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县太平公社学毛著片断——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

　　一、迈出第一步

　　1963年底，中共安宁县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加强党的建设的决议》，首次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制度，联系群众的制度和批评自我批评的制度。不久，省委组织全省参观学习宝山地区的丰产试验田，贯彻落实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带一部毛选，一把锄头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指示，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1966年1月，安宁县委领导分别学习回来，也组织上千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大战城南小陡坡、太极山等地，创建坡改地的样板，到1月中旬完成改土4237亩。

　　1966年1月25日，安宁县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大小队分别设置指导员和政治队长。1月30日，召开党员干部500人的大会，传达对昆明市委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指示，布署今后的学习任务。昆八中是省“红旗中学”，1964年初高中毕业生61人到太平公社插队，其中团员24人，放弃考试28人，志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四清”后，其中一些同学当任小队干部，政治队长或入党，大家学习毛著的热情很高。开初不顺利，农村普遍想法粮食生产的任务很重，生产搞好就行了。始甸村的陈思雄吃过晚饭，几次喊人学习。一些人听了“啊啊”，表示知道了，很少来参加。我在安登村是代记分员，主动在队委员贫协会上，读一段毛著，讲一阵。由于同村里的工作没有挂钩，效果很差，很难坚持。

　　公社最大的始甸大队长袁加祥，原是新华印刷厂的一位车间主任，“三年困难”时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他视野开阔，党性强，十分重视政治思想的作用。大队的会议，他运用毛泽东思想分析和解答工作、生产和运动中存在问题，引导大小队干部改造农村现实的同时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在我们知青中很有威信，经常向他请教，一块探讨毛主席著作。

　　下面，摘抄1965年几篇我在安登村的日记：

　　“今天晚上是学习主席著作时间，每到这个时候，心里总是甜滋滋的。白天心里很高兴，那天的劳动很起劲。吃完饭后就开动两腿通知，在党团员院子里来回跑。我的期盼变为农村的现实，还是第一次。在生产队建立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去年7月产生想法，试着摸索，直到今年2月份才算如愿。这是成绩，总结如下：今后工作在确定后就立即变成行动，抓紧落实才肯罢手。”（3月5日）

　　到贫协主席潘华珍家喊她时，遇到一堆人，她正煮蛤蟆叶。她从锅里抓一把：“你会吃吧，大概吃不来吧！”

　　我接过往嘴里塞，说：“能吃！”集体饲养员何桂仙说：“小程这个人还是苦的，那天我说去看他吃点什么，掀开锅盖看看，尽是咸菜……”

　　贫协主席爽声笑道：“哈哈哈，我喜欢鸡蛋炒䊟䊟……”手上的小铁铲在锅里不停翻动，发出清脆声音：“这种出来的大学生，才可靠呢！”

　　听了她们的对话，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传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艰苦朴素，坚持劳动锻炼！”（3月7日）

　　“同政治队长看露天电影《地道战》时，加映学习大寨的记录片。我以前曾设想：哪天和队上的干部一起观看农村斗争的片子时，同他们交流看法身临其境，共受鼓舞，为改变安登村落后面貌而努力。因而我滔滔地讲，发现他不停地嗑瓜子，无动于衷。”

　　“大寨人穷山恶水，不如咱们安登村的。可是……”我看他漫不经心，又直接提出：“王进才，咱们青年要像大寨人动一动，学一学。”看他没有表态，刚好放映正片就顺水推舟了，心里有些泄气。

　　怎么引导农村小青年呢？我在电影场上，反复心里寻思着，毛主席的“四最”——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已经说得很明确，继续努力工作吧！为了从实际中更加有力支持队长，做党的有力助手，决定用每周一晚，组织青年到俱乐部活动。（3月11日）

　　“由于工作和学习的原因，接触一些村子女青年，有几次社员叫到村里过寒假的妹妹喊徐顺兰“大嫂”，王秀兰“二嫂”。也有小鬼叫阿琼“阿娜尔罕”，说她和我好。小青年公开说我偏袒记分员徐惠英等等，使我大吃一惊，心里冷静起来。虽然这些玩笑出于少数人之口，但自己不能麻痹，因为在《自勉》中说过：“我来农村是干革命的”，谈情说爱不是目的。”（3月23日）

　　焦裕禄同志逝世后，他得了个称号——“毛主席的好学生”，我真心拥护这个评价。他的血液，全身至每个细胞都浸透了主席的思想。今后以他为榜样，搞好革命工作。

　　为买焦裕禄的书，跑了许多地方的书店，我送了一本给队长徐德祥。这本书比在我手中的作用更大。（3月29日）

　　“夜校工作，黑板报宣传，“五·一”节排节目，为集体种瓜拨水，同队长商量组织青年学习，小娃娃活动等，等等，这些原先设想自己抓，并且还在抓，但是两手抓10条黄鳝抓不过来。忙了几天，各组都埋怨“自己为什么不管管，不干了。”

