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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信行:为什么工人运动总是要唱歌?

火烧 2017-04-21 00:00:00 国际纵横 1025
文章探讨工人运动中唱歌的文化现象,对比IWW与新民歌运动的风格差异,分析乡土与普世音乐的演变,揭示工人通过音乐表达诉求与反抗的历史背景。

 

  用乡土反击普世,为何缠绵?

  比较 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的歌与新民歌运动,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风格差异。Woody Guthrie 与 Pete Seeger 的歌声乐声有着浓浓的乡土味,Guthrie 棉软的奥克拉荷玛腔甚至出名到他的私淑弟子 Bob Dylan(一个北方城市佬)不模仿他就唱不出歌来。黑人音乐(透过 Almanac 的黑人成员Paul Robeson 和 Leadbelly 的影响)、山区农村小调、和其他的本土影响充满了新民歌运动。前一个世代则不然,绝大多数 IWW 的著名歌曲都是借用救世军圣诗和其他基督教宗派的诗歌的曲调,如 Joe Hill 地一首出名的歌 "The Preacher and the Slave" 即是借用圣诗 "Sweet By and By" 的调子。甚至连 IWW 的非正式会歌 "There is Power in the Union" 也是借用圣诗 "There is Power in the Blood"。在这些圣诗曲调中,我们听不到一丝专属于美国的味道,反而是所有欧美基督教文化下成长的人都熟悉的普世讯息。

  关于前后两代的普世与乡土气味的差异一直是个有趣的议题。一个解释是来自两代工人社会生活形态的不同。IWW 的新移民工人们——尤其是散居在大西部的铁路、矿场与林场逐工资而居的移民工人——生活中唯一的音乐来自救世军的传道人。在每个工人小区的破宿舍、烂酒馆和泥巴路旁边,是上流人捐助的灵恩派牧师拯救灵魂的最佳场域。他们用激情的证道词和歌曲不断地传第一个讯息:福报在天上,不要争工资、劳动条件,不要参加工会,要认命。Joe Hill 为此“劫用”了一首圣诗来讽刺这种宿命观。

  Long-haired preachers come out every night

  Try to tell you what's wrong and what's right

  But when asked about something to eat

  They answer with voices so sweet

  You will eat, by and by

  In the glorious land above the sky

  Work and pray, live on hay

  You'll get pie in the sky when you die.

  If you fight hard for children and wife

  Try to get something good in this life

  You're a sinner and a bad one they tell

  When you die you will surely go to hell......

  (长头发牧师每晚都出来

  要教你分辨是非

  但是当你跟他们要点东西吃

  他们用甜蜜的声音回答

  总有一天你会吃到

  在天上的光荣之地

  工作、祈祷、吃草度日

  你死后可以吃天上的派

  如果你为妻儿奋战

  想在今世得点好东西

  你是罪人、大罪人,他们说

  你死了一定下地狱......)

  这首歌最后是“各国的工人弟兄团结起来,当我们夺回我们创造的财富那天,我们可以告诉那些寄生虫,你得学会怎么劳动才能吃饭。”有趣的是,现在几乎没什么人记得这首歌原来是什么,只记得“长头发牧师”。工人“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普世价值与伪善的普世价值拔河后,把这首歌抢过来了。

  这种从讽刺性的模仿到劫用的手法,是Joe Hill 的标准战略。事实上,这也是之后新民歌运动非常有意识地从事的工作。古典音乐和所谓知识产权盛行的今天的音乐界习惯用全然的创新来作为音乐工作的评价标准,然而,新民歌运动却非如此。Pete Seeger 曾说过:“民歌的传统向一条川流不息的小溪,每一首歌都是其中的一瓢水。有时候一条陈腐的老调配上了新词、副歌变成了主歌、小调变成了大调、其中一句发展成另一首歌......一首新歌就又出现了。”

  Woody Guthrie为工运女性创作的Union Maid是最典型的例子,一首小学音乐课本上的老歌,配上顺溜的新词、长出一段副歌,就是一首人人会唱的新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人们熟悉的素材创作,让人们容易传唱,这是新民歌的理想。也因而它必须适应当下人们所熟悉的音乐脉络,要向流行歌(不管是怎么流行的)抢素材。

  在这点上三十年代的歌手们比 Joe Hill 的自由度大得多了。有了唱片和收音机,街头宣道师不再是工人生命中唯一的音乐。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蓝调能让芝加哥贫民窟中的孩子听到,阿帕拉契山老农的山歌也能让加州的渔民听到。很吊诡地,科技的发展反而在某个层面上让“乡土文化”得以成为运动。

  另一个关于普世与乡土的解释来自两代工运的不同政治路线,而这也显示了歌曲的形式、内容各个方面,在为运动服务的前提下,不只反映了大社会的时代精神,也会反应运动圈内小社会的社会气氛。

