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死了，新自由主义的余孽还在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撒切尔夫人逝世

　　英国当地时间4月8日早晨，87岁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因中风去世。

　　撒切尔夫人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是连续担任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11年)。

　　英国《卫报》评论道，撒切尔是英国自丘吉尔以来最有掌控力的首相，也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积极鼓吹者。撒切尔主义创造的新词“私有化”传到了许多国家，还迫使英国矿工工会等群体连年罢工，带来了苦涩而悲痛的记忆。

　　企业家们则对撒切尔倍感推崇。维京航空总裁布兰森表示，“如果没有撒切尔夫人引入商业竞争机制，维京航空的飞机根本不可能在希思罗机场起飞。”

　　美国的共和党人也对撒切尔的自由市场改革深表同感，共和党议员海勒在声明中表示，“全世界信仰小政府原则的人们”今天失去了他们的一位偶像。

　　南非执政党非洲国民大会的反应则有些讥讽，该党发言人表示：“虽然她不同意，但英国人民支持了反种族隔离政策，最终支持了我们。”

　　印度总理辛格在推特上说，“撒切尔夫人是一位革命性人物，在她的带领下，英国无论国内外取得了重大进步。”

　　英国广播公司在讣告中引用了撒切尔的一段话，作为其性格的总结：“我觉得现在的风气是，许多人动不动就说‘我遇到问题了，政府要负责帮我解决’，或者‘我遇到问题了，需要一笔补助金’，或者‘我无家可归了，政府必须给我房子住’，这些人都把问题归罪于社会，那到底谁是社会呢?……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学会照顾他人，互惠互助，不可能只享受好处，却不担负任何责任。”

　　美国前国务卿8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采访，称赞撒切尔“具有强大的意志力、领导力和个人魅力。她自认从不妥协。”

　　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说：“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一名伟大的政治家，一个聪明的人。她会永存于我们的记忆和历史中。”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在讣告中说，铁娘子自认为其一生最大的成就是苏联垮台。在位期间，她推动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认为这能从内部瓦解集体主义。

　　英国万人请愿诅咒撒切尔,新自由主义已先于她死掉

　　（2012年8月）铁娘子，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她如今还活着，但身体虚弱，且患老年痴呆症。但已有24000人以上在给政府的请愿书上签字，让政府按照撒切尔夫人政策安排她的后事。请愿书要求撒切尔死后不进行国葬，而是举行私人葬礼。请愿书写道：“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是一种减少政府支出、进一步证明撒切尔女男爵率先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价值的理想方式。”

　　这段话如果用中国人的习惯表达就是：撒切尔夫人如果死了，应该私人办丧事，而不应该用公款为她举行国葬。因为按照她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她应该以身作则减少政府支出。这将是她落实自己经济政策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个请愿书和这些英国人似乎太刻薄，在撒切尔夫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提她死后的事，好像在盼人家去死。不过话说回来，这也确实在表达对撒切尔夫人政策的愤恨。

　　认为她对英国危害很大的，说她是拥护正统自由市场理念的无情斗士，以牺牲穷人利益为代价。在她执政期间，对矿工工会实施了严酷而猛烈的打击。她推行的人头税引起广泛不满，曾在1990年引发骚乱。工业化的英国还曾陷入长期的失业和衰退。她的任期是“雅皮士”兴起的时期，也是贪得无厌、崇尚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文化盛行的时期。许多人现在将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缺乏社会凝聚力的现状归咎于这种文化的出现。全国铁路、海运与公路运输工会的鲍勃·克罗说：“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期的做法后来引起了纷争，从政治上助长了‘贪婪至上’的风气。这种风气正是目前爆发的银行危机的根源。我们今天都正在为这场危机付出惨重代价。”

　　正如路透社记者说的那样：“这个国家将再次努力应对高失业率、削减开支、与欧洲大陆关系紧张、工会不满和社会骚乱等问题。这些全是撒切尔任首相的那些年中出现过的情况。”人们看到英国的现状，就会触景生情，想起撒切尔时代就是这样，而且影响至今。

　　一些英国人咒她死，而且让她自作自受，最后一次为缩减政府开支做贡献，原因就在这里。

　　非常巧合的是，英国实行撒切尔主义改革和中国改革开放同时开始(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撒切尔上台)。英国的改革是将原来的“准社会主义经济”改为完全的自由经济。中国则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是，中国实行自由经济没有那么彻底，被认为是混合经济。结果是，30多年过去了，英国撒切尔的改革成果昙花一现，最终完全失败。但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但有一点雷同之处，即前面说的英国出现的“贪得无厌”、“崇尚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文化盛行”、“缺乏社会凝聚力”、“贪婪至上”等，在中国也有浓重表现。只不过中国是“见坏就收”，开始下力扭转。

　　撒切尔夫人还活着，但已经和死了差不多，她大力倡导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先于她死掉了。而这种主义给全世界造成的恶劣影响还在危害着世界。