　　今天劳动休息中，我们学习报纸。“四清”下台干部的儿子武继所，发言：“今后我保证不争‘极别’了（劳动力等级）干什么农活我都尽力干好！”我听了高兴地想：“自己应该‘一分为二’对待他。”他表态，愿意承担毛主席著作小组工作。他已经是初中生了，应该大力支持搞好集体。（4月2日）

　　我们村里，许多家的孩子玩泥巴，谷堆下烧火烤，跳河沟里开水战，小李波索性骑在生产队养的种猪背上，带几个随从，杀来杀去从村头到村尾，又从村尾到村头，挥动一节木杆，威风凛然，三天后被种公猪咬肚一口，见肠子，他才告结束。别的没有玩场。从昆明回来，我带了几样儿童玩具，他们的父母很喜欢。由于自买自送，问题在于面不广。（4月3日）

　　过去工作，我总是单枪匹马，困难很多，“计谋很少”。今天听大队支书袁加祥说：“发动群众，大家起来了，样样事就办好了。”这句话在后来的一件件事中有验证。

　　单靠付玲老师教夜校，时停时开，小鬼意见很大。通过发动，徐报，武发负责，现在夜校天天上课了；

　　武继所、王少光、徐顺，将黑板报办起来了；

　　徐顺兰、王秀兰、武凤兰排起文艺节目。

　　政治工作跟上，组织学习《为人民服务》，坚定他们的思想，并且知道自己工作的伟大意义。（4月5日）

　　二、打开局面

　　1968年1月15日，始甸大队借省粮厅在太平公社办的农场，举办第一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军代表7人，领导小组7人，共有91个学员。大会开始，全体高唱《东方红》，大队长袁加祥致开幕词。没有麦克风音响，整个小礼堂却没有杂音。他的声音不洪亮，但蕴藏力量。“我们大家要时时回想旧社会的苦，忘了这些苦也就忘记革命。青年人听老年人讲述旧社会的苦、旧制度的不合理，提高自己的认识，看清什么叫旧社会，什么叫新社会。要珍惜新社会，为建设新社会努力。同时也要识破那些复辟旧社会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起来进行反对！”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始甸村社员姜寿林，知青吕琴文，安登村潘华珍，女党员尤秀英。

　　第一个发言的姜寿林开门见山：“我家穷，一年苦到头不够吃。时常到山上找柴挖疙瘩，揹到西山碧鸡关卖。天麻麻亮出门，一路汗水，湿透衣裳。到街上不得马上卖。卖树疙瘩的，拣一个最大的放在箩上；卖柴的，拣两块大的在柴堆上。街子穿制服的来收时赔笑脸，你想绕开不可能。”

　　家里垫的是草席，盖的是蓑衣，有3个孩子无钱治病都死了。始甸村对面山上的杂树林，每年都有死娃娃挂在枝头上，任凭“天收”。我村的地主从马街搬来什么都没有，只会烤酒，先后烧窑，购买田房。那年，他要买我家的田，过去没吃的赊他家的米——旧社会穷光蛋想赊都赊不着，租田也租不着。地主先说买，后又说不买了，赔米。我家拿不出米，他就恶狠狠说：“不赔田！”他家种茨菇，村里有人去偷被活活打死。

　　尤秀英是村里的老党员，记性好，说话条理，回忆的那些往事，如临其境，非常感人。她说：“在始甸村，我家头上无一片瓦，脚下无一寸土。5岁时母亲死，7岁帮人领娃娃，9岁帮人放牛。每天天麻黑，回家还要揹一箩干柴，吃的都是残汤剩饭。父亲在21厂烧窑，休息时间上山找柴去街子换钱。他背驼，几十上百公斤的柴压在身上，每走一步——困难也得走。一天家里没有吃的，我去21厂食堂讨泔水，女娃娃一窝蜂上去。管理员来了，一脚将我的小桶踢朝一边，骂：“日你妈的，吵些什么嘛，你们这些叫化子！”我11岁时，连头都不会梳当童养媳。12岁时，父亲揹柴路经新邑村三节桥，失足连柴带人摔下冰冷的河里，得伤寒一病不起。当童养媳的姐妹俩无钱去医治，停在床上的父亲只有用草席“软埋”。辛苦大半辈子的老父亲，落得这样的结果——养大姑娘是别人的，到死时口袋里无一文钱安葬自己，谁不会伤心！可怜悲惨，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什么世道？

　　人穷受气，有眼泪只能流进心里。一天，女主人头上的银簪丢了，来追问。我说：“没有拿着，我也没有见着。”“怪事了，家里就这几个人。一个都没有拿，难道生两只脚跑了。”女主人的脸色变了，“就是你偷了拿去卖！”我顶嘴道：“没拿就是没拿！”那晚上我哭到天亮。没隔几天，就见她的发髫上横插着簪子，银亮银亮的，脸上浮现笑意。她说：“算了，你也别气了！”拿个糯米糍粑，放到炉子上烤。“我不想吃。”心里气着没有一点吃意。这时糍粑烤黄的香味，直往心里钻，肚子突然饥饿起来，我伸手拿起糍粑边吃边流泪。”

