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中美国（Chimerica）”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美国（Chimerica）”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郑彪

近30年来，中美关系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发展条件，演变为当前中国发展的某种瓶颈。对于中美关系逐步演变至今的状态，美国人发明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加以概括。虽然这个概念没有被中国接受，却是美国的真实思想。深入研究这个思想对中国非常重要，有必要加以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        守住“中字诀”，是近代中华复兴伟业包括60年来新中国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对“中美国（Chimerica）”的分析，不能就事论事，需要纳入百多年来中西“文明冲突”的历史背景加以考察。

中国从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至今168年，实际上在做一件事，就是致力于救亡图存和中华复兴。由于历史局限，虽然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的思路不能成功，但是历史证明它毕竟是儒家士大夫应对西化的一个不无价值的思路。这个基本思路的实质，就是守住“中字诀”，实现现代化。虽然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失败了，但是“中体西用”的思想在应对“文明冲突”的大方向上有可取之处，且有深远影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际上是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形态，包含中国古代大同理想，也是试图守住“中字诀”，应对全球化，实现现代化。以后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也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是从儒家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核心思想其实也在于守住“中字诀”，并能实现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句话说到底，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人百多年来一脉相承的守住“中字诀”，既要现代化又拒绝西方（美国）化的基本思想和成功经验。

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中国赢得了一段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果断地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完全正确，成绩是主要的。问题在于，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美国自始就力图“规范”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指望中国做美国的附庸，近年来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迫使中国就范。中国早在1982年就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拒绝西化，但是在改革开放极为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也滋生了一种右的思潮，包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释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实践上则是心照不宣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思潮到9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为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实践上某种照搬美国模式的倾向，致使在中国总体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面临被纳入适合美国利益的轨道的风险。美国学者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概念，既是对美国对华战略思想的表述，也是对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种理论和实践倾向的概括。近年来由于各种矛盾迅速激化，中国内外资源腾挪的空间已经愈来愈有限，无论从经济发展方式看，还是从发展和改革以及中美关系的基本思路看，都到了进一步反思和调整的时候了。

二、“中美国（Chimerica）”的经济、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

    美圆储备体系存在问题，就是美圆信誉已经不足以支持以美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去年美联储宣布动用3000亿美圆购买美国长期国债的恶劣事件，相当于公开打劫。中美经济关系存在问题，关键是利益不平衡。斯蒂格利茨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自己也非常需要（钱）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圆。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美国的净转移，是外援的一种形式。”（1）国际舆论认为这是“绑架”行为。通过软战争战胜中国，以中国“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地演变（战胜）中国，或将其纳入美国利益的轨道，这是美国战略，是一种成本最低的也是最佳的选择。这是美国对付前苏联的战略，现在用来对付中国。近年来美国发动对人民币汇率和其它方面的“围剿”，也属于此类。

    美国人喜欢创新，经常会提出一些新概念，往往预设陷阱，或含有“三聚氰胺”，需要防范。在美国高层圈子里有一句流行语：“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一些人说好话，干坏事；另一些人说坏话，干坏事；就看你喜欢哪一种。”多年来美国为无法给中国定位而“苦恼”，前几年佐利克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概念，对中国来说，那是一个孙悟空的“紧箍咒”。北京奥运会之前，西方千方百计煽动媒体，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反华浪潮，妄图给中国搅局并引发“颜色革命”。转眼之间，算盘落空，美国自己引爆金融海啸。西方马上不怀好意地盯上中国的钱袋。希拉里感叹“中国已经成为山姆大叔的银行”，其实山姆大叔更希望中国成为他的ATM（自动提款机）。在召开了多种国际峰会不能如意以后，美国战略专家托马斯·巴尼特提出“美国应与中国结盟”，2008年8月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更提出了“G2”（中美两国集团），紧接着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又别出心裁地发明了“Chimerica”这个概念，丰富”了英汉词典。去年10月布热津斯基多次向中国提出“G2”建议，基辛格也撰文强调，美中两国应当成为未来世界格局的核心。

