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恒：务工者要唱自己的歌

孙恒：务工者要唱自己的歌

刘净植 

     
　　简陋的露天舞台，虽然被认真地布置过，但只有一盏地灯扫亮台上表演的人影。即便如此，小广场上站着、坐着、溜达着的观众们倒也饶有兴致。
　　台上有人抱着吉他站定了，主持人报上了节目名：《打工打工最光荣》。人群中有人先唱起来，看来是一首大家熟悉的歌呢。台上的人大声说，明年北京举办奥运会这样的盛事，是谁在背后做着巨大的贡献？是务工者！那些漂亮的场馆是我们建起来的，漂亮的高楼道路是我们建起来的！人群中立刻爆出欢呼叫好鼓掌的声音。
　　这是8月15日晚，石景山区一个务工者聚居的社区举办的公益演出的现场，台上唱歌的人叫孙恒，“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团长。他的外表平凡朴实得符合我们对于务工者最常规的想象，但是，这个孙恒却不简单。
　　朝阳区最东头的金盏乡皮村，有一座在废墟上建起来的小学，用的是一张务工者音乐唱片的版税，靠的是几十个志愿者的双手清理搭建而成，带领大家完成这件事的，是孙恒。
　　偶然听到孙恒在某个座谈会上的发言，话语中有种让人耳目一新的自信与尊严：“大家有一种误解，认为生活在底层的人没有文化。其实只不过我们的文化没有进入历史，不被承认。现在的文化越来越精英化、垄断化，我们就是要打破这种垄断。”他说：“我们不能指望主流的作家和艺术家来记录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我们要靠自己来记录，所以，我们要建‘打工文化博物馆’。”
　　皮村在旁人眼里看来，大概和别的村庄没什么不同，但是这里却有以务工者身份而自豪的孙恒的“理想国”。他说：“我们在城市里住不起楼房，那我们就自己盖；我们的孩子没有学上，那我们就自己办学校；我们看不起病，就自己办医院；我们还开了自己的超市，办自己的社会企业……不用花那么多钱，我们也能过得很好！”他脸上带着劳动者的实在，眼睛里却闪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孙恒身上其实有很多光环，“来京务工文明之星”、“全国十大杰出进城务工青年”等等，他所创办的“打工青年艺术团”也获得过全国及地方大大小小的各种荣誉。他和朋友们被央视的多个重要栏目、全国多家电视台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媒体报道过。
　　但是，如果你见过孙恒，了解他和他的朋友们做的事，就会发现那些光环其实并不重要。真的，不信，你可以到皮村或者登录他们的网站www.tongxin.org.cn、www.dashengchang.org.cn看一看。
　　 “想起那一年，我离开故乡，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想起了那一年》）
　　孙恒原本是开封一家中学的音乐老师，但是在1998年，他带着一把吉他出走了。
　　他说，他受不了那样日日重复的没意义生活：“周围的人都会有一种价值观，就是衡量一个人成不成功、有没有用的标准就是你能不能挣钱。但我觉得人不能用钱来衡量，人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追求，应该争取一种新的生活。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具体要什么，我只知道那里很压抑，想逃离。”
　　和很多受到大城市诱惑的年轻人一样，孙恒到了北京。但是他感到茫然和孤单，因为这个城市不属于自己。生存的压力迅速把生活残酷的一面抛在他面前，为了吃饭住宿，他做了搬运工、推销员，在酒吧卖唱，在街头做流浪歌手。
　　从衣食无忧的音乐老师到必须干沉重体力活的务工者，孙恒的心理落差是巨大的，从小在陕西农村长大、出身贫寒的他并不怕吃苦，他苦闷的是为何生活如此辛酸，有意义的人生在哪里。
　　于是孙恒离开北京，一边打短工、卖唱，一边漂流。大半年里，他接触到生活在底层的大量务工者，从建筑工人到保安、保洁、保姆，乃至做生意的小商贩等，他们各种各样酸甜苦辣的生活，让孙恒看到了世界真实的另一面，而在这之前，他对于世界的了解大多来源于书本和媒体。
　　这些小人物的真实生活不知不觉间丰富了孙恒的人生，他们的故事开始一个个变成他的音乐和歌曲，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只写自己的困惑、感情，他对世界的看法也发生着剧烈的改变。“看到别人那么艰辛地生活，同时又都是那么乐观的时候，就会开始反思自己究竟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说，“人生不应该仅从自己身上去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那样永远也找不到，你应该去关心社会关心别人。当你是为别人去歌唱的时候，别人才会听你的歌。别人就像镜子，你在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
　　1999年，孙恒又回到了北京。生活让他改变了许多，但是他心里仍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那个最终答案在哪里。
　　“生命可以无奈和简单，但不能没有尊严，大地从未沉默不语，只是没有听见她的声音”（《生命之歌》）
　　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恒在北京师范大学听到了“明圆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张歌真讲述创业经历，第一次了解到，北京当时有20万外来流动人口（现在已发展到40万人），务工子弟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上不起学，于是自己办学解决问题。这个讲座让孙恒非常激动，当他听说这样的学校条件很差，很多学校没有音体美老师时，便主动报名做志愿者去教孩子们唱歌。
　　这一次重新当音乐老师，让孙恒有了不同的体验，不再刻板地照着教学大纲讲课，而是把音乐快乐的本质带给孩子们。而且，他更深刻地了解到务工者这个群体。“我就在想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我和身边的这些工友有什么不同？”慢慢地，孙恒找到了身份的认同：自己其实和他们一样，是一个务工者。“我觉得自己不再是孤单的人，感觉身边有千千万万同病相怜的人。这时候，我可以教孩子们唱歌，我觉得自己是有用的，能给别人带来欢乐，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道路。”
　　为了更多地了解身边庞大的务工人群，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孙恒有目的地到大学里去听各种讲座。他在大学附近租了房子，晚上去听免费讲座。孙恒最感兴趣的是有关“三农”问题的讲座，温铁军、李昌平等学者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知道了“三农”问题的严重，也了解到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有了上亿的进城务工者，正是这个群体，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但是这个群体的声音，却显得非常的微弱。
　　找到了归属感的孙恒觉得，自己可以做点什么。
　　“打工的兄弟们手牵着手，打工的旅途中不再有烦忧；雨打风吹都不怕，天下打工兄弟姐妹们是一家！”（《天下打工是一家》）
　　2002年冬天，孙恒在天津被邀请去参加一个慰问建筑工地工人的演出。那是他第一次在工棚里、面对工友们唱自己写给务工者的歌，唱《彪哥》、《团结一致讨工钱》、《收容》等等。
　　“那个工棚里很冷，条件很差，很多玻璃都是破的，也没有取暖设施，但是那天晚上特别热闹，大家围在一起唱歌，我们唱，工友们也上来唱，上来说话，特别激动，大家说像过年一样。”孙恒说，“从那时我就觉得，快乐不一定用金钱能够买得来，我们物质条件差一点，但依然可以体验到一种特别真挚淳朴的欢乐。我们的歌可以唱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心里话，而不是像流行歌曲一样离我们的生活很远。所以我当时就想，一定要搞一个文艺演出队，下了班演出也不耽误工作，就能给大家带来欢乐，能有我们自己的文化，多简单哪。”
　　“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就这样成立了。最初两三个人，后来人越来越多。大家拿着自己的乐器，也没有什么演出成本，全靠下班的业余时间挤着公共汽车去给工友们免费演出。
　　一开始并不顺利。有人说，你们又不要钱，凭什么来演出？还有的建筑工地说要赶工期，工友没时间看。再加上2002年正是一些建筑工地拖欠工资比较普遍的时候，工头老板很怕别人介入，怕他们唱《团结一致讨工钱》，拒绝他们的演出。
　　但是，随着他们出现在一个个工地上，随着《天下打工是一家》的歌声在工地上越唱越响，演出队引起了媒体极大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报道，有关部门越来越多的支持，志愿者也越来越多，演出队伍和演出规模越来越大，最终成为今天名声很响的“打工青年艺术团”。 