　　“6000天计划”（缩减国企规模到10%）--世行报告的要害内容

　　1.世行报告明确提出国企份额应从当前27%缩小到10%

　　很多人认为世行报告没有提“国企私有化”，比如赵启正认为，“没在世行报告中查到国企私有化的建议”“股权多元化还不等于私有制，这点请大家在研究这篇文章时细心一点”。他们理解的国企私有化，是指国企全部彻底的私有化。

　　其实在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已经臭不可闻的今天，即便是铁杆的新自由主义者也不会愚蠢地主张国企的全面私有化了。在今天，即便是欧洲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保留不少国有企业。于是当前新自由主义者的策略是避免提出“国企全面迅速私有化”那样的一次到底的“休克疗法”，因为这种建议明显是愚蠢幼稚的主张，或者说是恶意的别有用心的毒药，而且“休克疗法”在苏联、东欧、拉美众多国家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部分新自由主义者退而求其次，他们主张分步骤、分批次、渐进的、逐步的私有化。具体地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不断要求缩小国企的规模，直至国企彻底私有化或者保留少量国企。即使仅有少量微量的国企，这也可以说并非“国企全面彻底私有化”，但是这和“国企全面彻底私有化”又有多大的差别呢?

　　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世行报告给中国国企改革具体规划的路线图。在世行报告英文全文版第四章《企业部门》改革中，明确希望中国国企从当前的27%的份额到2030年降低到10%的份额。报告中详细说到：“到2030年，成功的改革和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变化会给中国留下一个非常不同的企业部门。……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目前2010年27%的水平将有所下降，到2030年约10%。很多行业将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得到很大的整合。”

　　让中国国企大规模私有化，从当前27%的份额进一步降低到10%的份额，让所谓私营企业(在当前中国主要是外资)侵吞那退出的17%，这相当于当前国企规模的63%。换句话说，世行报告明确提出，未来18年内，当前国企资产的63%要卖给或者廉价送给以外资为主的私营企业。这就是此世行报告的首要战略意图。

　　2、通过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方式加快创新步伐世行报告的第二点结论是“加快创新步伐，建立一个开放的创新系统。”在这一部分中，主要谈的是科技创新和人才保障方面的问题，具体到落实层面的建议，世行报告给出的是“提高长期风险资本对于新设民营企业的可及性”。其实，不管是苏联、德国、日本、韩国还是美国，其高新技术的发展无不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植和支持。但是世行报告却重点强调让中国私营企业(包括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搞技术创新这显然是别有用心地要在战略层面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

　　3、让民营部门获得足够融资，抓住“绿色”机遇世行报告的第三个重要结论是“通过市场激励、监管、公共投资、产业政策和制度建设等措施，抓住‘绿色’机遇。”涉及到具体的企业操作层面，世行的建议是“巨大的市场规模有助于快速推广成功技术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高投资率能快速更新原有的低效和高污染的资本品;日益增长和充满活力的民营部门如能获得足够融资，将对政策信号作出积极响应”。

　　要知道，所谓绿色朝阳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长时间、低回报的产业，以追逐短期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宗旨的私营资本是不愿投入的，这就是当前全世界仍然以高污染、高能耗为主，产业转型难以完成的根本原因。要走出能源危机，要搞朝阳产业只能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依靠当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有效推进。这一点，不仅社会主义者承认，很多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政客也承认，因此他们搞了“绿党”去督促资本家转型。而世行报告却不顾今天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和逻辑，仍然鼓励以私营企业为主发展绿色产业。其实世行报告也知道私营企业不会去搞，因此它狡猾地提出“如能获得足够融资”，私营企业也会很积极。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大量给私企投钱，让私企大胆搞。问题是，只要政府一声令下，国企即便是低利润高风险，她们也会努力进军绿色产业，而私营企业则不会。世行从根本上是由资本家控制的，其报告自然会格外偏袒资本家。那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呢?

　　2.让私营机构介入社会保障领域

　　世行报告的第四个要点谈的是“社会保障”问题。其要点在于“动员社会各类主体——公共和民营机构，政府和社会组织——共担公共服务的融资、提供与监督职责。”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较好的欧洲，社会保障主要是政府承担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后依靠政府构建“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障工作也有进步。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后，尤其是在里根及小布什时代，美国社会保障领域搞大规模市场化私有化，积累了无数的弊端和问题。今天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重提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的职能，但仍然遭受右翼政客和大资本的抵制。放眼全世界，社会保障搞得好的国家，都是依靠政府。即便是在美国，社会保障方面比较好的领域也是政府主导的。凡是私人资本介入的地方，都是糟糕一片。而世行报告中竟然把私营企业和政府并列，鼓动让私营企业介入社会保障领域，把社会保障事业变成资本牟利的工具，真可谓丧心病狂。

　　3.瓦解中央政府财力，确保地方政府财力，促进私营企业发展

　　世行报告的第五个要点谈的是财政收入方面的问题。其主要内容是“通过筹集更多财政收入，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履行支出责任，建设稳健的财政体系。新发展战略所需的企业和金融部门、绿色发展、机会均等方面的大部分改革，对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都有重要影响。” 在这里，世行报告强调“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并非是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而是为了推动私有化。正如前四点所谈，无论是国企私有化还是让私营企业搞绿色产业，都会“对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都有重要影响”。为了有效地促进私有化，包括用政府的手段扶植私有企业搞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需要“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推动私有化，财力不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