　　成婚后，尤秀英在家里也受气，男人是村里不多的初中生。本来她以为嫁给个识字人，命运会有起色，谁知这个“秀才”，家里的活伸手缩脚，田里的活干不动。只会三三两两邀约玩，什么地方都去。回到家里凭识几个字常嘲弄“日浓”，这又不是那也不是，她心里憋屈，不想同他过一辈子。可是村里的老人都劝，“男人离婚一张纸，女人嫁个桩桩要守”。她听了，一个人躲着流泪。解放后，世道慢慢变化。她男人不敢随便骂“穷鬼”，“女人上街，母猪爬灶”，但在家里好像个大少爷，饭来张口，什么事都不做，碰上几个狐群狗友骂共产党。

　　“1951年写反动标语，男人被公安局抓去判刑，我心里说：“乱说乱讲，活该”。土改时，地主婆举白旗跟一窝穷人到分出的田里插上。平时养尊处优，寄生虫似的，哪些田是自己的不知道。大家骂“寄生虫”。每插一面旗子，她下跪磕头认错，我印象很深。土改第一年获得增产，政府号召卖余粮，她主张卖了千斤，村里选任农业委员。对大家的事，她比较热心，积极，入团就当上团支委。1952年被选为始甸村妇女委员。这年底，村里宣传新《婚姻法》，第一次听到破除封建婚姻压迫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主，男女平等。我心里又惊又喜，闪过离婚的念头，但又叹气。政策好是好，但自知命中注定了的，不可能得离婚，除非死了。一天，有人骂我劳改犯的家属，县工作组郎德山叫我正确对待，顺便问：“你愿戴这顶‘帽子’吗？”我解释“不是我同意的婚姻，是当童养媳进了他家的门。”“他现在被劳改，你格气？为不为他叫冤？”马上回答：“我才不气，离得越远越好！”郎德山严肃地说：“看你这种情况，婚离得掉的。”半年后，工作组王法一、郎德山做主，我到区政府办离婚手续，身上一种解放喜悦。毛主席领导，走出苦海，救了我，不然这一生人要难过到什么日子？1955年，我光荣加入党组织，同姜淑芝、姜莲英和杨富一块干得更起劲了。”

　　大队长袁加祥在总结几个人忆苦思甜的发言时，提出新的意见，要求全体学员向妥乐村的李琼英大嫫学习。他说：“前段时学习毛主席著作，涌现许多好人好事，李琼英就是其中一位。她70岁，坚持和妇女下田栽秧。去年前，她说身体不行了，看见稻田里的水波晃晃的，头发晕，两只脚站不稳。队干部说，就在家休息，或者到场上帮照看粮食。她回答：“我还可以拔秧，坐在秧凳上没问题。我干得一天就干一天。”她对社员说，现在大集体，你有个病疼，或坐月子，没有出工，多少秧苗照样栽了，麦子种好了。全村三五百亩，不用着急。旧社会，你请不了工田地荒芜了。春秋两季该栽种不栽种饿肚子。去年李琼英大嫫拔秧，拔秧组的说：“你老了，你别处拔”，嫌她老，耽误抢工分。她说：“我拔得慢，该扣多少就扣多少分，我没得意见。”她约个老人一块拔秧，到评工记分时被评60分，同她的老人要争100分，她劝说：“别吵了，人家评多少要多少”。李琼英73岁了，其实手脚快，拔秧的数量质量差不了多少。

　　今年昆明革委会提出农业生产大跃进，多生产粮食，“准备打仗了”，李琼英分在大场上抢收麦子。她到时出声叫树下纳凉的妇女动手了。每天从早干到黑，她对粮食保管员说：“我们在场上的多干一点，也是对大田栽秧的支持”。6月21日，逝世的前一天，李琼英参加早晨“天天读”，领社员学习《毛主席语录》。到中午拣蚕豆种，天气突然变了。队上的新仓房铺茅草顶急需草绳。队长路过说这么一句，她马上请战：“我们整！”叫旁边的陈兰芝一块在场上搓绳子，解队长的燃眉之急。李琼英逝世时，停在村头的大栗树下，许多社员闻讯都去看，同她告别，没有一个不流下泪水。粮食保管员说：“她在场上，哪里累哪里脏，就到哪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儿子媳妇在一旁哭成泪人，后悔自己对老人态度不好，常常顶嘴。“可是她从不发火，好言相待。我对不起呀！”妥乐村的大嫫李琼英，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她虽然离开，我们要向她一样，不忘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有一份热就一份热，在今年的农业大跃中取粮食大增产。”

