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整整一百年前，在权力宝座上已稳坐近三十年之久的墨西哥总统迪亚斯大张旗鼓地纪念独立一百周年。来自欧美亚三十个国家的使团看到了这个拉美国家的巨大成就，却没有看到繁荣背后那被压抑了的欲望。短短几个月后，墨西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革命。

张伟劼

墨西哥共和国的2010年有两个关键词：“独立”和“革命”。前者指墨西哥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独立两百周年纪念，9月16日；后者指墨西哥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11月20日。历史记忆对团结国民、增强身份认同有着重要作用，更何况是对今日墨西哥这样的国家除去经济状况恶化和社会治安堪忧不说，“忘却”成了一大社会病症：民族历史被忘却，边缘群体被忘却，公平正义被忘却，自己被忘却……每当我和墨西哥人提起“墨西哥民族身份”时，他们总会淡淡地笑一下，然后问我：“它存在吗？”

政府为庆祝独立两百周年组织了盛大的烟花表演和阅兵仪式，换来的是媒体的冷嘲和民众的抱怨：现状如此，有什么好庆祝的？的确，本届墨西哥政府实在拿不出一份满意的成绩单来与民同庆。到了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官方的庆祝热情显然不比独立两百周年纪念了，究竟是力不从心，还是惧怕些什么？

事实上，正如前不久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校长何塞·纳罗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墨西哥和百年前有颇多相似之处：权力和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发展水平严重滞后……就在整整一百年前，在权力宝座上已经稳坐了近三十年之久的墨西哥总统波菲利奥·迪亚斯大张旗鼓地纪念独立一百周年。来自欧美亚三十个国家的使团看到了这个拉美国家在工业、交通运输、城市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却没有看到繁荣背后那被压抑了的欲望。

短短几个月后，墨西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革命。

英雄-圣徒

墨西哥大革命的一大奇特之处在于，由于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这场革命更多为人所记住的，是几个中心人物。而在这几个中心人物中，“粗人”的人气远高于“文人”。资产阶级革命代表弗朗西斯科·I. 马德罗几乎永远是一派正人君子和革命殉道者的形象，而关于南北“匪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和潘乔·维亚的民间传说则层出不穷，色彩缤纷，讲述此二人生平的小说和电影也远远多于马德罗。在外国人的眼中，墨西哥革命双雄更被浪漫化了。

无论如何，这三个革命英雄都是惨死的，不是死于秘密枪决，就是死于政敌暗杀。墨西哥作家豪尔赫·卡利翁在《墨西哥人的神话与魔术》一书中指出，在这个国家，没有不死的英雄，换句话说，死亡是成为英雄的必要条件。这种观念一方面来自于天主教把殉道者奉为圣徒对其无限赞颂的传统，一方面来自于印第安人对死亡的认识：死者长存于世间，仍可以对活着的人施加影响。

2010年11月初，亡灵节，墨西哥首都市中心到处供奉着革命英雄的骷髅造型。在这个奇特的时空之中，墨西哥历史舞台上的所有角色都复活了。

在美国作家B.查文的短篇小说《外国记者》中，一个美国青年来到墨西哥记录革命，某天早上在旅馆门口被楼上滴下来的鲜血吓了一跳。原来就在街对面的饭馆的阳台上，潘乔·维亚正在用早餐。他需要手下杀几个俘虏，见到人血喷涌，才有胃口吃饭。

这自然是关于潘乔·维亚的众多传说中的一个。这位活跃在墨西哥北方的土匪头子以残暴著称，杀了不少政府军，又对手下关怀备至，且对穷人相当慷慨，故而被美国人称为“墨西哥的罗宾汉”。维亚视女人为玩物，对投怀送抱的美女来者不拒，拥有二十多个情妇，故而子嗣众多。随着传说的深入人心，潘乔·维亚渐渐与墨西哥男人的形象重合起来，代表了墨西哥男人所具有的“经典”特质：慷慨、仗义、权力欲旺盛、粗暴、大男子主义、花心……维亚的形象是丰富而复杂的，这便也如卡利翁所说，墨西哥英雄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该有点儿坏。