    “G2”对于美国来说，其实不是新东西，而是故伎重演。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苏联两霸，就是一种“G2”模式，其结果众所周知。这是历史的前车之鉴。如何对待“G2”建议，根本问题在于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复兴的伟业，还是帮衬美国去实现维护其衰落的世界霸主地位？美国提出“G2”建议名义上是加强中美合作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其实是以此为钓饵来利用和误导中国，真义是借助中国来解决美国自身危机问题和搞垮中国。实际上近30年来，中美之间的经济“互动”的结果已经形成了某种中国向美国“输血”的经济机制、某种程度的“依附”经济模式（如外贸）和知识界部分人惟美国马首是瞻的思维模式。“中美结盟”、“G2”和“Chimerica”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把这种不等价交换和利益不对称的双边模式通过某种形式固定下来，既解救了美国的经济危机，又彻底堵塞中国自主创新和独立发展道路，直到榨干中国的资源和血汗为止，同时破坏中国与其它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一句话，就是吃定中国。“Chimerica”这个奇特的经济现象，使得一些美国人很得意。美国自由派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得意地说：“如果从中国审视美国的银行危机，一方面令人瞠目结舌，另一方面令人感到沮丧。因为人们难免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两国一制’（two countries ，one system）。”（2）这真是一石两鸟，“两国一制”也好， “Chimerica”也罢，难怪希拉里那么喜欢中国“同舟共济”的比喻。美国作祸，殃及中国，中国首先需要自保，何来“共济”一说？美国除了二战期间，何曾与中国“共济”？“同舟”，就更离谱。美国金融海啸发生以后，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原是一件匪夷所思或不得已的事情，难怪美国人笑称保尔森兼任中美两国财长。中国这样做，应当理解为着眼于大局，算政治账，大账。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要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这是非常正确的。该坚持的要坚持，该解套的要解套，不解套，不能“自主创新”（该口号绝不仅限于技术），中华复兴就是一句空话。以上所论，还只是就“Chimerica”这个概念的经济含义而言。

“Chimerica”的构想毫无疑问有其国际政治目的。香港媒体的一篇文章揭露说：“在美国高层观点一致的联盟中，一项以‘国际社会化’思想为基础的新的对华政策已经形成。其想法是使中国陷入由国际组织、国际公约和标准构成的复杂的网中。这样，国际社会化的过程将促使中国遵守国际社会的标准价值观。”（3）这种政治手法叫“羁縻”，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手段，大概西方研究中国文化，被学了去用来对付中国，可谓青出于蓝。可见，中国必须竭力避免落入或跳出这张“复杂的网”。其实，在政治上美国最担心中国两条：一是国内再出一个毛泽东；二是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结成反美联盟。“Chimerica”构想如果成功，就可以一石两鸟，一劳永逸，心机很深。

    中国周边国家对“G2”非常敏感，其实是反感。最突出的是俄罗斯，他们惊呼“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瓜分世界的最佳搭档”，其实是担心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慷别人之慨，将俄罗斯的利益当作带肉的骨头扔给中国。日本也惊呼“中美‘G2’时代拉开帷幕。”实际上“G2”的构想原本就包含孤立中国、离间中国和其它国家关系的意图在内。所以，中美合作不必戴“G2”这顶帽子，实际上中央对此相当冷静。欧洲人也认为，无论“（G2）这个篮子多么漂亮，中国也不会把所有的苹果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慈应邀回答俄罗斯记者提问时也断然否定中美结盟的可能，而且认为中国只会“更加相信自己，他们不会向西方低头，而是会加倍努力地捍卫国家利益，为共产党的生存而奋斗。”（4）可见西方有人能够读懂中国。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明言亡人之国，灭人宗祀为不义，又有“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的观念，由此成就中国文化包容博大的胸怀，中国也成为对异族文化和宗教最宽容的国家。中国古人重视夷夏之防，夷夏之辨，不仅在于自信自己的文化比夷狄为高，也在于坚信自身文化的价值为最。就文化的精神层面来说，这一点至今仍有客观依据。

    西方对华战略，从16世纪末耶苏会士来华传教的“以夷变夏”，到20世纪中期的“和平演变”，再到20世纪末将“文明冲突”的矛头对准中国，迄今提出“Chimerica”，是几百年一以贯之的一个思想和战略意图：“亡我之心不死”。西方列强对中国予取予求，百年来目的一样，方法不同。对西方政治图谋的警惕，并非始自中国共产党，而是明末清初中国士大夫的一贯呼吁和行动，明顾炎武则大声疾呼要防止“亡天下”。 “亡天下”不指政权更迭，而是指被“率兽食人”的夷狄文化所取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满口“自由、民主、人权”，可谓“仁义充塞”，然其“率兽食人”和灭亡发展中国家文化和民族的行径，由一部美洲红人史和世界近代殖民经济史言之凿凿，全球化中被“亡天下”的民族不知凡几。现在被亨廷顿承认的人类硕果仅存的七八种文明，美国还要火并。近年来在中国流行的“普世价值”，其实是历史上源自基督教的概念，包含着西方的种族主义。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乃发动全球化意识形态攻势来为发展中国家洗脑，也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效果。但毕竟只能欺骗一时，不可能愚弄所有人于永远。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反全球化浪潮、反新自由主义浪潮和民族主义浪潮，也都是反美浪潮，实际上标志着一种全球性的民族政治觉醒。

