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学风影响国运论

学风影响国运论

    郑彪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最古老和几经文明冲突而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历史上中华文明历经劫难，其所以能够不灭而延续至今，概言之，在于历代都有以儒学为主流、以优秀士大夫为代表的先进中华人物和士农工商四民社会顽强地坚持自己优越独特的价值观，由儒学思想引导社会，其中以孔子著春秋、司马迁著史记所开创的，由宋儒所发掘和弘扬的，由明清实学和近代新学以及20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创新的优秀学风一脉相承，功不可没。近代西人，也包括受西人影响的许多国人对中国历史长期停滞多有诟病，殊不知比起西方历史代兴代灭，中国自达到秦汉和唐宋的世界性辉煌后，历经元、清落后的游牧文化和明朝以后专制主义的摧残以及后来西方几乎全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而能维持不灭，已经是世界文明史的奇迹。其中决定性的力量来自人民，但历代志士仁人中流砥柱的作用极其突出，其中大量出自士阶层，即近代所谓优秀知识分子。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本位，儒学以仁为核心，但这个仁有价值判断，仁的真义是亲民（近代叫民本主义），如孟子讲“民贵君轻”，又《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仁又有道德高度，追求正义、公正、公平，就是天下大同、修齐治平的理想，现在叫共产主义：因为离开高远的政治理想，一个文明绝对不可能几千年不灭，几百年都不成，甚至二三十年就变色，如苏联从赫鲁晓夫颠覆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颠覆苏联是三十五年（苏联解体颠覆了苏维埃文明，俄罗斯倒退回东正教文明）；而在中国要实现民本，就必须维护地缘政治统一，就必须“尊王攘夷”，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思想，演变为现今“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其如此才能对抗“文明冲突”，实为社稷、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历史上爱国主义的由来，与人权不人权和个人崇拜没什么关系；而儒学的“仁”对士大夫的要求，由于古代四民社会（士农工商）由士来引导，由士大夫管理，实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职责所在，必须“以天下为己任”，将“天下为公”作为士大夫立身处世的标准。此中华文明的一点精髓骨血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东来的西化思潮和政治动乱所湮没不彰，后为宋代新儒学所发掘和阐扬，即范仲淹概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张横渠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世称为秀才教。直到明清以来的近代，都是这种民族精神支撑中国不灭，到20世纪又有孙蒋毛周，国共合作，社会主义救中国，一脉相承。

19世纪以来，洋教卷土重来。洋教、洋人有势力，难免会有中国教民趋奉，叫做“吃教饭”。洋人称为“Rice Christians”。“吃教饭”的一般出自社会底层，为士大夫所不屑为。这一点与百年后的世情有所不同。

思想既然是国家生命所系（马一浮语），中国几千年来既是思想引导社会，主要是坚持由儒学引导社会，做到这一点其中学风影响国运，关系极大。在国运衰颓的时候，好的学风能够延缓、遏制颓势甚至能够挽回国运，在于学者的良知和责任感。有良知，是儒学的一个基本要求。何谓良知？就是知善知恶。明代浙中学者钱德洪得王阳明真传，有著名的“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功，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也是儒学的价值判断和政治功能，就是抑恶扬善。但是，一旦士大夫丧失良知，放弃价值判断，则必然导致或助长政治腐败，国运必然日蹇。编辑、写作要有价值判断，贯穿于作品之中，中国作学问的这个优秀传统由孔子开创。孔子著《春秋》绝不是一般的编篡，而是在整理史实和文献的艰苦过程中注入了自己鲜明的价值判断和深刻的用意——微言大义，批判地再现了历史。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虽然当时还没有这种概括，但是孔孟之道的这种思想是非常鲜明的，也就必然带有政治色彩。由此《春秋》不仅为中国创立了第一部编年史，更开创了学术关心政治（天下）、参与政治和影响社会历史的优秀学风。《春秋》的微言大义为《公羊传》（为《春秋》左氏、公羊、谷粱三种注释书之一）所重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发扬，到司马迁著《史记》则完全确立了中国学术的这种优秀学风。这种文风在历史上长期占据主流地位，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生命力的优秀传统。就近现代史来说，戊戌变法的康有为、辛亥革命的孙中山乃至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先后是这一优秀学风的继承和发扬者。正是在中国两千多年这种优秀学风的熏陶和深厚历史文化积累的基础上，才有了公车上书、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点在毛泽东的学风和文风中有鲜明的表现，胡适说毛泽东是中国白话文第一人。第一人，最主要的是一种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素养基础上升华出来的中国思想，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读毛泽东著作，与马恩列斯都不同，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味道。