　　深入的演出，让孙恒和伙伴们不断了解到这个群体中常见的拖欠工资、身份歧视、上当受骗等诸多问题，这使得原本只想丰富一下工友业余生活的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仅仅停留在娱乐层面太奢侈了。于是他们把工友们碰到的问题编成歌曲、小品、相声，努力向大家宣传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并身体力行帮助工友维权。艺术团的功能被大大丰富了，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用歌声呐喊，用文艺维权”。几年间，艺术团行走于各个工地、工厂、社区和大学，至今演出已达几百场。
　　2004年，孙恒和伙伴们决定录一张碟，在演出后免费发放给大家。这张碟又带来一个新局面。
　　“为了明天的自由，为了理想而奋斗，为了正义的歌声传遍全球。哦！不怕艰险，坚定信念，我们理想终将实现！”（《我们理想终将实现》）
　　孙恒他们录音的小样，偶然被京文唱片公司老板许钟民听到了。务工出身的许钟民很受触动，决定赔钱也要出版。
　　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不仅没赔钱，还有不错的销量。2005年，孙恒他们用7.5万元版税创办了一所务工子弟学校——同心试验学校。艺术团团长孙恒又做起了校长。
　　办学是孙恒一直的想法：“我们在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和困难，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文化知识不完备。在城市里我们不懂法律就容易上当受骗，另外我们不学习知识就不能适应城市生活，所以文化教育非常重要。”除此之外，他说办学也是为了降低工友们学习的成本。
　　学校除了日常的学生教育，晚上、假期还专为工友们提供法律常识、大众文化、计算机运用、文学写作等免费的培训讲座。
　　几年下来，孙恒获得了更多的工作经验，也获得了很多的理解和肯定。当年因为他的叛逆一度要和他断绝关系的父母，如今也到他身边做起了为务工者服务的志愿者。工友的热情反应、社会力量的支持，使他更为坚定自信地走在为务工群体服务和寻求价值的道路上。
　　今年，他们出版了第二张专辑《为劳动者歌唱》，尽管这次没有大老板出资为他们宣传推广，他们仍然靠自己和有关组织进行义卖和宣传，持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随着一系列工作的展开，孙恒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有了更多的计划：他们向社会征集图书，建立自己的图书馆；着手征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有关务工生活的各种物品、资料，要建立中国首个“打工文化博物馆”；筹建自己的小剧场，在基层开展民众戏剧活动；他们还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和超市，为的是建立符合务工阶层利益的新生活方式，尽可能降低生活成本。他们希望拥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家园。
　　“我们的要求不高，只是想顺顺利利地生活，更有尊严地生活。”孙恒说。
　　（本文小标题为“打工青年艺术团”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中的歌词，均由孙恒创作）
　　（2007年8月21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