三、中美关系需要“软着陆”

    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是一对客观存在的矛盾。主观上存在盲目性，缺乏经验，客观上有利益冲突，存在陷阱，理论上出现新自由主义偏差，实践上导致存在某种“依附”经济倾向，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还在高呼越开放越安全，表现为国外批评的一种“美国式思维”，其实是一种“依附”性思维。学术文化“依附”是经济“依附”的反映，或者说是互为因果。“依附”必然导致自主权被侵蚀，到一定程度必将丧失自主权；经济上丧失自主，学术文化必然有同步反映，最后就是政治上丧失独立自主。其中的逻辑是必然的，也是为历史所证实的。学术文化界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维护学术文化自主。学术贵在独立，学术成果贵在有创见，这是中国传统，也是学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以，守住“中字诀”非常重要。中美关系也是如此，否则就会走邪路，上错船，搞不好就上了美国化的贼船。中美关系搞得太近，太“缠绵”，理论上不符合中国文化，实践上搞得太近有利有弊，有时候弊大于利，所以中美关系需要“软着陆”。

    1949-2009年60年的中美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两个30年。第一个阶段是从对抗走向关系正常化；第二个阶段是从正常化走向“错综复杂而利益失衡的相互依赖”，这里打上引号，是取之于中美学者的成论。2009年起应当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赖”。 “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赖”，这是笔者对中美关系实现“软着陆”的定义。

美国自提出Chimerica概念以后，一时间议论纷纷，美国政要很重视，布热津斯基甚至发表文章说，中美“两国集团”足以改变世界。这种提法，耸动视听，太过夸张。2008年从8月北京奥运会前到9月金融海啸爆发，西方国家前后对中国的态度整个是180度大转弯。从提出要中国出巨资“英雄救‘美’”，到提出中美“两国集团”，如此器重中国，拥抱中国，中国如无动于衷，不增持一点美国国债，似乎不识时务，也不礼貌，不符合中国文化。如果受宠若惊，更不符合中国文化，而且贻笑于国际。现在需要搞清楚什么是第三阶段中美关系的性质即“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赖”，以此确定中国的行止。

首先需要明确，中国不可能、不必要也没“资格”与美国结成“两国集团”。这里所谓资格，是指资产的“格”，中国人均GDP才3266美圆，与美国不成比例，按照中国文化，不宜“高攀”。30年来中国与美国形成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一方面双方都从中获益，但是严重失衡；另一方面也超出了中国经济的承受力，例如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地借给美国，不仅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缩水，而且据保尔森说还引发了美国金融危机，诸如此类的关系近年来在中国已经激起民愤和高层对中国持有巨量美元资产安全性的担忧，客观上已经难以“可持续发展”。虽然30年来中国的国力增长了，但是与美国的战略伙伴欧洲和日本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所谓Chimerica或“两国集团”之类的说法，也只是一说，可以表示中美关系不仅重要，而且还须更上层楼，但是不可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实践上更难以实现。此外，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绑成“两国集团”，利益未必能够实现均衡，反倒看起来象是“傍”上美国，在国际上也难以自处。

2008年10月9日笔者应邀在上海大学作题为《我看美国金融海啸》的报告时，对国内一些学者盲目主张无条件出资救美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提出三项主张“第一，中国不作冤大头；第二，中国不作宋襄公；第三，有条件介入。”对金融危机不介入，隔岸观火，不符合中国的价值观和国际身份；但是盲目参与，既中了圈套，又飞蛾扑火，为智者所不取。