与维亚相比，萨帕塔要更神秘一点。这位几乎永远戴着大草帽、背着子弹带、留着一道浓密小胡子的南方农民起义军首领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代表的是印第安农民的利益，试图通过革命收复他们被独立后的改革派政府夺去的土地，重建原始村社制度。萨帕塔的游击队是扛着瓜达卢佩圣母的旗帜行进在南方的崇山峻岭间的。因此种种，关于萨帕塔的传说更接近于神话。萨帕塔是受印第安神灵感召的。萨帕塔从没有死去。每个印第安农民都是萨帕塔。他的那句著名的战斗口号“土地与自由”被农民永远记住，直到今天还像魔咒一样鼓舞着失地农民的斗争，让政客们头痛难寐。不过，萨帕塔的生活作风也是有问题的……他有九个私生子。在2004年出品的墨西哥电影《萨帕塔：英雄之梦》中，这位混血英雄拥有一个印第安妻子和一个白人情妇。而萨帕塔之死已成为广为流传的经典：他被叛徒从马背上射落后，张开双臂抱着大地死去了这位为土地而战的浪荡子终于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他在革命理想的驱使下步入敌人的陷阱，成了殉道者，并将再生。这是不是有点像耶稣基督了？

革命年代

2010年11月20日，墨西哥城宪法广场上满是军人和看热闹的民众。军队把“悍马”军车、野战炮、战斗机原比例模型搬出来展览，市民们争相在这些大杀器前拍照留念。革命纪念日搞这样的活动，有什么深意吗？漫步在广场上，我想到，今天的杀人手段已经比一百年前不知道进步了多少，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恐怕只能留在历史上了。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开始的墨西哥革命，见证了马背点射、偷袭火车的浪漫图景，能有效消灭有生力量的机关枪还是革命者眼中的宝物。革命之后，坦克、轰炸机、原子弹相继在战争舞台上亮相，屠杀变得和工业生产一样的有效而单调，个人英雄的风头，全给先进武器抢掉了。今天即使维亚和萨帕塔再生，他们的气场再强大，也敌不过装备精良的政府军了。

然而，在这个国家，“革命”不是个过时的词汇。有趣的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大革命自墨西哥始，最后一场革命也发生在墨西哥。1994年，在该国经济发展最落后的恰帕斯州，打着“萨帕塔”旗号的游击队发动革命，其发言人“副司令”马科斯叼着烟斗的蒙面形象传遍了全世界。与政府军形成对峙局面后，这场革命更多是通过舆论宣传来发动攻势的，因此被西方学者称为“符号学革命”、“后现代革命”……

但从墨西哥的历史来看，恰帕斯革命只是又一个轮回而已。物有不平则鸣。一次次地被夺去土地的印第安农民，一次又一次地要发出自己的呐喊。1810年，1910年，1994年。过去的掠地者是西班牙殖民者、大地主、改革派政府，今天的梦魇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印第安人视土地为母亲，将农作物视为神灵，这种观念自然与今天的市场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墨西哥政府非常头疼。

拿破仑曾言：革命中有两种人，一种是进行革命的，一种是利用革命的。1910年革命让过去身居墨西哥社会下层的混血种人得以进入权力阶层，也让知识分子得以通过社会变革传播教育理念，成为革命政府的公务员，真正用知识为人民服务。经过革命洗礼后的墨西哥的确气象一新，进入令其他拉美国家羡慕不已的和平发展时代。然而，权力终究走向腐化，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的蜜月期也悄然告终。革命推翻了以波菲利奥·迪亚斯为首的旧权贵，却建立了以革命制度党为名的新权贵。印第安农民仍身居社会底层。维亚和萨帕塔这批革命英雄则是“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可是，墨西哥大革命毕竟振奋了那个年代的所有受压迫者。二十世纪是一个风起云涌于寰宇的左翼革命年代。从墨西哥革命到西班牙内战，从切·格瓦拉到“副司令”马科斯，宏大斗争和伟大人物见证了人类乌托邦理想之不灭。同时，“边远地区”的革命也震撼了西方中心世界的知识分子，给他们舒适而无味的生活增添了几许浪漫情调。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通过瑞士教授弗兰茨的倒霉经历讽刺了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伟大进军”传统。他们满腔热情不远万里来到受苦受难的东南亚，牢骚满路地行进到柬埔寨边境，面对静默的越军阵地无可奈何，只能打道回府。今天，墨西哥恰帕斯州成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新的圣地。当地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善，但萨帕塔游击队控制区的周边地带却成了革命纪念品的大集市。印有萨帕塔、切·格瓦拉、马科斯等革命帅哥头像的T恤衫、瓷杯、背包等商品五花八门，保证朝圣者们不会空手而归。当革命没有成功地缔造原先设想的现实却化为传奇，革命沦为空洞的政治口号和廉价的旅游商品时，当初的革命者会作何感想呢？