　　始甸大队的忆苦会结束后，所属6村11个生产队也纷纷办起学习班，结合各自问题和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加以解决。

　　三、连续两年夺得粮食最高产量

　　在我的设想中，以学习毛著青年组为大本营，培养抽调骨干到妇女4个组，男子2个组，烧窑组，252组，蔬菜组，组织学习，政治队长王进才负总责。可村子的历史与现实远比自己的想法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安登村是古迤西驿路的一个重要村落，居于和碧鸡关与安宁州城的中点，水肥适宜，物阜殷实。大理洱海的白族官兵跟中央王朝军队攻打昆明，遗留而居，繁衍生息，典型的白族村。民国，出现几个乡保长。外地人喜欢这里，其中不乏青红帮、特务、宪兵、反共救国军、劳教劳改分子，贩卖鸦片的暴发户等，五十多户家庭，多数属小康水平。合作化时，中农结成互助组。人民公社时，强弱分开，自建“合心组”创造“兵对兵、将对将，北京饭店吃套饭”经验。“三年困难”里大量米上市，一举成名。“四清”，原队长弄权谋私，贪污腐化被处理下台。处于这种错综复杂态势下，学习毛著、发展集体经济，一波三折。自己当青年组长，出力不讨好，受到一些非议与打击。

　　1969年1月15日，安宁召开首次政工会议，公社和县属企业的负责人参加，交流总结经验。如举办94期4600人学习的太平公社，开展“三忠于”活，交抗美越援粮4000斤，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根据公社、大队的布署，安登村举办第一期学习班，让我负责，时间3天。2月4日晚，村里的“专政组”、“专案组”徐安、武继所突然宣布夺权，将去年少栽306工水稻和4个多月烧一窑的责任，推到队长徐德祥贫协主席潘华珍头上，我是“保皇派”。声称“下台”。在第二期学习班，请特务出来“忆苦思甜”。大额开支，也不经过队委会和社员大会就批了。自认为“劳苦功高”，分回销粮人均5两，他几个1斤。出工时一窝窝社员在村口等候派工，半个一个钟头不见他俩的影子，上山砍集体烧柴，几个在村开小会，扬言先斗争复退军人王少周。当时自己想不通，脑袋萌生当“逍遥派”。自己在村里带青少年义务劳动，做对集体经济有利的事，从不叫苦也不怕吃亏，为什么还遭讽刺打击。自己才20岁出头就背了许多“罪名”。“四清”下台的原队长到处说“徐家姑娘不给他就怀恨在心，整我家。”令人哭笑不得，越想越气。“今后还能干些什么呢？有什么大的出息呢？”一天，我在一份传单上读到毛主席的一段话受到启迪，仿佛登上大西山顶看到滇池湖水的开阔浩荡，心思明朗起来。他说：“受任新职，不要沾轻怕重，而要就重避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任，能者任职，二者不可得兼。我看你这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因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都要经历的。”毛主席的分析太深刻了，太实事求是了，自己一对社会最底层安登村和各类人的认识肤浅；二初涉人世，缺少经验，难免有片面性。怎么可能一帆风顺，人人叫好呢？既然积极参加社会最底层村子的改造与建设，发展集体经济夺取粮食增产，又想不会遭人责难，两全其美都是称赞的评价，这种想法太幼稚了，脱离实际了。毛主席说得客观，“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都经历的”。伟人感知，很有社会的深度，我一个普通学生青年不可能例外！我悟清这点，苦闷的心情慢慢地消释。

　　1月下旬，县革委会主任、军代表马海文在公社调研中，专门到安登村王进才家召集贫下中农座谈。他说：“有人，把水搅浑了。”他分析生产状况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你们老大爹有干生产的劲头，也要拿出士改斗地主的劲头带上青年人干。他们没有经验，你们要教；他们有闯劲，你们要引导。青年人也要好好地干。”说到这里，他站到堂屋中间，挺直身板做一个挥手的姿势。我当场表态：“我会努力的”。散会送走马主任和公社的冯代表。麦绿色的坝子和不远处栗林掩映的公社大院，在明朗皎洁的月光下，清晰可辨。沙子河的水泛银光，梦幻般地跳荡。石桥下淙淙水声和棕榈林里虫鸣声，相互应和。大地回春的美色无暇顾及七、八天了，今夜感到空气流动，清新悦人，不禁深情梭视一遍。“我会努力的”，望着村景，我在心里重复一遍。

