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谁的福格尔？

谁的福格尔？
 
 
作者：卢周来 原载：中国经营报

 
 
　　“正是由于技术进步与人类适应这种进步的能力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才导致了各种危机的不断出现”；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平等主义的观念”作为一把尺子，会借这些危机“引发人们对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深入反思”，“推动新的伦理和社会改革方案的出台，并使得旨在贯彻这些改革方案的政治运动爆发开来。”
 
　　对计量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Fogel），我曾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不知道他又会整出什么东西来，而且这种东西肯定会被别人加以利用！因为在经济思想史上，他别出心裁的“研究成果”的确被利用了多次。
　　首先是他关于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一般认为，美国19世纪由政府出面修建的大规模铁路网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但福格尔复原了当时的经济统计资料，并通过计量工具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修铁路至多只会使美国经济增长推迟两年。
　　福格尔这一结论引起整个经济学界与史学界轩然大波。其中最感兴奋的是“弗里德曼们”。他们评论认为，福格尔的结论为他们的理论提供了证据：从长远看来，任何政府干预即使不是坏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也实在微不足道。
　　当然更引起轰动的是福格尔与恩格尔曼对奴隶制下经济效率的研究。通过使用总体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复原当时一些统计数据，福格尔认为，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奴隶制是富有效率的，其农业生产效率比北方还要高，奴隶的平均收入比自由农业工人也要高，其营养水准超过1964年平均水平！
　　福格尔这一结论简直是为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们”注射了“兴奋剂”！因为几乎在同一时期，“哈耶克们”正试图颠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一结论，因为亨利·勒帕日所言，“一说到资本主义产生，我们脑海中就浮现出这样传统的画面：大群衣衫褴褛的儿童，一天12小时在有损健康的矿井深处推着翻斗煤车，或是无产阶级中最贫困、受剥削最重的人们挤在工业城市新的简陋房屋中。人们或多或少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只是工人运动和政治运动新势力加速了福利国家的出现，导致国家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进行普遍干预之后，劳苦大众才开始从新创造的财富中得到好处。”福格尔为奴隶制“成功翻案”，正好为“哈耶克们”提供了间接证据。于是，他们也通过搜集数据与使用计量工具称：18世纪至20世纪初工人阶级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在提高；而20世纪福利国家的出现也并非因为工人运动与国家干预，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促进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的自然结果！
　　正因为福格尔的研究成果不断为他人所利用，所以，2000年，他的新作《第四次大觉醒与平等主义的未来》一出版，我本能地想象，按福格尔的行事方式，这是不是一本论证“平等主义并未促进平等”的著作呢？如果真是这样，包括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经济学家可能会“再次兴奋”了。因为他们彼时就正在沿“哈耶克们”的逻辑，批评国家所有旨在促进公平的政策，批评政策的背后是“平均主义”或“民粹主义”，不仅破坏效率，而且会造就“通往奴役之路”。
　　但真正阅读完这本厚重的计量史学著作，我发现与我想象相反，福格尔在本书中论述的真正主题应该是平等主义如何促进美国社会进步的历史，以及什么样的平等主义可以在未来更好地促进美国与世界进步。
　　首先是关于平等主义的功效，福格尔予以了肯定。在书中，福格尔称，平等主义的功效，关键在于弥补技术进步与伦理道德之间的鸿沟。“与技术使用有关的伦理道德以及控制技术使用的人类制度往往会落后于技术进步的要求。正是由于技术进步与人类适应这种进步的能力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才导致了各种危机的不断出现”；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平等主义的观念”作为一把尺子，会借这些危机“引发人们对伦理道德观念进行深入反思”，“推动新的伦理和社会改革方案的出台，并使得旨在贯彻这些改革方案的政治运动爆发开来。”
　　福格尔恰是以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为例来论证他的观点。与“哈耶克们”的观点相反，福格尔明确写道，“到20世纪初，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用来反驳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如下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欧洲和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出现了绝对恶化。的确，在20世纪开头的几十年里，连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的恶化表示了担忧。”为了论证这一点，福格尔再度复原了当时一些统计数据：关于人口平均身高、体重、发病率与预期寿命等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分析，福格尔得出如下结论：从18世纪中期一直到19世纪，“总体上看，人的健康状况和寿命增长落后于人均国民收入的高速增长状况。更令人迷惑的是，身高和预期寿命出现了长达几十年的急剧下降，而且这种情况的确发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这意味着19世纪的资本主义对那些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们来说并非总是好事。”
　　福格尔进一步探讨背后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人类道德与制度安排跟不上资本主义带来的技术进步，导致了“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品供给增长速度，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这些问题使得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出现了恶化。
　　而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民族道德准则的平等主义”催生了“社会福音运动”，并进而推动了政治生活中的第三次平等主义浪潮。这次浪潮一开始是反思贫困化与社会制度之间关系，“不再认为贫困化是上帝对个人罪恶的报复，而是社会制度不合理的产物”；进而发展到“对大公司和资产阶级的腐败展开攻击，主张劳工权利，开展民权和女权运动”。而这其中，工会运动与罗斯福新政为标志的政治运动是“社会福音运动中两股最重要的力量”。
　　福格尔接着对“第三次平等主义”的效果进行了计量分析后认为，“20世纪与前两个世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生活水平相关的各项指标（实际收入水平、无家可归人数、预期寿命、身高和低收入者获得的好处等）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且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无论18和19世纪资本主义在最终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有多大，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摆脱饥饿和高死亡率在20世纪才成为了现实。”而这一成果的取得，与哈耶克强调“20世纪劳工生活进一步改善是资本主义的自然结果”这一结论相反，福格尔认为，是“社会福音运动成功地将政府转变成了贯彻平等主义改革方案的工具”的一种结果。
　　当然，福格尔对政府在促进平等中的作用也是留有余地的，对政府充当促进平等的工具过程中的教训也提出了忠告；同时，对第三次平等主义浪潮强调的“条件平等”是否还适用于当下也提出了质疑。这一话题我们后面再说。但无论如何，福格尔导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平等主义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福格尔在本书中再度阐释了他对于奴隶制的看法。他认为，奴隶制虽然有效率，但还是被废除了，这是因为“有比效率更重要的东西”，即“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道德。”“奴隶制的废除极大地促进了平等主义的发展，这不仅在于它使奴隶获得了自由，而且还在于它为争取下层阶级的民主权利以及改善美国及全世界在内的下层阶级的经济地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看来，弗里德曼与哈耶克所理解的福格尔还真不是本原的福格尔！（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