　　80年代初，美国首席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向美国国务卿提交了一份《推演计划，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斗争的地缘政治结构》的报告，布氏在报告附注中指出：“不只是又一份关于苏维埃制度弊病的文件。这是行动指南。”这份报告的意图试图肢解苏联，其中写道： “使帝国(苏维埃)分散意味着引起它解体……任何颇大的分散--即使完全在经济范围内--都将加强非俄罗斯民族苏联公民之间潜在的分裂主义情绪。经济分散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政治分散。”[]

　　世行报告的基本思路，无论是肢解和私有化国企，还是强调“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其实都是从根本上限制中央政府干预和调节经济的能力，是对布热津斯基“经济分散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政治分散”之策略的灵活运用。

　　4.要求中国开放资本项目，让热钱自由出入

　　世行报告的最后一个要点提出“通过成为全球经济积极的利益攸关方、主动利用多边体系和框架并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形成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关系。”

　　而世行报告提出的两个具体建议全部是毒性很大的药方：1、“作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在挽救陷于停滞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保持积极态度，在区域贸易安排中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达成多边投资协议。”2、“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涉及开放资本账户等许多工作，需要稳步推进。不过，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关键步骤。”

　　前者要求中国推进贸易自由化。后者要求中国推进投资和金融自由化。总而言之要求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全方位开放。同逐步要求国企私有化一样(先让从27%降到10%，然后再从10%往下降)，世行报告知道让中国一下子开放资本账户基本不可能，因此它提出“需要稳步推进”，不过它又强调这是“关键步骤”，换而言之就是早晚要开放，应尽一切力量尽早开放。

　　以上便是对世行报告主要六个结论的简略分析，其本质就是让国内外资本寡头控制中国的一切。

　　此次2012年的世行报告，跟当年美国中情局建议苏联搞的“500天计划”(以及拉美各国搞的休克疗法)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当年美国在苏联在东欧在拉美，受到的阻力较小，因此美国人提出的荒唐的短时间内大规模私有化的建议得到了落实。今天，有苏联、东欧、拉美的前车之鉴，中国不容易上当了，中国人对私有化改革的阻力更大了，再提类似“500天计划”肯定遭到中国人广泛抗议：你们把中国人当白痴吗?于是美国人提供的方案不得不改头换面地“现实”一些，提出到2030年18年内把国企私有化完毕，这差不多是“6000天计划”。因此，无论是当年美国给苏联提供的“500天计划”，还是今天给中国提供的“6000天计划”，其本质和意图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中国和苏联以最快的速度搞完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总而言之，这份世行报告是针对中国当前政治力量格局的一枚精确制导炸弹。

　　作者系深海智库研究员

　　撒切尔夫人谈瓦解苏联：最终决定“推出”叶利钦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张树华

　　http://www.qstheory.cn/hqwg/2010/201011/201006/t20100611_32973.htm

　　2011年是苏东剧变、苏共亡党、苏联解体20周年。2010年4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率代表团访问俄罗斯。4月28日，代表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与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座谈苏共失败的原因与教训。参加座谈的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现俄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向代表团扼要介绍了他最近在莫斯科大学讲学讲稿的主要内容。在谈到苏联解体过程中苏共领导层的责任与西方因素时，他逐字逐句地引用了1991年11月刚卸任一年多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的一次公开演讲，并告知刊载此材料的俄文网站。

　　现将俄文网站刊载的相关情况和撒切尔夫人的这次演讲翻译如下。(为保证材料的可靠性，作者又特意查证了撒切尔基金会网站。网站记录显示，撒切尔夫人曾于1991年11月访问美国，并于11月18日在休斯敦演讲 http://www.itnsource.com/shotlist/ITN/1991/11/22/2119113 )：

　　1991年11月，一批苏联炼油和石化专家出访美国休斯敦。访问的重头戏是参加美国石油学会(API)的会议。会议邀请的演讲嘉宾是一年前才卸任的英国原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曾经接受过化学专业的大学教育，虽然后来她并未干过多少老本行。会上撒切尔夫人发表了约45分钟的演讲，中心内容可以称为“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会议组织者可能没有事先提醒她，在场的还有苏联人。所以，撒切尔夫人的演讲可谓是开诚布公、毫不掩饰。从中看出，她在苏联瓦解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她自己对此并不隐瞒，且乐于公之于众。她提到的关于苏联社会变质及其经济状况的内容也超乎我们的认识，与当时苏联报刊宣传的大相径庭。当天晚上我们同行的几位共同回忆，一起整理记录：