中国文化的这种优秀学风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中国人至少自商周起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入世意识、“天下”意识（现在叫大局观念，经常说所谓“顾全大局”实际上来源于这种“天下”意识），在学者讲学和著作中必然加入批判和评论，不仅批判和评论历史，也必然涉及批判和评论现实，这就必然为统治者所注意，或利用之，或压制和封杀之。所谓利用，包括从政治需要出发，扶持正统。能成为正统，必有缘故，也不容易，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书”，一尊就两千年，很不简单。而当时“罢黜”二字，并不全是封杀。宋朝程朱理学成为正统学问，重在文献批判，不是现实批判；到清朝更发展成考据学，重在整理文献，背景是大兴文字狱。但是历史上无论怎样兴文字狱，学术参与政治，干预政治的优秀学风不仅从未中断，而且历代都有发扬。历代都有学者不仅研究历史，批判历史，而且往往从历史入手，转入对现实的政治、体制、行政、经济、漕运、民生、国防等各个领域，表现出对社会政治的深刻关注，并不断地加以评论，起到了历史进步作用。在近代以来中西文明冲突条件下起到了维持世道人心和民族生存的作用，使其能在逆境中生生不息，所以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能够不朽，才有后来的历史转机。环顾全球和发展中世界，回顾近代历史，中国这个成就和意义不可谓不伟大，也相当独特。对此，中国人决不可以自轻。

道光以前，中国人看西方人是禽兽，是生番，辜鸿铭直到20世纪仍然称西人为“食人兽”。道光以后，特别是一些腐败官员，走向反面，看西方人是天神，无论尊卑一律称之为“洋大人”。这是无历史眼光，只看西方船坚炮利，以为西方人自古如此，更不知近代西方文明得益于中国。辜鸿铭其所以眼光锐利，见解深刻独到，为西人所倾倒，也为士大夫所折服，其实揭示了学贯中西的成功之路，也是一种可贵的学风。

学风影响国运，学风正则国运盛，学风颓则国运衰。朱熹说：“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他认为尧舜禹汤文武以后道不行于世，其原因在于：“然自孔子既殁，而世不复知有此学。一时英雄豪杰之士，或以资质之美，计虑之精，一言一行欧合于道者，盖亦有之。而其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则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学者，稍有才气，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业，圣人功夫。又见有此一种道理，不要十分是当，不碍诸般作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贵。于是心以为利，争欲慕而为之，然又不可全然不碍义理。便于此等去处，指其须臾之间，偶尔未泯灭底道理，以为只此便可与尧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之无有是处也。”这段话的大意是，人心凶险，道心精微，必须不偏不倚，真诚地坚守人间正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源于尧舜禹三代禅让的故事，是说三代禅让时均以天下百姓和华夏文明的火种相托付。为政之道与为学之道其实乃是一道，所以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而古人为学的弊端可谓与今人毫无二致，所不同者，只是近30年来流行西学，特别是8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对西学表现出“消费偏好”，也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一时英雄豪杰之士，或以资质之美，计虑之精，一言一行欧合于道者，盖亦有之。”“而其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固然也是为了改革大业，恐不能说“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学者，稍有才气，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业，圣人功夫。”这倒是真的，要求学者在弃学从政从商从洋的浪潮中坐得住冷板凳，做朱子那样的“圣人功夫”（朱熹少年立志作圣人，不作官），也是强人所难。“又见有此一种道理”，就是见利快，这也是真的，因为西学这东西，原本不难学，加以赶上行市，比较好卖，于是乎萝卜快了不洗泥，照猫画虎，囫囵吞枣，即使不能适合中国国情，但既然“不要十分是当，不碍诸般作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贵”，岂不就“心以为利，争欲慕而为之”？连孔子也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至于他还说“不以其道得之，不为也”，这种要求比较高，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所以不宜苛求。问题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学风搞坏了。如今教授抄袭已经发展到院士抄袭，真是千古文章一大抄，数风流抄手，还看今朝。

