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问题--《学习时报》周为民的文风

词语问题

        2010年5月，习近平在题为《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的讲话中，把不良文风归纳为三个字：长、空、假。说说“假”，假有多种表现形式，副词是其中之一。年内有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表达：让人们生活得“更加有尊严”。“更加”也者，是说，这个副词所修饰的主词，其内涵是已经实现了的，需要做的是进行锦上添花。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与友人说到这个话题，友人说，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地方是有资格这么使用的，那就是重庆。

    现实生活中，除了以“更”引领的副词外，这样的副词还有“进一步”之类。这个词就不用举例了，任何人都可以很方便地举出大量的例子。

去年10月18日的《学习时报》，上面有党校教授周为民的一篇文章《思想的力量与市场的解放——读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准确地说，是半篇文章吧）。这是一个说说词语问题不错的文本。

对于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进行彻底否定，人们见得太多了，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一些人而言，不如此行事就无法行事的。具体的方法，可以总结为两个特点，要么不进行基本的分析，进行全称否定，要么是实行违背基本常识的分析方法。

本文是前一方法，而且大量使用“最”级的限定词：“今天的许多年轻人几乎无法想象30多年前的民生之长期全面艰困，中国人吃穿用住行万般皆难的严重匮乏和普遍贫穷”，“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垄断和集中控制因其难以为继而不能不一点点放松，人民自主谋生、自主创业、自主挣得财产的自由便一点点增加，所谓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就一点点向市场经济转变，这就是30多年里所发生过的市场化改革。这个改革，为市场发挥作用开辟了道路，实质是为人民（不是抽象的人民，而是一个个具体、现实的人以及他们的自主经济组织即企业——民间企业）的自主经济活动开辟了道路。”对于周教授们来说，这些断语指控是不需要论证的，是“不证自明”的，换句话说，在他们的词典里，存在这一些公理，公理需要证明么？

在鼓噪市场化的言论中，某类人一贯采用的方法是抽象地对待，而引文中强调具体反对抽象似乎有悖其作风。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改变基本的看待问题的方式，其目的是为了消解“人民”概念而已，实质是要为他们的大抽象服务。

为了说明市场经济（词语的选择上他们是有考虑的，比如他们之所谓市场经济实乃私有制经济的代名词）之伟大，语音表述上的膨胀可以说达到极点，“在中国，立意走向市场经济却是一场极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不仅是1949年以后的大变革、1911年以后的大变革，而且是1840年以后，乃至再向上追溯两千年（准确一点说，是公元前221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极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

他对此进行的分析（也不是分析，不过是宏观层面上的断语而已），言及前三十年是这样的，“实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并不断打击什么什么‘自发势力’”，连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这样的词语都回避提及，用“什么什么”替代。“一条管制和排斥市场、压制民间工商业的基本脉落绵延不绝，总的说来贯彻了两千多年。”可惜的是，他之所谓“市场”，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也不过几百年的历史，看来在这个概念上，为了“彻底”有些语无伦次了，或者说在他的认识中就是一笔糊涂帐，因为在随即的以括号表示强调（这也是周教授强调方式的一个特色吧）的表达中，有这样的话，“关于货殖的‘太史公曰’，对市场自由的基本思想，其论述之精辟真叫人拍案”。

“直到1978年，终于解放思想，那时，邓小平说，再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直到1992年，也是邓小平说，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都是间接引语，不知出处，1978年“那时”，邓小平说过如是的话吗？我很怀疑。我读到的类似这样的话，是“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谈话中。被赋予重大色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全会公报中，连改革这个词语都没有，而邓小平作为一个充满政治智慧的领袖人物，会“不合时宜”地说那样的话？

对于当今中国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大家都在寻找问题出现的原因，对于以周为民教授、张维迎教授们而言，是决不允许质疑市场和资本方向的。其中的逻辑是明了，直接指认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他们“指引的”改革没有深入，要解决问题，就要对政府控制、对国企下手，这里也是没有分析也不能分析的。