　　(以下是撒切尔夫人的演讲内容)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

　　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

　　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主要的手段是将其拖进军备竞赛。我们知道，苏联政府遵守苏联和其北约对手军备均等的原则。结果，苏联装备花费占去了预算的15%，而我们这些国家是5%左右。这自然就造成了苏联要紧缩在生产居民大众消费品上的投入。我们希望借此引发苏联居民大规模的不满。我们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泄露”我们拥有武器的数量。有意夸大，以诱使苏联加大军备投入。

　　我们的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苏联宪法上的漏洞。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允许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只需凭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简单多数)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脱离苏联。当然，由于共产党和强力部门的凝聚作用，长时间里这一权利实际上很难实现。但这一宪法漏洞还是给实施我们的政策留下了未来的可能。

　　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后来我们(主要是美国)出台了一项重要政策，就是建立反导弹防御体系。应当承认，当时大多数的专家反对建设反导防御体系。理由是其投入巨大，且不太可靠。而苏联可以以更少(约1/5到1/10，的投入即可以“矛”刺穿反导之“盾”。但不管怎样，我们提出发展反导防御体系，目的是希望苏联同样建造类似高造价的系统。令我们十分惋惜的是，苏联政府没有采取行动，只是限于发表政治抗议。

　　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

　　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人民阵线”(指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也就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苏联后期，在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境内兴起的、以“求主权、谋独立”为旗号的民族政治势力组织)的活动不需要太大的花费，主要是一些复印、印刷设备的开支和对骨干的资金支持。而支持苏联矿工长时间罢工的花费要多得多。

　　专家智囊中间围绕以下一个问题争论激烈、分歧很大：是否推举叶利钦作为“人民阵线”的领袖，进而推选其进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接下来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以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抗)。智囊团多数人的意见是反对叶利钦的提名，考虑到他的过去经历和个性特点。

　　不过，后来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叶利钦费了很大的力气，勉强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即便通过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宣言。有人发问，俄罗斯独立于谁?整个苏联当时不都是围绕俄罗斯为中心构成的吗?苏联的解体真正开始了。

　　在1991年“8·19”事件期间，我们也给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当时苏联上层少数人隔离了戈尔巴乔夫，企图恢复维系苏联统一的制度。叶利钦的支持者坚持住了，并且掌握了控制强力部门的绝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实权。

　　其余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借机宣布自己的主权(当然，多数共和国在形式上并未排除联盟地位)。

　　这样一来，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撒切尔夫人演讲至此结束)

　　撒切尔夫人在掌声中走下讲坛，与每一位人握手后，穿过会议厅离开。

　　我们返回俄罗斯。大约两周后，就听到了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指1991年12月8日由斯·舒什克维奇、鲍·叶利钦、列·克拉夫丘克等人代表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的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和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考虑到背着苏联当局，讨论协议的秘密行动选择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地区的别洛韦日森林，故称“别洛韦日协议”。协议签署后，叶利钦首先致电当时美国总统布什，向其通报情况)的消息。

　　后来发生的事，大家有目共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休克主义》书摘：撒切尔主义与有用的敌人

　　因战争而获救

　　元首即决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人。 施密特(CartSchmitt)，纳粹法学家

　　芝加哥学派的守护圣人哈耶克1981年访问智利回国时，他对皮诺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的印象好到让他坐下来，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Thatcher)。他敦促她以南美洲国家为模型来转变英国的凯恩斯经济体制。撒切尔和皮诺切特后来建立坚定的友谊，皮诺切特面对大屠杀、酷刑和恐怖主义的控诉后，撒切尔还曾亲往探视这位遭软禁的老将军。

　　撒切尔很熟悉她所称的“智利经济卓越的成功”，并形容它是“令人刮目相看的经济改革典范，让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教训”。但尽管她对皮诺切特很推崇，在哈耶克首次建议她仿效休克疗法政策时，撒切尔并未信服。1982年2月，撒切尔在一封给她的思想导师的私人信函中，坦率解释问题所在：“我相信你会同意，在英国我们实施民主体制，并且需要高度的合议，一些在智利采用的方法在这里相当不可行。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我们的传统和宪法。有时候程序可能显得缓慢得令人受不了。”

　　结论是，芝加哥学派的休克疗法在英国这种民主政治就是行不通。撒切尔当时第一任任期已进入第三年，民调数字滑落，因此绝不会采取哈耶克提议的激进或不得民心的措施，甘冒下次选举惨败的风险。

　　对哈耶克和他所代表的运动，这是令人失望的评估。南锥的实验已带来如此可观的获利，虽然获利的只是少数人，但日益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对新领土的胃口却极其饥渴 不仅是对发展中世界，也对西方的富裕国家，在那里国家掌控的资产还更丰饶，可以转变成营利的事业：电话、航空、电视频道、电力公司等。如果有人可以在富裕世界推动这个目标，那就非英国的撒切尔或美国当时的总统里根(RonaldReagan)莫属。

　　1981年，《财富》杂志刊登一篇文章赞扬“智利的里根经济学美丽新世界”，称许圣地亚哥“闪闪发亮、满是奢侈品的商店”和“崭新发亮的日本汽车”，但对遍及各地的镇压和贫民窟快速扩展却视若无睹。文章问：“我们从智利的正统派经济实验可以学到什么?”然后立即提供正确的答案：“如果一个小型未开发国家能借竞争优势理论生存，那么我们资源远为雄厚的经济当然也能。”