近些年学风之大弊，不仅在抄袭，主要在“抄西”，就是抄西学。其实，这方面近代徐光启最有心得。徐光启是中国近代早期最早接受西学的突出代表，他开辟的道路就是西学“为我所用”。他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长期实践中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口号，何兆武称“这不失为一切时代中最富真知灼见的论点。王锡阐一生即极膺服此语；后代从梅文鼎到李善兰都是遵循着这条路线的精神的。”“为我所用”和“会通”六字实为后人学习西方文化开辟了道路。这成为近代中国学人学习西方的优良传统，也是毛泽东提出“洋为中用”的思想来源。对于西方的事物，需要借鉴。借鉴者，是把别人的东西“借”过来，加以鉴别，然后取长补短。不是生吞活剥。这就需要搞懂。例如西方的民主这东西，本质是什么？是制衡。至于是票决，是海选，还是协商，都是形式，要根据情况决定，没有标准答案。不顾国情，一律照搬西方的宪政或议会民主制，民初的实践早已证明行不通。代议制包括选举团、政党、议会和内阁四块，其机制是很复杂的，要想运转良好，需要四种权力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其中任何一种权力被操纵用来损人利己，都会导致制度扭曲，破坏民主，甚至会导致实际上的独裁。现在一些人忽悠民主社会主义，多是不懂民主的实质是制衡，也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9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严重失衡，多亏有执政党近年以来呵护弱势群体和大多数人民利益，主持社会公正，部分地消解了社会积累的不满情绪。民主社会主义，以民主为名，意在逼共产党下台，果真如此，便是天下大乱，为洋人火中取栗。

学术干预政治，引导政治，这是由儒学的入世性质和目的决定的。对此历代统治者是既利用又打压，加以学者自身原因，于是学风不免变来变去。从北宋到南宋，程朱理学“将政治经济搁起不谈”，研究心性，崇尚空谈，道教盛行（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这时候政治腐朽，投降派当权，对异族入侵一味妥协，毫无斗志，坐待灭亡。有宋一代的政治软弱和民族危机，唤起了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上文谈到，宋儒继承先秦学者的优秀传统，有理想，有抱负，无论在朝在野，都极为关心政治，为了改造现实，以学问为生命，以私家讲学为使命。宋儒的思想虽然没能挽救挽救南宋灭亡的命运，但是羸弱的大宋王朝也有不少升平年代，总计也支撑了319年，对后世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明朝终于不能避免亡国，是统治者自己不争气。东林“出死力以争得失”的笃实学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激励后学的强大精神动力。清代再兴实学，后演变为流行新学，到20世纪更兴起革命学说。所以，中国学术思想深系国家民族兴衰安危，学者勇于担纲，是优秀传统。

一部中国共产党创业和执政的历史，学风的影响也是关乎命运的。八股文原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内容空泛，束缚思想，是一种害人的教条。这是土八股。“五四”以后盛行全盘西化思潮，又出现惟西方马首是瞻的洋八股。鲁迅先生在早就批判过：“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八股钻进共产党内，就成了党八股，又变成洋八股。延安整风，毛泽东专门做了《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演讲。演讲的最后，毛泽东又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可见，毛泽东反对的党八股，主要指洋八股。洋八股，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迷信苏联经验的党八股，列了八条罪状，说得比较婉转，其实多是批判洋八股。只有背靠苏联这棵大树的洋八股，才有资格“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反对党八股以后，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中国化的指导地位，中国革命于是加快走向胜利。

教条主义与党八股、洋八股，历来穿连裆裤。建国以后，我们长期吃的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亏。建国初期是照搬苏联经验，以后有所总结和纠正，但是走了偏锋，滑向极“左”。改革开放以后，批判和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却不免在各种西方思潮汹涌而来的背景下，滋生出另一种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主义或洋八股。陈奎元同志2004年指出：“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不懂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应当根据新的实践进行创新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与时俱进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革命理论。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并奉作教条。”他还说，对于后一种西式教条主义，“理论工作者早有质疑，党的领导人也有告戒，但是至今还没有引起思想界理论界应有的反响，没有进行认真的鉴别，有的甚至还充作理论创新的成果，向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渗透。假如我们忽视这种教条主义的危害，‘全盘西化’的威胁就会向我们逼近，改革的方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都将受到挑战，我们党难免步他人的后尘，犯下历史性的错误。”而“如果任凭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中国共产党将丧失维系自身团结统一的思想纽带，同时必将失去号召群众、引导群众的精神力量，自然的结局就是脱离几代共产党人选择的正确道路，滑进西方敌对势力的陷阱，使我们的国家陷入动乱、停滞和倒退，使中华民族重新沦为西方的附庸。”这是对当前学风影响党运和国运最清楚也最现实的阐释，道理已经讲得十分透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