“本来是管制和垄断扭曲了市场（最严重的是扭曲要素市场）而导致的问题，还有一些是伪市场化所造成的问题却一概当成市场固有的缺陷和结果，进而南辕北辙地要求更多的管制和垄断，陈旧的统制经济体制也在一些知识分子错抄西说而貌似学术前卫的‘后现代主义’虚构中被任意美化。这一类思潮业已相当有效地阻击甚至部分地逆转了亟待深化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要素市场的改革，使目前阶段上转变增长方式、改善民生、遏止腐败等重大任务难以切实推进。”——为什么与他们的认识不一致就必然是错误的，进而只能是“南辕北辙”地“要求”，也是不需要论证的，他们就能直接作出“终审判决”；对知识分子对待西说的问题上，我倒以为这段批判略加改动就很适合于他们这些人的；从周教授对“这一思潮”的批判中，倒是让我看到了一点中国的希望。

总体评论，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公理性前提：存在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方式，所有出现了不吻合的现象都是没有达到这一目标的缘故，当然这篇文章中，周没有说明他们之所主张的理想境界就是“美国式”的。

在对张书的评论中，我的感受是，他们孜孜以求的不仅仅是经济这一个方面，他们是要将市场经济的逻辑或曰资本的逻辑在整个社会中“彻底化”，认为现在这一逻辑的贯彻程度还远远不够，我想这最后的落脚点是指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虽然问题多多，困难多多，但毕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旗帜还在，某些人要实现其目的，总是有顾忌的，总会感到碍手碍脚的。

周教授提炼出了三个关键词：信誉机制、所有权配置和利润，然后大谈企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就是其社会责任之所在，且通过利润，市场能够对他是否尽到了这种社会责任作出有效的考核和奖惩。相反，如果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泛化，则‘为了承担多种社会责任’反而会变成企业（家）在面对任何一个责任时的遁辞，而且在推卸责任的一切借口中，这还是最方便、最冠冕堂皇的。更重要的是，这会使利润指标不再是充分有效的考核工具，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会被弱化和扭曲。如同不恰当地限制价格、工资、劳动合同等等一样，给企业加上更多的‘社会责任’，心是好心，但如果脱离甚至背离了市场本身的逻辑，结果就一定会适得其反。”最后一段话，言外之意不过是集若干“主流经济学家”在对工人工资（低工资有利论）、劳动合同法实施中的言论之大成而已，只是没有明说，因为不能明说，只有采取这种把简单的事情尽量整复杂了，“深刻”了，才能当得主流，风光无限。

在我看到，他们的经济学理解都还停留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不是他们不知道，是他们装作不知道，而且实行的是简单化的三段论逻辑；同言，在我看来，他们都装作不知道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

本来是想说点别的。

现在不是有一个美国人披着“朝鲜问题特使”的风衣，正在中、日、韩大张旗鼓地跑着却又神秘兮兮地禁语吗？这么一跑动，舆论上煞是好看，“国际社会”在旁边在说些话，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说话，很多“相关方”都在说，媒体人更是兴奋不已。简单地把这些话归拢了一下，我想可以说说这些话中的词语问题，它们活脱脱就是当今国际关系的绝妙注解，稍加分析，就是中国外交被动局面写照。

但是刚开了头就没有兴趣了，这样的场面、类似的话语表达，我们都不是第一次见识。大家都是明白人，用不着我在这里唠叨。形势还在演变，以后如果有值得一说地方再说吧。说点别的，刚好手头有一份旧报纸，刚好上面有这么些个说法，便拿来说道。

记得2010年上半年某个时候，说是中国的GDP总量成了世界第二了，有人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们千万要把心态放平和，不可忘乎所以。我有点苦笑不得。但一言不发总不太好吧，我问，我记得以前我们使用的指标是GNP而不是GDP，是什么时候改的？为什么要改呢？对方没有回答，我也没有继续往下问。那问题是，GDP第二是什么意思？GDP第二了，与我辈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其实已经有很多人作出解答了。

现在是新的一年了，2011已经被赋予了很多的含义：“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已知的未知的，计划内的计划外的，庆祝活动、纪念活动，又将是一个热闹年。而我，却在这里计较着词语问题，是心理年龄太老了的缘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