　　不过，就像撒切尔给哈耶克的信已明白指出的，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民选领导人必须担心选民对他们工作表现的评价，而这种评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行。在80年代初，即使里根和撒切尔掌权，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也扮演有影响力的顾问，在南锥以如此凶残的暴力实施的激进经济政策，能不能在英国和美国推动仍是一大问题。

　　时间往前推移十年，弗里德曼和他的运动曾遭到重大挫折，而当时掌权的人是尼克松，这次挫折似乎已证实上述这一点。虽然尼克松曾协助芝加哥男孩在智利取得权力，在国内他却采取大不相同的路线 弗里德曼日后从未原谅他的表里不一。尼克松1969年上任时，弗里德曼以为他领导国内反革命对抗新政遗绪的时代终于来临。弗里德曼写信给尼克松：“很少总统表达的思想，与我的理论如此契合。”两人定期在椭圆办公室会面，而且尼克松任命几位与弗里德曼志同道合的友人和同僚担任重要经济职务。其中一位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兹(GeorgeShultz)，由弗里德曼协助招揽来为尼克松工作;另一位是当时37岁的拉姆斯菲尔德。在60年代，拉姆斯菲尔德常参加芝加哥大学的座谈会，也就是他日后常以虔诚恭敬的语气描述的聚会。拉姆斯菲尔德形容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为“一群天才”，他和其他自称“小狗”(youngpups)的人则“进来趴在他们脚下学习 我感觉自己如此受到恩宠”。有得意门生制定政策，加上与总统紧密的私人情谊，弗里德曼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的构想即将在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付诸实行。

　　然而在1971年，美国经济陷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推升物价飙涨。尼克松知道如果他实行弗里德曼的放任主义建议，数百万愤怒的人民将投票让他下台。他决定设定基本民生项目的价格上限，例如房租和石油。弗里德曼气急败坏：在所有可能的政府“扭曲”中，价格控制绝对是最恶劣的。他形容它们是“能摧毁经济体系运作能力的癌症”。

　　更令他颜面扫地的是，这些凯恩斯政策的执行者竟是他的弟子：拉姆斯菲尔德负责工资与物价控制计划，同时，他对当时担任管理与预算局(OfficeofManagementandBudget)局长的舒尔兹负责。有一次，弗里德曼打电话给在白宫的拉姆斯菲尔德，痛斥他以前的“小狗”。据拉姆斯菲尔德转述，弗里德曼指示他：“你必须停止正在做的事。”这位新手技术官僚回答说，政策似乎很管用 通货膨胀逐渐下降，经济开始成长。弗里德曼驳斥那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人们会想到是你在做这些 他们会学到错误的教训。”民众确实如此，而且他们在次年以60%的选票让尼克松连任成功。尼克松在第二任还继续撕碎更多弗里德曼的正统派理论，通过一连串新法以实施更高的产业环保与安全标准。“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派”已成了尼克松的名言 也是对弗里德曼最无情的一刀。这种背叛之痛，深切到让弗里德曼日后形容尼克松为“20世纪美国最支持社会主义的总统”。

　　尼克松的任期对弗里德曼是惨痛的教训。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已建立一个以资本主义和自由为公式的运动，但自由的人民似乎不愿把选票投给实行他的建议的政治人物。更糟的是，只有独裁统治 自由几乎荡然无存的地方 的政府愿意实施纯自由市场教条。因此在他们为国内的背叛痛心时，芝加哥学派的领导人只能借着军政府一路颠踬走过70年代。几乎在每个右派军事独裁者掌权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芝加哥大学的存在。哈伯格1976年在玻利维亚军政府担任顾问，1979年接受阿根廷吐库曼(Tucuman)大学的荣誉学位，当时阿根廷的所有大学已在军政府控制之下。在更偏远的田野，他还担任印度尼西亚苏哈托与柏克莱帮的顾问。

　　加州大学坚定的新自由派政治学家哈佳德(StephenHaggard)承认一个“悲伤的事实”：“发展中世界的一些最广泛的改革计划，都紧接在军事政变之后进行” 这是说，除了南锥和印度尼西亚以外。他列举土耳其、韩国和加纳(Ghana)。其他成功的例子虽未发生在军事政变后，也都是在一党独大的国家，如墨西哥、新加坡。与弗里德曼的核心主张恰好相反，哈佳德下结论说：“好事 例如民主政治和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 不见得成双。”在80年代初，确实没有任何多党民主政治国家转向全面化的自由市场。

　　发展中世界的左派分子长期以来宣称，纯正的民主政治 有公平的规范避免企业买票 必然带来致力于财富重分配的政府。这个逻辑十分简单：在这类国家，穷人一定远多于富人。直接重新分配土地和提高工资的政策、而非滴漏式(trickle-down)经济体，显然符合贫穷多数人的自我利益。公民有了投票权和合理的公平程序，他们将选出最可能创造就业和分配土地的政治人物，而非更多自由市场的承诺。