　　第二期学习班露出真实目的，借口队长徐德祥知道青年董兆发娶来媳妇是“四类分子”，为什么不宣布戴上帽子，包庇坏人，开会批斗。沉着冷静的徐德祥回答咄咄的逼问：“在她结婚申请落户的介绍信上，只写地点、年纪和家庭出身，并没有写分子不分子的。”主持人武继所追责：“为什么不追查？”徐德祥话锋一转：“这件事负责专政专案组的徐安看了，没有说什么。”总负责人徐安张口结舌，说不出什么。事实很明白，年轻轻的媳妇怎么“会是”四类分子呢？这一招本以为致命一击，现在扑空了。专政组这时提出追查富农王顺在“叫吃回销粮”歪风中的捣乱言行。完全出乎他俩意料，只得同意，谁知果真查出藏在家里的粮食，从此得罪王顺，嘴里直发苦。

　　2月15日，大队支书袁加祥在春节慰问军烈属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夺权没有请示大队党支部，是错误的。”“对阻碍集体生产的人要揪出来批判教育，到时请始甸村协助。”大队革委会主任武发贵和王少周、武德富，董兆基几位复退军人找到我，转达大队公社的意见，要我负责办第三期学习班。3月19日，村里社员在打谷场上选举新的领导班子，王少光和我（有60多票）分别选任生产领导小组正副组长，老队长徐德祥转任会计。学习毛著活动有了新的深入，由各生产组发展到一些院子。党的“九大”召开后，毛主席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要准备打仗”口号的激励，干部社员的积极性很高，出工早了，顶风霜挖早秧田，豆垡田第一次拨粪水。冬春积的150万斤有机肥料全部送到水稻田。放牧组的杨坤天天割青草喂牛，表示在33头牛的基础上增至70头，实现每年有15架牛闹春耕。烧窑组传出每月一窑，收入800元的喜讯。省市精神病院友邻单位，出动600多人支援。因为去年减产，“五荒六月”口粮紧张，精神病院借来千斤。在昆明市政公司三工区伙食团负责的父亲程明熙，也运来千斤包谷和贰佰斤米应急。安登村同全县其它村一样及时田埂点豆，秧田栽秧，当年增产66849.5斤，获得历史最高产量251027.5斤，交国家公余粮77880斤，集体贮备粮8400斤。始甸大队、太平公社、安宁县都获得大增产。

　　1970年3月9日，安宁召开“农业大跃进誓师大会”，共1200人参加，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掀起“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竞赛热潮。大会向毛主席及省市革委会表了决心。正进入春耕的安登村实现“豆倒田翻身”，提前节令开秧门，拖拉机第一次开犁稻田，每日人均1工的栽插进度，呈现前所未有新景象。6月21日，始甸大队召开讲用会，评选出安登村、妥乐村为“四好队”。6月27日，太平公社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代会。尤秀英，陈思雄和我评上安宁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代表，公社决定抽调我参加公社筹备组，采访报道公社先进集体安登村、学田村和先进个人段金昌。

　　段金昌是光崀大队学田村的革命生产领导小组组长，学田村是光崀半山区最差的生产队之一，在海拔2500米大西山之阴。东面是碧波浩荡滇池和楼宇列队轩昂的闹市，同绵延20里的“睡美人”毗连。西面是太平公社安宁县，其中的光崀半山区，石漠化漫延，山壤贫瘠。滇池海水流淌不息，自南而北又折朝西，顺低窄的箐沟一路远去。高处的光崀山区，只有眼巴巴地望着叹气。昆明坝子数十万亩稻田开镰了，而这里稻穗刚刚低头，学田人以包谷、洋芋、荞子为主食。吃水到村外2里多的沟里去挑。附近村子都嘲笑说：“学田学田应田多嘛，咋个整会没有米吃了”村里15户的男女青年，谁都不安心。段金昌的父亲和公社书记周文忠闻讯黑荞姆大队支书杨李刚，将滇池海水引上西山顶改田栽秧，立即前往参观学习。共青团员段金昌从1966年当上队长后，下决心甩掉“干学田”的帽子。册峨村否定公社1961年提出的合并方案，学田村1962年交公余粮9斤，以及村里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说好的媳妇被退亲，让段金昌刻骨铭心的难受。正当他边出工，边寻求出路的时候，平时“人生在世吃穿二字”的小青年，一窝蜂起来“造反”，臂上围红袖套，手挥动着许多字不认识的《毛主席语录》，冲出冲进，显得威风凛然。上门人刘开有充当“红卫兵队长”，扬言“让全村有吃有穿”。村里有几位老人反对说：“他几个要搞垮集体。”段金昌相劝：“平时喊破嗓子开会，不见人影，现在他们响应了号召是好事。”“我不是怕他们开会造反，而是怕他们心里只有小家庭，干一些歪门邪道的事情。”第一次炮轰“队委会”、“火烧”段金昌，召开社员大会，他大大方方站在台子上带大家一字一句读“语录”，然后说：“队委会有做得不对的、错误的，欢迎你们提意见。”后来每次参加批判会，他结合村子存在的问题，找出毛主席的话进行学习讨论解决。

