人民去掌管，如果是恣意妄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人民是有权利行使自己的职责的。”开始收水费时是每亩一元，但在十多年之后就变成了四五十元，即使是四五十元还是用不上。河务局也开始对水利局收取很高的费用，是农民更是苦不堪言。国家这些年也为水利投入了不少钱，但大多数都是为了给上级领导看的，属于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大部分的钱都打了水漂。前些天我在网上看到有消息说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考虑取消水费，我认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情，希望这件事情能尽快得到解决。还有关系到农村土地整合和合作化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解决，有关农村中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就能得到基本解决，关注民生问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民心稳则社会稳，民心不稳则社会乱。只要我们党能够正确看待我们党的历史，制定正确的路线，让所有的人都能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全国人民就能团结一心搞建设，任何外来反动势力的阴谋颠覆和武力干涉都是徒劳的。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不但反动派打不破我们，我们要打破反动派。

　　第九条建议，对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也应该进行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三十多年来，一些反动分子不但用歪曲党的历史和污蔑毛主席伟大形象的办法来彻底否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也用过度的渲染和无比夸张的手段极力美化后三十年，把后三十年说成没有一点瑕疵。这是别有用心，也是完全错误的。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用客观公正的正确态度来看待，还是用片面极端的错误态度来看待。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领导人还是一个伪装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试金石，更会影响到中国社会以后是否能在正常的政治条件下健康发展。无数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用彻底否定和完全肯定的观点看问题的一些人到后来都是要碰壁、要摔跟头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一切事物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即使哪些属于好的东西中也包含有坏的因素，坏的东西中也包含着好的因素。“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毛主席曾经说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也是好事，好事就是他们的野蛮行为能使中国人民迅速觉醒过来，团结起来进行抗战，不但赶走了他们，还打败了蒋介石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从这个方面看也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但是不管在任何时期也都有成绩和缺点。包括在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时期，也有很多积极因素和伟大成绩。没有陈独秀当初的积极号召组织，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会成立，就不可能会得到苏联的支持，也就不可能会产生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持工农”三大政策。对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也必须采取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这才是真正的事实求是。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一直不思进取，一直走老路，不进行改革开放，则很有可能会重蹈前苏联和东欧的覆辙。毛主席也早就说过：我们必须吸收一切外国的经验，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样我们才能发展得更快。所以，改革开放无疑是正确的，但存在着许多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还不到一百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无论是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时代，走弯路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少走弯路。要想少走弯路则必须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而决不是否定一切和肯定一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在经济建设方面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也走了许多弯路，几代领导人也做了很多努力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果不做调整也根本不会有今天的成就。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出现过几次政治风波，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发展的更好更快。这里面的原因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有我们曾经预料到的、也有我们未曾预料到的。邓小平在89年时就承认：改革十年出现的最大失误,是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再加上后来的道德思想大滑坡、文化领域的放弃阵地、黄赌毒等丑恶现象的故态复萌、贫富差距的拉大、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教育方针的脱离实际、卫生领域的欺诈行为、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等等，这些严重问题都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产生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问题，只有承认才能解决。连承认都不敢怎么什么解决呢?有很多领导干部是不配被称为共产党员的，不但那些已经被查出来的周永康、徐才厚等高级干部贪腐分子如此，一些没有被查出来的高级干部贪腐分子也是如此，甚至有些没有贪腐行为的高级干部也是如此。他们的世界观是形而上学的，是唯心主义世界观。不能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前三十年的历史和后三十年的历史，他们就不配做共产党的一个领导干部。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过去的一个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错误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现在，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重新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作为我们的工作指针，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大好形势下，这个问题也应该列在党的议事日程上了，也可以说这件事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在对待党的历史问题上端正态度、统一认识，应该是我们党今后的重要工作之一。不然的话，很多领导干部不懂马克思主义，不会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事物，唯心主义依然盛行，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依然会卷土重来，那些隐藏在党内外的反动分子依然会趁机兴风作浪，勾结国际反动势力策划阴谋，妄图颠覆我们的中华民族和我们的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就会更加遥遥无期。

　　第十条建议，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若想发挥一切人的聪明才智，就需要营造一个公平的、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提高工作效率的崭新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必须公平公正，在任何事情上都要基本保证人人平等。不管他出身是贫穷还是富贵、社会地位的高低、处于某种工作职位、性格和思想观点如何不同，就像央视的“星光大道”和“黄金一百秒”一样，只要他有才能，就要提供平台让他显示自己的才华，让所有的金子都闪闪发光。无论是什么社会制度，无论是什么发展方式，社会的公平合理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公平合理了，所有的人才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进行合理竞争，让人尽其才，才尽所用，社会才不会出现动乱，才能发展得更快更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我们已经看到，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在于制度僵化而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一部分优秀的人才受到压制，不能脱颖而出;而资本主义的弊端在于制度的金钱至上规则的束缚，只能是少数有钱人利用自己的资本优势迅速扩大自己的财富，用高端教育培养自己的子女。而穷人再有才华也因为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永远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永远只能成为有钱人金钱的奴隶和劳动工具，能够脱颖而出的也只是极少数;两种社会制度都有其弊端。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可以通过改革，设置一种有制约性的合理竞争来实现消除官僚主义。而资本主义的弊端却是因为由于其制度本身的缺陷没办法消除，只能产生一个又一个经济危机，它要想消除自己的弊端，必须要脱胎换骨来改变制度本身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弊端，吸收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优势，重新制定游戏规则。这样经过互相转换优势，取长补短，两种制度逐渐化二为一，最终使全世界实现大同——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当初为全人类指引的社会发展方趋势。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十月革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都把这个目标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向这个目标推进了一大步。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的带领下，竭尽全力朝着这个伟大的目标继续前进。

　　由于我孤陋寡闻，以上看法有失偏颇，性格直爽且文笔拙劣，不妥之处，敬请各位领导原谅!

　　欲看作者更多文章，请点击：#FormatStrongID_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