　　基于这些原因，弗里德曼花了许多时间思考一个思想的矛盾：身为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传人，他坚决相信人类是被自利所驱动，而当几乎所有活动都以自利原则来管理时，社会的运作将臻于完美 除了一种叫投票的小活动之外。由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在他们的国家不是贫穷就是所得低于平均水平(包括美国人)，投票给承诺把经济顶层的财富重分配给他们的人，势必最符合他们的短期自利。弗里德曼的长期友人梅尔泽(AllanMeltzer)是一位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他解释这个难题说：“选票的分配比所得更平等 所得水平中等或以下的选民，可以从转移所得给自己而获利。”梅尔泽将多数人的这种投票结果描述为“民主政府和政治自由的部分成本”，但他说：“弗里德曼夫妇(米尔顿和他妻子罗丝)违逆这股强劲的潮流。他们无法阻止或扭转它，但他们对大众和政治人物的想法与行为，造成的影响远超过大多数人。”

　　在大西洋彼岸，撒切尔借提倡后来耳熟能详的“所有权社会”(theownershipsociety)，尝试建立英国版的弗里德曼主义。这些努力着重在英国的公共住宅，或叫公营小区(councilestates)。撒切尔提出一套反对公共住宅的理论，认为国家不应在住宅市场扮演角色。公营小区住满不会投票给保守党的典型选民，因为那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自利原则;撒切尔相信如果把他们带进市场，他们会开始认同反对重新分配的富人利益。主意打定后，她对公共住宅的居民提供强烈诱因，以降低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他们。部分人变成屋主，但其他人却必须面对几乎是过去两倍的房租。这是一套“分而击之”的策略，而且果然奏效：租屋者继续反对撒切尔，英国大城市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明显增加，但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新屋主改变政党倾向，转而支持保守党。

　　虽然出售公共住宅为极右派经济学在民主政治下的发展提供一线希望，撒切尔在第一任任期快结束时，职位仍然岌岌可危。在1979年，她以“劳工无需工作”作为竞选口号，但到1982年，失业人数在她治理期间增加一倍，通货膨胀也是如此。她尝试挑战英国势力最庞大的煤矿工人工会，但未能成功。在位三年后，撒切尔发现她的支持率跌到只有25% 比小布什最低时还低，也是有民意调查以来支持率最低的英国首相。对整个撒切尔政府的支持率更跌到只有18%。随着大选迫近，撒切尔主义眼看就要提早夭折，距离保守党达成雄心勃勃的大规模私有化以及粉碎蓝领工会的目标还遥遥无期。就是在这种艰困考验的情况下，撒切尔写信给哈耶克，礼貌地告诉他，智利式的转型在英国“相当不可行”。

　　撒切尔第一任的惨状似乎进一步证实尼克松时代的教训：芝加哥学派激进而高获利的政策，无法在民主体制下存活。显而易见的是，成功实施经济休克治疗有赖其他种类的休克配合 不管是军事政变，还是高压统治建立的酷刑室。

　　这对华尔街是特别令人忧心的情景，因为在80年代初，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正纷纷垮台 伊朗、尼加拉瓜、厄瓜多、秘鲁、玻利维亚 而且更多国家将步其后尘，形成保守派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所称的“第三波”(thirdwave)民主化浪潮。这些都是值得忧虑的发展 如何不靠民粹主义政策而能阻止另一个阿连德崛起、赢得选票和支持?

　　华府1979年目睹了这种场景在伊朗和尼加拉瓜发生。在伊朗，美国支持的国王被左派与伊斯兰教派分子的联盟推翻。虽然人质事件和什叶派领袖占据媒体报道，但经济方面的政策也引起华盛顿警觉。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尚未转变成完全的独裁统治，但已把银行业国有化，并开始实施土地重分配计划。它也管制进口和出口，逆转前国王的自由贸易政策。五个月后在尼加拉瓜，美国支持的苏慕萨(AnastasioSomozaDebayle)独裁政权遭平民暴动推翻，建立了左派桑定(Sandinista)政府。桑定控制进口，并且和伊朗一样把银行业收归国有。

　　这对全球自由市场的梦想是一大恶兆。到80年代初，弗里德曼的追随者面对的前景是，他们不到十年的革命可能被一波新的民粹主义浪潮淹没。

　　战争变成救兵

　　撒切尔写信给哈耶克六周后发生的事，改变了她的主意，也改变了政商财团十字军的命运：1982年4月，阿根廷入侵曾被英国殖民统治的马尔维纳斯群岛。马尔维纳斯战争，或阿根廷人所称的马维纳斯(Malvinas)战争，在历史上对英国是一场胜利，但战役规模相当小。在当时，马尔维纳斯群岛没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阿根廷外海的岛群距离英国数千英里，防守和维护的成本极高。它对阿根廷用处也不大，虽然在海域之内有一个英国前哨站被认为有辱国家尊严。阿根廷传奇作家博格斯(JorgeLuisBorges)辛辣地形容这场领土争端是“两个秃头男人争一把梳子”。