　　有一天，段金昌到公社开会请读过私塾的周杰代理，会议室光线又暗，他睁大眼睛带头读《毛主席语录》。身旁几个青年不出气，他问：“你几个咋个不读？”回答七嘴八舌：“不识字”“有哪样读场嘛！费那么大的力气，学习也不见起作用！”另一个头头讥讽：“挡得风，还是挡得雨？”周大爹气得双手发抖，会议室大乱，一些妇女拾凳子拎草团离开。段金昌回来听说，没有动摇，坚信：“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道理。如果怀疑这两条道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不久，上门人刘开有的鸡丢失了，大骂娄炳贵不讲哥们义气，“兔子吃窝边草”。娄炳贵就到处讲刘开有在公社革委会成立庆祝会上喊反动口号，“毛主席万岁”喊为“犯什么罪”，还说刘开有教红小兵唱歌，将“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改为“要老婆，没有老婆睡也睡不着”。造反派的一、二把手争吵不休，队长贫协的批判也顾不及了。消息传开，连不得罪人的老队长姚成黄说“小人得志大过天了！”学田村在旧社会清一色的茅草房，当然又气又恨，将刘开有抓到光崀村开会批判，绳子捆得小汗淌。他平时很牛，得不得要下人的“糠包”。这天他老实了，段金昌突然想起公社开庆祝会那天，自己派他放牲口，马上找到主持会议公社副主任戴开禄，说：“娄炳贵那天在村里放牲口，把他放了。”公社立马派人查工分本，又一一询问那天村里参加开公社庆祝会的社员，有没有见刘开有参加。段金昌的话果然是真的，刘开有无牢狱之灾。娄炳贵被戳穿谎话，吓得彻底认错。两人将过去偷鸡摸狗，西山林场偷树，武斗中安化职工宿舍偷衣物都一一交待，交出赃物，表示重新做人。那些小喽啰，思想糊涂的人都划清界限，听段金昌叫什么就干什么。段金昌组织大学学习《愚公移山》和焦裕禄、陈永贵事迹，焕发“穷则思变要革命”的精神，先后新建3个坝塘和2条水沟，改田面积是1966年的4倍，人均有1.6亩旱涝保收田。1970年在小满节令全部栽完水稻，为本年粮食大增产打下基础，老队长姚成黄激动得眼含泪花说：“学田人也能干大事了。”

　　采访的第二天，上午，段金昌带我参观，实现“海水上山，改田栽秧”梦想的红石墙——学田大沟。该沟约2公里，原计划30天完成。干部带头，吃住在工地，从早干到天黑，战胜各种困难，仅用17天就开通了。走出村子，顺一条小路往山坡上走，他在前边挥动树枝打露水，但是裤脚很快湿漉漉的。只见一大片干地，被葱茏茂盛的玉米林挤满了。按节令点种，滇池海水灌溉，一株株健壮极了。个头比我高，疏密有致。片叶像无数片小绿旗翻飞，发出沙沙的响声。他拍拍手肘粗的玉米棒子，得意地说：“过去地里的蒿枝比锄把粗，包谷塘像牛脚窝稀拉不一，产量三百斤。现在产量不下八百斤，这片大地可收七千斤。去年全队获得历史最高产量。今年满栽满种，面积更大，再创历史产量新纪录没问题。”我听后将采集的新民谣同他分享：“太阳出来亮堂堂，黑荞姆支书不简单。那年高龄四十九，滇池海水引上山。村村学习杨李刚，公社粮食堆满仓。”“上百层楼高的‘睡美人头’，乱石峥嵘，壤土瘠薄，改田栽秧要有革命精神，英雄的黑荞姆农民在西山顶上创造空前绝后的奇迹”。我俩继续走，上一段坚硬的可以行木板车的羊肝石路，在一个兰球场大的坝塘旁停下。他指着红石墙方向说：“滇池海水就是从那条沟淌来，转个弯进入学田村。”我眺望的眼镜一眨不眨，两端平缓的斜坡在1公里外相接连，形成一段平台，覆盖绿草、零星的柏树、竹莲和杂木树。平台上空，灰白的晨雾没有散尽，蓝天白云相衬托，气象十分广阔。平台下是一坵比一坵低的大寨田，谷苗的绿色一片比一片浓。这幅征服大自然滇池海水也淌进去崀山区的场景，既平常又不平常，已具有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代文物价值。可惜当时公社报道组没有照相机拍下永恒的相片，只留下几页红格纸的文字记录作证，万幸了。

　　1973年初，始甸村队委会不团结，生产受到影响，集体的木材、水泥被盗，山林被偷伐，大场上堆的几百揹麦楷、个别干部说分就分，队上饲养的几百头牛猪的厩圈没有垫的，香油房的油只见榨不见分，队干部同恶霸地主的囡“三日一小宴”……尤秀英看到情况严重，心里着急。