  1910 年代的美国工运圈内,主要的矛盾存在于掌握 AFL、与政权有一定妥协性的土生白人男性技术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其他组成部分之间,而这也反映为旧产业与新的大量生产工业中的员工的不同。“美国”、“乡土”在反移民、排外、甚至支持美利坚帝国对外扩张的种种民族主义中是个必要成分。“移民问题”——如何同化、“美国化”新移民——更是二十世纪初二十年(在今日的美国史中称为“进步年代”(the Progressive Era))的资产阶级社会改良的论述的主轴。亨利福特等“新派”垄断资本家在风气之下无不以“美国化”员工为其社会良心的表现。高举“美国文化”这个符号因而变成一种反动的象征。而在运动圈中,“工人无祖国”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忠实反应当代美国工人阶级的组成和社会矛盾的历史构成。用嘲讽等手法从基督教夺取来的这些曲调完全不反映那个民族的特色(虽然仍脱不出西欧的范围),是(至少对欧裔人而言)“普世”的。

  1930 年代的气氛则大大不同。在欧洲,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国的纳粹已经夺权、血腥镇压共产党、社民党和一切民主势力,而西班牙内战于1936年开打,交战双方也是如此划分的。在亚洲,中国对抗日本的奋斗和印度独立运动对抗英国殖民的斗争屡屡成为世界头条新闻。“民族”、“民主”、“人民”等概念在样的情势中不再只是欺骗被统治者的虚假口号,而是全球范围内正义与邪恶的分界线。当时的第三国际检讨 1920 年代的错误打出了“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口号与策略,力求在各个可能的地方结合工农运动中的其他倾向和统治阶级中的民主派、自由派以对抗法西斯。落实在美国的脉络中(当时第三国际的成员美国共产党在 CIO 和其他许多社会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就是在罗斯福的“新政”(New Deal)时代左派与民主党政权的合作。

  罗斯福的“新政”的整体战略是发达在美国经济中从不占显著地位的国有部门以抑制庞大的私有垄断资本。在政治上,他选择了借着工人、农民运动的力量对抗垄断资本比较支持的共和党。于是,左翼运动和文艺与政权以一种空前绝后的离奇方式结合起来。1935 年通过的华格纳法案和由之而设立的国家劳工关系局(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d, NLRB)正式把劳动三权的保障变成国家政策以联邦政府的力量支持工会运动。另一方面史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所描述的奥克拉荷玛农民被金融资本迫害的惨状激起了大众对农村的关注,联邦政府乘势设立了“农村安全署”(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FSA)以资助农村复兴,FSA 雇用了左翼摄影家 Dorthea Lange 等人做了一系列破产农民的报导摄影巡回展出,引起了巨大的震撼。破产农民于是和失业工人一起变成资本主义罪恶的具像代表。(见 Pete Seeger 的歌 "Darling Corey") Woody Guthrie 这类充满乡土味的声音于是同时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的反叛、也是对民主的支持。

  Woody Guthrie 第一张全国闻名的唱片,正是为联邦政府在西北哥伦比亚河的水利计划所创作录制的宣传歌曲,充分表现了新政和人民阵线的吊诡合作。在他遇到年轻的 Pete Seeger(当年是共青团员)和其他左翼音乐工作者后,他们以更有组织的方式把各地采集来的民谣改编加入左翼的讯息。在“年鉴歌手”、“人民之歌”以及“人民之歌”破产后重组的“织工”合唱团(The Weaver)的创作中,“美国”这个符号是基进政治的代表,从独立革命、到内战、到百余年的劳工运动,一个连续不断的反抗运动的传统是星条旗所代表的意义。这种乡土、反抗与爱国的认同在美国加入二次大战与法西斯正式对抗后更是明显。Woody Guthrie 的歌 "This Land is my Land, This Land is Your Land" 甚至成了今天著名的美国爱国歌曲之一。

  但是,新民歌运动的乡土认同不是民族主义的——如果民族主义指的是排外的民族认同。在大力赞美美国劳动者的同时,他们谴责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 "This Land is my Land, This Land is Your Land" 今天在美国的学校和媒体演唱都只唱了歌颂美国大地的美丽的五段歌词,例如:

  This land is your land, this land is my land

  From California to the New York Island

  From the redwood forest, to the gulf stream water

  This land was made for you and me.......

  (这是我的土地、这是你的土地

  从加利福尼亚到纽约岛

  从红衫森林到湾流海洋

  这土地是为你我而创造。......)

  省略掉的两段是:

  As I went walking, I saw a sign there

  And on the sign it said "No Tresspassing"

  But on the other side it didn't say nothing

  That side was made for you and me.