　　从军事观点，这场历时11周的战争似乎没有任何历史重要性。不过，为人忽略的是，战争对自由市场计划的影响却极其深远：马尔维纳斯战争给了撒切尔所需的政治掩护，让她得以进行一场在西方自由民主体制首见的激进资本主义转型。

　　冲突的双方都有充分理由想打一场战争。在1982年，阿根廷的经济因为不堪外债和贪腐而濒临崩溃，且人权运动势力日益高涨。由格尔蒂埃里(LeopoldoGaltieri)将军领导的新军政府判断，唯一比军政府持续镇压民主所招致的愤怒还要强大的力量，就是反帝国主义情绪，因此格尔蒂埃里在英国拒绝放弃群岛时便巧妙地激化反英情绪。不久后，军政府把阿根廷的蓝白国旗插上那些岩石嶙峋的外岛上，举国随之一片欢腾。

　　当阿根廷宣称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消息传来，撒切尔发现那是扭转她政治前途的最后希望，并立即进入丘吉尔式的战斗模式。在这之前，她只表达过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增加政府财政负担颇不以为然。她曾削减对群岛的拨款，并宣布大幅缩小海军编制，包括防卫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武装舰队 这些举动被阿根廷将领视为显然英国愿意让出这块领土。(撒切尔的传记作者之一描述她的马尔维纳斯政策“无异于邀请阿根廷侵略”。)在备战期间，政治界全面批评撒切尔想利用军事行动达成个人政治目的。工党下议院议员班恩(TonyBenn)说：“看起来愈来愈像唯一攸关的是撒切尔夫人的名声，而与马尔维纳斯群岛毫无关系。”立场保守的《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则指出：“可悲的是，这个议题正迅速与英国内部本身的政治歧见混淆，而与眼前的事件无关。牵涉其中的不只是阿根廷政府的尊严，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名声、甚至存续，也牵连在内。”

　　然而尽管在备战时有这些合理的质疑，一旦军队部署完成，整个国家立即卷入一项工党决议文所形容的“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的心智状态”，把马尔维纳斯群岛视为英国没落帝国最后的一抹光辉。撒切尔称许举国充满“马尔维纳斯精神”，实际上这表示“甩掉这婊子”的怒骂渐渐平息，而“去你的军政府!”的T恤销路却一路长红。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未认真尝试避免摊牌。撒切尔不理会联合国，就像布什和布莱尔日后在伊拉克战争前的反应，他们对制裁或谈判都不感兴趣，双方感兴趣的都只有光荣胜利的结果。

　　撒切尔是为她的政治前途而战 而且她大获全胜。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胜利夺去255名英国士兵和655名阿根廷士兵的性命，但撒切尔被捧为战争英雄，“铁娘子”的称号从侮辱转变成高度推崇。她的民调数字也明显改变。撒切尔的个人支持率在战争过程翻升逾一倍，从初期的25%到结束时攀至59%，为她在次年的选举打下压倒性胜利的基础。

　　英国军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反侵略代号叫“企业行动”(OperationCorporate)，虽然对军事行动来说有点古怪，但结果证明有先见之明。撒切尔利用胜利为她带来的强大支持，推动她在战前告诉哈耶克不可能推动的政商财团革命。当煤矿工人1984年罢工时，撒切尔把僵局塑造成阿根廷战争的延续，呼吁采用类似的严厉解决方法。她宣称：“我们不得不对抗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部敌人，现在我们必须对抗内部的敌人，虽然他们更难应付，但对自由的危害却一样大。”撒切尔动员所有的国家力量对付罢工者，包括在一场对峙中派遣8000名挥舞警棍的镇暴警察，其中有许多骑马，突击一道工厂纠察线，造成约700人受伤。在漫长的罢工期间，受伤者达到数千人。正如《卫报》(TheGuardian)记者密恩(SeumasMilne)对罢工的完整报道《内部的敌人：撒切尔对抗煤矿工人的秘密战争》所述，首相要求情报单位加强对工会的监视，尤其是激进的工会主席史卡吉尔(ArthurScargill)，结果便是“英国有史以来最野心勃勃的反监视行动”。工会遭到许多情报人员和告密者渗透，所有电话遭窃听，包括工会领导人的住家，甚至经常光顾的炸鱼薯条餐厅。一位工会主要干部在下议院被指控是军情五处(MI5)派来的特工，想“颠覆和破坏工会”，虽然他否认这项指控。

　　罢工期间的英国财政大臣劳森(NigelLawson)在十年后解释，当时撒切尔政府视工会为敌人，他说：“就像在1930年代末为面对希特勒的威胁而备战。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和马尔维纳斯战争一样，撒切尔对谈判不感兴趣，一心只想打破工会，不管代价多高(每天增派3000名警力的成本确实很高)。站在冲突第一线的代理警佐奈勒形容那是“一场内战”。