身份认同

1914年，萨帕塔和维亚南北双雄会师墨西哥城，被视作墨西哥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革命者的游动中，地域闭塞被打破了，族群庞杂的墨西哥人得以彼此相识，长期互相隔绝的南方和北方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首都握起了手。一名萨帕塔麾下的士兵摸入京城贵族逃亡后留下的空宅子，在他的人生中见到的第一面镜子前惊呼道：“看！那不就是我嘛！”墨西哥人在革命中发现了自己。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波菲利奥·迪亚斯统治时期，在官方的主导下，墨西哥学术界开始进行规模庞大的考古工程，土著文明的遗迹和文物得到修复，但它们的专利却为金发白肤的达官贵人所攫取，其真正主人的后代却被遗忘了。在社会和平进步的表象背后，是森严的等级秩序。然而，面对重见天日的金字塔和巨型神像，墨西哥民族意识也在民间悄然酝酿。1910年开始的大革命打倒了迪亚斯，把他苦心经营的铁路破坏得几无回生之力，也否定了他那套从欧洲舶来的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科学信条。这场革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次复归对殖民地时代之前的土著文明的追寻。奥克塔维奥·帕斯在《孤独的迷宫》一书中写道：“通过革命，墨西哥一下子沉入它自己的个性深处，从那里抬出了新国家的基石。革命回到了传统，与过去重新拉起了手，成为对我们自己的找寻和对母亲怀抱的回归。”

革命之后，以里维拉、西盖罗斯、奥罗斯科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画家创作了一系列以土著文明、殖民史和革命为主题的巨型壁画，其独具一格的造型与欧洲风头正劲的超现实主义艺术遥相呼应，令整个西方美术界刮目相看。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在谈到超现实主义与美洲印第安文化的关系时曾说：“我们的潜意识被深深埋藏在西方文明的阴影之下，因此一旦我们潜入内心的底层，就会发现潺流不息的印第安血液。”法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阿尔托亲自来到革命后的墨西哥，与印第安人同住，寻找“太阳文化”的魔力。在他眼中，欧洲的没落已是事实，欧洲文明在机器的驱动下远离了人性；真正的充满生机的艺术，需要到远方大陆的古文明中去找寻。他曾写道：“我们希望墨西哥能给与我们一个关于革命、关于人的崭新概念，而这个关于人的崭新概念将会以它充满魔力的生命滋养人文主义。”在外国人惊叹不已的同时，记录革命的小说和探讨墨西哥国民性的论著一本接一本地问世，一场教育革命也在全国蓬勃开展。墨西哥革命史无前例地强化了墨西哥民族认同，促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

多年之后，随着国内状况的恶化，墨西哥贫民开始一浪一浪地涌向北方边境，要逃离这个政治腐败、黑帮横行、福利糟糕的国家。在美国，他们大多聚居在西语社区里，保持着故乡的语言、饮食和节庆习俗。在美国南方，与其说他们正在变成美国人，不如说他们正在把那些在十九世纪美墨战争前属于墨西哥的州“光复”成墨西哥领土……

今年墨西哥大革命百年纪念前夕，墨西哥的十位著名电影人以革命为题，各自制作了十部短片，放在一起组成一部电影，题目就叫《革命》。在最后一段中出现了这样一幕奇幻的场景：头戴大草帽、身挂子弹带、手持步枪的革命战士跃马扬尘在二十一世纪美国洛杉矶的繁华大街上。

在另一段短片中，潘乔·维亚的孙子被邀请回墨西哥参加革命纪念活动。他掏出稿子想发表演讲，却被工作人员请下了台。他骑着马行进在革命古道上，摄像机和照相机的焦点却始终是一马当先的市领导。当他发现自己不过是政客拿来作秀的一个道具时，决然退出了热闹的舞台，回到美国的贫民窟中。

革命英雄成为被无尽阐释的历史，革命化为传奇。但是，无论人类社会怎样转变，只要还存在弱势群体，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之声永远不会平息；只要人对自己还没有了解透彻，对自身身份的找寻仍会继续。所有的革命都意味着伟大理想，意味着重建和再创造，不像造反那样只图破坏，这是革命与造反的本质区别之一。理想本就是人对自己局限性的反抗，理想不歇，革命也永不会停止。

2010年11月26日于墨西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