  (我走着走着,看到一面牌子

  上面写着“禁止进入”

  牌子的另一面什么也没写

  那面才是为你我而创造。)

  In the shadow of the steeple I saw my people

  By the relief office I see my people;

  As they stood there hungry, I stood there asking

  Is this land made for you and me?

  (在教堂尖塔的阴影下我看到我的同胞

  在济贫所旁边我看到我的同胞

  当他们在那儿挨饿,我在那儿问:

  这土地真是为你我而创造?)

  歌曲中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再明显不过。在冷战时代的美国,这首歌却被阉割成为沙文主义的象征。而在冷战时代,新民歌运动的歌手们,无论他们如何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美国立国传统的代表,将会被打成叛国贼。

  当歌声成为犯罪:新民歌是如何被遗忘

  1955 年 8 月 18 日,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麦卡锡白色恐怖时代最令人闻之变色的太上政府——审讯 Pete Seeger。调查委员问他:“你的职业是什么?”他说:“我靠弹斑鸠为生,有些人觉得这是个贱业。”

  Pete Seeger 最后被判“藐视国会”,虽然并未入狱服刑,但是他和其他新民歌运动的歌手们早就被列入黑名单,为唱片公司、音乐厅、甚至酒吧雇主们排斥。虽然 The Weaver 的歌上年度排行榜榜首不止一次,他们的声音不能在广播上出现,更遑论电视。他们所做的曲必须用假名(Paul Cambell 是他们的集体假名)才能发表。新民歌运动在白色恐怖中被逼入地下。

  Woody Gurthrie 所创立的“人民之歌”在1949年破产了。这个合作社的宗旨在于以音乐支持工人运动。但是,CIO 的右派在大战结束前后开始积极对左派进攻,清剿运动中的共产党与同路人。工会运动愈来愈倾向依靠官式的团体协约谈判而不是群众运动来争取经济利益。1951 年通过的 Taft-Hartley 法案更规定工会领袖必须自白宣誓自己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国会中以麦卡锡众议员为首的极右派势力更积极地在政府、文艺界、知识界、电影音乐界等各个角落清扫左派的力量。1945 年开始的冷战绝不仅仅是个国际关系的事件,更是美国国内的事件。

  对新民歌运动的镇压,国会的审判只是最后高潮。1949年9月 Paul Robeson 的演唱会演变成为一场针对左派和新民歌的暴力事件。9月4日,Robeson 原来预定在 Peekskill 的一个野餐地演唱,右派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兵团”(American Legion)以 Robeson 是共产党员为由发动了暴力示威反制演唱会,一周后,纽约地区的工会发动工会纠察队维持秩序才让演唱会得以举行。但是,演唱会结束后,州警配合“美国兵团”把观众导引到一条布满手持棍棒的右派暴民的小路上。在暴民的攻击之下,100 多位观众(包括小孩)受了轻重伤。事后,包括 Time, Newsweek, New York Times 等主流媒体反过来谴责这是共产党的阴谋,并要求镇压肃清所有左派势力。少数仗义执言的媒体(如The Nation 杂志谴责这是让美国立国精神蒙羞的对艺术自由、表达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戕害)被孤立打压。冷战时代的歇斯底里反共,不仅要让新民歌销声匿迹,更要把它从美国的文化版图上抹掉,这个肃清行动在主流音乐市场上的成功是惊人的。

  “人民之歌”结束后,Pete Seeger 与同伴组织了 The Weaver,把新民歌打进商业市场,在 1950 年代初取得了市场上的成功。最终还是不得不在各种威胁下销声匿迹。他们当然清楚要生存下去就不能再摆出绝不妥协的阶级立场,所以,在他们这段时期的作品,如 "If I have a Hammer" 鼓吹的是自由、和平、公义。但是,在冷战的气氛中,Pete Seeger 事后回忆:“只有共产党才会喊和平!”

  1955 年已经是麦卡锡旋风稍歇的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也正在起步,Pete Seeger 的牢饭也因而可以幸免。第二年,The Weaver 终于突破重围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办演唱会。纽约时报的乐评家,显然已经忘了新民歌运动和乡土文化在三、四十年代曾经有过的文化意义,评论说:“他们的乐声真是惊人,没有听过他们的演唱会的人不能理解,原来弹斑鸠的不只是小丑。”

  然而,那场演唱会的意义还要更深远。在演唱会中热身串场的有几位年轻的民歌手,他们即将在未来的年代中再度复兴新民歌运动。他们是:Bob Dylan, Joan Baez 和 Judy Collins。但是,这几位所面对的世界是垄断唱片商所控制的音乐市场,不断地要把各种新奇事物商品化,他们的战斗,是另一个故事了。

  作者:陈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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