　　始甸村是太平公社最大的村子，全半劳动力最多，粮食产量最高，集体养的猪上百头，该村田地和经济占始甸大队总量的三分之一，许多年份上交的公余粮十七八万斤。工付业种类多，年终家庭分红上千元最多。公社党委书记周文忠在公社干部会上敲响警钟。

　　“格开队委会了？”尤秀英专门找到姜队长问。

　　“开了，一个也不干，都在找替身。”

　　尤秀英忍不住话头：“生产一个不管，咋个行？那么大的村子，一年生产六七十万斤粮食，垮了咋个整？”

　　队长心里有气，说：“你认不得，会上说的不执行，会后乱执行，乱来。”

　　“不管不行”，尤秀英的态度很明确，“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谁不对开会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商量。几百人的眼睛看着我们。”

　　“我头痛。”

　　尤秀英第二次找到队长，焦急地说：“几百人吃饭的大事情，我们多想想，莫非又要回到过去吃糠咽菜撬蛤蟆叶的日子？”

　　“人家过得去，我也过得去，饿得去！”

　　尤秀英第三次找到队长时，他拿出一张医院开出的证明说：“我不是长期不干，公社也同意了。”

　　尤秀英更等不得了，忙着找村里的“老土改”周富、姜淑芝和姜莲英商量，又兴冲冲找大队公社负责人反映：“始甸村那么大的摊子，请你们赶紧想办法。”她心里很明确：“不能再拖了，看来我是不能再在养猪场了！”

　　始甸村的集体养猪场，多年来在公社是最大的，昆明从老知青分工返城时，尚有42头猪。尤秀英被分到养猪场，她就钻研猪的各种症状，是什么病，怎么治病，怎么打针，买不到西药怎么使用本地的中草药。怕猪损失，她把医猪病的针往自己身上扎，一次不行，二次，直到成功。钻研猪的什么部位，什么手法不痛。钻研发高烧的老公猪，发情与难产的母猪，全身冰凉的猪，拖着后腰两只前脚往前爬的病猪，一年带三窝每窝七八个的高产猪如何饲养、放牧等等，一一攻下难关，连公社兽医站医生赞许。15岁的杨华分到养猪场，开初被猪咬，发火，挥动柴棒棒要打。尤秀英制止，耐心地劝说。“大嫫，你太惯失猪了！”，听到这种说法，她回答：“猪不会讲话，容易得病，死头猪村集体受损失，‘不惯失’怎么行？”猪厩装满了推不开门，小杨青年发火：“队长人也不派，干哪样嘛！”尤秀英放下手中的柴刀，拍拍头巾上的灰说：“队上活计太多了，你来烧火，我出粪。”小杨青年不敢打针，她指着猪的后胯说：“打这里”，一手撮起一块肉皮，小杨青年心里仍紧张。尤秀英说：“大胆试吧，我在你旁边。”说罢将这头半大猪按倒在地，一面教消毒，一面教缓缓推针水。到打完时，小杨青年双手冒虚汗，只见猪，一跛一跛地走几步，接着试跑起来，越跑越快，很是活蹦乱跳，才长长地松口气，“尤秀英针水推快了小猪耐不住。”小杨青年高兴地说：“今后一定听大嫫的话，虚心学本事。”集体的猪圈分始甸水库一处，村里一处。到了冬季，猪已有99头，每天麻麻亮就要上水库烧热泔水。有时特别寒冷，小杨青年腹痛，尤秀英赶忙叫他回家。有时贪恋热被窝，等到时尤秀英将泔水烧好了，糠拌了，他到时脸红红的，轻轻喊一声“大嫫”，尤秀英点头，笑了笑。半年多后，1972年9月猪的头数到118头，而且先后下放社员3批，每批30多头。

　　一天，队上放牛老倌去挑水，看见小杨青年挑空桶走来，忙问：“小四牛，今天格整头猪杀杀？”

　　“没得。”小杨青年扬小脑袋坚决地说。

　　放牛老倌见他的神气像个将军似的，送句风凉话：“你养哪样猪嘛！名声上好听有100多头，可是连个猪都拉不出来杀杀……”小杨青年看见放牛老倌嘴动动，咽着口水，不有理睬，各人扬长而去。到水库上，他关切地问：“大嫫，这个也问，那个也问，格有头猪杀杀分给社员吃。”“这几天还不行，刚刚才交7头肥猪给国家。”尤秀英笑着解释，顺便将队委会无人管事的情况同他讲了。

　　小杨青年一脸不高兴：“大嫫你不在养猪场，我也要走！”几个妇女闻讯：“她喂猪好好的，咋个能走啊！”

　　尤秀英同她们耐心讲了事态的严重，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不能不管。尤秀英找到杨富、姜淑芝、姜莲英商量解决怎么办，说：“我只有出养猪场了。”几位听了，表态尤秀英出头，他们也干。周文忠书记第二次看见她风风火火进公社，问：“听说，你不养猪了？”他还是担心公社上交国家的任务。