　　到1985年，撒切尔也打赢了这场战争：工人因为挨饿而无法持续抗争;最后有966人遭解雇。这对英国最强大的工会是毁灭性的挫败，并对其他人发出明确的信息：如果撒切尔不惜一切代价打破全国仰赖照明和取暖的煤矿工人工会，生产较不重要产品与服务的弱势工会胆敢挑战她的新经济秩序，将无异于自杀，聪明的话还是接受提供的任何条件。这个信息和里根上任几个月后面对航空管制员罢工所发出的信息极为相似。里根说，航管员不肯上工已“丧失他们的工作权利，将被解除职务”。然后他出手一次便解雇了1.14万名美国最重要的员工 美国劳工运动直到今日仍未从这次休克完全复原。

　　在英国，撒切尔把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对煤矿工人的战果，加码押在她达成激进经济目标的大跃进上。从1984年到1988年，英国政府把英国电信、英国天然气、英国航空、英国机场管理局和英国钢铁等大企业私有化，并出售持有的英国石油股份。

　　就像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击，为一位不得民心的总统创造推动大规模私有化的机会一样(在小布什的例子是安全、战争和重建的私有化)，撒切尔利用她的战争推行西方民主国家首见的私有化大甩卖。这才是有历史意义的真正“企业行动”。撒切尔成功利用马尔维纳斯战争，是无需军事独裁统治和酷刑室就能推动芝加哥学派经济计划的明证。她证明只要有规模够大的政治危机可以鼓动，有限版的休克治疗也能在民主政体实行。

　　不过，撒切尔仍然需要一个敌人来团结国家，一个极端的情势可以合理化她采取紧急措施和镇压手段 一个让她看起来强悍而果断、而非残暴而压制的危机。战争完美地达成她的目的，但马尔维纳斯战争在80年代只是一个异常事例，一个早期殖民冲突的返祖现象。如果80年代是许多人宣称的和平与民主新纪元的黎明，那么马尔维纳斯式的冲突将不够频繁，不足以形成一股全球政治风潮的基础。

　　弗里德曼在1982年写下一段影响深远的话，最适合用来总结休克主义：“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当危机发生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周围人们的想法。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职责：提出现行政策的替代方案，让它们保持活跃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禁区变成政治上的必需。”这些话将变成他的运动在新民主时代的某种咒语。梅尔泽详细解说这种哲学：“理念是替代方案，等待着危机出现以作为改变的触媒。弗里德曼的影响模式就是让理念取得正当性，使它们可以忍受，并在机会出现时值得努力实现。”

　　弗里德曼理想中的危机并非军事危机，而是经济危机。他了解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决策是根据互相竞争的利益之间的推与拉 想要工作与加薪的工人、想要降低税率和解除管制的雇主，以及必须在这些竞争势力间取得平衡的政治人物。不过，如果经济危机发生而且十分严重 货币崩溃、市场崩盘和大衰退 会把所有秩序打乱，而领导人便能以国家急难之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宣称的必要措施)。从某一方面看，危机就是无民主区(democracy-freezone) 这是承平政治之间的空隙，对合议与共识的需要此时似乎并不适用。

　　市场崩盘可扮演革命性改变的触媒这种想法，在极左派有悠久的溯源，最为人熟知的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认为恶性通货膨胀因为摧毁了货币的价值，把大众更进一步带向资本主义本身的毁灭。这种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传承的左派分子，随时在预测资本主义会在何种情况陷于“危机”，就像福音教派的基督徒永远在等待开悟的迹象。在80年代中期，这种共产主义的想法开始经历强烈的复苏，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接手，宣称就像市场崩盘可以促成左派的革命，它们也可以用来激发右派的反革命。这套理论后来被称为“危机假说”。

　　弗里德曼对危机的兴趣显然也是想向大萧条后左派的胜利学习：市场崩溃后，过去在荒野中疾呼的凯恩斯及其门徒，已经准备好他们的思想和解决方案 新政。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弗里德曼和他的企业赞助者曾尝试效法这个过程，准备好他们独家品牌的灾难理论。他们不辞劳苦地建立一个新右派智库网络，包括传统基金会与卡托研究所，并制作了散播弗里德曼思想的重要工具，例如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十集的《选择的自由》(FreetoChoose)电视节目 由一些世界上最大的企业赞助，包括盖帝石油(GettyOil)、泛世通轮胎(Firestone)、百事可乐、通用汽车、贝泰(Bechtel)和通用磨坊(GeneralMills)。当下一个危机发生时，弗里德曼决心要让他的芝加哥男孩都已经准备好理念和解决方案。

　　在他首度提出危机理论的80年代初，美国正陷于经济衰退，受到高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双重打击。而今日称作里根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政策，在华盛顿确实势力庞大。但即使是里根也不敢实行弗里德曼梦想的全面休克治疗，如同他在智利所开出的药方。

　　同样的，拉丁美洲国家将再度成为弗里德曼危机理论的试验场 这一次将不是由芝加哥男孩带领，而是新一代的震撼医生，一种较适合新民主时代的震撼医生。