    冤大头，是一般都了解的俗语，大头，即“傻”的意思，北方民间称“脑袋大”；冤是冤枉，“冤大头”连用合称，就是指傻到家了。所以，冤大头不能做。金融海啸发生，美国立即向中国伸手借钱。美国人是两只手，一手向大陆借钱，同时另一手向台湾售武，传递的乃是一种武力要挟的信号。中国政府从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大局出发，增持了美国国债，从而一举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债权国。美国金融海啸，中国海外资产大幅缩水，众所周知。这次金融海啸发生以后，中国增持美国国债，高层决策，既有大局考虑，也有不得已因素，民间能够理解。但是对于过去一段时间的海外金融投资，特别是对美国的金融投资，产生巨额损失，某些有背景的学者乃巧为掩饰，有人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硬说大量购买美圆资产是最佳选择，还说有些人有意见，如果让他们来做也不会比我们好到哪里，诸如此类。这样讲话，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有辱老百姓的智商。这里只举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就足够了。国内外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在国际金融理论方面，中国落后；在国际金融投资领域，中国更加落后，这方面几乎没有多少实战上过硬的高级人才，这是造成近年来海外金融投资屡遭重创的根本原因所在。最近国家某著名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在香港说，投资“黑石”公司造成巨亏，我们已经不敢在海外投资了。这是实话实说。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在这方面，我们还不行，只有勇于承认不行，才有可能进步。

“不做宋襄公”，涉及到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许多人耳熟能详，这里不作解释。简单地说，如果中国遭遇金融海啸，相信美国很难不落井下石。中国文化不同，也是为了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不会那样做。但是中国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做宋襄公。

第三点，“有条件介入”的条件，就是利益均衡。所以“有条件介入”，不仅指国际金融危机，也可以用来思考下一步中美关系“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赖”。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美国是祸首，但是不负责任，自己家着火，乃转嫁危机，纵火自救，自是一种文化。中国被美国连累，金融和出口遭到重创，但是中国是君子国，不出恶声，不象美国占尽便宜还倒打一耙。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基于道义，挺身而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自己蒙受损失，帮助了亚洲国家。这次金融海啸，中国也不能袖手旁观，但是兹事体大，不能盲目救助，要“有条件参与”。条件是要有国际金融话语权，也要维护中国的海外金融债权的安全，要争取有效的担保、抵押，或做有效的资产置换（债权换优质的股权之类），总之可乘机调整资产结构，减少风险，减少损失，提高效益，维护自身利益。例如美国要求中国增持美国国债，美国有那么多黄金储备，拿出来作等值抵押，中国尽可以放心增持。乃由一个部长出面告诉中国政府，中国投资美国国债无风险，等于开一纸空头支票，反倒给中国添堵。担保如果做不到，那就出让其它利益。

这次美国金融海啸表明，中美两国经济关系过于紧密，过犹不及，也有弊端。主要的弊端，在于双方的利益不平衡；不平衡，就需要调整；不能有效调整，就不易持久。美国有人将中国外交视为软弱可欺，金融海啸发生后，美国还向中国传递某种以武力相威胁的信号。这就太不了解中国人了。布热津斯基提出，中美“应当超越为化解经济危机而通力合作的现有需求，扩大并深化两国的地缘战略合作”，还具体提出了要中国参与解决许多美国棘手的国际热点问题。还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必须是一种全面的伙伴关系，类似于我们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5）首先，美国如有诚意与中国开展地缘政治合作，就应当立即废止《对台湾关系法》，首先是立即停止对台军售，而不是搞些别的花活儿；其次，中国并不羡慕欧洲、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中国只需要与美国有平等的利益均衡的关系；再次，至于“政治和哲学上的远大目标”，美国现在说这个，有点不着边际，需要从身边的事情做起，否则太空洞。

世界正在发生根本转折，美国不愿意接受改变，还在坚持传统思维，跟不上时代变化。总之，中美关系，需要利益平衡；利益平衡，就是“软着陆”。这样才关系长久，友谊长存，用现在的话说叫“可持续发展”。

注释：

（1）法新社联合国2009年3月26日电。

（2）（美）托马斯·弗里德曼：《大破解》，《国际先驱论坛报》2008年12月17日。

（3）萧新煌、艾伦·扬：《中国献殷勤的详情》，《香港亚洲时报在线》2008年12月4日。

（4）《是否会出现“中美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慈访谈录》，（俄）《侧面》周刊2009年3月31日出版。

（5）（英）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足以改变世界的两国集团》，《金融时报》2009年1月14日。

（本文系2010年5月提交世界经济学学会第5届论坛——资本主义危机与出路：21世纪社会主义的论文，发表于《海派经济学》第31辑，2010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