　　尤秀英开门见山：“两个多月没有人管，蚕豆麦子也不及时泡水。”周文忠考虑一阵说：“你出来任党小组长好了。”

　　5月，大队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周文忠书记在会上点名：“始甸村榨油房成私人的，想拿多少就拿走多少，不通过队委贫协会。我看有的干部被糖衣炮弹打中了，成天吃吃喝喝，你哥我姐的。”尤秀英激动起来两只乌黑的眼睛瞅着周书记，心里暗暗地想：“这次学习班，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人家拉拢腐蚀，目标都是队干部，这是什么原因？大家要认真思考，从全队去想，从全省全国去想，从子女后代去想，事关重大，事关重大，不要认为是小事情。”周书记开导。

　　姜队长在场，其他队干部也在场，听了这个字字句句严肃的分析，心里感到又惊又沉重。

　　“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公社大场放了两次。”尤秀英说，“旧社会，在座的生活同卖花姑娘一样。贫困，命运悲惨，出不了头。我们今天当家做主，过上好日子，但不能忘记过去。我们干到今天，难道革命就到头了？村里这段时间以来，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拉宗派，再这么下去土基见水返本还原了。

　　“对的，这些事情是严重的。”姜队长开始面对现实。

　　姜淑芝、姜莲英也发言，“不能让村子再拖下去了。”

　　“革命工作，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合力地干！”

　　“我的头也痛点，思想也有点。”姜队长承认，“当时思想让姜学林当正的，拖了两个多月，让村子受一些损失……”

　　会计也作了检查：“我同粮食厅农场，252信箱拉关系走后门，是图个人的名义，表现个人的能耐。到处想抓，不该管的也去管，今后保证改掉。”

　　不久，尤秀英被选为始甸村党小组长。

　　这年春耕大忙，尤秀英带头苦干，坚持大公无私，团结全村妇女组打赢一个接一个的战役。

　　到了中耕薅锄时，妇女组长发现尤秀英一天比一天瘦，问她怎么了，她轻描淡写地回答：“胃不舒服，不咋个！”

　　过了半个月，小组的妇女到田里薅谷子，只见尤秀英气色不好，两只脚下水，站不稳，似乎跪下似的。

　　小组长问：“是不是病了？”

　　“栽秧时胃有点痛了，这几天……”她努力站着，身上怕冷似地缩着。她想：“中耕耽撂了怎么行呢？三分栽七分薅锄，关乎到一年的收成。”仍坚持地弯下腰，双手去抓水里的杂草。这天收工时，发高烧，回家就躺在床上。她让孩子告诉姜淑芝、姜莲英，“你们接着干，努力完成队上制是的中耕薅锄计划。”

　　第二天，社员把她送进公社卫生院，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天天都有干部社员去看望。

　　一天，姜队长也来了，看见尤秀英脸色蜡黄，头上包大毛巾，忙说：“工作我们会抓的，你养好病。”

　　“这几天谷子薅到哪一片了？哪天可以薅完第一道？”

　　队长劝着：“别想这些事了，我们都安排好了。”

　　尤秀英听了，担心的眼神转为信任，说：“你只有负担重些了！”不久出院在路上，看见妇女6组的组长张付英，她听说了张付英闹思想问题，马上亲昵地打招呼，问：“二道谷子薅了多少？”张付英回答：“只剩两片了。”她听出这位组长的情绪正常了，高兴地说：“我病着，你抓着薅，今年一定要薅三道。有的没出工，去看问问，有什么问题及时处理，听毛主席的话，搞好团结。”

　　七月的一天上午，尤秀英刚好点出工，来到坝塘边的一片田。

　　组上的妇女正踩在田里，水已经带几分寒意，看见尤秀英纷纷阻拦，“你正病着，到场上去。我们会薅的。”

　　尤秀英比平时加一件灯蕊绒上衣，她抻抻下摆说：“好点就出工了，多有个人多薅一片谷子，省得在家里心慌！”

　　大家说开了：“你的思想太好了！”“村子个个像姐姐，始甸村更好了！”

　　在县里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代表会上，我看见这位中年白族妇女，说：“今年你们始甸村又是大增产啊！”她面庞的气色完全恢复了，两只乌黑的眼睛闪动着胜利的波光，说：“农村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粮食，今年安宁县可以向毛主席报喜了！”

　　1970年安登村比上年增产7万斤，达到历史最高产量32万8千斤。　　

　　补注一：1970年8月  安宁县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代表会照片、昆八中知青代表、社员代表

　　第二排（面看照片）从左至右：第1人始甸村尤秀英   第4人知青耿巧英  第9人知青赵浣华

　　第四排（面对照片）从左至右：第2人知青陈思雄     第4人知青张士英

　　第五排：第8人知青程约汉       第六排：第3人学田村段金昌

　　补注二：1970年安登村粮食总产32万8千斤，创历史最高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